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先秦儒家的義利觀

正義與利益關系是中國傳統價值觀的核心問題。中國傳統義利觀的內容十分豐富,各家各派在義利關系問題上有著不同的看法和主張,從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義利觀,其中尤以先秦時期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的義利觀最為全面和深刻,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一、孔、孟、劉義利觀不應界定長期以來,有不少學者認為先秦時期孔、孟、荀三位思想家義利觀的核心內容是“重義輕利”、“尚義排利”。這是對他們義利觀的極大誤解。筆者認為籠統地用“重義輕利”或“義利對立”來概括孔、孟、荀的義利觀并不妥當。我們必須澄清對他們義利觀的認識,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先秦儒家義利觀在現代社會的意義。(一)“利”的存許多人常常把先秦儒家義利觀和孔子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1和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2等論述聯系起來,并且由此得出先秦儒家“重義輕利”、“義利對立”的結論。然而,這個“結論”并不符合先秦儒家義利觀的本意,其本意是在強調“義”的同時不排斥“利”,并肯定“義”和“利”、道德和物質利益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首先,先秦儒家強調“義以為上”、“見利思義”。孔子認為,人們行為的價值不在于行為的結果,而在于行為本身,在于行為是否符合應然之則,亦即是否符合“義”。孟子和荀子更注重對“義”的倡導,從人的本質特征方面論證了“義”的重要地位,提出“義”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規定和特征,是人區別于禽獸的主要標志。孟子把“義”作為“人之正路”及內心固有的道德原則。荀子則把對“義”和“利”的不同態度,作為衡量君子和小人的標準。他說:“為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于權,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3其次,先秦儒家在強調和重視“義”的同時沒有否定“利”的存在及其重要性。這可以從他們的許多言論中得到證實。孔子曾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1由此可見,孔子承認人有追求富貴的本能,追求一己私利是人的天性,這是正當和正常的要求。孔子又說:“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4說明孔子認為一個人要長期安于貧困是很困難的,因此他主張要重視“利”,使人們的生活有基本的保障。孔子還鼓勵人們通過正當的途徑去追求私利,為了得到正當的財富即使去做低賤的“執鞭之士”也不以為恥,“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5與孔子承認利一樣,孟子也認為對利欲的追求是人的天性,“食色,性也。”6對于人的物質欲望,他只提倡“寡欲“,認為”養心莫善于寡欲。”7“寡欲”,就是以“義”作為手段去制欲、導欲,而不是絕欲、禁欲。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思想代表,在義利觀方面,他也承認“利”的存在。荀子認為,凡人既欲利,又好義,因此應當義利兼顧。他說:“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8再次,先秦儒家主張對于“利”的獲得要符合“義”。孔子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9孔子將義利關系放到不同的社會條件下討論,具有深刻的涵義。所謂“邦有道”,即國家治理有序、社會公平,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靠合乎“義”的手段能得到富貴,如果一個人在“有道”之邦仍然貧窮卑賤,那就說明這個人不夠勤奮,是可恥的;但是,在一個管理不善、不公平的國家,通過發不義之財來達到富貴的人,同樣也是可恥的。從這段話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孔子認為對于合乎“義”的正當利益不去努力追求是可恥的,反映了他對“利”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孔子反對用不義的手段去獲取不正當的利益。可見,孔子肯定“利”的同時也要求對于“利”的獲得要符合“義”,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和孔子一樣,孟子也主張謀利要合乎“義”。他說:“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10在孟子看來,不符合道義的原則,即使很高的爵位和很多的財產,也不屑一顧;如果符合道義原則,不但可以取得,而且是理所當然的。荀子主張兼顧義和利,但也并不認為義利是并重、等同的,而是以義為重,先義后利,以義制利,以義勝利。從以上論述來看,說先秦儒家義利觀“尚義”是有根據的,但說其“排利”則明顯不符合事實。先秦儒家義利觀反對的僅僅是不符合“義”的“利”,它贊成“義然后取”,贊成在符合“義”的情況下去追求“利”,并認為義和利只有在違反了“義”時才是沖突的。因此,對于孔子的“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應理解為,道德高尚的人“見利思義”,知道怎樣合理地得到和處理“利”,而小人則只關心自己利益的多少,甚至一味地追求個人私利,破壞社會秩序,造成社會動亂。對于孟子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則應理解為,只要行了仁義,利就會自然而然地在其中了。(二)孔子的“興天下之同利”說先秦儒家義利觀強調社會整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認為人生的意義在于為社會謀利益。孔子主張公利第一,認為個人利益與國家整體利益應該統一,在二者發生沖突時,應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在孔子看來,“義”就是人們的公利,他認為“義”作為一種普遍的道德原則,總是超越了個人利益的狹隘性而具有普遍意義,是體現著國家整體利益的公利。因此,在治世方面,孔子提出要“博施于民而能濟眾”11,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2這就是說,統治者要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要做有利于人民的事,要使人民的利益得以實現。孔子稱贊鄭相子產“行己也恭”、“事上也敬”、“養民也惠”、“使民也義”13。從中可以看出,孔子認為君子要以“義”來“修己”,要為國為民謀取公利,從而把個人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統一起來。孟子也主張國家整體利益高于個人的一己私利。他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14提倡實施仁政和富民政策。由此可見,孟子把為天下謀利稱為義,強調道德高尚的人應該置國家整體利益于個人私利之上。荀子從“人生不能無群”15、善群則善生出發,提出“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16,主張“興天下之同利”17。可見,荀子也認為在義與利發生矛盾時,應“以義為上”,倡導“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3(三)以人性自我修養學說強化自己的道德品質先秦儒家從“義以為上”的價值取向出發,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重視對自己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的追求。孔子強調精神價值高于物質價值,精神需要的滿足優于物質需要的滿足,他主張一個人不應該過多地計較個人得失和追求享樂,在基本滿足物質生活需要的情況下應注重追求崇高的道德理想。他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憂道不憂貧”,“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18可見,孔子認為為了維護自己的道德原則和道德理想,即使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孟子以人性自我修養學說為基礎,強調通過自我修養來擴充先天的“善端”。如通過“養性”、“修身”、“養浩然之氣”等途徑,在艱難困苦的逆境中不斷地磨練自己以加強道德修養,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質,從而使自己達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的理想境界。不僅如此,孟子還強調不要為一己的暫時利益和茍延生命而放棄原則和尊嚴,他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6,從而明確表達了他對崇高道德境界的執著追求。荀子作為孔孟義利觀的繼承人,也崇尚高尚的道德境界,認為“仁義德義”是“常安之術”,3并說:“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16綜上所述,先秦儒家義利觀實際上是一種以精神生活為靈魂、以物質生活為基礎的價值觀,其精神實質在于,在人們的感性欲求中注入道德理性的調節因素,以全面地保證人們的生活質量。同時強調,在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發生矛盾時,應當先義后利,個人利益服從國家整體利益。如果要用最簡短的語言來概況先秦儒家義利觀的內容,應該是“重義兼利”、“重義尚利”。先秦儒家的義利觀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倫理道德的思想基礎,在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培養了一批批具有理想道德人格的仁人志士,為造就“禮儀之邦”做出了貢獻。二、先秦儒家正義和利益的現代意義(一)在道德規范的約束下,強調義利的統一性,弱化了人們的思想文化觀念,有利于人先秦儒家義利觀的“重義尚利”精神與市場經濟追求“利”的目標是不矛盾的,而且先秦儒家的“重義”精神還可以與市場經濟強調物質利益的價值觀念互補,有利于形成義和利相統一的價值觀。市場經濟的目標就是謀求最大的物質利益,發展市場經濟,就不可不講功利,就要追求經濟利益,這有助于為經濟和社會生活注入生機和活力,也促使人們更新價值觀念,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繁榮和富強,乃至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但是,我們必須強調的是,追求物質功利,不能毫無限制,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犧牲生態、犧牲后代人的利益作為代價,它必須受到一定的道德約束。因此,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強調義利的統一性。義利統一的價值觀,能夠引導人們在追求最大物質利益的同時考慮到“義”,從而使人們在許多具體社會領域中的行為更加規范,使人們的謀利行為更符合“義”的原則,最終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和發展。先秦儒家義利觀一方面承認物質利益的合理性,不僅不主張限制經濟主體對最大利益的追求,而且主張“先富后教”、“制民之產”,另一方面又倡導“利不傷義”、“以義導利”、“義利兼顧”,要求經濟主體用符合道德規范的方式來獲取利益,制約經濟主體用不道德的方式獲取利益。這樣先秦儒家義利觀有助于人們在義利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從而有助于形成義與利相統一的價值觀,促使市場經濟和道德以及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二)個人利益的內涵先秦儒家義利觀所追求的大義、公利,即國家整體利益,可以與市場經濟中個人利益互相補充,有利于形成個人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相統一的價值觀念。在現代社會,如何處理公與私,社會、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突出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效率優先,肯定個人利益的客觀存在,鼓勵個人通過誠實勞動和經營來取得較多的“利”,這有助于強化人們的主體意識,增強人們的自立自強精神,有助于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為經濟發展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提供動力。但必須注意的是,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利益的這個特點極易導致個人本位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將先秦儒家義利觀崇尚大義、公利,追求和諧,弘揚整體精神等積極因素融匯于市場經濟的個人意識中,使公私互補,引導人們以正確的手段在不損害國家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去追求個人利益,抑制利己主義,形成個人利益和國家整體利益相統一、并使個人利益服從國家整體利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念。(三)消除道德修養方面的障礙先秦儒家義利觀對精神價值和高尚人格的追求,可以與市場經濟追求現實物質享受的價值觀念形成互補,有助于提高人的精神文明素質。市場經濟不僅是法治經濟,還是倫理經濟。法制和倫理是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