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目團隊內認知行為對知識轉移的影響研究

1知識是經濟活動的重要部分在當今以知識為核心的知識競爭時代，知識作為核心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公司在市場上的生存和基礎。從本質上說,知識屬于認知的范疇,知識是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中的認識和經驗的總和。隨著知識逐漸取代勞動和資本成為經濟活動最稀缺的資源要素,知識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關注。PeterDrucker在《巨變時代的管理》一書中指出,知識已經成為關鍵的經濟資源,而且是競爭優勢的主導性來源,甚至可能是唯一來源。根據資源創造的交換與整合兩階段理論,知識轉移有助于主體識別及獲取知識,實現知識價值最大化,保持核心競爭力。本文以項目團隊為背景,從主體認知能力和知識屬性的微觀視角,通過基于結構方程的實證來研究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探索提高知識轉移效率的途徑。2關于共同研究2.1知識轉移是組織實踐的重要內容之一Piaget認為,知識是主體與環境,或思維與客體相互交換而導致的知覺建構。Hedlund認為,知識包括存在于人們頭腦和觀念中的認知性知識,其既是認知活動的產物,同時又是認知活動的對象。從本體論角度來看,知識是人類對實踐經驗和客觀世界的認知總結。知識的不同屬性對主體認知活動存在影響,而這種影響往往又在基于認知學習的知識轉移過程中得以放大。對于知識轉移的實質,Garavelli等人認為編碼和詮釋組成了整個知識轉移,其中編碼是知識轉移的上傳流,而詮釋則是下載流;Kurtzberg則進一步指出,當提供者分享接收者所采用的知識的時候,知識轉移就發生了;Laurie等人把知識轉移定義為,知識從來源處起始的交流,從而使接受者得以獲得和應用;Gilbert認為,知識轉移是一個動態過程,是組織不斷學習過程中的一部分;Davenport認為,轉移=傳送+吸收和利用,知識轉移是知識提供者將知識傳送給潛在的接收者,并且為接受者吸收、整合、應用、創新和外溢,從而實現知識增量。作為組織學習的關鍵環節之一,知識轉移是獲取競爭優勢的基礎。知識往往被劃分為個體知識、團隊知識、組織知識和組織間知識四個層面。其中,個體知識是基礎,上層知識的創造和轉移均依賴于認知主體之間的交互。筆者認為,以認知主體為基本單元的知識轉移在組織學習曲線的提升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知識作為創新的本源,其價值體現在于共享和流動,而項目團隊正是知識轉移的理想場所。Krogh認為經由知識創新的價值創造至少應經歷團隊成員間的知識、經驗與實踐的分享這個關鍵階段。在轉移主體、轉移媒介、轉移內容和轉移情境的介導下,團隊成員依據共同的解決方案和工作流程,通過協同轉移,導致知識流動。作為一個臨時的合作組織,項目團隊是介于微觀個體、宏觀企業之間的一個學習型組織,團隊內部成員具有不同的專業背景、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價值取向,但在唯一的任務目標基礎上,項目團隊卻又是一個具有強聯結的、相互信任的、基于行為準則的知識轉移載體。這種建立在互惠和信任基礎上的關系網絡,彌補了可能存在的“結構洞”導致的知識轉移成本增加,加速了知識流動。2.2項目團隊內部知識轉移的認知能力模型對于知識轉移影響因素,Szulanski認為,接收方的吸收能力,轉移雙方的緊繃關系以及知識的不明確性對知識轉移有影響。Alice提出知識的內嵌性造成了知識轉移障礙。Thomas認為,知識的特點、轉移雙方的認知能力、組織環境以及激勵因素影響知識轉移。縱觀國內外研究,筆者發現影響知識轉移的因素很多,具體包括了轉移主體、轉移媒介、轉移內容和轉移情境等層面。但作為知識轉移重要場所的項目團隊,除了具有一般共性外,其內部知識轉移影響因素具有一定特殊性,而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對于知識轉移的研究,組織學習理論側重于從認知角度理解知識從個人、群體到組織的轉移。有學者提出團隊內部知識轉移更多依賴于群化與融合的方式,而這種介于市場機制之外的群化與融合,其行為載體正是認知主體。認知主體的閱讀和傾聽能力、理解和吸收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項目團隊內部知識轉移的效率與效果,而這種表征了認知主體對知識的識別、獲取、理解、表達、存儲和運用的認知能力正是本文研究重點之一。Neisser認為,認知是指感覺輸入受到轉換、簡約、加工、儲存、提取和使用的全部過程。認知常被用來研究人們怎樣獲得并應用知識,以及知識在調節人類行為中的作用。認知行為包括個體對外界刺激產生的反應和個體有意識地控制、轉換和建構觀念、映象等行為,即知覺、表象、記憶、思維、言語等信息編碼和詮釋行為。正是由于認知過程中的編碼和詮釋等行為,知識的有效性具有難以避免的情境嵌入性。在情景嵌入性的認知環境下,項目團隊成員的知覺、記憶和思維等認知行為在知識轉移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相對于認知行為而言,元認知則是認知的認知。Flavell認為,元認知是指認知主體關于自己認知過程、認知結果及其相關活動的知識。元認知缺陷觀認為,元認知發展水平是認知困難的重要原因,具體包括主體認知結構的缺陷、對任務要求的誤解、選擇和實施策略不當、監控和調節行為紊亂,甚至包括認知主體的動機、情感、自我效能感和成就歸因等原因。認知困難不僅僅是神經生理基礎上的認知問題,更是主體元認知發展障礙所致,不同知識屬性情景下,元認知亦在轉移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基于項目而生的合作團隊,其知識轉移對象更多的是以經驗、任務等方式存在的,難以編碼或無法編碼的默會知識,同時輔以有限的、編碼化的檔案、資料、技術報告等明晰知識。比較而言,默會知識是項目團隊內部轉移最為重要的知識內容,具有不可編碼、不可表達、難以傳授等特點。Polanyi認為,默會知識是在某種特殊情境中,根植于人們行動和相互關系,難以用語言清楚表達的一類知識。繼Polanyi之后,許多學者都對知識屬性做了大量探索,提出知識屬性的多種維度,包括復雜性、專有性、路徑相依性和因果模糊性等。筆者在借鑒Winter、Nonaka以及關濤、鄺寧華等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與默會知識相對應的,以項目團隊為載體的,具有慣例、關系等復合嵌入為主的“復雜嵌入知識”。此外,團隊內部以工具、檔案、資料、技術報告的單一嵌入為主,并以此類載體為表現形式的,具有可編碼、易表達的知識歸為“簡單嵌入知識”。三種不同屬性的知識是項目團隊內部知識轉移的關鍵變量,也是本文研究重點之二。3基于結構方程模型的證明分析3.1項目團隊不同屬性知識轉移的中介作用前述分析中筆者認為,除了傳統的知識轉移影響因素之外,認知能力以及知識屬性在知識轉移過程中具有重要影響。但是,以團隊為背景的知識轉移過程中,認知行為與元認知、不同屬性知識的具體作用如何?不同屬性知識之間的關系如何?認知能力在知識轉移中的中介作用如何?為解決上述問題,筆者構建了一個用以實證分析的項目團隊內部影響知識轉移的因素間作用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并提出了6條研究假設(如表1所示)。3.2知識轉移測度本文針對項目團隊內部知識轉移影響因素,以認知行為、元認知和不同屬性的知識為研究對象,采用實證研究方法,在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分析。在參考相關研究基礎上,結合專家的調查訪談,進行問卷設計,包括對知識的簡單嵌入程度、復雜嵌入程度、默會性以及主體認知行為、元認知、成功的知識轉移等相關變量進行指標設計。其中,簡單嵌入程度由具有可編碼、易表達的工具、設備、資料等具體知識載體來測度;復雜嵌入程度由任務、慣例、關系等知識網絡來衡量;知識默會性由模糊性、易傳授性、可編碼性來測度;根據認知過程由簡單到復雜、由具體到抽象這一規律,認知行為由主體對待知識的識記、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價程度來衡量;元認知由自我認知、任務認知、認知策略、認知體驗、認知監控以及動機、意志等進行衡量。而對于成功知識轉移,筆者擬從財務、客戶、內部流程以及學習發展四個維度去考慮。其中,“財務”指知識轉移花費的時間和成本;“客戶”指知識轉移的滿意度和素質提升;“內部流程”指知識創新文化和轉移機制;“學習發展”指知識傳播頻次及獲取數量。本次研究以山東省××市某銀行符合要求的員工為對象進行抽樣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400份,回收371份,問卷總回收率為92.75%,其中46份問卷被視為無效問卷,故有效問卷回收率達到81.25%。由于是項目合作,故本次問卷調查有效回收率較高,通過分析未發現存在系統偏差,說明本次調查結果有效。調查后獲得的有效問卷所有選項答案即為原始數據,然后對收集的原始數據進行匯總、整理和計算分析,最終得到統計分析結果。3.3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度檢驗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SEM)是近年來發展迅速、應用廣泛的多變量統計分析方法。由于其對潛變量、測量誤差和因果模型的處理能力較強,已經在管理學、心理學以及社會學等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SEM可以同時估計多個方程,可以對多個因變量同時進行處理,并容許自變量和因變量含有測量誤差,容許潛變量由多個測量變量構成,并可同時估計測量變量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基于SEM的以上多個優點,并結合本次研究實際,擬借助SEM專用統計軟件LISREL8.8構建項目團隊內部知識轉移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并在此基礎上對觀測數據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以檢驗其有效性,并利用路徑分析進行假設檢驗。對于Cronbach’sα值,根據Nunnally的標準:α>0.9為信度非常好,0.7<α<0.9為高信度,0.35<α<0.7代表中等信度,α<0.35代表低信度。在本次調查過程中,由于經過初步預測試和問卷調整,修訂后問卷所測得不同因子的α值均大于0.65。在評價模型整體擬合標準方面,本文采用χ2值、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擬合優度指數(GFI)、賦范擬合指數(NFI)以及比較擬合指數(CFI)等七項評價指標來檢驗模型的整體擬合情況。其中,χ2反映了模型的擬合優度,若χ2值不顯著,則模型易接受;同時,χ2/df在2.0到5.0之間時,可接受模型;RMSEA對錯誤模型比較敏感,而且懲罰了復雜模型,其值低于0.1表示好的擬合,低于0.05表示非常好的擬合;NFI表示標準擬合情況,其值越大表明擬合情況越好,一般認為NFI>0.9模型可接受;CFI表示比較相對模型擬合情況,其值越大表明模型的解釋力度越強,一般認為CFI>0.9模型可接受。根據模型假設,通過LISREL運算得到原始模型SEM-1擬合指標,其中χ2為970.02,df為306,χ2檢驗顯著性水平P為0.0427,χ2/df為3.17,RMSEA為0.082,NFI為0.86,CFI為0.89。擬合指標顯示原始模型應該進行修正,故按照LISREL的修正建議,通過對“認知行為”到其觀察變量Q13、Q14以及其他相關變量之間的關聯進行增刪修改,依次得到修正后的模型SEM-2、SEM-3。其中,SEM-3反映修正后的模型擬合度指標有了明顯改善。由擬合檢驗表明,該結構方程模型擬合優度可接受,能較好的與樣本數據擬合,如表2所示。SEM-2:在SEM-1的基礎上,按照LISREL8.8的修正建議,刪除T值顯著性太小的“認知行為”到Q13、Q14的路徑;SEM-3:在SEM-2的基礎上,按照LISREL8.8的修正建議,增加“認知行為”和“元認知”、Q5和Q7、Q10和Q15以及Q21和Q25之間的誤差關聯。通過LISREL進行路徑分析,在對原始數據的協方差矩陣進行最大似然估計后,獲得各路徑參數(因子負荷、因子相關系數等),如圖2所示。通常利用LISREL產生的t檢驗圖來判斷各估計參數是否顯著不等于0,一般可簡單取t值大于2為顯著。由于項目團隊內部知識轉移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SEM-3)t檢驗中的值均大于2,統計上均具有較強的顯著性,故需要估計的各類參數都顯著的不等于0。3.4知識的復雜嵌入知識對知識轉移的中介作用結合上述結構方程統計結果,在此綜合分析項目團隊內部主體認知能力、知識屬性對知識轉移的影響,如表3所示。對于知識屬性而言,知識的簡單嵌入程度(0.23**)、默會性(-0.16*)以及復雜嵌入程度(-0.21*)對成功知識轉移具有顯著的直接作用,并且這種作用具體表現為簡單嵌入知識利于知識轉移,默會知識和復雜嵌入知識不利于知識轉移。知識的簡單嵌入程度主要通過直接作用對知識轉移產生顯著影響,而知識的默會性(-0.56*)和復雜嵌入程度(-0.57*)亦通過認知能力的中介作用對知識轉移產生間接作用,并且總體作用同樣是顯著的,以上分析證實了假設H1、H2、H3和H6。這說明,簡單嵌入知識由于具有可編碼、易表達的特性,故在團隊任務背景下易發生轉移與共享;而默會性和復雜嵌入程度不僅不利于知識直接轉移,并且在團隊任務背景下,由于團隊的特殊性———強聯結、高度互動和深度交流,導致知識的默會性和復雜嵌入程度對基于認知能力的組織學習產生阻礙,這種以人為載體、或基于任務、關系、慣例的特殊知識對認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易對團隊知識轉移產生間接影響。此外,知識的簡單嵌入程度(-0.49t)對默會性具有直接負作用,但這種作用僅具有一般顯著性,而知識的復雜嵌入程度(0.47*)對默會性具有較為顯著的直接作用。這說明簡單嵌入知識具有可編碼、易表達的特性,在項目運作中,這種明晰知識的產生和共享易減少知識的默會性;同理,復雜嵌入知識是根植于項目團隊成員的行動和相互關系的,與任務、慣例相關,具有模糊性和路徑依賴性,故復雜嵌入程度與知識默會性具有較強的正相關。對于認知能力而言,認知行為和元認知作為知識轉移中介,對成功知識轉移具有直接作用,認知行為(0.52**)作用尤為顯著。元認知(0.32*)通過認知行為的中介后,對知識轉移產生了較強的間接作用,并且元認知(0.53*)總體作用顯著;同時,元認知(0.61**)對認知行為具有非常顯著的正相關作用。以上分析證實了假設H4和H5。這說明,項目團隊成員的知覺、記憶、思維等認知行為在知識轉移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對成功知識轉移起到直接明顯的作用;相對于認知行為而言,認知主體對自身及任務要求的理解、對策略的選擇和實施、對行為的監控和調節,甚至包括動機、情感等對知識轉移的影響,是通過認知行為起作用的,其直接作用不顯著;同時,元認知對于認知行為的顯著作用說明在訓練團隊成員認知行為的過程中,有針對性的培養認知主體的元認知能力是一個直接有效的方法。此外,知識的簡單嵌入程度(0.33*)相比間接作用而言,其對于認知行為的直接作用較顯著,并且總體作用具有顯著性(0.79*);默會性(-0.72*)對于認知行為的直接作用不顯著,而通過元認知的中介后對認知行為具有顯著作用;知識的復雜嵌入程度(-0.76t),相比直接作用而言,其通過默會性對認知行為的中介后,總體作用具有一般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