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音樂教育的官學化

西周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奴隸制國家。這一時期,土地的所有權,由原始社會的農村公社所有變為奴隸主貴族所有。奴隸主階級的最高政治代表——天子,成為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即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廣大庶眾則“上無通名,下無田宅”。“這種天子所有、或稱為‘國有’的土地所有制,以及政治上實行以宗法制為基礎的分封制度,決定了學校教育不可能有‘私’的形式,只可能以‘國’的形式出現。于是形成了‘學在官府’、‘官守學業’的局面”。與之相應,音樂教育也形成了以官府為中心、以禮樂教育為主體的較為完善的樂教制度。一、社會教育的社會化模式依賴于我國社會主教育制度是社會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一般來說,一定的社會教育模式取決于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思維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學在官府”即是我國奴隸制社會特殊條件下的產物,其產生之緣由大略有三:1.社會生產力的占有和限制西周時期是中國“農業自然經濟”發展的重要階段,土地占有形式不存在個體的私人土地所有制,而只有奴隸主的“國有”的土地所有制,社會物質生產資料完全被奴隸主階級所壟斷,而作為上層建筑的社會精神生產資料也毫無例外地壟斷于國家官府。這種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最終決定了學校教育的存在方式。這是“學在官府”制度產生的根本原因。2.落后的生產工具由于井田制的充分應用,西周社會生產與夏商兩代相比有較大發展,但仍然相對低下。西周的農具同商代一樣,以木器、石器、骨器、蚌器為主,這些落后的生產工具的應用,阻礙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限制了生產發展速度,影響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如此低下的社會生產狀況致使書冊、教學器具等精神生產資料無力擴散于民間,無法保證教育的普及和發展,形成“惟官有書,而民無書”,“惟官有器,而民無器”的局面,“學術既專為官有,故教育亦非官莫屬”。3.“宗法制度”與“學在官府”的產生周滅殷后,在土地國有制基礎上,建立起較為完整、嚴格的宗法制度。宗法制是一個龐大、復雜但井然有序的特殊社會構造體系,是一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使族權與政權合而為一的族制系統和等級制度”。它確定了貴族的親疏、等級、分封和世襲的關系,解決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大大強化了中央集權,形成了嚴格的上下、君臣、長幼、尊卑、貴賤等級秩序,促進并加強了西周的等級制度。其最終目的不外乎是要維護周天子的最高統治地位,鞏固以周天子和諸侯為代表的奴隸主階級的統治。正如王國維所說:“周人嫡庶之制本為天子諸侯繼統法而設,復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則不為君統而為宗統,于是宗法生焉。”在這種統治模式下,以周王為首的奴隸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始終操縱著禮治教育的主動權,教育內容、培養目標、所用教材、教師的任選等皆由奴隸主階級決定,形成“官師不分”、“政教合一”的局面。“為官之父,兼而為師,傳其所學;官之子,則就其父學,習其業”,“為官者世世為官,為民者世世為民。”。可見西周的教育主要為官府中貴族子弟所享用,而庶人以下的大多數人則既不能進仕,也不能求學,必然導致教育的“學在官府”。總之,“土地國有”,“宗法制度”和“學在官府”,是西周社會三位一體的系統。生產關系和政治經濟制度的制約,導致了教育的高度壟斷,使得西周教育形成了“學在官府”的局面;而這種官學教育體系又反過來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維系和強化了作為宗族奴隸制國家的上層建筑的宗法分封等級制度以及相應的禮樂制度。二、樂教的組織西周官學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的治國人才,其教育體制的創建、教育內容的設定、教育手段的實施都是為維護西周奴隸制統治秩序而服務的。禮制教育作為鞏固西周社會制度的輔助政策,具有倫理化、政治化、宗教化的歷史特征,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其必然受到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成為西周奴隸制度的重要支柱。因而在西周官學中,禮樂教育居六藝之首,“既是貴胄子弟修身之要,更是他們用世之具。”西周的禮樂教育制度已形成了以等級性和階級性為特征的較為完整的學校教育體系,大致可分為國學與鄉學兩類。國學專為統治階級的貴族子弟而設,按學生入學年齡大小與程度深淺分設大學和小學兩級。周天子所設大學,規模龐大,有五學之稱,即中“辟雍”(環水而建,又稱太學)、南“成均”、北“上庠”、東“東序”、西“瞽宗”。辟雍之外的東、西、南、北之學,后世又稱“四學”,其活動大都與“樂”有關。成均為學樂之所,由大司樂主之;上庠為學書之所,由詔書者主之;東序為學干戈羽龠之所,由樂師主之;瞽宗為演禮習樂之所,由禮官主之。這些在《禮記》、《周禮》中均有詳細記載。《禮記·文王世子》記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龠,皆于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周禮·春官宗伯》也有記載:“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其所屬禮官中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并負責“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云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大武》。”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有“大胥”“掌學士之政,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有“小師”“掌教鼓、鼗、祝、吾攵、塤、簫、管、弦、歌。”有“瞽目蒙”“掌播鼗、木兄、吾攵、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有“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有“笙師”“掌教吹竽、笙、塤、龠、簫、篪、笛、管,舂牘應雅,以教礻戒樂。”另外參與樂教活動的還有“小胥”、“大師”、“龠師”、“鐘師”、“典同”等樂官。這些人員將所司之職安排的有條不紊,井然有序,反映了處于鼎盛時期的西周官學音樂教育的完善程度。諸侯所設大學結構較為簡單,僅有一學,且只有南面的一半環水,北邊一半無水,以示屈于天子,稱半頁宮(或“泮宮”)。鄭玄解釋說:“半頁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也有人認為,“泮”就是半,意指在一半環水的地方建學宮。國學以外的鄉學,主要按地方行政區劃設置,是地方學校,與國學相對。地方區域大小不等,學校名稱也有所不同。西周時二十五家為一個基層單位,稱為“家”或“閭”,設“塾”一所;二十個閭為一“黨”,設“庠”一所;五黨為一“州”,設“序”一所;五州為一“鄉”,設“校”一所。塾、庠、序、校皆由大司徒負責,其下屬機構亦有明確的職責規定。供職施教的有父師與少師,多為退休鄉里的大夫或士;教育內容以德、行、藝為綱,基本要求與國學相一致;教育對象則主要為地方貴族以及少數平民。西周國學與鄉學在學校設置、辦學水平、師資配備、教育對象以及受教者入學年齡等方面的不同規定,正是西周等級制度在教育中的反映。三、沒有限制的培訓西周樂教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據《周禮》記載,官學中樂教的主要內容有樂德、樂語、樂舞等方面的教習。1.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中國古代教育具有重道德倫理的特點,《禮記·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西周樂教亦以德為重,所謂“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主要內容就是《周禮·春官》所載“中、和、祗、庸、孝、友”的六德。鄭玄注曰:“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樂德之教就是運用藝術的感染力,使學生從道德認識到道德情感都致于“中和”,起到化情移性,移風易俗的作用。可見,西周樂教具有“政教合一”的特點,其教育內容的設置既是現實生活的需要,也體現了一種政治要求。2.中都是不斷西周不僅是“禮樂之邦”,同時也是一個“詩樂之國”。詩歌的酬唱應答成為貴族以至庶人所必備的文化修養,在許多娛樂和禮儀活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樂語之教就是借古證今來啟發教育國子,培養他們賦詩配樂、寫作閱讀的能力。其教育內容包括“興、道、諷、誦、言、語”諸項。所謂“興”,鄭玄注曰“以善物喻善事”。孔穎達認為“以惡物喻惡事”也是興,可見興即比喻。“道,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以上都是就詩樂的寫作、閱讀、背誦、吟詠以及應用而言的。3.史詩性舞是周德宗的教育據《周禮·春官·大司樂》記載,樂舞之教的內容有大舞《云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大武》。以上“六樂”是周雅樂實施的重要內容,也是周人學習歷史知識、培養共同文化意識的重要教育方式之一,相傳為黃帝、唐堯、虞舜、夏禹、商湯、文武六代史詩性樂舞,多用于“事邦國之鬼神祗”的重大活動。此外,還有小舞《巾發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等。大舞與小舞由大司樂和樂師執教,為國學中之必修課。通過樂舞可以了解民族發展的歷史,均調國子血氣,使國子“委蛇曲折,動容貌,習威儀,就其抑揚進退之節,以消其驕淫矜夸之習。”由此可見,西周樂教是一種包含著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等諸多教育因素的綜合性美育教育,是抽象的愛國主義教育、文化傳統教育、倫理道德教育與具體可感的審美藝術教育的結合。正如郭沫若所說:“中國舊時的所謂樂,它的內容包含很廣,音樂、詩歌、舞蹈,本是三位一體不用說,繪畫、雕刻、建筑等造型藝術也包含著。甚至于連儀仗、田獵、肴饌等都可以涵蓋。所謂‘樂者,樂也’,凡是使人快樂,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東西,都可廣泛地稱之為樂”。四、北周樂教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