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典修辭學傳統的民族性比較

中國古代修辭學的學科體系中國古代的編纂過程與西方古典的編纂過程明顯不同。主要區別是，西方古代的編纂過程在其古典時期初步形成了其原型。在公元前四世末，亞里士多德將修辭理論概括為一個理論，并將其描述為一種概括。古典修辭學其實無非就是亞里士多德的理論體系,以及西塞羅和昆提連對這一理論體系的進一步發揮。按照古典修辭理論體系,修辭學就是研究演講的技巧。而中國古代修辭學卻經歷過從萌芽到成熟,由含糊到清楚的過程,南宋陳骙的《文則》是中國傳統修辭學成立的旗幟,重點是“文辭”理論的敘述,講了用詞造句、各種修辭格、各種風格和紀事記言,講了修辭學的各個方面。對于中國修辭學史的劃分,有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三個時期”之分說、袁暉、宗廷虎主編的《漢語修辭學史》“七個時期(古代)+現代”之分說、周振甫《中國修辭學史》“五個時期”之分說、鄭子瑜《中國修辭學史稿》“八個時期”之分說。然而就學科的發展實質而言,直至陳望道《修辭學發凡》(1932)的問世,才標志著中國修辭學史上第一個科學而系統的修辭學體系。發展現代的中國修辭學需要正確處理中國古代修辭學和西方修辭學的研究成果。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中說:“無論中的外的古的,都只能備作我們的參考。”具體而言,首先必須繼承中國古代修辭學的傳統,體悟古代修辭學的學術形態及方法。因為修辭學應體現民族特點,應有其歷史的繼承性。其次,要借鑒西方修辭學中一些理論、方法。本文嘗試通過對比中西方傳統修辭學的方法,探究討論中國古代修辭學傳統與西方古典修辭學傳統的民族性特點及其形成的社會條件;進而展望在新的社會條件下,現代修辭學的發展趨勢。一中國和西方傳統語言的民族特征存在差異1、是語言之演化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中解釋漢語修辭存在廣、狹二義,把“辭”分為“文辭”和“語辭”。中國古代修辭實踐和理論研究,都存在重“文辭”、輕“語辭”的傾向。鄭子瑜在《中國修辭學史稿》也說過,我國修辭史有過語辭在先,文辭在后,又有過語辭和文辭并重,最后文辭代替語辭的過程。下面簡單地闡述這種傾向的形成的過程。先秦時代是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最為重要的時期之一,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尤其如此。這一時期,由于國家的分裂、諸侯割據、戰亂迭起,兼并仍頻,天下紛紛擾攘。與此形勢相適應,各個不同階級、階層的政治家、思想家皆乘機而出,為了各自階級、階層的不同利益,用不同的觀點與方法來回答時代所提出的各種問題。由此,這一時期便呈現出了中國歷史上最為活躍的思想解放、學術自由的“百家爭鳴”之景觀。伴隨著學術、思想的自由與解放,由于時局的關系,這一時代的各國外交活動與游說之風氣十分活躍,很多外交官員與游說策士皆縱橫捭闔,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特別是他們成功的修辭經驗尤為時人看中。于是,在為了功利目的之前提下,修辭的觀念便深入人心,并廣受重視。這時候顯然“語辭”的影響顯然占了上風,當然“文辭”的重要性也開始為人所注意,先秦時期的墨子就在《非命上》提到了“立論三表法”,立論就是文章學的說法。所以,“先秦時代,提到‘辭’字,有的是指‘語辭’,有的是指‘文辭’,沒有一定。”(鄭子瑜,1995:3)然而到了兩漢,情況卻發生了變化。《史通·言語》篇說:“逮漢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于章表;獻可替否,總歸于筆札。”這樣看來,在魏漢以前,語辭實在和文辭并重,后來既然以文辭代替語辭,便再也看不起語辭了,于是古人飾辭專對的技術,也就湮沒而不傳了,從此修辭變成為文所專有的事。盡管后人還有其它關于“辭”的種種解釋,然而在修辭實踐和理論中,“重文輕言”卻是不爭之實。2、中世紀修辭學的發展修辭學(Rhetoric),源于希臘文rhetorica、拉丁文rhetorike(techne),本意為演講的技藝。公元前5世紀西方修辭學產生于古希臘的遺囑檢驗法庭,并在民主政體下繁榮起來。“希臘當雅典民主之時,政爭甚熟,辯士群起,各競辭鋒,以收民望。效用既著,語術之研究以起,然其初僅應用于辯論演說而已。”(王易《通詮》轉引自胡曙中,1993:92)亞里士多德開創了西方科學性和分析性的傳統,他對于各個領域分門別類的闡述至今有相當的學術價值。《修辭學》(Rhetoric)是第一部系統而全面闡述修辭學的專著。他提出了說服的三種論據:理念(logos)、人品(ethos)、情感(pathos);將演講分成了三種形式:法庭辯論式(forensic)、議事式(deliberative)、展示式(epideictic);還將修辭學作為辯證法的對應部分;注重觀眾的參與,也更注重情感效果。(P3-4)西塞羅的《論雄辯者》(DeOratore)和昆提連《論雄辯》(InstituteofOratory)繼續系統地闡述了雄辯家的要求,成功的雄辯所具備的因素。他們將修辭學分為五個方面:構思(Inventio)、謀篇(Dispositio)、表達(Eluocutio)、記憶(Memoria)和演講或實際演說(Pronnciatio)。中世紀修辭學研究受到專制制度的影響,理論上沒有的突破;在實踐上,無論古代那種公民大會式的辯論還是古羅馬長老院內那種唇槍舌劍都不復存在,如何說服人、規勸人、打動人,成了宗教布道的組成部分。然后修辭學在近代的復興運動在十六世紀出現在英國,古典傳統得到了大規模的修正。后來,“當以寫作為目的的構思和謀篇占去修辭學的主要內容時,或者,寫作因時代的要求而成為教育的中心時,以演講為主的修辭學就變得每況愈下了。”(WalterOng,1982轉引自常昌富,1998:6)盡管以研究寫作為主的修辭學在英美大學的學科化、機構化,并不意味著修辭學對演講和話語行為的關注就消失了。在西方社會,演講依然是表達民主和體現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而且,隨著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各種形式的公眾辯論,如各個階層的競選,又再度繁榮起來。另一方面,20世紀高等教育的巨大發展帶來的學科專門化和多樣化,也為演講為特征的修辭學的復興提供了條件。我們看到的是演講系和傳播系在美國如雨后春筍一般地在高校內出現,蔚為大觀。3、“口語”、“辭”與“語辭”(1993:91)根據本文剛才對中西修辭學傳統的對比論述,這句話可以進一步理解為:中西方修辭學傳統存在各自的民族性特點,中國傳統修辭學實踐論述重“文辭”、輕“語辭”,而西方古典修辭學起源于演講論辯,與“語辭”有著緊密的聯系。二能力范圍內的原因中國古代修辭學的實踐論述重“文辭”、輕“語辭”,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在能力范圍內試圖探究一些原因,拋磚引玉。我認為:漢語言文字的特點、傳播媒介的演變、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都不同程度影響了重“文辭”、輕“語辭”的產生。1、語言文字關系原則呂叔湘在分析輕視口語的偏見時指出:“語言首先是一串聲音,文字是用來傳寫聲音的。漢字的特殊形式掩蓋了這一基本事實,造成一種假象,仿佛先有文字,一個字有形有義,語音變成依附于文字的東西。這一不正確的認識影響語文教學方法和效果,對于社會上的文風乃至國家的語文政策也都不無影響。哪一天才能把語言文字的關系擺正呢?”從呂叔湘的解釋來分析,“語”和“文”分別是語言的“實”和“形”。但是從語言學、修辭學、漢語教學等的實踐和理論而言,文字卻走到了語言的前面,位置更為重要。呂叔湘認為“語”和“文”要并重。盡管本文并不討論孰重孰輕的意義問題,無疑,漢字的特殊形式對中國修辭學重“文辭”、輕“語辭”的這一民族性特點產生也有一定影響。2、“語辭”到“修辭”的轉化從人類傳播的發展進程來看,人類的活動可以區分為1)口語傳播時代;2)文字傳播時代;3)印刷傳播時代;4)電子傳播時代。不過這個歷史進程并不是媒介依此取代的過程,而是一個依此疊加的過程。在口語傳播為主的時代,演講辯論在社會文化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但進入2)、3)時代后,口語在傳播中的地位雖然不可能被取代,但是必然被文字傳播的各種形式弱化;然而到了4)時代,口語傳播的形式有了新的變化和發展。在西方的修辭學史上,19世紀修辭研究的重點也出現了從演講轉向作文。從宏觀而言,我們似乎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假設:“語辭”到“文辭”的轉化是文明的進步,是傳播媒介演變帶來的必然結果。如果是這樣,它能否解釋中西方修辭學傳統的民族性特點的差異嗎?我們通過研究中國的古代文明的成果,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產生和發展,確實還可以證明中國在1045年畢升發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而西方直到十五世紀四十年代才出現金屬活字排版印刷,由此可以推斷出中國古代修辭學“語辭”到“文辭”的轉化必然比西方相類似轉化更早。從而出現中西方修辭學傳統的民族性特點的差異。這個假設在求證的過程中,存在著準確度的問題。傳播媒介的演變如何導致“語辭”到“文辭”的轉化的具體過程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是從傳播學角度出發,隨著傳播媒介的演變,到一定歷史時期,“口語的作用必然被文字傳播的各種形式弱化”確實成立。3、“重韻律”、“輕語辭”與中國古代金融發展1)口語修辭(語辭)在先秦還是人們修辭重視的主要內容。到了漢朝,人們修辭實踐為什么發生了轉變?張弓在《中國修辭學》(1926)中認為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因為“無所用其爭辯”,口語修辭就被棄置若遺了。這種說法是有一定依據的,但是出現了以下幾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首先,在其他國家,公元前后也出現和存在了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卻沒有出現口語修辭被束之高閣的情況;相反,在西方古典修辭學的實踐還將演講這一形式作為主要內容。是否可以理解為儒學思想具有某種程度的抑制口語修辭的特點?然而,繼承孔孟之道的儒家思想,特別是孔子的修辭思想并沒有排斥言語和修辭的依據。相反,孔子非常重視語言的運用和修辭。根據《論語·先進》的記載,孔子是把“言語”作為一門重要的基本科目來教育學生的,并培養出了宰我、子貢這樣善于修辭的人才。孔子對修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了精辟的闡明: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為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孔子這段話是贊賞子產為鄭國入陳巧答晉國所問,獲得外交上的成功而作的評價。他的見解十分鮮明,他認為言辭不加潤色、沒有文采,就流傳不了,產生不了解社會效果;對言辭不作文采上的加工,事情就辦不成功,應當認真慎重地“文”其“辭”。當然,后來的儒學的發展與孔子的思想也大不一樣了,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禁錮人們的“官學”,在中國古代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而在民間“私學”,道教和佛教也有廣泛的影響力,它們共同對中國古代文明在思想、文化、藝術等各方面的繁榮和豐富起了重要作用。值得指出的是:特別在民間,與口語相關的活動和藝術的得到了廣泛而持續地傳播、推廣、創新,發展始終沒有間斷。2)胡曙中在《英漢修辭比較研究》書中指出,“我國從隋唐開始的科舉制度均以文章為取士的尺度,因此,我國傳統的修辭學史不可能不與文章作文法有著密切的聯系。”(1993:101)這個觀點進一步地補充了產生重“文辭”、輕“語辭”傾向的社會歷史條件。科舉制度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維護社會安定的一個重要的“官制”,對封建制度下的文人、學者產生巨大影響。比如說唐朝規定了以詩歌取士,詩歌就受到極大的重視,唐詩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大放異彩。詩歌的修辭研究有了發展,晚唐五代還涌現了一批專門探討詩歌寫作技巧的專作,詩歌修辭理論有了發展。到了明清以“八股文”取士,有關八股文修辭的理論亦盛行起來。可見科舉制度對修辭研究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無論儒學、科舉制度,盡管它們在不同歷史時期,也有各自不同的發展、變化。但它們都是屬于“官學”和“官制”,在漫長的古代中國文化歷史中,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確實對催化文章修辭有重要作用。“官學”和“官制”是封建專制社會的上層建筑,歸根結底,中國封建社會所具有專制特點的社會條件是產生“重文辭而輕語辭”的根本原因。3)這種情況與西方文明發展史顯然不同。西方文化的主要源頭之一是古希臘、羅馬文化(古典主義文化),它的很多東西,諸如辦學制度、議事方式、公民機構、精神追求乃至對科學文化的重視都可以歸結到古典主義時期的影響。西方人的理性思維方式、講求實效的精神、對人本觀念的尊崇以及喜歡研究自然的習性似乎都離不開古典主義的熏陶,它的精粹在于民主和自由。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思想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產生和形成的:“公元前5世紀中葉,西西里一些希臘城邦的獨裁君主被民主力量推翻;民主制度成立以后,…在民族政體上,富豪子弟想在政治上謀出路,也向智者學修辭術,當時的政治家,也就是演說家,雅典的情形尤其如此。而到了中世紀,“君主統治下的古羅馬,政治上的壓抑感逐漸地把對修辭的研究局限于文體風格的研究和對第二世紀詭辯派雄辯演說的研究。”(胡曙中,1993:231)“中世紀的黑暗是蠻族統治階級建立的封建專制制度所造成的惡果,…從而失去了他們曾經引以為豪的行動和言論自由。這種曾經使他們的祖先生活和工作在一種生動活潑、民主和諧的氛圍里,創建了古典主義時期令人嘆為觀止的成就。”可以發現民主催發了古典主義,而封建專制恰好可以扼殺西方古典修辭學的傳統。所以,民主思想和制度的缺失,對中國修辭學重“文辭”、輕“語辭”的傾向有明顯的影響,是導致了中西方修辭學傳統民族性差異最根本的社會條件。三中國修辭學的發展基礎20世紀末中國修辭學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修辭學史的研究。中國修辭學史的研究始于20年代,但一向都是修辭學研究的薄弱環節,直到80年代以后才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這期間先后出版了鄭子瑜的《中國修辭學史稿》易蒲和李金苓的《漢語修辭學史綱》周振甫的《中國修辭學史》、宗廷虎的《中國現代修辭學史》以及胡等一批專著。影響最大的成果是1998年出版的由鄭子瑜、宗廷虎主編的《中國修辭學通史》五卷本,資料豐富、史論結合,緊密聯系社會文化特點,對古今富有民族特色的修辭理論進行了系統的評價,為漢語修辭學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參考。中國修辭學的發展在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