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的公眾接受與接受

同樣，由于抑郁、身心疲勞和對社會活動不感興趣，他們在美國被診斷為抑郁，在中國被診斷為神經抑郁。在中國,自古以來,心情的壓抑、情緒的低落、不愿意參與社交活動一般只被認為是個人的性格、自制力或是自我調節能力差而產生的情緒問題,即使出現失眠、頭痛等軀體癥狀,普通老百姓很難將這一癥狀與抑郁癥相聯系。但隨著西方精神病學及診斷標準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大眾傳媒的關注與宣傳、西方醫藥市場在中國的立足與擴張,抑郁癥在中國公眾的意識中也越來越被接受,甚至一度成為流行的字眼,越來越多的人將自己打上“抑郁”的標簽。1認識主神疾病與醫學發現的差異精神病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抑郁癥的發作存在著跨文化的差異,在中國,抑郁癥的診斷率明顯低于西方。中國存在抑郁癥概念,但中國醫生和老百姓對這一疾病的理解和診斷是不同于西方的。在中國的傳統醫學中,很早就有關于情緒疾病的記載,但只是到了明朝張景岳時期,才完整的表達了比較接近西方的臨床抑郁癥概念。但在現代中國,無論是本土的還是西方的抑郁癥概念在傳統中醫和大眾文化中都沒有得到廣泛的使用,中國的精神醫生主要是用醫學方法來研究抑郁癥,并且強調抑郁癥是一種腦部功能障礙而并非主要是心理障礙。受到生物醫學的影響,對抑郁癥的解釋仍然是強調器官導向的軀體——精神模式。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Kleinman在湖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精神科的研究發現,在就診的門診患者中,中國的精神科醫生給出的最常見的診斷是“神經衰弱”,而Kleinman認為,在這些神經衰弱患者中,如果按照美國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第三版的診斷標準,有70%以上的患者可以診斷為“抑郁癥”。Kleinman對這一診斷結果的差異給出了自己的解釋:由于中國文化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使得精神疾病患者容易受到周圍人士及社會的歧視,因此無論是作為醫生還是患者本人都極力避免使用帶有精神疾病意義的抑郁癥名稱,反而將焦點轉移到這一疾病的軀體化的后果——失眠、頭疼、健忘、虛弱等癥狀,并將其診斷為中國文化、醫學及普通民眾更為接受的“神經衰弱”。即使是相同的癥狀、相仿的病理,由于診斷標準和文化的差異,某一種身體的痛苦在不同的社會情景下會產生迥異的診斷:在西方語境中被診斷為精神疾病(抑郁癥),在中國文化中卻被認為是神經官能方面的紊亂(神經衰弱)。然而,隨著西方精神病學及醫藥市場在中國的傳播,作為疾病名稱的抑郁癥和神經衰弱無論在醫學界還是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用語中,其地位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抑郁在中國的傳播2.1抑郁癥患者的精神疾病診斷標準Mayer等認為:“需要精神科治療的情感障礙在人口中的平均頻率約為千分之三到四”。Moelder等寫道:“單相抑郁障礙的時點患病率估計男人為3%,婦女為5%～9%。”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遺傳在病因學上起重要作用的原發性疾病的患病率不大可能發生相差10倍的變化,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上述兩個不同的患病率是不同診斷標準。抑郁癥的診斷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20世紀后期的西方精神病學界,制訂了一套可信的、去情景化的、建立在癥狀基礎上并能被精神病學家和精神病醫生同時使用的精神疾病診斷標準(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DSM),在這一標準中,醫學界對抑郁癥的診斷回歸到癥狀本身,擱置疾病形成的過程、持續時間的長短以及致病的背景因素。在1968年的DSM-2中將“嚴重的情感抑郁和精神運動遲滯”作為抑郁發作的特征,但在1980年的DSM-3(1980)診斷標準這一特征出現了變化,對于重度抑郁的診斷來說,抑郁心情不要求一定是嚴重的,精神運動遲滯也完全可以。換言之,DSM-2所描述的兩個特征都不存在的情況下,按DSM-3仍然可以診斷為重度抑郁癥。DSM-3的公布被普遍認為是世界精神病學發生重大轉變的一個標志。這使得在診斷抑郁癥時,發病的具體背景原因顯著不那么重要了。與此過程一致,世界衛生組織(WorldHealthOrganization,WHO)對健康的定義也發生了顯著的轉變,從強調良好的個人習慣轉變為強調社會狀況的保障作用,對不健康狀態的歸因也從具體個人轉向社會標準。這些標準的變化,使得抑郁癥患者致病原因中的個人責任被免除。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精神健康專家創造了對精神疾病的官方分類,由他們制作的診斷手冊變成了全世界通行的標準,他們將自己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傳播到世界各地,以科學的名義對導致精神疾病的生物學原理進行了揭示,不僅改變了精神疾病的治療方法,還用自己的語言方式闡釋了其他文化中的精神疾病。DSM和WHO官方診斷標準在中國的流行和影響的日益增大,這一思想逐漸被中國的精神病醫生和普通民眾接受,抑郁癥這一被重新定義的疾病名稱開始在中國社會生根發芽。2.2社會及媒體的關注大眾媒介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健康傳播渠道,媒介對某個疾病的建構和再現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受眾對疾病或患者的認知和態度。媒體在抑郁癥健康傳播中的作用不容忽視。2003年10月10日,世界精神衛生日開始把抑郁癥引入中國大眾的視野,提出“抑郁影響每一個人”這一主題。過去的10年中,從報道的數量來看,中國的大眾媒體對抑郁癥問題日益關注。一項通過對2000年～2008年報紙關于抑郁癥的報道所進行的分析顯示,從總體上看,我國報紙媒體近年來對抑郁癥報道總體上呈逐步增加的趨勢。媒體對抑郁癥的病因、癥狀和治療方法,以及其臨床和藥物治療的相關研究和進展都進行了相關的報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對公眾的告知作用,試圖通過改變人們對抑郁癥的認知、態度而最終改變人們的行為。同時,媒體在對抑郁癥患者形象的呈現上也表現出多樣化的趨勢。2003年的4月1日,香港著名藝人張國榮然突跳樓自殺,震驚整個華人世界,其中人們爭議最大的是他自殺的原因。媒體關于張國榮生前罹患抑郁癥的說法使得人們開始大量的關注和重視抑郁癥的相關知識和報道。心理導刊2006-2-10第004版以“關注‘世界上最悲傷的人’”為題報道了抑郁癥對工作生活的消極影響“一向思維敏捷的科技人員或白領人士患抑郁癥后,常感到自己思維遲鈍、記憶力下降、注意力渙散、思考困難,很難勝任日常工作,更談不上有創造性。”報刊從相對專業和全面的視角對抑郁癥的介紹讓人們認為此類負面行為只是抑郁癥發病的表現,抑郁癥患者被塑造成飽受身心雙重折磨的受難者。中國媒體對抑郁癥等精神疾病的大量報道及其正面形象的確立,源自于中央電視臺著名節目主持人崔永元。2002年他突然離開《實話實說》欄目,2005年他正式承認自己患了重度抑郁癥,并呼吁人們不要歧視身邊的抑郁癥患者,鼓勵抑郁癥患者勇敢承認自己的疾病并按時看醫生吃藥,并宣稱“得抑郁癥的人基本上都是天才”。在崔永元的案例中媒體努力在消除普通大眾對抑郁癥等精神疾病的誤解和忌諱,并以各種方式強調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媒體報道視角的改變意味著其對抑郁癥的歸因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前是因為個人意志力不堅定、自制力不強、小心眼才會產生長時間的情緒問題,現在變成工作壓力大、生活節奏快、社會轉型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改變等社會性因素導致了人的精神壓力。情緒不好不僅可能是一種病——抑郁癥,而且可能是一種社會性疾病。當人們把抑郁癥歸因于個人的生活習慣和自我約束的時候,人們一般不太愿意承認自己的疾病,但如果外在客觀環境也是導致個體疾病的重要因素,個人行為和習慣不再是導致疾病的唯一原因,這時人們更加勇于面對抑郁癥等精神疾病。正是在每天的宣傳和報道中,抑郁癥致病因素中的外界環境的影響因素占到主導地位,抑郁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患者自身無法克服和擺脫的社會性疾病。抑郁癥有被過度利用的嫌疑,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抑郁癥成為某種“遮羞布”甚至是“替罪羊”。2011年9月23日,遼寧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通報稱農信社主任袁衛亮因患抑郁癥而后溺水身亡。袁衛亮生前曾任遼寧鐵嶺市常務副市長,省財政廳副廳長。經認定袁衛亮死亡原因是由于患抑郁癥,近一個月病情加重,后溺水死亡,生前病情不為組織與同事掌握。縱觀近幾年官員的非正常死亡,在官方調查結論中,官員的非正常死亡基本上都和精神抑郁有關,甚至有網友戲稱“凡自殺的官員都有抑郁癥”。正是媒體將抑郁癥和自殺過度聯系起來,使某些面對一些不愿意讓人承認或無法被人理解的事情但仍需要給大眾接受的理由時,“抑郁癥”成了非正常死亡官員一了百了的遮羞布,將不愿意向公眾解釋的真相掩藏起來,因此生前沒有發現抑郁癥的官員,死后亦會變成抑郁癥的犧牲品。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抑郁癥對中國老百姓來講還是個陌生的概念的話,今天,在大眾傳媒的宣傳下人們越來越習慣抑郁癥的發生,不僅醫生能夠根據疾病診斷標準來確診這一病癥,普通老百姓也敢進行自我診斷,甚至敢于運用經驗和常識對他人和他事進行分析和診斷。2.3抗抑郁藥在中國的營銷策略抑郁癥在中國傳播和發展的歷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部西方醫藥市場在中國立足與擴張的歷史。一份發表在《普通精神病學紀要》上的研究結果顯示,1996年～2005年,美國抗抑郁藥的使用幾乎翻番。不僅有更多的美國民眾接受抗抑郁藥治療,曾經接受抗抑郁藥治療的患者用量也在增加。但同時接受心理治療的比例卻明顯減少。2005年服用抗抑郁藥的民眾中有20%的人同時接受心理治療,而1996年接受心理治療的比例為32%,在治療精神衛生疾病中,藥物治療的比例己經明顯高于心理治療。同樣的過程也發生在中國。1995年,中國人對“抑郁癥”的概念還很懵懂,中國內科醫生對心理和精神疾病的識別率遠遠低于國外的平均識別率。醫生普遍認為患者的這些癥狀只是普通的神經衰弱,患者更是覺得這種疾病見不得人,不愿意去醫院就診。即使看病,也只是去一些綜合性的醫院,醫生僅開一些價格低廉的谷維素類藥品。然而隨著西方抗抑郁藥品在中國的快速擴張,這一局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美國禮來制藥公司的抗抑郁藥百優解是中國抗抑郁藥物市場中的領先者。在不到10年的時間中,禮來公司通過與醫院、政府以及新聞媒體之間的合作,百優解幾乎成為抗抑郁藥物的代言人。從1996年開始,禮來公司就在全國范圍內啟動了“旭日工程”項目,累計培訓了4萬多名醫生,組織了600多場大型的學術講座以及不計其數的小型學術座談,編輯整理了30多種及30多萬冊抑郁癥的臨床資料供醫生們參考。同時,通過與政府機構的合作,使抑郁癥的知識向更遠的地方、更廣的范圍傳播,甚至設立了“衛生部——禮來精神衛生精神獎”,以鼓勵新聞媒體對抑郁癥等精神疾病的宣傳報道。正是在這樣的營銷策略之下,抑郁癥和百憂解成為無論是對于專業醫生還是普通患者都是耳熟能詳的名字。百憂解的銷量也從1996年的不到100萬,躍居成為國內市場中占有率最高的抗抑郁藥品,并曾一度占據中國抗抑郁藥物市場80%的份額。百憂解等抗抑郁藥在中國成功營銷的背后,抑郁癥診斷大幅攀升。隨著大型跨國醫藥公司在國內大規模地推廣相關概念,大量的抑郁癥患者浮出水面,確診并接受治療的人數也大大增加,我國的抗抑郁藥物市場快速膨脹。根據近期國內樣本醫院統計數據推算,2004年國內醫院抗抑郁藥用藥金額已接近10億元,較2003年上升了40.6%,與2002年相比更是翻了一番。隨著百憂解在中國抗抑郁藥市場的成功,西方一些大的制藥公司也看到了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紛紛通過不同的營銷方式搶占中國市場。一項針對廣東抗抑郁藥銷售市場的調查分析顯示,廣東75家代表性醫院2005年～2007年銷售金額排在前5位的藥物分別為:帕羅西汀、氟哌噻噸/美利曲辛、氟西汀、舍曲林、文拉法辛。在同一通用名不同生產廠家的藥品中,進口或合資品種基本都占據絕對優勢。如通用名為氟西汀品種中由禮來公司生產的百優解占88%以上,通用名為帕羅西汀品種中由葛蘭素史克生產的賽樂特占85%以上,通用名為舍曲林品種中由輝瑞制藥生產的左洛復更是占99%以上。我國抗抑郁藥物市場規模的快速增長,與社會對抑郁癥的關注有很大關系,人們(包括患者和臨床醫生)越來越認識到“抑郁癥”是一種需要藥物治療的疾病,而不僅僅是傳統認為的“心理問題”。未來隨著醫生對抑郁癥診斷率的提高,人們就診觀念的改變,抗抑郁藥物市場的潛力會更加巨大。不難看到,使抑郁癥診斷發生由嚴到寬的變化,與西方抗抑郁藥在中國的立足和傳播及抗抑郁劑新品種之不斷研制和廣泛應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3國外研究現狀相同的癥狀卻被診斷為不同的疾病類型,并在中西方之間引發了巨大的爭議,這一問題已不僅僅是一個精神病醫學的問題,更被視為一種文化問題。在一些西方心理學家的理論中,甚至將個體能否以抑郁癥等具有心理化特征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某種“情緒”問題看作是現代化和前現代化的區別之一。認為在經濟收入低、社會發展落后的人群中,一些相對輕微的情緒和軀體障礙不被認為是“疾病”,而在現代化程度較高、生活較為富裕、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人群中,則被認為是需要治療的疾病表現。這一理論往往忽視了人們生活在其中的文化對個體傾向的塑造和影響。在醫學專業領域,人們很少談及西方文化中精神健康和疾病的理念以及標準可能會影響其他非西方文化對自身精神疾病的闡釋。然而,通過對抑郁癥在中國的傳播和流行的研究可以看出,1980年Kleinman的研究,為中國醫學界埋下了“抑郁癥”這一醫學疾病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