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風有狐》中的情與樂

鄭偉的詩歌大多是愛情詩，這些詩歌總是與水相連。詩中出現了大量的魚、船只、水鳥和昆蟲等與水密切相關的形象，這與商鞅文化和宗教信仰密切相關。本文試從民俗文化的角度對這一地域的“風詩”進行透視,探討其成因,解讀詩旨。鄭、衛(邶、鄘)之詩,多桑間濮上、投桃報李之作,其音樂柔糜曼渺,“其細已甚,民弗堪也”,充滿誘惑力,因而受到封建復禮者的斥責,認為“鄭聲淫”,對于非儒反孔、離經叛道者來講,又認為是“音聲之至妙”。拋開漢儒以來政治說教的影響,這些相與詠歌、各言其情的愛情詩,展現出原始先民盡情任性、舒展旺盛的情感世界,透著青春原初的活力、率性自適的生存狀態與質直的言情品格。他們帶著強勁的生命蠻力與情愛欲望,剛性、直白、潑辣、純真,摒棄一切現實的煩囂,注目人生最基本的生生不息的“情”,張揚抒情主體的“本我”世界,呈現出狂野放恣的蠻荒之美,是青年男女唱出的最純真、最質樸、最火熱、最坦率、最具有原始生命力和原始激情的歌唱。一、《風蘭》等詩中的女性形象仔細品讀這些情詩,我們會發現這樣一個鮮明的特點:每當詠歌男女戀情時,總離不開水。這些戀詩多集中于溱水、洧水、淇水、濟水及護城池、池塘邊。根據情感側重的差異,大致分為以下幾類:1、男女“伊其相謔時”的歡樂與幸福:《鄭風·溱洧》描繪的是仲春時節、溱洧之濱聚會的盛大場面,青年男女相約赴會,調笑戲謔、互贈信物的極盡狂歡。《鄘風·桑中》里的那位美孟姜主動地邀請男子去密會,他們相見于桑林,相約于“上宮”,還一路相伴至淇水之濱。《鄭風·狡童》、《鄭風·山有扶蘇》、《衛風·艽蘭》也屬于此類男女相謔之詩。2、癡情女子對吉士癡癡地召喚和期待:《鄭風·褰裳》寫一女子深情呼喚情人涉河相約,《邶風·匏有苦葉》寫一女子等待對岸情人的激動和焦灼。面對著渺茫的濟水,癡情的姑娘惆悵滿懷,孤獨地徘徊在岸邊。《鄘風·柏舟》寫女子銘記在河邊與愛人相會的情景,為掙得這一自由、幸福的愛情,發出呼天蹌地的哭訴和錚錚誓言。《衛風·有狐》寫一姑娘看上一個小伙子,她將心上人比作一只孤獨而又狡猾的小狐貍,表述得十分含蓄委婉。3、棄婦臨水而泣、哀怨凄惻的哀痛:《邶風·柏舟》中棄婦借飄蕩在河水中的柏木舟發出了對薄情負義的男子的譴責,對自己不幸命運的悲嘆。《邶風·谷風》就自然現象的涇渭清濁,來表明夫婦感情的變化,抒發棄婦的哀怨情緒。《衛風·氓》講一位女子面對淇水傾訴其不幸婚戀遭遇,也許他們相識相戀之地在河邊,面對依舊淙淙的流水,昔日的歡樂、幸福不再,物是人非,悲從中來,開棄婦詩先河,為棄婦之千古絕唱。4、這幾國“風”詩中,還有一些詩篇雖沒正面描繪水邊戀情,但詩中當提及婚配時也常常與水相連。如《衛風·竹竿》、《邶風·泉水》、《邶風·新臺》、《衛風·河廣》、《鄭風·揚之水》、《鄭風·野有蔓草》。《國風》中有相當一部分情歌吟詠于水濱河畔或與雨水密切相關,為什么上古時的婚戀男女對水情有獨鐘呢?十五國風中,周南、召南、邶風、鄭風、衛風、鄘風、陳風都有此種現象,而作為東夷故地的鄭、衛(鄘、邶)占了其中絕大部分。從理論上講,一叢成功的文化意象,就是一種文化的濃縮,他們都倚賴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我們沿著詩中的蛛絲馬跡去探察促使這一意象形成的文化背景。二、海濱詩歌形成的原因和文化意義(一)龍珠節、桑林社、高虎祭祀與“水上愛情詩”之間的關系1、《韓詩》中的“”祓禊是古時求福祛災的儀式,《說文》示部云:“祓,除惡疾也。”如同我們現在所說的“齋戒沐浴”。臨水祓禊,消災去垢,以香草芳木祭神娛神,達到驅邪招福的目的,這在上古時期特別流行。屈原《離騷》便是這一風俗浸潤下的產物。不僅楚國如此,其他地方亦有此風俗,如《鄭風·溱洧》。《韓詩》說:“《溱洧》,說(悅)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于兩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愿與所說者俱觀也。”《史記·鄭世家》“正義”引《韓詩外傳》說:“鄭俗,二月桃花水出時,會與溱洧水上,以自祓除。”由以上古籍可知,鄭國每年春季臨水祓禊的習俗,也是未婚男女聚會狂歡的季節,他們借此時機彼此相謔,尋求配偶。另外,對于上巳節名稱的由來,孫作云先生認為:“上巳的‘巳’字即‘子’字,上巳即尚子,正名定義,上巳的最初意義就是為了求子。”在古代,婦女如無子,夫家可以理直氣壯的“出”妻,因此,古代婦女特別看中求子這一祭祀活動。尤其是無子的婦女,更是認為自身有邪氣沾身,希望通過洗滌,能夠驅邪消災,所以,這一風俗便演化為祓禊祛災了。在水邊祓禊祛災求子,青年男女借此時機談情說愛,因景觸情,借物抒懷,因此,愛情之詩多與水相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2、桑林文化與祭社《鄘風·桑中》一詩,與《鄭風·溱洧》有其相似的文化背景。這首歌的每一章前四句都充滿了調笑的意味,重點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其中“桑中”即衛之“桑林之社”。社為地神之祀,《禮記·月令》記載,仲春之月,“全民社”,每年仲春二月要祭祀土地神,祈禱來年的豐收。《墨子·明鬼》篇說:“燕之有祖,當齊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可見,祭社與男女之事相關,上宮,既指社或高禖廟,古人謂廟亦曰宮。那么這首詩,就是在舉行桑林之社的祭祀時唱的。至于淇水,也就是他們在舉行這種祭祀時所祓禊的河流。古代仲春二月祭神,同時還要祈子。《禮記·月令》記載:“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高禖是管理人間生育之神,祈子就是祭祀高禖并加禱告,求其保佑。祭祀和祈子都在春分前后舉行,兩者也就自然地合二為一,一方面祭祀土地神,一方面祈禱生子。土地神客觀上成了生育的保護神,仿佛它既保佑土地上的莊稼豐收,又庇護人類的后代。上面兩首詩,同言戀愛,同言春天,同言水邊,同言祭祀,同言求子,形成戀愛+春天+水邊。其他水邊情詩,與這兩首詩情形相似,這就表明他們應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或反映著同一民俗。祓禊節、桑林社與高禖祭等大型的祭祀活動為青年男女選求配偶提供了大好時機,又因其活動本身就孕含著促進繁衍生殖的希求,所以大量水邊情詩的產生也就不足為怪了。(二)交感主事地位的二元性—水邊情詩的文化意蘊在原始社會中,所有事物都是神圣的,沒有什么東西是與宗教巫術無關的。所有活動——吃、喝、耕作、戰斗都有著它們適當的程序,就連這種程序也被規定為是神圣的。上文所提及的宗教文化背景,與商族的高禖祭祀、商族的原始信仰(以玄鳥為圖騰)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其一:商的圖騰信仰是玄鳥,傳說商之始妣簡狄在河邊與姊妹們行浴,見燕子遺卵,吞而生契。這記載最早見于《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洗澡),見玄鳥墜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記》的寫作雖晚,但漢人都這樣說,知道司馬遷一定有所本。假使他根據的是民間傳說,這民間傳說,也一定有所承。后代的禮俗中,有曲水浮卵之戲。特別是認為未有孩子的婦女吃了漂浮在水中的雞蛋,就會因孕生子。這與古時先民只知其母、不只其父的社會現實有關,認為婦女生小孩,是圖騰進入婦女體內所致。這一風俗應該追溯到東夷族以鳥為圖騰,傳說他們的始妣吞鳥卵而生子有關。至此,青年男女為尋求配偶,去水邊談情說愛,也就不足為怪了。其二:應與先民的巫術信念有關。根據弗雷澤的交感巫術定律——表現在外同類相生、果同于因的巫術,相似的行為可以產生相似的結果。用真實的兩性交媾去促進大地豐產、人蓄興旺,正是這一巫術信念的體現。對此,弗雷澤曾用深情的筆寫到:“在某一特定的發展階段,人類似乎開始這樣的想象:避免這些可怕災難的方法就掌握在他們手中。他們可以用巫術來促進或阻礙季節的運行。于是,他們舉行儀式,念符咒,使雨水降下,太陽發光,使動物繁衍,大地上果實生長……他們為了這一目的所舉行的儀式大體上是對自然進程的戲劇性表演,他們希望籍表演能使自然運行地更為順利。這里所體現出的是一種類似于巫術的信條,即僅僅通過模仿便可以產生出任何期望的效果……因而,人們常常在同一時間內用同一行動把植物再生的戲劇表演同真實的或戲劇性的兩性交媾結合在一起,以便促進農產品的多產,動物和人類的繁衍。對他們來說,生命和繁殖的原則,活著并引出新的生命,吃飯和生兒育女,這是過去人類的基本需求,只要世界還存在,也將是今后人類的基本需求……因此,食物和孩子這兩種東西乃是人們用巫術儀式來表演季節運行所追求的最主要的東西。”所以,看似莊嚴神圣的宗教祭祀與普通男女擇偶戀愛相連在一起,也就合乎其理了。其三:這與鄭、衛等地自由、開放的民風習俗有關。在古代東夷地區,不論是族內婚,還是族外婚,男女兩性的交往都比較自由,聚散離合任其自然,所受限制很少。男女雜游,不媒不聘,青年男女都是自由擇偶,沒有禮法約束。鄭衛皆東夷故地,對這一風俗當有所秉承。加上鄭國處在東周國都洛陽附近,有溱水和洧水相繞,山艱水險,受外界影響較少,更多的保留了遠古遺風。衛國的桑林祭,與楚之云夢等皆“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是頗含邪淫的,從另一個側面也可看出民風習俗的自由開放。正是由于鄭、衛等國民風開放,婚俗較少束縛,加之祭祀活動較多,為青年男女自由交往尋求配偶,提供了大好時機。同時也賦予詩歌奔放無羈、樸厚釅深的風貌,有鄉土本色的原生氣象,曉諭出旺盛的生命熱力。其四:從遠古神話信仰層面上看:詩經時代的人們正處在神話的光輝逐漸消逝、理性的萌芽悄悄崛起的轉折點上。對于來自民間的國風來說,曾經代代相傳神話故事、神話傳說只是沉淀了,而不是消失了。有學者指出:“比興的思維方式是神話思維的產物,是神話時代隨著理性的崛起而告終以后所傳承下來的一種類比聯想的寶貴遺產。”趙沛霖在《興的起源》一書中認為興是“宗教觀念的內容向藝術形式的積淀”。隨著神話思維方式轉化為藝術性的比興思維方式,實際上神話的內容也已經相應地滲入詩的內容,成為民間歌謠的隱語含義。保存在古典文獻和少數民族中間的各類神話中,洪水神話是一個屬于全世界的神話。而且,這些洪水神話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與人類的起源密切相關。不管是諾亞方舟還是伏曦、女媧,講的都是洪水過后,人類開始生殖繁衍。到了詩經時代,當神話的故事相對地褪去了光澤之后,神話的信仰意義卻遺留了下來,人們潛意識里會把自己所在地方的河水同洪水神話,同祖先神、婚姻神的信仰,同人類的起源、生殖、婚姻等觀念聯系在一起。透過《詩經·國風》婚戀詩中的“水”意象,我們似乎看到了他的后面有著更為深廣的意義世界。三、性詞為背景的情感隱喻《詩經》中有大量比興運用,用法卻又是極有規律可循的,用以比興的物象幾乎都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它們不只是增添藝術的韻味,而首先是在參與內容的表達,是特定內容的話語符號或通用代碼。這顯然不是個別性的藝術家的靈感,而應與長期的文化積淀有關。今天我們已無法洞悉這背后的真實意義,但在詩經時期,應是顯而易見的。因此水邊婚戀詩里出現大量的魚、舟船、水鳥、匏等與水有密切關系的意象,也就比較容易理解了。《詩經》中在涉及男女戀情詩時,總會出現釣魚、食魚、魚網、魚笱、魚鷹等意象。《衛風·竹竿》是衛國男女戀愛的情詩,它開頭第一句就說到釣魚:“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淇水是衛國青年男女相會聚歡的地方,并非釣魚的環境,從詩意來看,衛國女子出嫁別國,初戀情人依然想著她,但“遠莫致之”,正如釣于淇水,勞而無望矣。此處釣魚與娶妻意同。《陳風·衡門》“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說到河,又說到魚,娶妻與食魚并提。《邶風·新臺》是衛國人諷刺衛宣公筑臺納媳之事。“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這里用鴻鳥食魚,來比喻男女戀情。還有許多婚戀詩,都連帶地說到魚,有的隱喻極鮮明,有的變成一種套詞,如《衛風·碩人》講到齊莊姜嫁衛莊公時,說:“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邶風·谷風》中女主人公在訴說丈夫另娶新人冷落了自己的凄苦時,會突然冒出“毋逝我梁,毋發我笱”之句,正說明魚與情愛有關。聞一多較早地認識到《詩經》與生殖崇拜文化的關系,他在《說魚》一文中雄辯地指出中國人從上古起以魚象征女性、象征配偶。他認為魚的這一象征意義起源于魚的繁殖力強,與原始人類的崇拜生殖、重視種族繁衍直接相關。2、女性情感由來及風《詩經》中也出現了許多舟船的意象。以舟船在水象征男女婚配,《毛傳》首先意識到了這一點,在《衛風·竹竿》注中說:“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婚配,得禮而備。”《鄘風·柏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泛彼柏舟,在彼河側”,開頭兩句正是以舟在河暗示男女兩性的擇偶婚配,接下來再描述那個“髧彼兩髦”的心上人,由此表明自己與他密不可分。舟與船都是暗示男女兩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