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曾國藩的奏疏看現代秘書職場的交往藝術摘要《清史稿》評價曾國藩：“天性好文，治之終身不厭，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師。……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對其一生的事功和文學作出了高度評價。因此，研究曾國藩的文學思想是很有意義的。曾國藩作為在清王朝19世紀中后期舉足輕重的重要人物，對清王朝學術、文化等各方面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他對奏疏文的認識、探索、建構和評價，形成了一個完整統一的有機體系。本文結合相關文獻資料，對曾國潘奏疏文進行了研究，以期可以對其奏疏文風格進行總結，并提煉出其對現代秘書職場的交往藝術的價值。關鍵詞：曾國潘；奏疏文；秘書；交往藝術

目錄11222一、緒論 311835（一）時代背景分析 310562（二）曾國藩背景介紹 315560二、曾國藩奏疏中體現的交往藝術 42318（一）心思細膩，左右逢源 44518（二）換位思考，善解人意 527093（三）另辟蹊徑，以柔克剛 67382三、曾國奏疏藩特色分析以《議汰兵疏》為例 723765（一）《議汰兵疏》介紹 711968（二）《議汰兵疏》中的語言特色 7277671.一針見血，點到為止 875182.換位思考，切合實際 8325633.中肯平時，詳略得當 99224四、曾國藩奏疏對現代秘書工作的借鑒意義 97868（一）一視同仁，反對拉幫結派 923159（二）善于思考，把握領導意圖 1011633（三）高瞻遠矚，看清事物本質 1017647（四）點到為止，為他人留有余地 119314五、結論 1120148參考文獻 11一、緒論（一）時代背景分析在晚清末落的亂世之中，曾國藩自5歲入塾就讀，后又到湖南兩書院深造，博覽群書，薈萃百家，從古代官德思想、湖湘文化、祖訓家教以及良師益友等方面吸取大量的營養，并結合自身的官場經驗教訓，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奏疏體系。可見，曾國藩奏疏的產生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并受私塾、書院的傳統文化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以及社會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曾國藩身處內憂外患的晚清時代，中國正處于特殊的歷史時期，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列強蠻橫侵奪，官場黑暗兇險，官員極端腐敗，官德淪喪殆盡，清王朝日趨衰敗、搖搖欲墜。“中國封建制度古老的船體，在歷史潮水二千多年來的浸潤與沖擊下，已經從里到外徹底的腐朽了。”曾國藩奏疏就是在其所處的時代大背景、歷史大環境下應運而生的，并逐步形成體系，是當時中國復雜的階級關系在思想道德觀念上的反映，體現了曾國藩試圖推行官德修養和道德教化，挽回清末頹勢的良苦用心。（二）曾國藩背景介紹曾國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漢族，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孫。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與胡林翼并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并稱"晚清四大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謚曰文正。曾國藩出生于晚清一個地主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入翰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后攻滅太平天國。曾國藩的一生可以咸豐八年(1858)再次出山為界，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他力圖在德、功、言等方面皆有建樹，而尤重德業，其理想人格境界主要是儒家的兢慎和剛方;再出后他尤其重視事功，提出豪俠與圣賢相通的觀點，同時又推崇道家莊子逍遙自適的人生態度。他的人生追求和學術思想與其個人性情及生存狀態有密切關系。道光年間，曾國藩居京為官，與當時的理學和漢學名家多有過從，受京師學術思潮的影響以及眾多師友的夾持之助，得聞學術主流所在，他為學一宗宋儒，并力求經世致用。在咸豐八年(1858)再次出山后，他的學術思想日趨豐富多元，一改原先無取于漢學的態度，更積極地調和漢宋之爭。在整合儒家思想資源的基礎上，他又吸納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子學一說為我所用，最后終于形成以禮為歸的學術旨趣。二、曾國藩奏疏中體現的交往藝術（一）心思細膩，左右逢源無論是前期優容養望的翰林生活，還是鞍馬勞瘁的軍旅生涯，奏折總是曾國藩與朝廷之間使用最多的溝通渠道。曾國藩對奏折是日夕揣摩，用功之勤甚于詩文。不僅如此，曾國藩在浸淫日久、多有所得的基礎上，還刻意編選了《鳴原堂論文》，以供曾國荃體味揣摩。曾國荃在《鳴原堂論文·序》中即指出:“公慮其昧所擇也，選古今名臣奏疏若干首，細批詳評，命之曰《鳴原堂論文》。……蓋人臣立言之體，與公平生得力之所在，略備于此。、在《鳴原堂論文》中，遵循“義法”也是曾國藩一以貫之的編選準則。在曾國藩的心目中，陳義高遠是入選《鳴原堂論文》的基礎。如論《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為“三代以下陳奏君上之文，當以此篇及諸葛公《出師表》為冠。直與《六經》同風”;其“情欲之感，無介于儀容，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諸句，朱熹以為立言有本，取以入《詩經集傳》。曾國藩認為:“此等奏議，固非后世所能幾及，然須觀其陳義之高遠，著語之不茍，乃能平躁心而去浮詞。(《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曾國藩認為西漢奏疏之文，冠絕古今。西漢前推賈誼、晃錯，后推匡衡、劉向，賈、晃二人以才勝，匡、劉二人以學勝。曾國藩對劉向的忠愛之忱極為推崇:“若有所甚不得已于中者，足以貫三光而通神明。是故識精而不炫，氣盛而不矜，料王氏之必篡，思有以早為之所，而又無誅滅王氏之意。宅心平實，指事確鑿，皆本忠愛二字，彌綸周俠而出。”故曾國藩告誡其弟:“吾輩欲師其文章，先師其心術，根本固則枝葉自茂矣。”“于孝弟上用功，不于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致諸弟》)同時，曾國藩也指出劉向奏疏“結構整齊，詞旨深厚，皆漢文中之最便揣摩者”，并教誨曾國荃:“欲求文氣之厚，總須讀漢人奏議二三十首，醞釀日久，則不期厚而自厚矣。”西漢之奏疏，氣韻篤厚，音調鏗鏘，迥非后世所及。其原因不僅在于“其措詞之高，胎息之古”，“文辭超然絕后”，更重要的是在于其義理正大，有不可磨滅之質干也。如此篇及路溫舒《尚德緩刑書》，即說理亦與六經同風已。曾國藩強調，“古人絕大事業，恒以精心敬慎出之”，如諸葛亮“以區區蜀漢一隅，而欲出師關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勢之艱危，亦古今所罕見”，《出師表》之所以能成為不朽之文，其根源即在于諸葛亮的“襟度遠大、思慮精微”。（二）換位思考，善解人意要奏疏寫得明白顯達其原因是，既要考慮到“遠近易于傳播”，又要使“君上亦易感動”。如果寫得深奧古雅，不但難以傳播，而且更難感動君上。所以奏疏文體的寫作，必須得時時心中裝著要傳達的對象，考慮到讀者的接受，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表情達意，以達到寫作的目的。曾國藩不但考慮到奏疏當時的接受者，還考慮到后來的接受者。奏議以明白顯豁、雅，若倉卒不能解者。人人易曉為要。后世讀此文者，疑其稱名甚古，他說:其用字甚不知在漢時乃人人共稱之名，人人慣用之字，即人人所能解也，即利也……即以稱名而論其稱淮南濟北如今日稱端畢肅順也，其稱匈奴如今日稱英吉由此等以類推則當日通稱之名，通用之字，斷無不共諭者，然則居今日而講求奏章亦用今日通用之字可矣。如果奏疏寫得太古“甚雅”，那么就會造成恐怕后世之人“倉卒不能解”，所以要用通用之字，求其流傳久遠。曾國藩十分推崇漢人的奏疏，他說，“奏疏惟西漢之文，冠絕古今。西漢前推賈、晃，后推匡、劉。賈、晃以才勝，匡、劉以學勝，此人人共知者也。”又說:“奏疏以漢人為極軌，而氣勢最盛事理最顯者，尤莫善于《治安策》。故千古奏議，推此篇為絕唱。”賈誼的《治安策》寫于西漢初期中央與地方權利失衡、諸侯王幾度叛亂之時。賈誼當時雖遭到貶滴，但憂國憂民的情懷使他寫出了這篇“千古奏議”。文章語言明白通達，如其開篇第一段:臣竊帷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談，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屠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片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于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賈誼的這篇奏疏，只要識字之人都能讀懂。如果拿此篇文字與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對讀，其明白顯豁便更顯而易見了。總之，對于奏疏這種文體，曾國藩充分考慮到從接受者的角度來進行寫作。（三）另辟蹊徑，以柔克剛曾國藩指出:“在君側者,雖欲極譽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則不免毀之。毀之而聽,甚者削黜,輕者督責,于賢臣無損也。其不聽,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于賢臣無益也。然而賢臣之因毀而罷者,常也。”(《烹阿封即墨論》,P143)即使冒犯天威,福禍無常,曾國藩也不愿降志辱身以媚事君之左右。曾國藩深受儒家“致君堯舜上”思想的影響,痛恨文臣取巧,武臣退縮。作為朝臣,他恪守善補君過的政治信念,前期忠讜聞天下的激切奏疏就是這種文化心態的體現,其奏疏雖然滿是激切之情,卻毫不摻雜一己之私見。自手握兵權之后,朝廷上尾大不掉、功高震主的疑忌也始終籠罩著曾國藩,其心態也由踔厲駿發一變而為憂讒畏譏,奏疏風格也相應地由前期戇直、激切向綿密老確的風格轉變。如《加黃倬片》所言:“弟竊觀古來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極諫,惟將帥不可直言極諫,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彈擊權奸,除惡君側,惟將帥不可除惡君側,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將帥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諸葛恪也。握兵權者犯此三忌,類皆害于爾國,兇于爾家。故弟自庚申忝綰兵符以來,夙夜祗懼,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徑行之故態。近有朱、盧、穆等交章彈劾,其未奉發閱者又復不知凡幾,尤覺夢魂悚惕,懼罹不測之咎。蓋公論之是非,朝廷之賞罰,例隨人言為轉移,雖方寸不盡為所撓,然亦未敢忽視也。”(P6104)曾國藩前期踔厲駿發,銳意進取,自然崇尚風骨遒勁、氣格峭拔的雄奇文風。曾國藩后期歷經宦海浮沉,面對朝廷的猜忌和同儕的攻訐,往往強調閑適恬淡、波瀾不驚的心境和文趣。曾國藩奏疏風格的轉變不僅是其前后期心態轉變的外在體現,也是其審美趨向由“雄奇”到“自然”轉變的見證,展現了絢爛至極歸于老確的藝術追求。三、曾國奏疏藩特色分析以《議汰兵疏》為例（一）《議汰兵疏》介紹咸豐元年三月初九日(1851年4月10日)，曾國藩呈上《議汰兵疏》一折，是為“咸元三折”之第一折。曾國藩曾認為:“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關于“人才之不振”，他已于上年的《應詔陳言疏》中“略陳大指”。此折即是就“財用、兵力二者”“具疏言之”。在這一奏疏中，曾國藩首先提出:“天下之大患，蓋有二端，一曰國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關于兵伍不精的情狀，他簡要地指出，雖然“各省不一”，但多以械斗為常、以勾結盜賊為業，“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抵無事則游手悠唯，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關于國用之不足，曾國藩指出，從道光二十年到二十四年的五年時間，國家的財政，“一耗于夷務，再耗于庫案，三耗于河決”;而道光二十五年以后，又因“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每年歉收千萬以上，又發努數百萬以販災，國家財政已捉襟見肘;加之近兩年江、浙兩省的風災，廣西之軍費，更是日見其細，全國家已“無三年之蓄”。為此，曾國藩提出了裁兵節費的建議，主張裁兵五萬，并提出了“缺出而不募補”的裁汰之法。曾國藩的這一奏疏，從“國用不足”的問題著手，而著眼于解決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他認為此時綠營兵已全不可用，“廣西軍興……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聞竟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解決這一問題，就象“醫者之治瘡疤，甚者必宛J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由此，他又提出“訓練之道”，京營之兵，皇上舉行大閱;外省營伍，則“物色將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余鎮之中有十余鎮可為腹心……則緩急之際，隱然可恃”。實際上，曾國藩在這里已經提出了對清朝的軍事進行整頓的問題。一年多以后，曾國藩在湖南改弦更張、創建湘軍，其指導思想即源出于此。（二）《議汰兵疏》中的語言特色1.一針見血，點到為止曾國藩的這一奏疏，從“國用不足”的問題著手，而著眼于解決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他認為此時綠營兵已全不可用，“廣西軍興……該省額兵二萬三千，士兵一萬四千，聞競無一人足用者。粵省如此，他省可知”。解決這一問題，就象“醫者之治瘡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由此，他又提出“訓練之道”，京營之兵，皇上舉行大閱；外省營伍，則“物色將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余鎮之中有十余鎮可為腹心……則緩急之際，隱然可恃”。實際上，曾國藩在這里已經提出了對清朝的軍事進行整頓的問題。一年多以后，曾國藩在湖南改弦更張、創建湘軍，其指導思想即源出于此。然而，咸豐帝的下詔征言卻不過是故作姿態，面對日益嚴重的局勢，他仍然渾然不覺。當曾國藩奏折上呈之后，咸豐帝隨即召見，雖“嘉其切中時弊”，卻“諭以俟廣西事定，再行辦理，疏留中”。曾國藩此折原意是為鎮壓正在蓬勃發展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而建言獻策，不料咸豐帝卻表示“俟廣西事定，再行辦理”。這不得不令曾國藩有所灰心，并進而認識到大清命運衰竭的癥結所在。是時，他復信好友湖北人胡大任說：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百余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后，已復高閣束置，……通諭之外，其究亦歸于簿書塵積堆中，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為憤懣!憂憤之中，他甚至“屢欲上折”，奏請咸豐帝御駕親征，但“終不敢率爾”。另一方面，曾國藩還有一些朋友認為，時下不少應詔之言，多為陳詞濫調、泛泛之談，沒有觸及到問題的要害。湖南人羅澤南即致書曾國藩，“盛稱其言之切當，而尤冀其以正本清源為務”，并指出“如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茍且之學也!”劉蓉亦致書曾國藩，認為“部務殷繁，大都不過儋故事、省文書”，而“世方多故，物望匪輕……當養性怡神、愛惜精力，輕重大小之間，不可不自審處也”，寄望曾國藩“以慰天下賢豪之望，盡大臣報國之志”。2.換位思考，切合實際在咸豐元年(1851)《致江忠源》信中也提到:“三月間陳《汰兵》一疏,以粵事方棘未報;四月又條陳一疏,以圣德盛美而預防其弊,大致似孫文定《三習一弊》疏。第孫托空言,而仆則指實,太傷激切,蓋嫉時太甚,忘其語之戇直。圣量如天,曲賜苞容,不唯不罹罪譴,亦且不掛吏議。凡為臣子,同聲頌盛朝不諱,感激思報,況仆之身受者乎?”曾國藩還曾把此事告知諸弟:“余又進一諫疏,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圣量如海,尚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折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矣。不意圣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后,余益當盡忠報國,不得復顧身家之私矣。然此后折奏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此折尚蒙優容,則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觸圣怒可知矣。諸弟可將吾意細告堂上大人,毋以余奏折不慎,或以戇直干天威為慮也。”曾國藩私衷耿耿,不覺過于激切,好在咸豐恕其狂妄,曲賜優容,但此等戇直不諱、觸犯圣怒之奏疏,曾氏也表示必不再作。奏疏是朝臣馳騁經國理念的重要載體,是溝通君臣間有關治國方略的媒介。作為中興功臣的曾國藩,對奏疏進諫之學有著深造自得、如魚飲水般的切身體會。曾國藩認為理想的君主須“耳目不可寄于人,予奪尤須操于上”,當“不廢左右之言而昧兼聽之聰,亦不盡信左右之言而失獨照之明”。由于人君不出戶牖,不可能盡知天下之事,不能盡知朝臣之賢,故左右近臣的毀譽之辭也成為左右奏疏走向的重要環節。3.中肯平時，詳略得當在曾國藩的文體劃分中,奏議類屬于“宜噴薄”之列。基于曾國藩桀驁不馴的個性,注定偏好文章的陽剛之美,故其“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于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群者,論字亦然”。針對桐城派“病在弱在窄”的弊病,曾國藩卻“能以深博的學問、弘通的識見、雄直的氣勢使它起死回生。……他的眼光也比姚鼐遠大的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極眾,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應。這樣延長了桐城派的壽命幾十年”。在奏疏上,曾國藩同樣注重氣勢問題,認為“奏疏以漢人為極軌,而氣勢最盛、事理最顯者。故千古奏議,推此篇為絕唱”。對朱熹的《戊申封事》疏,曾國藩一方面推許為南宋萬言書之最,“其戇直殆過于汲黯、魏征,其氣節之激昂,則方望溪氏以擬明季楊、左者,庶幾近之”,然美中不足的是“過于冗長,似一筆書成,無修飾潤色之功,故乏勁健之氣,鏗鏘之節”。四、曾國藩奏疏對現代秘書工作的借鑒意義（一）一視同仁，反對拉幫結派曾國藩還指出奏疏寫作應追求的較高之境是明于“利害、義理、人情”，即：一視同仁，反對拉幫結派。他說：“古今奏議推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人為超前絕后。余謂長沙明于利害，宣公明于義理，文忠明于人情。吾輩陳言之道，縱不能兼明此三者，亦須有一二端明達深透，庶無格格不吐之態。”(詩文)這給我們的啟示是，現代公文不應該只注重形式，而須從內容上切實做到表情達意。誠然，公文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和時效性，用法也有規定。如章表奏議同屬上行公文，但在具體用途上又有所不同，“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情，議以執異”。但不管何種體式、何種用途，總的使用目的只有一個：換位思考的敘述，切合實際情況、明白確切、表情達意。（二）善于思考，把握領導意圖公文中不能使用比喻、虛構、夸張、抒情等藝術手法，一般不做形象的描寫，不抒發濃烈的感情，不裝腔作勢的堆砌華麗的辭藻；但并不是說現代公文的寫作就不要求文學性。只是公文的文學性不同于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公文的文學性是指語言的典雅平徹，即用得體、平實、莊重的語言直敘其事、說明情狀、議論問題，深入淺出的敘述，符合邏輯順序。這也就是曾國藩經常強調的奏疏寫作中必須堅持的“奏議宜雅”、“奏平徹以閑雅”、“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等原則。這些原則對于今天的公文寫作仍具有指導或借鑒意義。曾國藩還指出奏疏寫作應追求的較高之境是明于。利害、義理、人情。他說：“古今奏議推賈長沙、陸宣公、蘇文忠三人為超前絕后。余謂長沙明于利害，宣公明于義理，文忠明于人情。吾輩陳言之道，縱不能兼明此三者，亦須有一二端明達深透，庶無格格不吐之態。”這給我們的啟示是，現代公文不應該只注重形式，而須從內容上切實做到表情達意和平實明達，這應是公文寫作的基本要素。（三）高瞻遠矚，看清事物本質葉圣陶先生在《公文寫的含糊草率的現象應當改變》一文中說“公文不一定要好文章，可是必須寫的一清二楚，十分明確，旬穩詞妥，通體通順，讓人家不折不扣地了解你所說的是什么。”正說明了公文語言要明白確切，不可含糊、晦澀、似是而非的這一特點。其次，風格的典雅莊重。公文中不能使用虛構、夸張、象征、渲染、抒情等藝術手法，一般不做形象的描寫，不抒發濃烈的感情，不裝腔作勢的堆砌華麗的辭藻；但并不是說現代公文的寫作就不要求文學性。只是公文的文學性不同于文學作品的文學性。公文的文學性是指語言的典雅平徹，即用得體、平實、莊重的語言直敘其事、說明情狀、議論問題，于平淡之中見神奇。這也就是曾國藩所強調的“奏議宜雅”、“奏平徹以閑雅”、“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莊重典雅，是公文語言自古至今保持下來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風格特點。它能自古保持至今，正好是它確系公文語言風格特點的明證。（四）點到為止，為他人留有余地一針見血的敘述，不拖泥帶水，確保語言的明白確切。曾國藩認為奏疏語言“以明白顯豁，人人易曉為要”，這與現代公文要求語言明確有一致之處。公文的語言，是公文寫作中的首要問題。一篇公文，無論其主旨如何鮮明、正確；材料如何充分、具體；結構如何巧妙、得體，如果沒有準確規范的語言作為載體，是不能取得滿意效果的。因而，公文語言，直接關系到公文的質量和效用。所以，公文語言不能晦澀難懂、模棱兩可、易生歧義，而是要選用準確無誤、簡練暢達、通俗易懂的語言，從而減少理解困難，讓人清楚地理解公文所要傳達的信息。五、結論古人對于奏疏十分重視，認為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劉勰說：“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舊粥而現代公文是黨和國家各級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管理政務或聯系工作、處理公務的一種重要工具，有著不可被其他任何文體替代的作用。作為清代的末世鴻儒，曾國藩關于奏疏的見解和觀點對現代秘書職場的交往藝術無疑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