慣用語句法變換的實驗研究

1慣用語的語法加工語法處理是語言理解和出現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產生或理解的根本問題在于探討句法和語義加工的本質及其關系。句法處理以內隱的加工方式保證語言理解能夠正常進行而且語言產生符合理解規則。作為一類特殊的語言符號,慣用語的意義通達有別于一般語言的加工規律。慣用語的句法和語義加工存在矛盾:句法加工將促使慣用語字面意義的通達,而語義加工導致慣用語比喻意義的提取。句法和語義加工的矛盾為慣用語理解帶來困難,同時也成為非字面表達理解機制研究的焦點。慣用語的句法加工存在兩種爭議觀點:1)慣用語的句法加工符合普通短語句法加工原則,加工是自下而上的過程,不存在慣用語整詞的句法表征;2)慣用語的句法表征中存在整詞的句法表征,句法變換受整詞句法性質的限制。1.1不可分解的慣用語為了對慣用語句法本質進行解釋,Nunberg(1978)提出慣用語存在語義分解性的性質,慣用語的句法變化基于語義分解性,句法加工符合普遍規律。分解性指慣用語的成分詞素對比喻意義的理解具有重要作用的現象?；贜unberg的觀點,Gibbs&Nayak(1989)提出慣用語的分解性假說,即每個慣用語至少是部分可分解的,個體具備成分單詞對整體意義理解存在貢獻的直覺。慣用語理解基于組合性:語義可分解的慣用語表達常由成分單詞的意義組合而成。個體從心理詞典中提取成分單詞的意義同時按照句法關系進行組合。作為對比,不可分解的慣用語將直接從心理詞典中提取比喻義。但是,除了Gibbs&Nayak的研究之外,幾個基于分解性假說的研究并未獲得切實的證據,并未發現分解性的顯著作用(Tabossietal.2008;Sprengeretal.2006)。同時,即使分解性假說是對的,它也無法解釋為什么“翻舊賬”可以進行被動變換,而“抱佛腳”卻不能進行同類變換,雖然兩者都是語義可分解的慣用語。Glucksberg(2001)認為慣用語句法操作符合語用原則,即其句法加工符合普遍語法。因此,任何操作都可以被執行,目的在于強調需要被強調的語義成分。在句法變化中,慣用語的組成成分和意義被保留,句法形式的變化主要是為了交流的目的。例如,講話者使用被動形式來強調主動句中的客體(賓語),語境條件發揮補全信息的作用。如:作為一位著名且要求苛刻的廚師,他的下手可不好打(打下手)。Glucksberg認為,對多數慣用語而言,句法操作在語境信息的作用下均可接受,即句法變換超越了成分單詞語義的限制。既然它超越了語義限制,是什么影響被試對句法是否可變換的判斷;是什么決定聽者對于給定句子判斷為可接受和不可接受,又是什么決定言者把握他們變化句法操作的尺度?Glucksberg認為,對上述問題最普遍的解釋是人們使用他們已經具備的語言能力對句法變換進行判斷,即人們對慣用語表達句法是否可變換的判斷是基于普遍性的規則,即語用原則,語用原則限制了句法是否可變化。從這個觀點來看,適用于字面語言的規則同樣適用于慣用語表達,因此,慣用語的句法行為是規則的而不是特殊的。1.2慣用語的語法變換:高速點、非定常性、因果性模型為了說明慣用語句法加工對語義產生和提取的影響,Cutting&Bock(1997)在兩階段模型基礎上整合慣用語的產生模型,提出混合加工觀。在該模型中,詞匯被表征為多層網絡模型,每層包含對應的概念層、詞匯層、詞素層和音素層。不同層次的不同節點互相聯系,每一層都遵循一定的規則,限定該層次材料的種類、特異性和組合原則。混合模型解釋了很多現象,包括慣用語的錯覺性結合。但由于并不存在慣用語整詞句法單元,這一模型在理解和產生過程中存在不對等隸屬關系。為此,Sprengeretal.(2006)提出慣用語理解的Superlemma模型,即慣用語加工是一種多層交互激活作用模型。在句法加工水平存在一個表征整詞獨立句法的superlemma節點,它體現了慣用語的句法特征和成分lemma相連接。在慣用語表征內部,lemma以及詞匯概念水平的整詞和成分單詞是互相競爭的過程,層與層之間是激活擴散的關系。因此,句法和語義水平是一種平行加工的關系,兩者存在交互作用,如圖1。在Sprengeretal.(2006)看來,慣用語的心理表征“必須是一系列詞匯的組合,它們的句法具有特異性,同時還包括它們的比喻性解釋同樣獨立儲存”。在這個模型中,句法的特異性被superlemma表征。這個特殊的句法單位對單個詞匯句法特征具有限制作用,它使得對慣用語成分的句法變化不能被有效接受。例如,kickthebucket的superlemma使得該慣用語不能進行被動變換。Superlemma具有慣用語整詞句法的功能,超越了單個詞素組合構造的句法功能,它使得單個詞素之間的句法關系特殊化,單個詞素早先存在的一些句法變化受到superlemma的限制。因此,Superlemma模型認為在個體的長時記憶中應該存儲了慣用語的比喻意義和整詞的句法信息,而這些信息的儲存以語言經驗(熟悉性)為基礎。由此,慣用語的句法變換存在兩種觀點的爭論。本文的目的在于調查個體如何處理慣用語不同類型的句法變換。依據Superlemma模型,慣用語的句法具有獨立表征,句法變化將依賴于語言使用經歷。而語用能力模型認為慣用語的句法符合一般規則,慣用語的句法變化并不依賴于語言使用經驗。同時,慣用語句法變換依賴于是否破壞整詞的superlemma,破壞整詞superlemma的變換將會受到限制。而語用能力模型并未嚴格限定慣用語整詞的句法性質,因此句法變換分析依據一般規則。2方法2.1測試對象30名大學生,其中男13人,女17人,母語為漢語,平均年齡21.2歲。2.2慣用語的語法變換材料來自馬利軍、張積家(2011)的研究,共45個動賓結構慣用語,其中高熟悉性慣用語30個,分為熟悉無歧義和熟悉有歧義各15個,低熟悉性慣用語15個。三類慣用語熟悉性的平均值為4.34,4.47和2.46,對三類慣用語熟悉性的方差分析表明,F(2,42)=295.86,p<0.001。簡單效應分析表明,高熟悉性慣用語熟悉性無差異,但是均和低熟悉性慣用語存在顯著差異。慣用語的句法變換共包括四類,分別為添加副詞、添加形容詞、被動變換、賓語前置變換。以“拍馬屁”為例,四個句子分別組合如下:(1)他總是拍馬屁。(3)馬屁被他拍了。2.3句子的效果性45個慣用語共組成180個句子,將180個句子的順序打亂、編號并匯編成冊,每個句子末尾以括號形式標注句子中包含的慣用語。另外在句子的下方呈現問題:1)句子是否具有合理現實意義(考察整句意義);2)句子是否符合慣常表達方式(考察整句句法);3)句子中的慣用語是否喪失比喻意義(考察慣用語意義完整性)。備選答案以全或無的方式呈現。指導語中詳述任務要求同時解釋并強調慣用語的比喻性質。將材料集體分發并回收。2.4處理數據將數據錄入計算機,采用SPSS11.5進行統計分析。3慣用語語法變換依賴于意義建構,目的建構作用未盡合理刪除2名不合格被試的數據,被試總量為28。首先對三類判斷要求(語義和句法)所得百分數之間進行相關分析,結果見表1。1由相關分析可知,三類判斷之間均存在顯著相關。當句子具有合理意義時,被試認為該句符合慣常用法,同時句子中所包含的慣用語也未喪失比喻意義。即慣用語句法變換依賴于意義建構,完整意義建構促使“合理”句法的判斷。慣用語句法分析和語義加工之間存在交互作用,支持慣用語理解的Superlemma模型。3.1添加副詞的判斷在句子是否存在合理意義判斷條件下被試反應的百分數見表2。對數據進行3(慣用語類型)×4(句法變換類型)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表明,慣用語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1(2,54)=11.98,p<0.001,F2(2,42)=3.16,p=0.05。兩類高熟悉性慣用語組合句子判斷百分數(均為0.67)之間不存在差異,但是均與低熟悉性慣用語組合句子判斷百分數(0.58)存在顯著差異。句法變換類型主效應顯著,F1(3,81)=114.56,p<0.001,F2(3,126)=40.37,p<0.001。對四種句法變換類型的分析結果顯示,被動變換剛剛達到隨機水平(0.50),即被試對其不置可否,其余句法變換判斷百分數分別為:插入形容詞,0.55;賓語前置,0.67;添加副詞,0.84。添加副詞百分數顯著高于其他三類判斷,賓語前置變換百分數顯著高于其他兩類判斷,其他兩類判斷無差異。兩者交互作用被試檢驗顯著,F1(6,162)=5.94,p<0.001,項目檢驗不顯著,F2(6,126)=1.44,p=0.17。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對低熟悉性慣用語組合的四種類型句子,被試對其是否存在合理意義的判斷存在差異,F(3,81)=29.68,p<0.001。添加副詞(0.73)的百分數顯著高于其他三類,賓語前置判斷的百分數(0.61)顯著高于其他兩類,添加形容詞(0.49)和被動變換(0.50)被試判斷無差異。對于高熟悉有歧義慣用語組合的四種句子,被試判斷存在差異,F(3,81)=40.68,p<0.001。添加副詞的百分數(0.84)顯著高于其他三類,賓語前置的百分數(0.71)顯著高于其他兩類,添加形容詞(0.59)和被動變換(0.54)被試判斷無差異。對于高熟悉性無歧義慣用語組合的四種句子,被試判斷存在差異,F(3,81)=80.66,p<0.001。添加副詞的百分數(0.93)顯著高于其他三類,賓語前置的百分數(0.69)顯著高于其他兩類,添加形容詞的百分數(0.58)顯著高于被動變換(0.47)。對三類添加副詞句子的判斷,被試反應存在差異,F(2,54)=27.28,p<0.001。被試對包含熟悉無歧義慣用語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93)顯著高于其他兩類詞匯組合的句子;被試對包含熟悉有歧義慣用語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84)顯著高于包含不熟悉慣用語組合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73)。對三類添加形容詞句子的判斷,被試反應存在差異,F(2,54)=6.72,p<0.01。對熟悉無歧義慣用語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58)和熟悉有歧義慣用語組合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59)顯著高于不熟悉慣用語組合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49)。兩類高熟悉性慣用語之間判斷無差異。在對被動變換句子判斷中,三類詞匯組合的句子判斷無差異,F(2,54)=2.29,p=0.123。三類判斷的百分數分別為:低熟悉性(0.50),高熟悉性有歧義(0.54),高熟悉性無歧義(0.47)。在對賓語前置句子判斷中,被試反應存在差異,F(2,54)=4.76,p<0.05。低熟悉慣用語句子組合判斷百分數(0.61)顯著低于高熟悉有歧義慣用語句子組合判斷的百分數(0.72),高熟悉無歧義慣用語判斷百分數(0.69)和其他兩類句子判斷無差異。結果表明,在整句意義判斷條件下,對于三類慣用語,添加副詞判斷百分數最高,賓語前置變換次之,其他兩類判斷與隨機水平無差異。這與Tabossietal.(2009)對意大利語動賓結構慣用語的研究結果一致。添加副詞由于并未破壞慣用語的整詞句法和整體意義,僅僅是對整詞意義的外部修飾,整句意義得到認可的比例最高。但是其他三類判斷均破壞慣用語詞素內部連接性,損傷了整詞語義的連貫性和完整性,被試對其判斷存在爭論,其中添加形容詞和被動變換的爭議較大。雖然賓語前置變換和被動變換的結構并無大的差異,而其判斷差異則是因為“被”字在句子中作用的凸顯。很顯然,動賓結構慣用語中的動詞,除了具有形、音、義等一般詞匯信息外,還儲存著大量特殊信息,用以描述事件和行為。例如,表示動作或事件的施事者、受事者的論旨信息。而慣用語中的動詞詞素,多數恰恰表示“施動”的主體信息,具有主動意義,如打(下手),撐(場面),其被動形式給人不知所云的印象。同時,有一部分慣用語,其本身就具有被動意義,如炒魷魚,因此從“魷魚被炒了”較難識別出“炒魷魚”的比喻義。即使如添加副詞“他經常炒魷魚”,也給人突兀的感覺,這可能是造成兩類句子判斷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另外,熟悉性在慣用語組合句子判斷中發揮重要作用,多數研究已經證實,熟悉性在慣用語理解中發揮重要作用(Nippoldetal.2002)。在添加副詞,添加形容詞和賓語前置變換中,高熟悉性慣用語組合句子意義判斷分數均顯著高于低熟悉性慣用語組合句子;在對被動變換的判斷中,被動變換突兀的句法信息掩蓋三者之間的差異。由此,研究結果支持Superlemma模型,即語言經歷性經驗影響被試對慣用語句法變換的判斷,相對于不熟悉的慣用語,被試認為高熟悉性的慣用語句法變換之后的句子更具有合理現實意義。本研究的實驗結果得到Reagan(1987)研究結果的支持,他認為慣用語熟悉性越高,句法變換越靈活,句子合理性也越高。但是,在Tabossietal.(2009)的研究中,操意大利語者對于包含不同熟悉性的意大利慣用語以及主試創造的慣用語(從未見過)的句子的判斷均未表現出熟悉性效應,研究結果支持語用功能理論,即被試對慣用語句法性質的判斷符合一般語用原則。對于兩個研究結果存在的差異,可能與漢語慣用語特殊的構成有關。漢語動賓結構的慣用語的賓語往往不是日常語言的慣用材料,或者說賓語詞素不能發揮脫離慣用語自身環境的句法語義功能,諸如(敲)竹杠、(背)黑鍋、(吃)干飯等,雖然現實生活中可能存在具體的事物表象,但是它們自身并不具有交流的現實功能,它們的出現,必然伴隨著動詞一起呈現來發揮語義功能,這就造成漢語慣用語句法變換受到動詞連帶的限制。同時,蘇向麗(2008)認為動賓式慣用語的賓語成分的語義特點是非具體性。名詞充當賓語成分時,所代表的事物一般不占據確定空間,如“愛面子”中的“面子”已抽象化,是比喻意義。有的名詞雖是具體物質,但具有轉喻或轉喻性質,如“費口舌”中的“口舌”以實代虛,不具有具體性。動詞和形容詞性成分充當賓語成分時則先經過體詞化,抽象化,表示泛指的活動或性質,如“占便宜”、“耍滑頭”中的“便宜”、“滑頭”。而對于英語或者意大利語,它們慣用語的構成的中間成分往往包含(定)冠詞,如英語的“kickthebucket”,“popthequestion”等;意大利語的“alzarelespalle”,“perdereilfilo”(意大利語分陰陽性,陰性以la為定冠詞,陽性以il為定冠詞)等,真正的賓語是第三個詞素,具有較高的社會現實性,它們的句法變換符合語法要求。另外,Petersonetal.(2001)認為多數英語慣用語句法組織良好,而漢語動賓結構慣用語賓語現實性較低的事實使得漢語慣用語內部句法組織往往不合理,如“打下手”、“吃悶虧”,這就為進一步句法變換帶來困難。同時,Tabossietal.(2009)的研究中,僅僅要求被試判斷句子是否符合慣常用法,即只關注句法信息,而我們的任務卻包含整句語義、整句句法和慣用語語義,任務要求的差異也會使得被試意識到句子內容不同的方面,這幾個方面可能造成兩類研究結果存在差異。3.2添加副詞的大量使用,并注意句子的收詞嚴重出現,被試對于動詞的判斷是否不認可?在句子是否符合慣常表達方式判斷條件下被試反應的百分數見表3。對數據進行方差分析表明,慣用語類型的主效應不顯著,F1(2,54)=2.71,p=0.076,F2(2,42)=0.25,p=0.78。對三類慣用語組合而成句子是否符合慣常用法判斷的百分數分別為:低熟悉性(0.46);高熟悉性有歧義(0.51);高熟悉性無歧義(0.50),三類判斷無差異。句法變換類型主效應顯著,F1(3,81)=126.72,p<0.001,F2(3,126)=74.06,p<0.001。對于四種句法變換判斷百分數分別為:添加副詞,0.75;插入形容詞,0.40;被動變換,0.32;賓語前置,0.50。添加副詞顯著高于其他三類變換,賓語前置顯著高于其他兩類變換,插入形容詞顯著高于被動變換。兩者交互作用效應顯著,F1(6,162)=6.30,p<0.001,F2(6,126)=2.25,p<0.05。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對低熟悉慣用語組合的四種類型句子,被試對其是否符合慣常用法的判斷存在差異,F(3,81)=31.29,p<0.001。添加副詞的百分數(0.63)顯著高于其他三類,賓語前置的百分數(0.51)顯著高于其他兩類,添加形容詞的百分數(0.41)顯著高于被動變換的百分數(0.31)。對高熟悉性有歧義慣用語組合的四種句子,被試對其是否符合慣常用法的判斷存在差異,F(3,81)=44.89,p<0.001。添加副詞的百分數(0.78)顯著高于其他三類,賓語前置的百分數(0.51)顯著高于其他兩類判斷的百分數,添加形容詞的百分數(0.41)顯著高于被動變換的百分數(0.34)。對高熟悉性沒有歧義慣用語組合的四種句子,被試對其是否存在合理意義的判斷存在差異,F(3,81)=86.79,p<0.001。添加副詞的百分數(0.84)顯著高于其他三類,賓語前置的百分數(0.48)顯著高于其他兩類,添加形容詞的百分數(0.38)顯著高于被動變換百分數(0.29)。在對三類添加副詞句子判斷中,被試反應存在差異,F(2,54)=20.94,p<0.001。被試對熟悉無歧義慣用語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84)顯著高于其他兩類句子;被試對熟悉有歧義慣用語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78)顯著高于不熟悉慣用語組合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63)。在對三類添加形容詞句子判斷中,被試反應不存在差異,F(2,54)=0.71,p=0.50。三類判斷的百分數分別為:低熟悉性(0.41),高熟悉性有歧義(0.41),高熟悉性無歧義(0.38)。在對被動變換句子判斷中,三類詞匯組合的句子判斷無差異,F(2,54)=1.29,p=0.28。三類判斷的百分數分別為:低熟悉性(0.32),高熟悉性有歧義(0.33),高熟悉性無歧義(0.29)。在對賓語前置句子判斷中,被試反應無差異,F(2,54)=0.29,p=0.75。三類判斷的百分數分別為:低熟悉性(0.51),高熟悉性有歧義(0.51),高熟悉性無歧義(0.48)。結果表明,當要求被試注意句子的句法信息時,添加形容詞和被動變換明顯不受被試認可,而賓語前置變換被試判斷百分數也剛達到隨機水平(0.50),只有添加副詞得到多數被試的認可。對于三類破壞慣用語既定結構的句法變換,被試均表現出對于此類句子句法信息的不認可。這從另一個側面證實superlemma的存在,因為依據語用能力模型,只要操作符合普遍句法規則,任何操作都是可行的,操作僅僅是為了強調某些成分,然而實驗結果并沒有表現出對幾種操作的認可。對比對句子語義判斷的結果(上表2),可以發現,句法操作判斷和語義判斷存在一定程度的分離。當要求被試將判斷焦點集中在句法合理性時,被試并不認可破壞superlemma的句法變換,但是當要求被試判斷句子是否存在合理意義時,句法變換的作用弱化,尤其是對賓語前置變換句子的意義判斷,被試表現出對句子存在合理意義的認可。Petersonetal.(2001)的研究同樣表明,慣用語理解過程中存在句法和語義加工的分離。他們認為,雖然多數慣用語有良好的句法組織,但是對句法分析導致字面意義的產生,在慣用語理解中,被試“應該”抑制句法分析。但是研究發現句法分析并未停止,而且即使被試已經通達慣用語的意義,句法分析依然發生。當被試發現字面意義不符合語境時,被試會抑制字面意義的加工,但是被試并不會抑制句法加工的進行,或者說被試會提取詞語意義,而不去監控句法加工進程,即句法加工是自動完成的。同時,本研究發現,當被試將焦點集中在句法合理性上時,熟悉性僅僅在添加副詞句法變換句子中發揮作用,即語義熟悉性僅僅在句法“合理”句子上發揮作用,對句法“不合理”的句子,句法變換并未表現出熟悉性效應。另外,被試對被動句句法變換的認可度最差,這同樣是由于被動句特殊的句法形式。被動形式要求“受事”客體具備“受事”特征,而動賓慣用語的賓語往往并不具備“受事”特征,如“(穿)小鞋”、“(打)交道”等,如果進行被動形式的改變,即使個體意識到其中包含的慣用語,認為句子變換符合普遍語法規則,也會判斷這不符合“慣用語”的語法規則。蘇向麗(2008)指出動賓慣用語的動詞成分的語義特點是非動作性。動詞性成分經整體意義的抽象化后,在隱喻或轉喻的意義上使用,動詞性成分減弱、虛化,但是被動句中的動詞比較強調動詞的“施動性”,造成動賓結構的慣用語被動變換失去整詞的意義和形式。本研究發現得到Tabossietal.(2009)研究結果的支持。他們研究發現,意大利語者并不接受對意大利慣用語的被動變換。另外,Fraser(1970)的研究同樣表明,被試同樣并不接受對英語慣用語的被動變換。3.3添加副詞的兩組特征在句子中慣用語是否喪失比喻意義判斷條件下被試反應的百分數見表4。對數據進行方差分析表明,慣用語類型主效應顯著,F1(2,54)=15.69,p<0.001,F2(2,42)=6.13,p<0.01。對三類句子中慣用語是否喪失比喻意義判斷的百分數分別為:低熟悉性(0.54);高熟悉性有歧義(0.49);高熟悉性無歧義(0.41),三類句子判斷百分數兩者之間均存在顯著差異。句法變換類型主效應顯著,F1(3,81)=59.49,p<0.001,F2(3,126)=39.56,p<0.001。對四種句法變換中慣用語意義是否發生變換判斷的百分數分別為:添加副詞,0.30;插入形容詞,0.54;被動變換,0.61;賓語前置,0.47。四種句法變換判斷百分數之間均存在顯著差異。兩者交互作用被試檢驗顯著,F1(6,162)=3.29,p<0.01,項目檢驗不顯著,F2(6,126)=1.07,p=0.38。簡單效應分析表明,對低熟悉慣用語組合的四種類型句子,被試對慣用語是否喪失比喻意義的判斷存在差異,F(3,81)=16.43,p<0.001。添加副詞的百分數(0.41)顯著低于其他三類,賓語前置的百分數(0.50)顯著低于其他兩類,添加形容詞的百分數(0.60)顯著低于被動變換的百分數(0.66)。對高熟悉性有歧義慣用語組合的四種句子,被試判斷存在差異,F(3,81)=23.56,p<0.001。添加副詞的百分數(0.29)顯著低于其他三類,賓語前置(0.52)和添加形容詞(0.55)以及被動變換判斷(0.58)三者之間不存在差異。對高熟悉性沒有歧義慣用語組合的四種句子,被試判斷存在差異,F(3,81)=48.92,p<0.001。添加副詞的百分數(0.19)顯著低于其他三類,賓語前置的百分數(0.40)顯著低于其他兩類,添加形容詞的百分數(0.48)顯著低于被動變換(0.58)。在對三類添加副詞句子判斷中,被試反應存在差異,F(2,54)=18.26,p<0.001。被試對熟悉無歧義慣用語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19)顯著低于其他兩類句子;被試對熟悉有歧義慣用語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29)顯著低于不熟悉慣用語組合句子判斷的百分數(0.41)。在對三類添加形容詞句子判斷中,被試反應存在差異,F(2,54)=4.44,p<0.05。三類判斷的百分數分別為:低熟悉性(0.60),高熟悉性有歧義(0.55),高熟悉性無歧義(0.48),高熟悉性無歧義慣用語組合句子判斷百分數顯著低于其他兩類,其他兩類之間無差異。在對被動變換句子判斷中,三類詞匯組合的句子判斷存在差異,F(2,54)=4.56,p<0.05;三類判斷的百分數分別為:低熟悉性(0.66),高熟悉性有歧義(0.58),高熟悉性無歧義(0.58)。低熟悉性慣用語判斷百分數顯著高于其他兩類慣用語,其他兩類慣用語無差異。在對賓語前置句子判斷中,被試反應存在差異,F(2,54)=4.65,p<0.05;三類判斷的百分數分別為:低熟悉性(0.50),高熟悉性有歧義(0.52),高熟悉性無歧義(0.40),高熟悉性無歧義慣用語組合句子判斷百分數顯著低于其他兩類慣用語組合句子,其他兩類判斷無差異。研究結果表明,語義熟悉性影響被試對慣用語是否喪失比喻意義的判斷,而且,有無歧義影響被試對慣用語意義的判斷。對于存在歧義慣用語,如“翻舊賬”,當表述“舊賬被他翻了”時,這一句話本身即具有歧義,字面意義的解釋同樣合理;而對于無歧義慣用語“吹牛皮”,當表述“牛皮被他吹了”時,只表達單一意義。另外,慣用語意義喪失在添加副詞句子中的比例最低,其次是賓語前置變換,而添加形容詞和被動變換均超過隨機水平。很顯然,一旦進行諸如被動變換、添加形容詞或者賓語前置變換,多數被試即認為慣用語比喻意義喪失,尤其是被動變換;只有在添加副詞條件下,被試才認為慣用語意義未發生改變,保持本意。同時,在添加副詞條件下,熟悉性的作用明顯,有無歧義的作用同樣明顯。存在歧義在方便慣用語理解的同時,也為慣用語句法變換帶來新的干擾因素,合理的字面意義使得慣用語詞素具有“受事”意義,從而也方便各種句法變換的有效開展,但是很顯然,被試反應是基于字面意義展開的。被試對添加形容詞、被動變換和賓語前置變換條件下慣用語意義是否發生變化的判斷均接近或超過隨機水平,表示被試并不認可慣用語的句法變換,句法變換的結果是慣用語比喻意義的消失,該結論同樣證實superlemma的有效作用。依據Superlemma模型,慣用語的句法變換受到整詞句法的限制,整詞句法使得之前的“受事”客體喪失“受事”的主題信息從而無法成為被動句的“受事”客體,正如漢語慣用語“出風頭”和英語慣用語“kickthebucket”,被動變換并不被多數母語者認同。事實上,對于漢語慣用語,在文本材料中,幾乎見不到慣用語的被動形式,即使如熟悉性較高的慣用語“拍馬屁”、“打交道”等,人們幾乎看不到或者聽不到“馬屁被拍得很響”,“交道打得很是時候”這樣的句子,雖然“馬屁”、“交道”已經可以脫離慣用語而發揮獨立的作用。由于“被”字句的特殊性使得句法變換對慣用語而言幾乎不能實現。安豐存(2007)認為,被字句是一種獨立的句式,表達特有的話語意義。產生這種句式的根本原因是動詞“被”的句法和語義的特殊性。句法的特殊性在于動詞“被”語義虛化,句法特點類似于漢語的使役動詞,如“使、讓”等,其后要以小句作為賓語;語義的特殊性在于“被”表現的是“遭受”義,一般指具有消極意義的事件,這樣的語義特征必然決定發生的事件不是主觀愿望,完全是被動地無條件地接受行為,產生了附屬的被動意義。而慣用語往往具有強烈的“主觀性”和“主動性”,相矛盾的沖突使得慣用語被動變換不能變為真實的存在。因此,被動變換必將使慣用語喪失比喻義。4討論4.1動賓結構的動賓詞匯化程度不同多數慣用語的意義不能由單個詞素的意義組合而獲得,個體必須意識到慣用語的整詞意義超越了詞素意義的組合,整詞意義儲存和編碼在心理詞典中。同時,慣用語的一個特性是它的句法限制性,它們不能進行所有類型的句法變換。它們的句法行為是特殊的,而且,句法學沒有明確的確定哪些變換是慣用語可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蘇向麗(2008)認為,動賓結構慣用語的離合性(句法靈活性)表現在動賓之間的句法關系中,同時闡述了五種句法變換,主要是:1)可擴展插入五種成分;2)可重疊動詞;3)可動賓倒置;4)可用于“把”字句;5)可替換?；趯ξ宸N句法變換的分析,她認為大約96%的動賓式慣用語具有離合性,但是這種離合大都是有限離合,非自由離合,動詞成分和賓語成分在搭配上受限制,二者之間不是自由搭配,而是互相依賴,經隱喻或轉喻后語義更加凝結,慣用語在使用過程中多以整體形式出現。即慣用語動詞成分和賓語成分相對于一般動賓短語具有較強的語義粘連,成分單詞不能作為自由詞匯進行句法變化,存在整詞句法的限制。動賓結構慣用語句法變換的本質在于詞匯化程度的不同。從歷時角度看,很多短語在發展過程中都經歷了一個從非詞的分立的句法層面的單位到凝固的單一的詞匯單位的詞匯化過程(董秀芳2002)。詞的詞匯化程度不同,語言中的詞與其成分間關系的緊密度隨著詞匯化程度的不同而變化。如果一個詞的成分仍保持語義和語法信息的明晰性,并大體上認可用語法解釋,這個詞就屬“弱詞匯化”詞;如果一個詞的成分的語義和語法信息已變得不透明(opaque),這個詞就屬“強詞匯化”詞(楊亦鳴、余光武2003)。影響一個句法形式凝固成一個詞匯單位的因素有多種,其中最重要的是形式在言語中的使用頻率和意義的變化。相對于偏正結構的慣用語,動賓結構的慣用語詞匯化程度較低,動詞成分和賓語成分粘連存在間隙,為插入其他成分留有空間,同時成分單詞的意義得到保存,導致句法較為靈活。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句法變換都適合所有的慣用語。蘇向麗(2008)依據動賓成分之間的離合度強弱將動賓式慣用語分為四個等級:1)不可離合的;2)弱離合的;3)中度離合的;4)強離合的,并以此來區分慣用語動賓成分離合程度的不同,即部分慣用語的句法要比其他慣用語更加靈活,這就為慣用語句法形式的統一帶來新的難題。因此,在慣用語理解的諸多有爭議的理論模型中,研究者較少涉及慣用語的句法加工,句法加工既是個體加工慣用語中需要抑制的加工過程,也是被研究者“抑制”的研究內容。但是,諸多研究都證實,慣用語存在句法加工,句法加工促進慣用語鍵(判定慣用語是慣用語的標志)的迅速出現。即當個體進行句法加工時,句法加工和慣用語整體所創設出的語境不相符合,使個體迅速意識到慣用語是“慣用語”,識別慣用語的隱喻性質并加快理解。如對于慣用語“吃白食”,白食作為賓語在吃的對象中并無現實存在相對應,由此,被試很快意識到慣用語的比喻本質從而重新分析語義。因此,句法分析促進語義提取。本研究旨在通過對三類慣用語的四種句法變換的判斷來了解個體對慣用語句法變換的認同度及影響因素。研究發現無論在哪種判斷條件下,由于添加副詞并未破壞慣用語的結構和語義,認可程度最高。對慣用語被動變換的認可程度最低,原因一方面在于被動結構的特殊性,即“被”在句子中的突出和強調作用;另一方面也由于動賓結構慣用語自身的語義性質,即動詞的“施動性”減弱、虛化以及賓語的“非現實性存在”。諸如“擺架子”、“敲竹杠”、“抓把柄”、“走后門”等,本身就蘊含了講話者強烈的“施動身份”,或者如“炒魷魚”等本身蘊含的“受動信息”,這些都嚴格限制動詞成分成為被動句的“主語”和施動行為。同時,一些漢語動賓慣用語的賓語詞素往往并不具有客觀現實性,如“(擺)噱頭”、“(放)口風”、“(出)風頭”等,雙字詞素成為被動句的“主語”,如“噱頭被擺了”,讓人難以理解。由此可見,慣用語的句法變換受到嚴格的語義和句法限制,慣用語的句法性質具有特異性,這種特異性表現為慣用語具有整詞的句法單位,即superlemma。Superlemma限制慣用語詞素的具體位置,使得慣用語的句法結構具有相對的穩固性。即使詞素相對位置發生變換,如“總是給人小鞋穿”,被試并不難理解其中的“穿小鞋”;另一方面,正是由于superlemma的存在使得慣用語詞素本身的句法“身份”遭到限制,喪失句法變換的靈活性。4.2.固體性慣用語的多重性基于英文“idioms”構建的Superlemma模型對慣用語表達在句法凝固性、語義熟悉性等幾個方面的表征和處理做出了很好的預測。但是,Superlemma模型并未詳細論述詞素信息(lemma和concept)對慣用語句法是如何發生影響的,以及不同單詞成分在句法變換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另外,Superlemma模型也未探討整詞歧義性、語義可分解性、詞素本身的性質(如詞頻,是否存在比喻意義等)對句法變換如何影響。本研究發現,可以進行靈活變換的慣用語,往往是語義熟悉性較高,具有歧義特征的慣用語,如“翻舊賬”、“揭傷疤”、“開夜車”等;或者是語義熟悉性較高,雙字詞素具備良好比喻意義的慣用語,如“拍馬屁”、“吹牛皮”、“出風頭”等,“馬屁、牛皮、風頭”等都具備了詞的功能,而且廣為流傳,這是造成慣用語具有不同句法變換層級(離合性)的主要原因。就慣用語的句法變換而言,熟悉性和歧義性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在三類判斷中,熟悉性在“合法”的句子中均發揮積極的作用。本研究證實,熟悉的慣用語句法更加靈活。熟悉性保證慣用語可分解“直覺”的產生,例如在Hamblin&Gibbs(1999)的研究中,被試堅持認為在對不可分解慣用語“kickthebucket”(迅速死亡)的理解中,詞素“kick”發揮重要作用,因為“kick”(踢)動作意味著“迅速”。依據分解性假說,這種直覺是句法靈活性的基礎。但是,Superlemma模型并未就語義分解性如何影響句法靈活性提供理論支持。而歧義性則保證慣用語句法變換具有字面意義解釋的合理性,即句法變換是被認可的。如“白卷被他交上來了/他交上來一份白卷(交白卷)”,這種語義解釋的意義性促使句法判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