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內容的本體介紹主題詞：符號、語言與言語、共時態與歷時態、能指與所指、橫組合與縱組合內容提要：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里提出的四組對應概念，與符號構成的形式層面、符號內涵的意義層面和符號理解的解釋層面密切相關聯。本文約略圈定了傳播內容的本體范疇后，以索緒爾的四組概念為主線，對應傳播符號的三個層面，力圖解釋傳播符號在傳播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從傳播活動的過程看，可以分為傳播主體，傳播客體和傳播本體。所謂傳播本體就是傳播的內容一一訊息，而傳播內容的本體就是訊息的客觀形式一一傳播符號。在日常生活中，符號又稱記號、指號、符碼等。在學術用語里，符號卻有著十分深奧的內容，粗略看來，符號可以從三個層面透視：一是涉及符號構成的形式層面，一是涉及符號內涵的意義層面，一是涉及符號理解的解釋層面。實際上，這三個層面相互交叉，層巒疊嶂，但又都統一于符號本身。一般學科的研究，最核心的概念及其范疇總是難于界定，人言人殊，傳播符號亦是如此。面對這種情況，研究者往往從一些經典定義出發，概括出所要研究事務的范疇。什么是傳播符號？皮爾士認為：“一個符號，或者說象征，是某人從某一方面或者關系上代表某事物的某種東西。（《皮爾士文集》第二卷第228節）這個概念包涵著符號的形式（即符號本身）、指稱（即符號所指對象）和意義（即對符號的解釋）三方面，也就是說，符號是代表性、指涉性和解釋性的三位一體。然而在范疇上，這個定義說符號是某種東西，仍是模糊不清，讓人不甚了了。鑒于此，霍克斯說：“任何事物只要他獨立存在，并和另一種事物有聯系，而且可以被'解釋'，那么他的功能就是符號。”-（特倫斯.霍克斯《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瞿鐵鵬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這樣一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當作一種符號看待，傳播符號就變得空洞無邊，玄之又玄了。當然，對符號的具體定義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對符號核心理念的理解，還是“英雄所見略同”，研究者一致認為符號有三個基本特點。首先，符號是一種有機體能夠感受到的非實在刺激或刺激物，如聲響、語言、文字、繪畫等；其次，符號是兩者之間的“代表”，是“第三者”。譬如，在消費者和商品之間，廣告就是符號；再次，符號總是和意義形影不離。沒有無意義的符號，也沒有無符號的意義。（符號的定義）通過這樣的闡述來解釋符號似乎還不夠清晰，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對符號的一些基本分類來進一步圈定它的范疇。當然，標準不同，分類自然不同，這里只列舉三組最基本的分類，即：符號與信號、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視覺符號和聽覺符號。首先從符號與信號來區分。符號與信號符號是人類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人類理性地、主動地、間接地與符號發生呼應；與人相對，動物所面臨的則是信號，動物只本能地、被動地、直接地對符號作出反應。很多學者認為，人也是動物的一種，信號的某些效能在人身上也同樣有效。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哲學家和符號學家莫里斯，他以解釋動物對感覺暗示的反應方式來解釋人類對語言的使用，并以只能符合于人類的方式來思考非人類；同樣，也有很多學者認為，人畢竟不是動物，符號與信號存在著根本性的差別。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國哲學家、符號學家恩斯特.卡西爾，他在《人論》中說：“信號和符號屬于兩個不同的論域，信號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號則是人類的意義世界之一部分；信號是操作者，而符號則是指稱者；信號即使在被這樣理解和運用時，也仍然有著某種物理的或實體性的存在，而符號則僅僅有功能性的價值。”Z（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傳播學對符號的分類，最常見的當屬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的雙峰對峙。什么是語言符號，薩姆瓦等人在《跨文化溝通》一書中介紹道：“從最基本意義上講，語言是一種有組織結構的、約定俗成的系的符號系統，用以表達一定地域社群和文化社群的經驗語言是一種代表客觀實在的非精確的符號系統。”-（薩姆瓦等：《跨文化溝通》陳南等譯，三聯書店1988年版）其實，語言符號不僅是傳播信息的媒介，也是人們認識世界的途徑，關于這方面的問題，下面將做更加詳細的論述。而所謂非語言符號傳播，是指傳播情境中除卻言語刺激之外的一切由人類和環境所產生的刺激，這些刺激對于信息發出者和信息接受者具有潛在的信息價值。如果說語言符號是人類的意識形式，那么非語言符號就是人類的潛意識形式，而潛意識模糊不清，難于界定，非語言符號也是如此。鑒于此，北京大學傳播學者關世杰先生對非語言符號進行了直觀的分類。他把非語言符號看做非言語語，非言語語又分為人體語、時間語、空間語、顏色語、圖畫語、藝術語、環境語、花語和其他。而人體語又分為面部表情語、眼神語、手勢語、體態語、接觸語、副言語、氣味語和相貌服飾語。在大眾傳播活動中，由于語言符號是傳播的主體部分，所以這里我們主要探討語言符號。德國人類學家利普斯說：“最簡單的交際媒介當然是語言，傳播消息的其他聽覺方法也是由語言發展出來的。與聽覺方法相對照的傳播消息的視覺方法，他的發展導致了文字的發明。”人同此情，事同此理，傳播符號也可以分為聽覺符號和視覺符號。聽覺符號稍縱即逝，聲過無跡，是以縱向的時間維度作為主要的結構力量，旨在久遠。藝術上產生的民間說唱、戲曲清唱和器樂等都是以聽覺符號形式出現的；視覺符號占據空間位置，以橫向的空間維度作為主要的結構力量，旨在廣遠。藝術上產生的繪畫、雕塑、工藝品、建筑等都是以視覺符號形式出現的；-（吳文虎《廣告里的符號世界》廣州出版社1997年版）受此啟發，加拿大傳播學者英尼斯提出了時間媒介和空間媒介的概念，他指出：意在時間綿延的符號或媒介，制造出地方割據的等級社會組織；而意在空間拓展的符號或媒介，則形成大規模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這種媒介觀是對對聽覺符號和視覺符號概念的擴展，二者兼并不孤立，正如人的聽覺和視覺同時存在一樣，聽覺符號和視覺符號也是相互交叉存在，用美國語言學家霍基特的話說，叫做符號的“時空位移性”。（符號的分類）對人類傳播而言，語言符號無疑是一切符號的基礎，對語言的探究是解釋傳播符號的首要途徑。其實，人們對語言的研究在很早之前就已經存在，如我國公孫龍的“白馬非馬”的論辯，古希臘名稱取決于事物的“本質派”和名稱取決于習慣的“習俗派”之間的論爭。發展到19世紀，已經形成歷史語言學、比較語言學和普通語言學三大分支。1916年，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出版，猶如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峰，開創了現代語言學、符號學和結構主義。根據李彬教授的介紹，可以把他的思想分成四組二元對立的范疇：語言與言語、共時態與歷時態、能指與所指、橫組合與縱組合。語言和言語差別甚大。語言是一套隱而不顯的準則和必不可少的規約，是一套關系化的系統或整體性的結構；而言語是個人日常生活中對語言的具體使用，也就是按語言的通用規則說的一句句的話。假如語言是樂章，言語就是一場場演奏；假如語言是電碼，言語就是一份份電報;假如語言是象棋規則，言語就是一盤盤象棋。“語言是言語機能的社會產物 它只憑社會成員間通過的一種契約而存在一個人即使喪失了言語能力，只要能理解所聽到的聲音符號，還算保持著語言 我們雖然已經不再說死去的語言，但是完全能夠掌握他們的語言結構 言語活動是異質的，而這樣規定下來的語言卻是同質的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語言和言語是相互依存、互為前提的。“言語要被人們所理解，并且產生它的一切效果，必須具有語言；但是要使語言能夠建立，也必須有言語。”用霍克斯那個廣為流傳的比喻說:象棋規則（相當于語言）可以說是高于并且超過每一局單獨的棋賽（言語）而存在，然而，象棋規則只是在每一盤比賽中的各棋子之間的相互關系中才能取得具體的形式。（語言和言語的關系）在傳播過程中，我們并沒有必要考察語言的起源。對于個人而言，語言能力是一種先天的存在，人們按照這種語言能力掌握語言，言語就成了語言能力的具體體現。就像一個人先天就有走路的能力一樣，人們在走路能力的驅使下學會走路，走路就是走路能力的體現。喬姆斯基認為，這種先天的語言能力是一種深層結構，而言語則是一種表層結構。要了解傳播本體的形成，就要揭示語言從深層結構向表層結構轉換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社會客觀存在和社會意識形態起著決定作用。譬如，我們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語言能力，但是世界上存在著數以百計的語種。傳播活動也是，傳播者都掌握著同樣的事實，但是不同的傳播者所表達意義卻有差別，這個差別表現在傳播內容的本體上。（喬姆斯基語言轉換生成理論）與20世紀以前的理論相比，索緒爾語言學最大的特征就是把語言視為由各個成分之間的關系所組成的系統：語言是由相互依賴的諸要素組成的系統，其中每一個要素的價值完全是由于另外要素的同時存在而獲致的。這就是索緒爾提出共時態和歷時態二元對立概念的思想基礎，但是索緒爾對語言的共時性論述甚少。皮亞杰在《結構主義》中說：“一個詞的歷史，時常離說明這個詞現在的意思相差很遠。其原因在于除了歷史之外，還有一個體系問題，這樣一個體系主要是由對這個體系的種種成分都發生影響的平衡規律組成的，在歷史的每一時刻，這些規律都取決于語言的共時性。”從中不難看出，所謂共時性就是對立。言語之所以能夠傳達有意義的內容，正是因為言語從發音到句斷無不存在著某種對立，語言系統就是一系列聲音差別和一系列觀念的結合。我們可以以文字為例做進一步說明，文字能傳情達意，只在乎字母詞語間的差異：1、 文字符號是任意的。例如字母t和它所表示的聲音逐漸沒有任何關系。2、 字母純粹是消極的用來表示差別的。例如同一個人可以把t寫成很多變體，只要不把它和別的字幕相混就可以。3、 文字的價值只靠他們在某一個由一定數目的字母構成的系統中互相對立而起作用。4、 符號是怎樣產生的無關緊要，它與系統無關。總之，對立隱含著系統或結構的前提，都是針對關系而言的，沒有整體的背景，便沒有個體的差異，符號系統的性質就是在此共時態下所決定的。（共時態和歷時態）索緒爾的共時態概念，實際上揭示出了一種結構，說明事物的本質不在于事物的本身，而在于事物之間的關系。這種概念直接啟發了俄國形式主義，要重視符號本身，主張用音位來剖析語言形式和文本結構。按照霍克斯《結構主義與符號學》中的概括，俄國形式主義的語言研究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以象征主義為基礎，把形式視為有效的交流工具，符號本身就是自足的、具體的實體，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話說：“如果用工廠方面的情況來做比喻，那么，我感興趣的不是世界棉紗市場的行情，不是托拉斯的政策，而是棉紗的支數和紡織方法。”（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他們認為，形式能夠借助詞外的韻律、聯想和含蓄等“伸展”語言，使其超出“日常的”規范的意義范圍，使熟悉的東西“陌生化”。晚期的形式主義認識到詞語負載的“意義”與詞語本身密切相關，一個詞語可以從習慣的所指對象分離出來，自由地和大量的所指對象結合在一起，從而具有多種意義。結合俄國形式主義前后期的觀點，發現符號既是“媒介”，也是“信息”，既是“能指”也是“所指”，前面繼承了索緒爾符號系統的結構觀，后面直接啟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