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南疆城市維漢民族關系互動研究

民族關系是民族社會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作為一項社會關系，它是民族發(fā)展過程中相關民族之間溝通、關系、作用和影響的關系。1近年來,學術界對民族關系的相關理論與評價體系的建構及民族關系基本特征的研究頗多。本文則主要根據馬戎先生提出的八個變量指標,參考有關研究文獻、數據資料,針對調查點的具體情況,對指標做了篩選和修改,最終選取了居住格局、語言交流、社會交往等主要參考變量對新疆南疆地區(qū)城市維吾爾族和漢族(以下簡稱“維漢”)民族關系進行具體分析,以期為民族關系實證研究提供一些具體的佐證和支持。筆者及其團隊于2009~2011年期間4次前往新疆南疆地區(qū)進行田野考察,在田野點的選取上,以南疆阿克蘇、喀什、和田三個地區(qū)作為主要田野區(qū)域,原因在于這三個地區(qū)維漢人口比例的差異直接影響了維漢民族之間互動的表象,使民族關系的考察指標顯現(xiàn)出差異。據統(tǒng)計,2009年南疆五地州漢族人口數量及所占比例如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漢族人口約為72.8萬,占全州總人口的56.3%;阿克蘇地區(qū)漢族人口約為48.93萬,占地區(qū)總人口的21.2%;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漢族人口約為3.97萬,占全州總人口的7.5%;喀什地區(qū)漢族人口約為27.85萬,占地區(qū)總人口的7.2%;和田地區(qū)漢族人口約為6.79萬,占地區(qū)總人口的3.5%。2可見,在漢族人口數量及其所占比例這一指標上,除巴州外,阿克蘇地區(qū)相對較高,喀什地區(qū)居中,和田地區(qū)最低。通過對這三個維漢人口比例差異較大地區(qū)的調查研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南疆地區(qū)不同類型的維漢混居城市的維漢民族關系及其存在的問題。在具體田野點和田野對象的選取上,由于城市社區(qū)的復雜性,為了反映南疆地區(qū)維漢民族關系在城市的表象,主要選取了阿克蘇市、喀什市、和田市的公務員系統(tǒng)、教育單位和生意圈作為不同類型進行調查分析與對比研究。一、高平時期漢族民族關系的整合與沖突(一)民族關系差異居住格局是社會交往客觀條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研究民族關系的一項重要指標。民族混居的格局有利于各民族成員間的交往,而民族隔離的格局則進一步帶來民族間的疏離,“成見”和“偏見”更容易蔓延和延續(xù)。總體上,南疆地區(qū)城市維漢居民居住格局以混居為主,城市的任何一個角落均有維吾爾族和漢族市民居住生活,但在這樣的整體格局之下,又存在明顯的維漢分離居住的格局。如阿克蘇市的維漢民眾大體以大十字作為分界線,大十字以東大部分為漢族居住區(qū)域,大十字以西基本為維吾爾族居住區(qū)域,由于維漢人口比例差距不大,兩個民族的日常生活區(qū)域基本屬于分立狀態(tài),交叉范圍不大;而漢族人口較少的喀什市、和田市則不同,大體上漢族生活區(qū)域處于當地維吾爾族民眾生活區(qū)域的包圍之中。具體而言,喀什市的漢族主要居住在環(huán)江一帶的商業(yè)區(qū),而維吾爾族主要居住在艾提尕爾清真寺附近、老城區(qū)一帶;和田市的漢族則主要聚居在廣場周圍,周邊為當地維吾爾族民眾的聚居區(qū)。與此同時,不同類型的社區(qū)也有所差異,比如事業(yè)單位的公共家屬區(qū),一般為維漢混居格局,具體的維漢人口比例由該單位的維漢職工人數決定;而一般的商品房住宅區(qū)大多為各民族分離居住。在此,我們借用“分離指數”3,對不同城市、不同類型的居住格局進行分析,以考察民族關系。就所調查三座城市的維漢居民的總體居住格局而言,在整體城市范圍內屬于維漢混居的格局,所顯示的總體居住格局的分離指數一般均低于0.5;然而,城市中的各類區(qū)域又存在明顯的維漢分離居住的格局,使分離指數上升。由于喀什市與和田市大體上漢族生活區(qū)域處于當地維吾爾族民眾生活區(qū)域的包圍之中,其分離指數雖有所上升,但仍處于混居狀態(tài),分離指數多在0.1~0.4之間。而阿克蘇市的維漢民族居住的交叉范圍較小,單個區(qū)域分離指數大多超過0.5,一些區(qū)域甚至接近最大值1;就不同類型社區(qū)的分離指數而言,事業(yè)單位的公共家屬區(qū)由于基本為維漢混居格局,其分離指數多保持在0.1~0.5之間,具體指數隨著事業(yè)單位維漢人口比例而變化,而商品房住宅區(qū)由于聚族而居,其分離指數大多超過0.5,甚至接近最大值1。隨著漢族人口陸續(xù)進入新疆,將進一步縮小維漢民族人口所占比例的差異,商品房開發(fā)的大趨勢亦會持續(xù),這些因素均將使居住格局分離指數增大,從而導致民族關系的融合程度在居住格局這個影響因子上大幅下降。(二)少數民族交往與融合的歷史演變趨勢語言是民眾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交流的工具,對于民族間的交往起到重要的橋梁作用,因此語言交流是衡量民族關系歷史演變及現(xiàn)狀的重要指標,語言的相互學習是民族交流的必要條件,語言使用的發(fā)展趨勢預示著民族交往與融合的發(fā)展潮流。1.交流方式的多樣性20世紀50~70年代漢族移民最初遷至南疆各城市時,漢族民眾根本不懂維吾爾語,維漢民族之間語言不通,交流完全靠手比劃,雙方在語言上的交流障礙限制了維漢居民的交往,民族融合的基本交流條件無法達到。漢族移民在當地的工作和生活逐漸穩(wěn)定下來后,在當地文化大環(huán)境中,學習維吾爾語成為保障正常工作與生活的必要條件,漢族民眾大多下意識地學習維吾爾語,而這一過程則加強了維漢民眾之間的交往和相互了解。田野調查證實,絕大多數漢族家庭男性的維吾爾語使用能力普遍高于女性。通過長期的學習和使用,絕大多數漢族移民能夠熟練運用有關工作、買賣及日常用語等方面的維吾爾語與維吾爾族居民交流。然而,當地維吾爾族居民對漢語的學習和使用則非常少,他們僅會幾個漢語詞語或一兩句話,絕大多數維吾爾族居民依靠漢族居民說維吾爾語來交流,這種情況在喀什市與和田市更加多見。這一時段,盡管維漢兩個民族在學習和使用對方民族語言上顯現(xiàn)出極大的不平衡,但維漢民眾之間的交流沒有了障礙,為維漢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隨著漢族民眾逐漸增多以及漢語作為全國通用語被廣泛使用,自20世紀90年代起,許多維吾爾族居民逐漸開始學習漢語,但城市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漢族較多的阿克蘇市,維吾爾族民眾學習使用漢語的積極性及水平相對較高,筆者訪談中大部分維吾爾族民眾能用較流利的漢語與筆者進行交流。在喀什市、和田市,維吾爾族民眾也逐漸學習了一些漢語,但漢語會話僅限于表達基本的日常生活,與阿克蘇市維吾爾族居民的漢語使用水平存在較大差距。筆者在喀什市、和田市與當地一些維吾爾族出租車司機甚至很難溝通所要到達的目的地,女性司機尤為突出。另一方面,這一時段當地已經建立起一定范圍的漢族文化圈,即使不學習維吾爾語,漢族民眾也能夠滿足日常工作和生活需要,因此這一時期新遷入的漢族移民基本不會維吾爾語。如喀什市某中學老師甄某一家均不會說維吾爾語,類似的漢族家庭比較多,而當地能用維吾爾語進行簡單的日常交流的多為公務人員、商人。可見,這一時段維漢兩個民族在學習和使用對方民族語言上與前一時段正好相反,但維漢民眾在交流方面不存在障礙,交流的語言和形式逐漸多樣化,既可以用維吾爾語交流,也可以用漢語交流,還可以維吾爾語、漢語摻雜在一起進行交流。當然,在語言交流方面仍存在區(qū)域差異,阿克蘇市維漢民眾大多用漢語或者維漢雙語進行交流,而喀什市與和田市的維漢民眾則大多仍用維吾爾語交流。2.商業(yè)圈和其他地區(qū)的使用情況維吾爾語使用的區(qū)域差異和環(huán)境差異與區(qū)域內的維漢人口比例有直接關系。就區(qū)域差異而言,阿克蘇市由于漢族人口相對較多,市區(qū)內的工作場合和公共場合使用漢語的幾率要大于維吾爾語;喀什市、和田市恰恰相反,由于維吾爾族人口占據了絕大多數,尤其是和田,因此無論在工作場合還是公共場合,大都使用維吾爾語。就具體的交流環(huán)境而言,如漢語學校一般要求使用漢語,而單位領導為維吾爾族及維吾爾族員工較多的則使用維吾爾語相對較多。此外,商業(yè)圈的地區(qū)差別較大,如阿克蘇市基本使用漢語,和田市則基本使用維吾爾語。以生意圈為例,阿克蘇市做閥門機電產品批發(fā)的洪某,其生意均與漢族進行,基本不會說維吾爾語;而和田市餐館老板劉某,與維吾爾族客人交流基本用維吾爾語,附加手勢比劃,自認為和田做生意的漢族人,只要跟生意相關的都會說維吾爾語。3.民族間語言交流的暢度基礎上于民族傳統(tǒng)文化根據田野調查資料,當地漢族民眾基本沒有要求子女學習維吾爾語的愿望。而維吾爾族民眾一方,由于看到漢語是全國通用語言,出于對子女未來工作和生活的考慮,多希望子女能夠多會一些漢語,因此一些維吾爾族居民,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和公務人員,會送子女到漢校讀書。但出于民族意識中對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部分選擇送子女去漢校學習的維吾爾族民眾也擔憂子女維吾爾語能力的減退以及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喪失。綜上所述,無論是漢族居民為了工作與生活而努力學習維吾爾語、還是維吾爾族民眾學習漢語,無論維漢民眾用維吾爾語交流、還是用漢語交流亦或是維漢雙語同時運用,都進一步促進了語言交流的深度和廣度,從而使民族間的融合不斷加深。因此,民族間對對方民族語言的學習和使用的熟練程度決定了民族間語言交流的暢通程度,而民族間語言交流的暢通程度又是衡量民族關系融洽與否的指標之一。當然,從語言交流角度看,當前也存在漢族民眾和當地一些維吾爾族民眾不愿意學習甚至歧視對方民族語言的情況。他們在本民族的小范圍內不用學習對方民族語言也無礙其工作與日常生活,而一旦擴展到工作場合和公共場合,其語言障礙必然影響與對方民族的交流和交往,甚至會造成誤解并容易引發(fā)民族矛盾,這勢必對維漢民族關系的融洽產生一定影響。(三)社會溝通1.民族因素的變化維漢民眾在工作場域的交往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事業(yè)單位的工作交往;一類是商業(yè)領域的商業(yè)往來與交易。事業(yè)單位的維漢民眾交往是南疆各城市中維漢民眾交往的主要類型,又由于維漢人口比例的差異,使得不同城市、不同事業(yè)單位的維漢民眾交往顯現(xiàn)差異。但總體來說,事業(yè)單位的維漢民眾在工作中的交往與溝通是比較多的,從而加強了民族間的互相了解與融合。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如訪談中,喀什某中專學校的秦某、阿克蘇某電視臺的李某等均談到一些維吾爾族同志由于工作能力、效率有限,影響了漢族同志對其的態(tài)度,甚至上升為對這一民族的態(tài)度的變化,影響相互之間的來往,這類情況在事業(yè)單位比較多見。另外,民族自治地方在干部選拔過程中對維吾爾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干部的優(yōu)惠政策,也影響了部分漢族同志的工作熱情及與其他少數民族同事的交往。此外,長期以來的誤解及一些突發(fā)事件,如“7·5”事件等,也影響了事業(yè)單位維漢民眾的交往。比如在訪談中,阿克蘇市某學校的維吾爾族老師買買提談到,由于維漢民眾在語言、風俗習慣、觀念等方面的差異,工作場域的民族交往有限,以該單位為例,起初單位開會還是維漢同志雜處,目前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已經變成會場中維漢民族同事明顯分界的布局,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該單位維漢民眾交往的程度,同時也顯現(xiàn)出維漢民眾交往存在的問題。在商業(yè)領域中,維漢民眾的商業(yè)往來與所在城市的維漢人口比例有直接關系。漢族人口較多的阿克蘇市,其商業(yè)領域的維漢民眾交往的密切程度較維吾爾族人口占據絕大多數的和田市低得多。如前文提到的阿克蘇市洪某,其生意基本遍及南疆各地州,但其生意伙伴僅為漢族商人;而和田市從事餐飲業(yè)的劉某卻恰恰相反,他會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維吾爾族朋友也較多。由此可見,工作場域的交往是一把影響維漢民族關系的雙刃劍,當交往中的積極因素,如增進交流、促進民族交融等,對維漢民眾的影響蓋過他們之間的沖突和矛盾,維漢民眾仍能互幫互助時,由工作交往所影響的維漢民族關系就是融洽的;而當交往中的沖突和矛盾嚴重影響了維漢民眾的互助和交流時,由工作交往所影響的維漢民族關系就必然惡化。以這一標準來看,目前城市維漢民眾在工作交往中雖然能夠實現(xiàn)交流與互助,但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和偏見已經對維漢民眾正常的工作交流和互助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長此以往必然會影響維漢民族關系的交融,社會各界應給予高度重視。2.土地與民族間的交往以“巴扎”和“街區(qū)”為主的多民族國家維漢民眾的日常生活交往與其居住場所及民族構成密不可分,維漢人口比例的差異直接影響了維漢民眾的日常生活交往。一般來說,事業(yè)單位公共家屬區(qū)維漢混居程度越高,維漢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就越頻繁,相反則限制了其日常生活的交往;而商品房住宅區(qū)大多屬于單一民族居住區(qū)域,這一格局嚴重影響了日常生活中維漢民眾的交往與互助。市場(巴扎)和商業(yè)區(qū)也是維漢民眾生活交往的重要場所,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居住隔離帶來的交往障礙,也同樣受到維漢人口比例的影響。如漢族人口較多的阿克蘇市,由于漢族圈落的形成,除了巴扎以外,漢族的菜市場和商業(yè)區(qū)足以滿足漢族民眾的需求,對于當地維吾爾族群眾而言,除本民族的巴扎外,由漢族構成的商業(yè)區(qū)也是其生活的重要區(qū)域;而在維吾爾族人口較多的喀什市、和田市,維吾爾族經營的菜市場、巴扎和商業(yè)區(qū)則是維漢兩個民族生活場域交往的主要區(qū)域。因此,就市場和商業(yè)區(qū)這類生活交往的場所而言,漢族人口較多的阿克蘇市其維漢民眾的交往程度明顯不如維吾爾族人口較多的喀什市、和田市。3.有助于增強民族關系的交融度和融通度除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相互往來以外,維漢民眾的交往還反映在節(jié)日及婚喪嫁娶等事宜中。一般來說,民眾間的節(jié)日慶祝在維漢混居程度較高的社區(qū)和城市比較多見,而婚喪嫁娶等事宜民族間的參與度相比之下較低。需要說明的是,節(jié)慶場域中,事業(yè)單位領導的參與占了一定比例。通過節(jié)慶交往,不僅增進了維漢民族的關系,而且也在這些交往中讓兩個民族對互相之間生活習慣逐漸熟稔和尊重,有利于增進民族之間的融洽度。以上維漢民眾在工作、日常生活、節(jié)慶等主要社會活動中交往較充分,相互之間增進了了解和交流,有利于民族關系的融洽。當然,交往中也存在一些矛盾、沖突。以社會交往作為衡量維漢民族關系的指標,筆者通過長期的調查對衡量標準做以下認定:不同民族是否有充分的社會交往,交往中是否存在影響民族關系的沖突和矛盾,而且這些沖突和矛盾是否大到足以能夠成為影響民族關系好壞的關鍵。以此標準看,當前南疆維漢民族關系在總體走向上比較融洽。(四)民族關系交融方面上文的衡量指標,既是測量維漢民族關系的工具,也是影響民族關系的因素,兩者相互交叉。由于每個指標的衡量標準各不相同,因此透過每個指標所顯現(xiàn)的民族關系的融合或沖突程度也有所差異,因而應綜合各項指標以考量南疆城市維漢民族關系。一方面,就總體居住格局而言,整體城市范圍內的維漢混居格局所顯示的分離指數并不高。語言交流方面,盡管維漢兩個民族在學習和使用對方民族語言上存在時段差異、區(qū)域差異和交流環(huán)境的差異,但隨著對對方民族語言學習和使用,維漢民眾之間在交流方面不存在障礙,兩個民族進行交流的語言和形式逐漸多樣化,進一步促進了語言交流的深度和廣度。社會交往方面,南疆各城市的維漢民眾在工作、日常生活、節(jié)慶等主要社會活動中交往較充分,相互之間增進了了解與交流,有利于民族關系的融洽。由以上指標所顯現(xiàn)的南疆城市維漢民族關系是較融洽的。另一方面,在整體混居的格局之下,每個城市又均存在程度不一的維漢民族居住隔離的態(tài)勢,使分離指數上升并有日趨加劇的可能性,妨礙民族交往的居住隔離因素影響漸大。語言交流方面,當前存在部分漢族民眾和當地一些維吾爾族民眾不愿意學習甚至歧視對方民族語言的情況,其語言障礙必然影響民族間的交往,甚至會造成誤解并容易引發(fā)民族矛盾。社會交往方面,維漢民眾在工作與生活交往中也存在一些矛盾、沖突,或多或少會影響維漢民眾之間的關系。以上影響因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維漢民族關系的交融。此外,還有一些影響維漢民族關系的因素,比如政府的政策及其落實、漢族自身的文化適應、社會轉型時期的一些問題等,這些因素同樣影響了城市維漢民眾的交融,它們滲透在各個衡量指標里。總體來說,融合表現(xiàn)在民族混居、主體民族對其他民族的寬容、語言之間的相互學習和交流的暢通、充分的社會交往以及對對方民族風俗習慣的充分了解等方面,沖突則體現(xiàn)在居住隔離的擴大趨勢、語言交流上的限制、經濟利益的沖突、對對方民族風俗習慣的了解不足、民族偏見等方面。二、高級別云南男人與女人的互動程度和對策(一)民族關系交融方面通過田野調查與分析,筆者認為南疆地區(qū)城市維漢民族關系雖然在互動層面總體上表現(xiàn)為融洽的態(tài)勢,但存在的一些消極、制約因素將對今后維漢民族關系的發(fā)展走向起重要影響。制約因素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1.維漢民眾在居住格局上分離趨勢的逐漸擴大必將影響民族間的交往與互動。當前南疆城市各區(qū)域內存在不同程度的維漢分離居住的格局,隨著現(xiàn)代化的深入和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各類型區(qū)域內居住格局的分離指數將繼續(xù)增大,使片區(qū)居住的民族成分逐漸單一化,妨礙民族交往的居住隔離因素影響漸大。居住格局的隔離因素的增加將嚴重影響和制約維漢民眾在各類區(qū)域內的交往與互動,勢必影響南疆城市維漢民族關系的交融。2.維漢民眾在語言交流方面的一些問題及“雙語教學”的不足,勢必影響民族間的交流和交往,容易引發(fā)誤解甚至上升為民族矛盾。當前在南疆社會存在部分漢族民眾和當地一些維吾爾族民眾不愿意學習甚至歧視對方民族語言的情況,并且有增長的趨勢,所造成的維漢民眾之間的語言障礙必然制約及影響與對方民族發(fā)生的交流和交往,甚至會造成誤解并容易引發(fā)民族矛盾。而“雙語教學”在實際操作中存在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激發(fā)少數民族的抵觸情緒。3.維漢民眾在社會交往中存在的一些矛盾、沖突,或多或少地將影響維漢民眾之間的關系。城市中在工作場域由于工作或提職等所產生的一些矛盾和偏見、生活中由于不了解對方的風俗習慣而出現(xiàn)的矛盾等,這些矛盾和沖突日積月累,不僅影響維漢民眾之間的關系,也容易形成兩個民族之間的偏見,不利于民族間的互動和交融。(二)對策和建議1.民族交往方面針對南疆城市維漢民眾之間居住格局的隔離因素增加的現(xiàn)狀及趨勢,除了維漢民眾自發(fā)的交往活動外,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促進民族交往。應通過社區(qū)基層組織,進一步加強組織社區(qū)居民的集體活動、文化娛樂活動以及市屬各區(qū)域之間、城市之間的相關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從政府層面上采取措施加強民族間的交往,促進維漢民族的交流,以彌補居住隔離因素的消極影響。2.強化對維吾爾語的學習和使用民族間語言的相互學習和使用對民族關系的交融起了重要作用。針對影響民族關系的語言交流問題,從政策層面上,能夠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繼續(xù)堅持發(fā)展雙語教學,而重點對象則是維吾爾族民眾。一方面,從維吾爾族兒童開始抓起,培養(yǎng)和加強他們學習和使用漢語的能力和水平,從而對民族間的語言交流發(fā)揮一定的積極作用,同時也使他們能夠更好地融入社會,間接改善維吾爾族個體家庭的經濟和生活水準,對于促進維漢民族關系的交融起了一箭雙雕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應堅決執(zhí)行“雙語教學”中的維吾爾語教學,在普及漢語的同時堅持一定范圍內使用維吾爾語教學,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少數民族對于本民族語言弱化的擔憂。特別是在西藏、新疆、內蒙古自治區(qū)的高等學校的某些專業(yè)和院系應開設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課程和開展科研活動,切實落實少數民族使用本民族語言的權利。至于如何應對漢族民眾對學習維吾爾語熱情的減退,筆者認為,這一趨勢的形成與全國范圍內漢語通用語的地位以及區(qū)域內的漢族文化圈有關,從政策層面上,要想改變這種情況只有鼓勵漢族民眾多學習和使用維吾爾語,并沒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此外,由于事業(yè)單位接觸對象的多元化,因此事業(yè)單位的維吾爾族同志應加強對漢語的學習和使用,以提高工作效率及加強與漢族同志的交流與溝通;而事業(yè)單位的漢族同志,尤其是公務員系統(tǒng)的漢族同志,基于其工作接觸的對象和處理問題的實際需要,應當熟練掌握維吾爾語,并將維吾爾語納入一定考核評估體系中,即將針對漢族同志的維吾爾語口試與針對維吾爾族同志的漢語水平考試(HSK)相對應,以實現(xiàn)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語言使用平等,不給民族分裂分子留下口實。3.以增強自我價值的最大化為目標的就業(yè)促進政策的發(fā)展經濟利益是影響維漢民族關系交融的重要因素。就南疆地區(qū)而言,整體上存在漢族民眾經濟收入高于維吾爾族民眾的情況。因此,要減小經濟利益沖突對維漢民族關系的影響,就要在促進社會整體經濟發(fā)展、共同發(fā)展維漢民族經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