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倫理的特點與傳承

考慮到人類倫理精神和精神家園的喪失，我們怎樣才能繼承中華民族的倫理傳統，吸收外來文化的價值觀念，重建中華民族的倫理精神？這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承繼先秦眾家思想之精髓,董仲舒及漢代盛世倫理思想,具有包容、進取、重視德性、人自合一等特征。深入地理解和研究董仲舒的倫理思想及漢代盛世倫理,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一、漢朝時期,果董仲舒倫理思想的形成,既繼承了先秦百家爭鳴的思想成果,又適應了漢王朝盛世有為的形勢;既為漢王朝的前進、走上正軌提供了豐厚的、動力十足的倫理精神,亦以其精神孕育了中華民族豐富、博大、進取、和諧的倫理精神。董仲舒與漢代儒家思想的統一董仲舒倫理思想的首要特征是以儒為主、兼攝百家的包容精神。董仲舒在與漢武帝的“對策”中首先提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他認為,統一的國家需要思想、意識上的一統,需要確立一個統一的政治原則和普遍的道德原則。董仲舒指出當時政治、思想領域是“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漢書·董仲舒傳》)的狀況。由于百家并進、各持異見會導致“上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的局面,所以,董仲舒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相信“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儒家思想可以作為統一國家的政治原則和倫理原則;可以使統一國家的學術思想有統一的內容與方向;可以使整個國家的民眾有統一的精神家園。因董仲舒的倡議和努力,儒家倫理思想及六藝之術確立了在國家思想領域的正統地位。可以說,董仲舒是以儒為宗來建構其倫理思想體系的。另一方面,董仲舒倫理思想體系的建構是在差異中的貫通、差異中的統一。董仲舒主張在“六藝之科”范圍內立博士,所欲裁抑的是治黃老、申、商的刑名法術之學。董仲舒在政治上提倡儒家獨尊,并非在民間禁絕一切其他學術的研究。其“勿使并進”,并非勿使流通,勿使研究,而是指朝廷不為其立博士。事實上,作為民間學術的百家精神已深入人心。墨家、陰陽家、法家的主張已被儒家、黃老道家所吸收,尤其是黃老清靜、無為、自然的主張已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生命的一個重要根源,并在不同時代(如魏晉)發出自己的聲音,非所能“罷黜”者。所以,董仲舒的倫理思想是綜合了儒、墨、道、法、陰陽等各家的思想而形成的,其倫理思想體系的特征在于把儒家的基本理論與戰國以來流行的陰陽家的五行宇宙論具體地配置安排起來,完成了自《呂氏春秋》起始的以儒為主、融合各家以建構體系的時代要求。獨尊的儒術恰恰是開放的儒術、融通的儒術、綜合的儒術。董仲舒及漢代的倫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融通的、綜合的、寬容的特征,奠定了中華民族寬容、包容的倫理精神。中華民族以此精神對待外來文化如佛、耶、西方現代思想,能夠冶各種文化于一爐,使民族的倫理精神更具包容性、豐富性與深厚性,能夠不斷創造出新的、包容的、具有自己獨特性的思想與文化,并使中華民族具有綿延不絕的精神傳統。第二,在天人關系整體中,人與人是天然的,引起道德原因及道德沖突、災異董仲舒倫理思想的另一主要特征是以天作為人的道德、價值本原的主張。人為什么應該行道德?為什么應該遵循倫理規則?先秦儒家孟子就人性本善確立了人類道德本體論,亦提升了孔子倫理思想的地位。荀子“天人相分”、“唯圣人為不求知天”的觀念,則代表了使人從原始的天人不分的蒙昧狀態中獨立出來的理性精神,但亦喪失了道德價值的本原根據。董仲舒則重新把天作為人類道德的根據。董仲舒真誠地構建天的體系:“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春秋繁露·為人者天》)“求天數之微,莫若于人。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節,三四十二,十二節相持而形體立矣。天有四時,每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終矣。”(《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天與人是一個大的有機體,天與人是相互影響的。董仲舒之所以如此,是要把人鑲在整個天的構造中,以確立人的不可動搖的地位及對于天人整體的不可逃避的責任。至于由天而論證人的倫理道德,董仲舒說:“天出至明,眾知類也,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為不敢暗。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春秋繁露·觀德》)“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于地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義》)在天人關系整體中,人的道德、倫理是法天而行、由天所命的,是人不可推卸亦不敢推卸的絕對義務。天人哲學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天人關系發展的倒退,但究其實質,這種以天道作為人倫道德根據與原則的觀念,體現了人主動、自覺向天回歸的趨向。“天人感應”、“天人相副”、“天亦人之曾祖父”等主張,以真實存在的方式為人的道德行為尋找根據。在通過個人的人格修養或人性反思實現道德幾乎是不可能的情況下,通過天的絕對權威來保證人倫道德的實現,無疑具有現實性。由于人與天是息息相關、有機和諧的整體,所以人的行為會影響天。人的行為不當、不道德,天人合一的有機體便會出現災害、災異等現象。天以災異、譴告警醒人,人便須反思其行為是否合理,反省其道德責任與義務。“強勉有為”的思想內涵“強勉”精神。董仲舒在天人關系整體中確立了人的道德責任與義務,同時也重視倫理主體自身、內心的道德修養,以之為其倫理思想的核心。在董仲舒之前,賈誼即主張“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向道”,認為“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漢書·賈誼傳》)。牟宗三謂:“此是一綜合而向上提撕之心靈也。”人類有此心靈,有此生命精神,才不會停滯于疲頓、無方向、灰暗之階段,才會在綜合傳統、繼承先輩的基礎上,不斷推陳出新,不斷創造新的理想世界。董仲舒在其對策之第一策中提出“強勉”的觀念。董仲舒體察到《詩》、《書》所蘊含著的黽勉精進、不敢懈怠的生命精神,指出欲廣聞博見、立德建功必須具有強勉有為的精神。他說:“今臨政而愿治七十余歲矣,不如退而更化。”他引古人“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之句,意思是與其被動、消極地希望、等待國家太平、百姓安康,不如進行積極的、徹底的改革。他說:“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的“有為”主張概括起來就是: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立太學、設庠序,行仁義禮樂,教化萬民;量材而授官,舉賢廢不肖;官不與民爭利等。這種“有為”從客觀方面塑造了倫理主體挺立的環境。在“對策”中,董仲舒提出“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有耆老長幼之施”,“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人之所以在天地中最為尊貴,在于其倫理道德。道德主體以道自認,自覺地“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是君子的人格修養之途徑。董仲舒指出:“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而義不予。”(《春秋繁露·仁義法》)提出以道義原則、倫理規范自律,而以仁厚之心愛人的思想。董仲舒倡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更成為道德主體巍然挺立的宣言。陰陽為德,陰為刑在董仲舒的倫理思想中,其核心的主張是儒家的德性倫理。董仲舒在其陰陽五行系統中論證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的思想,“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其一,董仲舒通過陰陽的存在方式證明先德后刑的政治主張。他以“惡之屬盡為陰,善之屬盡為陽”,“陽為德,陰為刑”為前提,得出德為善、刑為惡的結論,尊德抑刑。其二,董仲舒以陰陽存在的位置、順序的差別,推導出“前德而后刑”的結論。他說:“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而終始,三王之政隨陽而更起。以此見天之貴陽而賤陰也。”(《春秋繁露》四十三章)其三,董仲舒以陰陽存在數量上的差別,論證德對于刑之價值的優先性,提出“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法天配天的君主必須重德教、輕刑罰,“厚其德而簡其刑”。董仲舒以儒家仁義之德作為其倫理思想的落腳點,雖然與先秦儒家注重個體心性反省與培護的方式不同,但他求之于天的論證方式,卻使孔孟孜孜以求的德性精神在陰陽、五行系統中落到了實處。由此,任德不任刑、重視德化教育的思想既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的特色,也在制度層面塑造著中華民族尊德性、重教化的倫理精神。二、中國生命與倫理精神的情感統一在實倫理精神是促進人類整體及個人發展的內在動力。能否擁有豐富的、深厚的倫理精神,是一個民族發展與進步的決定性因素。然而,倫理精神的淪落與精神家園的失卻,卻恰恰成為當今時代人類性的問題。這不僅使思想與精神的自由世界不能在人的整個生活世界中真正獨立、繁榮起來,也使得人們對生命精神及其意義的意識日漸匱乏、浮淺和自我隔絕。當代人類精神的狀態是:人越是憑借“物”的方式與手段去解決所面臨的各種生命問題,其對生命的理解越發“物化”,人的生命精神越發失去其倫理的、德性的生機與厚重。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亦愈加深重,愈發難以自拔。這是因為,人不僅有著第一重的自然生命,而且還有著第二重的精神生命,人是以這兩重生命為自身本性的特殊的生命存在。人之為人的特性就在于以自己的精神生命主宰自己的全部生命活動,從而實現整個生命的本性。如孟子所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孟子·告子上》)這是人的倫理精神的實質。對人而言,盡管人的自然生命有許多本能的欲望可以作為自己生命活動的開端,開始人的生活,但生命活動的較高的開端卻必然始于人的精神生命。只有擁有堅定不移的信念、人文化成的道德倫理、不懈追求的價值理想、正義感與生命激情的內心涌動,才能使人以高尚的開端創造真正屬于人的生活。正是這些生命之中最為重要、最為寶貴的倫理的精神、道德的精神,才使得人類生命能在生活艱辛與苦難的重壓下挺起精神的脊梁,并且擁有真摯情懷與崇高境界。事實上,如果我們從人類生命的本質和人性完善的角度理解自身,我們便可以超越物質的、功利的目標而追求超越的、理想的價值目標和倫理精神。中華民族的祖先曾以自己獨特的生命智慧創造出至今仍為我們引以為自豪,也令全世界驚奇的思想文化,形成了中華民族生生不已的倫理精神。儒、道、墨等諸家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著人類的生命與生活,形成了自己的倫理思想和精神。然而,自19世紀中葉中國遭遇到西方列強的侵略,中華民族的命運陷于危亡之境地以來,中華民族傳統的思想文化及其倫理精神就開始受到西方文化及其科學精神與民主精神的沖擊與挑戰,使得我們自身的思想文化傳統、倫理精神以及昔日的地位與光彩受到極大的消解和遮蔽。這種文化境遇與精神狀態致使中華民族一度失落了自己特有的精神家園,民族的倫理精神開始了背井離鄉的漂泊。從此,救亡圖存的苦斗與生存發展的追求,成為中華民族主要的生命活動與生命精神,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及其倫理精神或被忽略,或遭“革命”。特別是在哲學上長期簡單地褒“物質”、貶“精神”所造成的思想誤判及其影響,使得中華民族傳統的精神家園日漸支離破碎,中國人于此漸行漸遠。此情此景恰似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描述的日耳曼人當時的精神狀況:“一方面由于時代的艱苦,使人對日常生活的瑣事予以太大的重視,另一方面,現實上最高的興趣,卻在于努力奮斗首先去復興并拯救國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個局勢。這些工作占據了精神上的一切能力,各階層人民的一切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致使我們精神上的內心生活不能贏得寧靜。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現實,太馳騖于外界而不能遑回內心,轉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園中。”于此情勢,中華民族只有復興自己的倫理精神,回歸自己的精神家園,才能真正獲得對人自身的整體的、德性的理解,獲得走向未來的生命活力。三、在實現中國夢之前,需要通過其他文化傳統來創造超越西方文化的生命倫理精神在當代,怎樣才能真正傳承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吸收董仲舒及漢代哲學的倫理精神,重塑當代中華民族的倫理精神,這是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萬俊人先生認為:“董氏的理論貢獻在于他以‘吞吐百家’之理論氣度,系統整合了儒家宇宙世界觀、道德本體論和道德神學、社會政治哲學等各個方面,使其達到了新的理論高度。”雖然董仲舒的倫理思想中有一些消極因素,但其倫理思想的精神及建構方式卻給予我們極好的啟示:在多元價值并存、法家實用主義盛行的局面下,既確立儒家倫理的主導地位,又吸收、融合眾家思想,冶眾家為一爐。在當代我們既要充分確立中華民族傳統倫理思想、倫理精神的主導地位,又要吸納、融合其他價值主張,如民主、權利、平等、自由等。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整體、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有著發自內心的家園式的凝聚、認同與眷戀。中華民族無論在何時何地何種境遇下,總是以自己的傳統作為精神家園,獲得堅韌不拔的精神力量與生命活力。中華民族總是憑借個體生命的天賦與民族生活的實踐,歷史性地生成與創造屬于自己的精神傳統與精神家園。中華民族基于自己特殊的社會生活基礎以及獨特的思想文化,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生命智慧與倫理精神。這種生命智慧與倫理精神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