新生代農民工農村社會適應性障礙的社會學分析[內容提要]農民工的社會適應不僅包括農民工對城市社會的適應，還包括他們對農村社會的適應。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他們不僅在對城市社會的適應方面存在重重障礙，而且對農村社會的適應方面也存在諸多障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層面，主要是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基本的農業生產技能和農村生活技能；二是社會層面，主要是新生代農民工在移出地農村的社會關系網絡狹小和“陌生化”以及同齡群體支持網絡的缺失；三是心理層面，主要是合法性的規范壓力和新生代農民工參照群體的改變以及由此帶來的心理失衡。[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農村社會適應性障礙一、問題的提出近年來，國內學術界關于農民工社會適應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農民工群體如何適應城市社會生活這一個方面。如王春光用“半城市化”來概括農民工群體在城市社會里的適應狀況。朱力從經濟、社會和心理三個層面探討農民工群體的城市適應，認為當前農民工群體的城市適應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政策性與制度性因素阻礙了農民工對城市社會更深層面的適應。吳振華將農民工對城市社會的適應模式分為兩種：融入城市社會和在城市中重建鄉村社會，并且認為后者是目前農民工城市適應模式的主要選擇。石剛等將農民工對城市社會的適應分為淺層適應階段和深入適應階段，認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是淺層適應問題，即如何讓廣大農民工在城市有立足之地，使他們對城市生活感到比較滿意。綜觀這些研究，無論其方法和結論有多大出入，但其背后卻隱含著一個共同的假設，即認為從農村來到城市的農民工，他們對農村老家的社會是完全適應的，畢竟那是他們的出生地。但現實是否真的如此呢？在本文中，筆者將以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作為分析對象，來探討此問題。農民工，作為一個游離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特殊社會群體，之所以被學術界建構成為“農民工問題”，說到底是由宏觀社會結構中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巨大張力在這個群體身上烙下的印記。因此，有關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必須兼顧農村和城市兩個方面，顧此失彼實難深入。本文將農民工社會適應問題的研究目光轉向對農村社會的適應這一個方面，希望學術界能對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和認識更全面一些。二、概念的界定一、新生代農民工根據現有文獻，新生代農民工這個概念最早出自于王春光研究員提出的“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王認為“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主要有兩層含義：一層含義是他們是年齡在25歲以下、于上世紀90年代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村流動人口，他們與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在社會閱歷上有著明顯的差別；另一層含義就是他們不是第二代農村流動人口，因為他們畢竟不是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在外出過程中出生和長大起來的，而是介于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過渡性的農村流動人口。這里之所以將他們與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進行區別研究，是因為它們有著不同的認同、生活期望和行為。由此可以看出，這個概念是在中國農民工群體內部出現了明顯的代際分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在隨后的諸多經驗研究中也確實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具有與第一代農民工明顯不同的群體特征，如有媒體將之概括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目前，有關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文章大都沿用了王春光的概念界定方法，即強調兩個標準，一是出生年代，上世紀80年代后出生的具有農村戶籍的青年；二是外出務工年代，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外出務工。這兩個標準缺一不可，本文也沿用此一界定。二、社會適應適應（adaptation）是來源于生物學的一個名詞，深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影響，主要用來表示能增加有機體生存機會的那些身體上的和行為上的改變。后來，適應一詞被引入心理學、行為科學以及系統論、控制論等學科領域。實際上，在社會學的奠基人物斯賓塞那里，就開始有關于社會個體適應社會環境的思想。由于適應一詞在各個學科領域的廣泛應用，所以每個學科對適應的定義也各不相同，在生物學領域，適應主要指生物適應，如生物有機體通過遺傳和變異來適應新的環境；在心理學領域，適應主要指心理適應，如視覺分析器的明適應和暗適應，噪聲作用下聽覺鈍化等；在系統論里，適應主要指功能適應，如子系統隨著母系統結構的變化而調整自身功能等；在社會學領域，適應主要指社會適應，主要指社會個體從外界環境中獲取所需的各種資源來滿足自身生存與發展之需要。朱力（2002）將農民工階層的城市適應劃分為三個依次遞進的層次：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和心理層面。本文沿用這個分類體系，具體來說，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社會的適應也應包括以下三個層面：一是經濟層面的適應，主要指從周圍環境中獲取物質資源的能力，如生產、生活技能等；二是社會層面的適應，主要指從周圍環境中獲取社會支持的能力，如社會支持網絡的建構等；三是心理層面的適應，主要指從周圍環境中獲取心理和情感上的需求，如生活滿意度、認同感等。三、新生代農民工農村社會適應障礙的表現會發現，新生代農民工除了在春節期間還能夠在農村老家呆較長時間外，由于春節期間同村的年輕人都回到了家鄉。而在在其它時間斷返鄉的新生代農民工都不可能在家里呆很長時間，因為他們得整日面對著老人和小孩，找不到一個同齡人。三、心理層面的不適應（一）合法性的壓力根據李超海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工外出務工行為的動機隨著時間的變遷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轉向。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農民工外出務工的直接動機受制于經濟理性，即進城務工可以帶來比在家鄉務農更高的經濟收益。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在欠發達地區的農村，農民工的外出務工行為逐漸上升為當地農民的一種“意識形態”或制度化規范，它武斷地認為外出打工，特別是到大城市甚至國外打工是有出息的、有本事的表現，而相比較而言，如果一個農村青年長期呆在農村，連一次城市也沒去過，連火車都沒見過，那就會獲得一種“窩囊費、沒出息的”社會性評價。而這兩種動機的差異也明顯地體現第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身上，一般地，第一代農民工的外出務工行為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務實的經濟理性，而新生代農民工則更多地受制于當地農村的合法性規范。個體的行為和心理深受社會結構之影響，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也不例外。在強大的社會規范壓力面前，那些違背這些社會規范的農村青年，常年留守農村，必然會遭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巨大的社會壓力，這種壓力會造成他們在心理上的自卑、失衡，釀成對農村社會的適應性障礙。（二）參照群體的改變新生代農民工雖然在法律身份上被認定為農民，但是他們真正在農村生活的時間極其短暫，對農村的社會記憶極其模糊，在學校受的教育基本上也是以城市社會為榜樣的文化。因此，與第一代農民工對土地懷著深厚的“鄉土情結”、對農村有著“自然的”認同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在這方面則顯得相當缺乏。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關系網絡在城市，他們從學校教育中也潛移默化地將城市人作為自己的參照群體，因此，在社會認同上，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城市這一端。在現實中，我們會發現很多新生代農民工在穿著上已經與城市青年無異，他們穿牛仔褲、染黃頭發，都是他們在內心里將城市人作為自己參照群體的表現。由于參照群體的改變，導致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在返鄉后，會出現強烈的心理反差和失衡。他們往往不會“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在返鄉后，仍用普通話給父母交流，動不動就拿農村和城市比較，造成留守家鄉的親戚、朋友與新生代農民工之間產生摩擦和沖突，加劇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困惑和壓力。四、結論和討論綜上所述，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他們不僅對城市社會的適應方面存在重重阻礙，而且對其移出地的農村社會方面，也存在各種適應性障礙。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種障礙主要表現三個方面：一是經濟層面，主要是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基本的農業生產技能和鄉村生活技能；二是社會層面，主要是新生代農民工在移出地農村的社會關系網絡狹小和“陌生化”以及同齡群體支持網絡的缺失；三是心理層面，主要是合法性的規范壓力和新生代農民工參照群體的改變以及由此帶來的心理失衡。研究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社會的適應性障礙，有利于提醒我們在考慮農民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