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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溫婷婷學號:2008220028【摘要】

:蘇聯、東歐巨變是20世紀人類歷史的一件大事,它不止意味著一個超級大國的崩潰,而且還意味著長達七十年之久的蘇聯社會主義和一批東歐社會主義試驗的失敗。這個歷史事件要比一百多年前巴黎公社失敗所包含的內容與提供的歷史教訓豐富的多和深刻的多。因此,蘇聯和東歐發展過程中來研究其興亡原因,并在此基礎上總結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經驗教訓,無疑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關鍵詞】

:蘇東劇變;社會主義;改革;教訓

【正文】

一、蘇東劇變的背景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首先是從東歐開始的。東歐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后,都套用了蘇聯模式,從而形成了一種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蘇聯模式本來是一種在非常狀態下實行的特殊模式,但蘇聯領導人戰后不加思索的“輸入”到東歐,其弊端日益顯露,因而也就陸續出現了改革蘇聯模式,走自己的路的改革現象,因此,包括蘇聯在內的蘇東地區先后不同程度地卷入了社會主義改革的浪潮之中,形成了不可逆轉的態勢。然而,蘇聯東歐的改革并沒有達到完善社會主義的目的,相反,改革進了死胡同,各種矛盾的激化達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終使社會主義失去了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共產黨政權喪失。

1988年夏,蘇聯的改革面臨復雜形勢。一方面經濟改革陷入停滯狀態。另一方面左翼激進有了較快的發展。到了1990召開的蘇共28次代表大會后,蘇聯的形勢發生劇烈變化,各種政治勢力紛紛進行組合,基本形成了以葉利欽等為首的“激進派”,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中間派”和以利加喬夫為首的“傳統派”三種勢力。在此背景下,爆發了8.19事件,應當說,亞納耶夫等發動的819事件詣在阻止蘇聯的演變。但是,819事件的迅速失敗卻加速了蘇聯演變的步伐。具有93年黨史,執政74年的蘇共頃刻土崩瓦解,曾在蘇聯各地飄揚的蘇共黨旗降落了,蘇共的瓦解是蘇聯演變的“里程碑”。沒有蘇共的蘇聯,必將走上解體之路。

東歐劇變首先從波蘭開始,其次是匈牙利,民主德國""雖然各國演變的過程基本一致,但東歐國家政權轉移方式卻大不相同,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一是執政的共產黨最高層內部發生了裂痕,自己搞垮了自己,最終喪失了國家政權,比如匈牙利;二是執政的共產黨在國內外的綜合作用沖擊下曾試圖加以抵抗甚至回擊,但在“團結,和睦,合作,共事”的口號下一步步地妥協退讓,從而被逼交出政權下臺,如波蘭,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三是通過襪子沖突的斗爭形式實現政權的更替和突變,這是東歐劇變中最為激烈和尖銳的一種,如羅馬里亞。

二、蘇東劇變的原因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任何重大的社會變遷和歷史事件,都是一種臺力的結果。作為20世紀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蘇東劇變既有主觀原因,又有客觀原因;既有歷史原因,又有現實原因;既有內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既有直接原因,又有根本原因。因此我們應該進行客觀的、歷史的、全面的、辯證的分析。

1、西方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是蘇東巨變的外部原因。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就采用各種手段,對速凍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他們利用人員往來,以接觸促演變;利用大眾傳播媒介,進行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以維護人權為名,干涉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大力扶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對派組織,支持他們搞動亂,亂中奪權;利用經濟貿易和援助,對社會主義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其做出政治上的讓步等等。在蘇聯,西方敵對勢力也從未停止過支持政治反對派即所謂不同政見者的活動。特別是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隨著“民主化公開性”方針的推行,西方敵對勢力支持蘇聯政治反對派向共產黨奪權、顛覆社會主義的活動進一步加劇。這在1991年8.19事件中表現的最為露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明目張膽地從各方面施加壓力,對8.19事件的迅速失敗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說,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對蘇東劇變起了催化作用。

2、歷史問題的積淀所造成的潛伏危機是蘇東巨變的歷史原因。十月革命開辟了新時代,指出了新道路,但革命本身并沒有、也不可能同時解決社會主義建設的模式問題。斯大林模式(野雞“蘇聯模式”)是在列寧逝世后經過許多年的實踐逐漸形成的。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歷史合理性,并發揮過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存在的嚴重弊端在實踐中長期得不到糾正,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原則不僅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反而被嚴重扭曲變形了,從而在整體上減緩了社會主義的發展。

3、經濟長期沒有搞好是蘇東劇變的基礎性原因。蘇聯改革了30余年,直到解體。舊體制的基本框架仍幾乎原封不動,致使矛盾不斷記敘和激化。這一時期,東歐國家除民主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外,普遍經濟不發達,使人民生活長期處于低水平。到蘇東劇變前夕,蘇東各國經濟形勢嚴重惡化,有的國家社會生產已從原來的低速增長變為負增長。這不僅損害了社會主義的形象,而且導致了群眾思想混亂及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仰危機,為國內外、黨內外社會主義敵對勢力的進攻及“和平演變”圖謀的手提供了條件,也為戈爾巴喬夫等人的反馬克思主義路線提供了溫床。這無疑是蘇東劇變的基礎原因。我們之所以說蘇東經濟長期沒有搞好是其巨變的基礎性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是因為經濟沒有搞好。如果黨的領導人頭腦清醒,路線對頭,就可以進行深刻反思,探究癥結所在,摸索出一條發展的新路子。換句話說,如果黨的路線正確,即使經濟沒有搞好也不至于發展到丟掉政權的地步。甚至可以這樣說,蘇東的經濟還沒有惡化到非要更換政權不可的地步。所以說,如果過分強調經濟原因,把蘇東劇變主要歸因于經濟落后和經濟建設沒有搞好,就會在政治上得出有害的結論。

4、“改革”變成“改向”是蘇東劇變的直接原因。蘇東各國的改革困難雖多。阻力雖大,但如果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堅持正確的路線和方向,并不是找不到一條可行的改革途徑,關鍵在于,戈爾巴喬夫等人的錯誤路線葬送了改革。1985年,戈爾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后就推行改革,但在他執政的6~7年中,在如何進行改革,改革的突破點選在何處,沿著什么方向進行改革等一系列問題上犯了重大錯誤,使改革的性質、方向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以致最后搞的蘇聯居民面臨挨餓的地步,人民并沒有從改革中得到實惠,反而怨聲載道,對改革失去信心。經濟體制改革受挫,戈爾巴喬夫繼而轉向搞政治體制改革。東歐國家的改革導致了社會主義制度徹底崩潰的悲劇,其直接原因就是蘇東國家把“改革”變成了“改向”,不是“徹底改革舊體制”,而是徹底拋棄了社會主義制度。

5、執政黨的理論和路線錯誤是蘇東劇變的決定性原因。一個政黨的理論、路線和綱領就是一面旗幟。蘇聯東歐之所以發展到今天這樣,確有西方敵對勢力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因素,但是歸根結底,是蘇聯東歐黨的領導者推行了一條錯誤的路線,錯誤的方針和政策,嚴重脫離了群眾所造成的。考察蘇東演變的全過程,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決定性原因歸根結底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集團在錯誤理論指導下推行了一條錯誤路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背棄了社會主義道路的結果。而東歐是戈爾巴喬夫推行“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的實驗田,所以結果是一樣的。

三、蘇東劇變的教訓

1、所有模式、制度、戰略的制定都需要根據自身優勢和發展需要而制定,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不可因循守舊,更不可盲目抄襲和競爭。

各個國家的自然資源、地理位置、歷史條件、人文素質都不一樣,各有其優勢,在制定制度和戰略之前一定要認真清楚這一點。蘇聯在經濟上一味地偏重重工業,而忽略了自身資源的問題。就一個國家內部而言,各個地區也各有其特色,如果一味的在全國范圍內倡導某一行業,這也違反了從實際出發的馬列主義思想。上文中提到,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使用在當時確實對國家經濟起到了一定的調節作用,但是進入國民經濟恢復期和工業化時期后還是一味地采用過時的經濟政策,必將大大地阻礙經濟的發展。這些教訓我們應該汲取。

2、生產關系的改革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

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歷史事實都告訴我們,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制度而進入社會主義,但是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生產力的充分發展過程是不可超越的。馬克思所描述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兩個社會主義的中藥特征,是以發達的生產力為基礎和依據的。“蘇聯模式”以事實告訴我們在生產力水平低下,尚未擺脫貧窮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搞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最后只能葬送社會主義,因而貧窮落后的國家搞社會主義建設,必須要把經濟建設放在中心位置,以便盡快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必須把不斷提高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3、注重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國家要充分培植各種要素市場,但市場的自然發育可能出現資源配置的盲目性,造成失誤和浪費,這也需要國家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在自覺運用市場規定的前提下,通過改變產業間的資源分配、或對某些產業的組織形式進行干預、或對某些產業的技術水平提出要求,以引導、指導、鼓勵實現各產業部門間的資源合理配置,減少資源和浪費和盲目的市場競爭所可能造成的對國家整體利益的損害。

4、深刻認識社會主義本質,堅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反復證明: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定不移地把發展經濟作為中心任務,堅持改革開放,才能使社會主義充分發揮其巨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列寧在十月革命后就明確指出:“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這一指導思想對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都是適用的。分析蘇聯的解體歷程,可以明顯地看到,相愛人民生活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以重工業為主導和追求數量第一的經濟戰略,嚴重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

另外,“蘇聯模式”的教訓還警示我們要注意社會兩極分化問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等等。

由此可見,順應時代發展,不斷改革經濟體制中不適應時代要求的弊端,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然要求,也是時代發展的客觀規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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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佛學對蘇東坡的影響佛學對蘇東坡的影響

摘要:蘇軾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思想、人格都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并與儒家、道教思想融合,構建起卓然獨立的思想和人生境界。關鍵詞:蘇軾,佛學,禪宗思想

中國佛學在文學作品的表現,多是通過禪宗悟道之思想而反映。禪宗祖師會運用各種教學方法,以求達到這種境界,稱為開悟。其核心思想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意指透過自身實踐,從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達到真正認識自我。蘇軾自命為“居士”,自稱“洗心歸佛祖”(《和蔡景繁海洲石室》),他的禪話被收入禪門語錄,他本人也被看作是臨濟宗黃龍派慧南弟子東林常總的法嗣(陳中浙著:《蘇軾書畫藝術與佛教》),而蘇軾的人格和人生確實與佛家的影響有著深切的關聯。

(一)對內容素材的影響

蘇軾經常將佛典禪語作為詩文的素材,其作品中比比皆是,以下僅舉幾例用得比較巧妙的。

“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如夢令》

即是用詞來說明《維摩經o佛道品》“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凈花,浴此無垢人”的道理,喻一切本自清凈。這和六祖慧能的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表達的是同一種道理,即“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身想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也就是說,一切皆空。色即空,空即色。作為塵世人,蘇軾是參透了這些本真的。來去本無一物,所以就算是“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但“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岡”。斷腸處,仍有月明如水。

像《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二首》中的“中間見在心,一一風輪轉”,其前句借用了《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的說法,后句則化自《維摩詰經》的“是身無作,風力所轉”。此類例子說明了蘇軾對佛典禪語的運用極其純熟,到了信手拈來的地步。

(二)對寫作手法的影響

1、以“妙悟說”澄懷靜心,詩法合一

“妙悟”是佛家“解脫論”的重要法門,指以非理性的直覺體悟來追求對佛理實相的領悟。用在文學上是指超越文字的限制,以虛靜之心來體悟意境。蘇軾自己認為文學創作者惟有象參禪一樣,澄懷靜心諦觀萬物,才能培養出良好的創作心境,表達出精深的意境。蘇軾在《送參寥師》詩中說:“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閱世走人間,觀身臥云嶺。咸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

蘇軾認為要想讓詩達到妙,最好能做到“空”與“靜”,因為“空”可以容納大千境象,“靜”可以把握萬物之機。蘇軾的很多詩文就是以這樣空靜無礙的參禪心境來創作的。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說:“東坡詩善于空諸所有,又善于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這說明蘇詩的思維方式與禪悟確實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另一方面,“詩法不相妨”,好的詩文也可以引發禪悟,正如蘇軾名句:“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余首,讀至夜半,書其后》)。

2、以“無住說”靈動文思,隨物賦形

佛家“解脫論”的另一重要方法是“無住”。《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壇經》曰:“于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無住說”對蘇軾突破束縛,無拘無束的文學創作手法起了很大的作用。蘇軾作文時的那種盡情盡意的感受,正如他在《自評文》里描述的那樣:“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蘇軾作文的思路就如萬斛之源泉,滔滔不絕一瀉千里。其通無滯無礙、任意自然,若非在思維方式上有了變化,這種暢快自由奔放的創作狀態是很難達到的。而正是佛家的“無住”思想促使蘇軾在思維方式上發生了變化。佛家認為,人的束縛由執著引起,能夠不執著,才有獲得真正自由的可能。萬物千變萬化,此心寂然不動,與萬物接觸卻并不執著。“無住”思想運用在為文上,就是作文而不被文所累,如此才能通達無礙、自然奔放地進行創作。

3、以“翻案法”追進透破,翻新出奇

“翻案法”是佛家偈頌的常用手法,指推翻前人或多數人認同的某一的說法,反其道而行,表達出對佛法的領悟。“翻案法”體現了佛家特有的思想方法,佛家要學人認清形而下世間的真相,不被萬法迷惑,不被陳規束縛,開放心靈,窮追不舍,去領悟形而上的萬法實相。這也正是“解脫法”的真實精神。“翻案法”用在詩文中則是指,作詩者推翻詩中原先的說法,然后追進一層寫出真正要表達的意思。蘇軾在詩文的創作上經常運用“翻案法”。清代劉熙載在《藝概·詩概》中說:“東坡詩推倒扶起,無施不可,得訣只在能透過一層及善用翻案耳。”根據劉石的研究,蘇軾在詩文中使用“翻案法”有兩類情形:第一類是“以禪家的翻案手法表現禪家思想”,第二類是“從內容上說與佛理無關,但其翻案法所獨具的‘追進一層’的構思,仍能使人感覺到它們與‘禪悟’之間的某種內在契合”(劉石著:《蘇軾文學創作與佛學》,《有高樓雜稿》)。

(三)對作品意境、主題的影響

蘇軾對人生的思考,自然包含著入世的思想,而更為明顯的卻是出世思想。蘇軾的文學作品正如李澤厚先生在《美的歷程》中所說的:“其中總深深地埋藏著某種要求徹底解脫的出世意念。”而這種要求解脫的出世意念,無疑與佛家思想的影響有著密切的關系。蘇軾曾這樣記取佛語:“佛云: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而況我在此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賢愚、得喪,所計幾何,惟有勤修善果以升輔神明,照遣虛妄,以識知本性,差為著身要事也。”(《蘇軾文集補遺十段記佛語》)人生短暫,迷于“空華起滅”,則苦海無邊永無解脫,而參透萬法虛妄,識取本來面目,便能鉤斷一切掛礙,了悟生命終極價值之所在。蘇軾一生任性隨緣、放曠達觀、超塵脫俗,以自己的人生實踐了這樣的“著身要事”,他不是禪師,卻把禪和人生結合得渾然一體,讓我們看到了佛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人中的巨大力量。蘇軾這樣的生活品行和人生境界,在其文學作品的主題和意境中得到了反映。從具體作品來看,有以下四個相關聯的方面。

1、世間如幻,人生如夢

佛教將其教義總結概括為“三法印”,即“無常、無我、涅槃寂靜”。而其中的“無常、無我”都在于說明世間萬法現象的虛幻和不真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蘊”指色、受.想、行、識,是佛家概括世界和生命的五種現象,《心經》認為這“五蘊”都不實在。《金剛經》的名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以及著名的“六如偈”都是講,現實中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不真實的幻影。面對“三千大千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蘇軾從照遣萬物入手,悟出世事如幻、人生如夢的道理。因此,蘇軾的筆下常常會感慨:“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蘇軾兄弟同父親一起赴京趕考時,路過澠池,曾在一處寺院投宿。寺院里的老僧熱情接待了他們。五年后,蘇軾又路過此地,而物是人非,老僧已經去世。于是蘇軾寫下了這首詩《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無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鴻飛那復計東西”,人世間的變幻何嘗不是如此。曾經莊嚴的生命,化作沉默的墓塔,恍若一夢。

2、破除分別,不作揀擇

蘇軾從了悟世間如夢幻,進而參悟到世間萬法的各種分別也只能是虛妄,“在此空華起滅之中,寄此須臾貴賤、壽夭、賢愚、得喪,所計幾何”,因此,蘇軾運用“不二法門”破除分別不揀擇,世事萬端不介懷。

“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淡酒可以醉人,草木可以飽肚,萬法本空,本無不同。《維摩經》中說,世間萬物“生滅不二”、“自他不二”、“垢凈不二”、“善惡不二”、“明無明不二”、“色空不二”,“語默不二”、“小大不二”。這種種差異很大、甚至對立的事物,都是“不二”,都是“一”,這便是佛家的“不二法門”。學佛者要參悟事物的本質,須從不二法門入,參破事物的種種分別。禪宗三祖僧璨《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蘇軾食杞菊而甘之如飴,體悟到了“不二法門”的深義,“無往不樂,游于物外”而接近于形而上的高境了。

3、緣起性空,真實本性

“也無風雨也無晴”,蘇軾從了悟世間如夢,參破一切分別,“照遣虛妄,以識知本性”,參悟到萬法虛妄背后的真實本性,這本性即佛家說的“緣起性空”。一次,蘇軾聽友人撫琴,禪機大動,作了一首《題沈君琴》:“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有琴無人彈則無法出聲,有人無琴亦無以出聲,琴與指因緣相合,遂有琴聲。琴與指因緣相離,琴聲遂滅,此詩表達了事物由因緣合和的佛理。

“緣起性空”是佛法“實相論”的核心內容。“緣起”即“諸法由因緣而起”。就是一切事物或現象,都依賴相對的互存關系和條件而生起。佛曾給“緣起”下了這樣的定義:“若此有則彼有,若此生則彼生;若此無則彼無,若此滅則彼滅。”(《中阿含經第四十七》)也就是說:一切現象法,必然是在同時或者異時的互相依存關系中存在,亦即在某種關系和條件中存在,沒有任何一個現象是絕對的存在。“緣起性空”是宇宙萬有的真實相狀,“空”并非空無一物,而是佛家對諸法實相的描述。大乘佛教以實相為法印,稱為“一法印”,一切大乘經教,都以實相的道理來印證。

4、處染不染,得大自在

參破萬事虛妄,參得萬法實相,在塵世間,蘇軾最終能夠處染不染,“無所得而暢快”“無所往而不樂”,得大自在。

蘇軾自命為“居士”,但他并不看重佛教的清規戒律。宋時的公家應酬場合,常有官伎相陪,蘇軾對此并不刻意回避。杭州大通禪師,戒律清嚴,一次蘇軾竟然帶著伎女琴操前去拜訪,禪師很不高興。蘇軾提筆作了一首《南歌子》詞,讓琴操唱給老禪師聽。詞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嫌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

“宗風嗣阿誰”是禪門的一個公案。有人曾拿這句話問臨濟宗楊岐派的開創者方會禪師,方會禪師回答說:“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意謂楊岐派無固定的路數,隨緣而發而已。蘇軾此詞是說,白發阿婆和妙齡女子都可以是參禪的契機。

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說:“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蘇軾的價值不僅在文學藝術上,更在于他那種形而下與形而上、入世與出世、治平理想與心性之學圓融自足的人格和人生境界。蘇軾的人格和人生深受佛家的影響,李澤厚先生在《華夏美學》中闡述佛學對中國傳統文化人的影響時說:“真正有重大影響和作用的,是佛學禪宗在理論上、思想上、情感上的超越的形上追求,給未出家當和尚的知識分子在心理結構上,從而在他們的文藝創作、審美趣味和人生態度上所帶來的精神果實。”中國傳統文化對形上本體是有著特別追求的,蘇軾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代表,儒、道思想對他的影響和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而精研窮究形上本體的佛家思想對蘇軾的影響和作用則更加令人矚目。文學體現的是人的精神,從文學看開去,我們看到的是佛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人生命的深刻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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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家庭背景對蘇東坡的影響家庭背景對蘇東坡的影響

父親:

蘇詢(1009——1066),字明允,號老泉,四川XX縣區人。蘇詢去世以后,很了解他的歐陽修在《老蘇先生墓志銘》中記載說:蘇詢少年時代“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即蘇詢青少年時是個很不喜歡讀書的人,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勞動、游歷和結交朋友中渡過的。

蘇詢一直到“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但是,他后來卻“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為吾學也。’”

由上可見,蘇老泉年輕時是個有些吊兒郎當的人,或者說有些小叛逆吧。其實,我們不難由此看出蘇老泉的反叛精神——想必他小時候肯定是個天資不凡但極有個性,不服管教的孩子。這樣的人生之路也使他在二十七歲幡然醒悟后對于讀書有了與常人不一樣的、或者說比常人更深的感悟吧。有了這樣的感悟,也就是他本身具備的豐富的社會生活實踐經驗,再加上其原本被掩沒的天才的顯現,才令他的文章更顯得別具一格。他無可替代,自成傳奇。

我們可以發現,蘇洵對于科舉考試的態度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他認為“此不足為吾學也”,并不怎么看得起那些應試科舉的教條知識;另一方面,為了孩子的官仕前途,蘇詢在自由發展自己的同時,還是不能免俗,又要求蘇軾和蘇轍兩個兒子必須按照當時的科舉知識要求去學習。后來東坡在《答李端叔書》中說:“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以應舉而已,既及第進士,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表現出其實蘇軾本人對于這種學習方式并不贊成。參考了父親一生的經歷,蘇軾肯定對科舉考試也有了自己的見解與看法,他認為這樣的只為應付科舉考試,只為求取功名利祿而去學習的學習方法并不能夠給當事人帶來真知識。由此可見,蘇洵其實是個有遠大抱負的人,在那個時代,他能報效國家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科舉考試做官,自己實現不了這個夢想,就把希望寄托在兒子身上。但這樣一位有才氣的父親,肯定令二蘇在各方面受益匪淺吧。

母親:

一次,蘇母教蘇軾讀《后漢書》時,讀到了《范滂傳》,蘇母為范滂母子不畏暴,為了正義而視死如歸的崇高精神深深地感動,不禁放下書來,喟然嘆息。年幼的蘇軾也深深被感動,他問母親:“如果我長大后,跟范滂一樣,不惜舍身就義,母親會允許嗎。”蘇母肅然答道:“如果你能學范滂的樣,難道我就不能做到像范滂的母親一樣嗎。”

而且程夫人心地仁慈,極厭殺生,也常常讓自己的家人、兒女愛惜幼小的生命。《東坡志林》: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地,眾鳥巢其上。武陽君(程夫人的封號)惡殺生,兒童奴仆,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于低枝,其彀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為珍異難見,而能馴擾,孰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為異事。”

司馬光在為程氏所寫《蘇主簿夫人墓志銘》中贊美她“喜讀書,皆識其大義。”并說:“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十八年,歸蘇氏。程氏富,蘇氏極貧。”程氏嫁入程家后,兩人婚姻生活曾一度過得十分艱難。于是,有人建議程氏求助于自己的娘家,但卻被有志氣的程氏一口拒絕了,她不愿意聽到別人說自己丈夫靠她家里接濟來維持生活的閑言碎語。可以推測,蘇洵后來的發奮自強應該也與妻子的勸說有關系。蘇洵后來在《祭亡妻文》中也寫道,“昔予少年,游蕩不學,子雖不言,耿耿不樂,我知子心,憂我泯沒。”

蘇轍在記述他的母親時說。“生而志節不群,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

蘇母可稱是封建社會時的一位奇女子了。她教子有方,應不遜于刺字之岳母,斷織之孟母。而且她對于世事頗有見地,心地善良,又善持家,既賢又慧,堪稱相夫教子的典范。可以說,沒有這樣一位優秀的母親,就沒有后來的蘇軾、蘇轍兄弟倆的輝煌。

祖父:

蘇軾出生時,祖父蘇序六十三歲。七十五歲的祖父去世時,蘇軾已十二歲,祖父年輕時生的高大英俊,身體健壯,酒量極大,慷慨大方,是眉山的名人。蘇軾的童年天天與祖父相處,祖父的生活方式、政治理想、言談志趣、音容笑貌、都給蘇軾極大的影響。

蘇序淡于功名,不拘禮節,經常攜酒一壇與親友村翁在村外的地頭樹下席地而坐飲酒取樂,常常引起一些規矩拘謹的農民吃驚。一天他的兒子蘇煥考上了進士,并封了官,成都官府派人送來官家的喜報,因兒子中了進士,蘇序也因子登朝為官,被恩授大理評事,故后人稱其為“蘇廷評”。成都送喜報的人在村頭碰到他時,老漢正酩酊大醉,手里還攥著一大塊牛肉。他除了讓官差在鄉親們面前高聲宣讀了喜報以外,歡樂之中把手中的那塊牛肉也塞在官差送來的裝有官服的行李之中,讓一村中的小伙子背著,他則騎上毛驢往家里走去。

祖父信仰道教,但并不迷信,思想也開放,一天他在大醉之后,竟然走進一座廟里,在鄉親們的喝彩聲中,一棒把廟里的神象砸得粉碎,原來鄉親們都很憎恨廟里的那位主持,因他常以神象的名義向鄉親們勒索錢財。后來蘇軾給門人多次談到此事,并講:“祖父公如此鄙視官場,曠疏放達、思想開放,唯有識之士方能識之”。蘇軾幼年之時常隨祖父出入道觀,后來祖父又把他送進天慶觀跟著道士上學,在祖父的影響熏陶之下,蘇軾自幼愛讀《莊子》,喜歡《道德經》。因此蘇軾思想開放,善于融會貫通,所謂“少年讀書時,就能把儒、釋、道三家最好的品格和修養融到自己的修養當中”,也就不足為奇了。

弟弟:

“兄弟二人在政治上雖然看法相似,而且也立場相同,二人個性則通然相異。子由沉穩、實際、拘謹、寡言;而東坡則輕快、開闊、好辯、天真、不顧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為人可靠,而東坡之直言無隱,玩笑戲謔,則使人害怕。在親密朋友之間,東坡談笑風生夾雜驚人的雙關語。天下拘謹實際的人聽他說話,都覺得他隨時可以吐露真理,仿佛不論何事,只要是真,便值得說出口來,此外不知還有什么禁忌。

在文學風格上,也有一種差異——就猶如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和威廉·詹姆斯(wlliamjames)。東坡像威廉,子由像亨利。由各自的才氣上看,威廉原應當寫小說,而亨利應當寫心理與哲學性的論文。可是威廉·詹姆斯卻把他的才華和詼諧注入了通常干燥無味的心理學和哲學教科書,而亨利·詹姆斯則在小說的天地中注入了他人性的思想和觀察這樣充實的內容,這對世界的文化反倒有益而無損。子由沒有哥哥才氣的一半,但是他的文章內容充實,具有深度,使他在這一類文章之內,足稱大家。”

“蘇東坡對他弟弟說。‘我知道我一向出言不慎。我一發現什么事情不對,就像在飯菜里找到個蒼蠅一樣,非要唾棄不可。’

弟弟說。‘但是你要了解你說話的對方,有人你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不可以。’

蘇東坡點頭說。‘這就是我之所短。也許我生來就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誰說話,我都是暢所欲言。’”

蘇子由的性格似乎與哥哥恰為互補,他謹慎,沉穩,也比東坡更穩健實際。弟兄二人相親相愛,互相幫助(想必子由是給了在官場上像個小孩兒似不懂事的哥哥許多中肯的建議與幫助的)。蘇軾對弟弟的感情自然是很深的,流傳千古的“明月幾時有”就是他中秋懷子由之作。子由后來在給蘇軾所寫的墓志銘上說:“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這也恰好說明了兄弟二人手足情深相扶一生的兄弟之情。在一個兄弟和睦,美滿幸福的家庭中長大,顯然對東坡形成的友善豁達的性格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四篇:我對蘇東劇變的教訓的理解對蘇東劇變的歷史教訓的再認識

摘要。本文遵循辮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客觀簡要地分析了蘇東劇變的原因。蘇東劇變是20世紀來震撼世界最重要的事件,是國際共產主義史上遭受的最嚴重的挫折,其對我國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本文從以下個方面闡述我對蘇東劇變引起的教訓的理解。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本國的實際相結合。第二,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全力搞好經濟建設,關心人民生活。第三,社會主義必須堅持改革,但是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第四,堅持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第五,貫徹執行平等合作的民族政策,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

關鍵詞。蘇東劇變,原因,教訓。

唯物史觀認為重大歷史事件都是一種“合力”的結果。蘇東劇變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諸多因素中,西方“和平演變”得手,蘇東國家內部將“改革”變成“改向”,是兩個主要的直接原因;僵化的體制造成經濟發展遲緩,執政黨陷入深刻危機,嚴重脫離群眾,是兩個深層的根源;指導思想上背離和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根本的經驗教訓。

從1989年到1991年兩年的時間里,東歐一片社會主義國家全部垮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分崩離析,在我們搞清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政權垮臺的真正原因之后,正確總結其經驗教訓,就是非常重要的現實問題了。接下來我將從以下五個方面談談我對蘇東劇變給我國帶來的經驗教訓的理解。

第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本國的實際相結合。鄧小平在1956年就說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句話本身就是普遍真理”,“離開本國的特點去硬搬外國的東西,這條普遍真理就不能實現”。事實上,把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要求。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任何時候決不能丟,否則就丟了靈魂、丟了根本。但是,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必須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

十月革命勝利以后誕生的包括我國在內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都照搬照抄了斯大林模式,從而使這些國家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都相繼產生了與蘇聯極類似的難題和困難,也先后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挫折,有的在同資本主義的較量中敗下陣來。盡管原因不盡相同,性質也有差別,但同樣都同一個問題緊密相關,即沒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這是一個付出了很大代價的教訓。歷史已經證明,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各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注重理論創新,才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

第二,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全力搞好經濟建設,關心人民生活。從蘇東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多年來的經驗教訓中說明,經濟得不到發展,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就會影響社會主義的信仰度和凝聚力。不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不去排除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必然導致生產力落后,輕則帶來動亂,重則亡黨亡國。為此,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必須認清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要認清社會主義制度當前面臨的根本威脅是來自生產力落后,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水平和生活水平同發達國家以至新興工業國之間的差距。

在新時期,我們要堅持科學發展觀,大力貫徹科教興國政策,集中力量培養人才,以提高我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

一、

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以上“兩個堅持三個轉變”涉及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和重大關系,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領域。

第三,社會主義必須堅持改革,但是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嶄新方式,也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基本形式。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只有堅定不移地進行改革,才能革除傳統體制的弊端,把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改革應注意以下三個事項:

①改革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改革中的領導權問題是決定一切的關鍵問題。蘇聯東歐各國從50~70年代的改革,雖不徹底,但應看到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屬于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85年以后,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尤其是88年后,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綱領”政治改革,改變了黨的性質和目標,放棄了黨的領導,改革就成了改向。把原來的社會主義引向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②改革不能對歷史人物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對任何歷史和歷史人物都要一分為二,尤其是對社會主義的歷史及其領導人不能全盤否定。因為他們畢竟和社會主義事業相聯系。全盤否定他們的結果,必然會否定社會主義事業本身。改革應當以歷史的繼承性為前提,是保持歷史的連續性和變革性的統一。

③經濟改革的目標應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封閉的、高度集權的產品經濟模式是社會主義國家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步伐,必須建立適合本國國情的市場經濟,融入世界市場經濟之中。在經濟全球化和高科技發展的今天,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會有出路。

第四,堅持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黨的領導是決定社會主義興衰成敗的關鍵因素。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加強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使之適應改革和現代化的需要。共產黨應從以下諸方面加強自身建設:①在思想理論建設上,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努力將馬克思主義同時代特征和本國實踐相結合,探索和解決新問題,注意消除民主社會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堅持全黨思想上的高度一致。②在組織建設上,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發揮黨內民主,加強集體領導,嚴格黨的紀律。③在作風建設上,堅持群眾路線,密切黨同群眾的聯系,加強廉政建設,大力開展反腐敗斗爭。總之,執政的共產黨應該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走在時代前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第五,貫徹執行平等合作的民族政策。在多民族國家,重視民族問題具有特別重要意義,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民族問題起了特殊作用。馬克思主義一貫認為,各個民族不論大小、強弱、歷史長短,都是平等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消滅了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形成了平等、團結、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關系。但由于舊社會統治階級造成的民族隔核的影響,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會長期存在,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族特點,互相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解決民族問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充分考慮各民族的差異,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和習慣,堅定地執行平等合作的民族政策,促進各民族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

參考文獻:

【1】

《社會主義——理論、歷史與現實》,李保東主編,國防工業出版社;

【2】

《對蘇東劇變原因和歷史教訓的再認識》,韓振亮,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3】

《鄧小平文選》,鄧小平,人民出版社;

【4】

《改革與新思維》,戈爾巴喬夫,新華出版社。

第五篇:蘇東劇變的原因及對我國的啟示蘇東劇變的原因及對我國的啟示

摘要。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是20世紀震驚國際社會的重大事件。這一連鎖事件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巨大挫折,其結果直接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的崩塌,社會主義國家由原來的15國縮小為5國,使世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蘇東劇變的實質是蘇東各國的社會性質發生改變。這個事件像一把雙刃劍,必然從正反兩方面影響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因此,我們必須歷史地評價蘇東劇變。

關鍵字:蘇東劇變

蘇聯解體

東歐劇變

原因

啟示

蘇東劇變是指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蘇聯及東歐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等國家的一次重大歷史事件。在這一事件中,蘇東各國執政幾十年的工人階級政黨喪失政權,推行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制度改變性質,被資本主義制度所代替,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國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作為獨立主權的國家已經不復存在,民主德國也與聯邦德國合二為一。這一事件發生得非常突然,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因此,人們一般把這一事件稱為“蘇東劇變”,也有一些人稱其為“蘇東巨變”。

二十年過去了,國內外的學者已有多種解說,許多學者試圖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多方位的揭示。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引發這些國家社會劇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若只從單個因素和角度進行分析,或把這一重大歷史性事件歸結為某個人或某時的行為,則不足于揭示其爆發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也很難使我們對它有一個全面深刻的認識理解。為了深刻反思蘇東劇變的沉痛教訓,這里再對它進行分析,“以史為鑒”對我們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這一科學社會主義實踐提供更多的啟示和指導。下面分析一下蘇東劇變的原因:

第一,經濟和政治體制方面的原因。蘇聯經濟的衰退,直接體現為生產力水平的下降,這是受生產關系的制約的,而生產關系又集中體現于上層建筑,上層建筑的核心這是政治制度(政黨制度)。活力不足,技術匱乏、效率低下,無一不是僵化制度下的經濟模式所導致;蘇聯工人階級對于執政的“共產黨人”的拋棄也是耐人尋味的,劇變前期,蘇聯的“執政者”已經成為自身的代表,人民生活水平受經濟環境難以提高,社會民主得不到表達,社會運行更是缺少法治,利益無法表達,更沒有被代表,這種“拋棄”也就理所當然,畢竟,人民已經先被拋棄了。而且,東歐大多數國家發展緩慢,改革成效不大,同西歐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經濟困難導致經濟危機,誘發政治危機和民族矛盾。在政治上,由于嚴重破壞了民主和法制,東歐各國的黨和政府脫離了群眾。所以,經濟危機是社會政治全面危機的導火線,是各種社會矛盾積累和深化的結果。

第二,黨的領導體制高度集權和黨的先鋒隊作用日益下降。戈氏的改革方向上無可厚非,人類歷史就是朝著民主、人道的方向前進的,他的過錯更多的在于忽視了政治穩定的重要性而不是對于政治方向的把握。斯大林對于蘇聯的貢獻無可置疑,戰后經濟超越資本主義國家的高速增長可以說明這一點,但是也正是他在任時形成的斯大林模式為蘇聯的衰敗埋下種子,政治的僵化必然為歷史所拋棄,一時的成功模式并非歷史的永恒模式。正是在斯大林時期,蘇聯的政治體制開始質變,過度的集權導致經濟、社會等諸多領域的僵化。原蘇東國家政治體制的高度集權,主要是共產黨領導體制和權力的高度集中。由于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里,廣大黨員對于共產黨的前途漠不關心。在蘇聯,它的封建專制的歷史傳統諸如過度集權、個人獨裁和個人崇拜、缺乏民主和搞特殊化等等也不斷削弱共產黨的先進性和它的政治威望從而使它在關鍵時刻失去了抵抗力。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的改革又使共產黨主動放棄權力,在當時反社會主義和反共思潮大肆泛濫的劇變時期,不擊而潰。

第三,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作用。社會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對帝國主義的利益形成了巨大障礙,因此顛覆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恢復資本主義統一天下,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積極追求的戰略目標。在最初采用武力手段無法撲滅、扼制社會主義之后,西方國家便開始采取“和平演變”戰略。80年代末,西方國家更是直接插手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內部事務,支持和援助這些國家的內部反動勢力,最終實現了“和平演變”,達到了顛覆社會主義的目的。

蘇東劇變,在沒有硝煙的和平發展時期土崩瓦解,大大震驚了整個世界,它不僅僅使傳統的社會主義成果喪失殆盡,也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但是對于仍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而言,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對豐富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健康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下面是總結的幾點啟示:

第一,在社會主義國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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