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蓋在性上的敏感和生死悲情——以克里姆特與席勒的藝術表現為例賈云霞（武漢紡織大學藝術學院）摘要：性，一直是一個引人爭議的話題，也是藝術家畫面描繪的主題之一。性，從自然功能是生理需求的正常反應；從社會功能是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形式；從文化功能是一門具有文化價值的學科。性在大眾心理是一種“低級文化”，對于它在藝術作品的審美性、思想傳達性的態度也是不同的。維也納分離派的克里姆特與席勒作為分離派的大師，他們以性為主題反復表現藝術作品，藝術家的觀念在畫面中不是比喻解釋而是直接對呈現的判斷。克里姆特與席勒為大眾展現的藝術作品，是通過性的描繪來傾訴本身情感方式的傳達性與思想性。畫面的華麗與音樂性、孤獨與痛楚一一呈現在視覺化的眼前。克里姆特與席勒文化環境的熏陶成就了他們文化象征的混沌與深刻性，畫面人物及其描繪傳遞了一種藝術家內心世界的自由性，也使大眾認知維也納文化遺產的價值性及其藝術家的藝術才華的顯現。關鍵詞：性；克里姆特；席勒；情感；藝術1性的規定問題與藝術表現性是一個錯綜復雜的探究問題。從宏觀層面，將“性”置于生物-文化-心理的廣闊視野，它涉及醫學、生物學、流行病學、心理學、性學、社會學、人類學、人口學、法學等學科；從微觀層面，將錯綜復雜的性生活融入你的生命歷程，它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動手動腦的方法、生動激烈的討論，幫助你認識性在不同人生階段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主要針對性的普遍性而言，它與大眾的實際生活緊密聯系；性，從藝術的角度探究，它所具有的思想性、文化性、藝術性是這一區域的特殊性表現。性在藝術作品思想性的詮釋，使性賦予一種美的享受，藝術作品的意境得到意象的升華。性的規定問題，不可孤立的探討這一特殊性和普遍性，需用聯系統一的哲學觀點來解說性的神秘性與復雜性。從性區域性而言，東西方對于性的爭論是不一的。在西方社會社會中，性處于對抗之中-壓制與反抗，正常與病態，罪與非罪的對抗；在中國社會中，而性被忽視，性在重要與不重要，崇高與底下浩然正氣與鬼魅邪氣之間屬于后者。西方社會對性的態度“是極為復雜和微妙的。”[1]他們對于性的表現認為是一種美的化身，純潔的，崇尚的。東方的中國受保守思想的束縛不可接受這一性的藝術，認為它是惡俗的，底下的。東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構成兩者對性文化價值取向的一個差異。現代人的性規定問題與性學的興起有著直接的關系。性學的一個主要立場就是反清教主義傳統。把性視為一種自然的功能，人有自由表達自己性本質的權利。藝術家借用性與女人作為繪畫的題材，其作品不僅僅是性權利的傾訴，亦是作品深度與高度的呈現。對于性學的研究，美國和西歐使性步入世俗化的過程，從宗教、道德的領域降低到純粹私人行為的領域，降低了控制性表達的間接社會手段的控制程度，如法律的約束與制裁。性所涉及的內容繁雜，它不僅指性的本質與性愛，其女性亦是性不可或缺的部分。從自然功能看，性只是作為人生理需求的反映；從社會功能看，性是社會關系人與人之間的一個穩定紐帶；從文化功能看，性涉及各種學科，也是藝術家創作思想的源泉。克里姆特的《吻》采用濃重而神圣的金黃色以及強烈的情欲作為創作的主題。其畫面很美之外，還富有平靜的和不加掩飾的情欲表現，給作品一種新的視覺傳達和美的享受。在當今世界，有三種性觀念與型規范：“第一種仍堅持著以生殖為性的惟一合法規范，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大都有著較深的宗教信仰，他們仍舊把性看作自我放縱和罪惡。”[2]對他們來說，只有為了生殖的性才是正當的。第二種認為，性是愛的需要，對持有這種信念的人們來說，愛與性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有愛才能有性，沒有愛的性是不道德的，是違反規范的。第三種認為，性的目的是娛樂，性僅僅是人生多種快樂的來源之一。介于文化因素的差異性，性的規定問題在東西方也不盡相同，堅持利于人性自由的方面，才可突出性文化、性規范顯示出某種優越性。通過女人主題與符號表現性的藝術之美，展現覆蓋在性上的華麗和唯美。維也納是一個駐足著時間記憶的城市，曾經觸動過歷史記載的人和文化的細節，克里姆特與席勒迷戀著人類心靈和生死主題的表現熱情。女人和性是克里姆特反復表現的主題之一。女性的身體和神態在克里姆特的畫中變換著不同的角色的象征，有妖媚的、羞怯的、母愛的、清純性感的，神秘詭異的......畫面中除有女性和男性，亦大量采用幾何形的曲線、長方形、橢圓......將女性與幾何形體不同形式的綜合融合使用，就如“要把對立的兩方面嚴絲合縫地焊接起來，使它們成為一個整體。”[3]克里姆特把性的藝術性通過自身情感的矛盾因素詮釋為一種迷離的華麗性與壓迫感，是維亞納最真實的世紀末生活中滋生出的藝術。與克里姆特一樣，女人和性也是席勒藝術表現的主題，但席勒表現的女人和性完全不同于克里姆特。克里姆特的女人和性與情欲、浮華、誘惑、唯美連在一起；席勒的女人和性與本能、驚恐、孤獨、依戀以及陰郁痛楚的氣氛連在一起。席勒運用東方韻味的線條，描繪女人身體的流暢、性的敏感和赤裸而又率真的生命情欲。與克里姆特幾何形的運用所呈現的視覺效果具有不同的情感傳達。維也納分離派的克里姆特與席勒以女人來表現性的華麗與敏感，其表現手法的不同，呈現的畫面視覺效果亦是不同的“意象”。克里姆特與席勒由性中闡發出的心靈能量和藝術想象，記憶著關于人之身心的誘惑......2傾聽性的情感方式及其傳達作為世界遺產城市的維也納，記錄著分離派的克里姆特與席勒精美絕倫流傳至今的藝術作品。他們的藝術作品不僅僅是維也納城市的文化標志，也是世界藝術歷程的寶貴財富。克拉克說“藝術作品、視覺文化的典例并不是簡單地‘反映’思想，它們‘創造’了那些思想。”[4]克里姆特與席勒的藝術作品在探究性的主題上，不是孤立的模仿生活的一種常態，而是有意識的心理現象的表現。在自然物象中，他們選擇性作為他們反復表現的主題之一，是通過一定的認知得以宣泄自己的內心情感。他們從“人的‘認識——情感——意志’的完整整體出發來尋找與感情相對應的對象。”[5]以女性的身體和神態變換不同的畫面，傾訴不同時間與空間的差異性，畫者本人內心世界的變化。克里姆特作品《女人的三個階段》，用女嬰——美女——老嫗的演變過程來表示。左側的老女人顯得衰老，身體輪廓清晰，手臂上的血管、干癟下垂的胸脯、鼓起的腹部在老嫗身上見證了歲月蛻變的痕跡，可偏偏她又滑稽地模仿孕婦，更顯示出無情的逼真手法。而旁邊的這位母親是如此年輕，看上去仍似個姑娘，頭發綴滿了花朵，一條透明的藍色薄紗纏繞著她的腿部和臀部，沉浸在母愛的冥想之中，神態可愛的嬰兒懷抱于胸前。借助于女性的三個不同時期揭示死亡的象征，具有一定悲觀情緒在其中，暗示著人們，人世間的快樂到頭來只是一場夢，虛無空幻，所以靈魂就應隨時準備迎接來世。任何藝術作品的背后都有奇妙豐富的故事、不同尋常的含義以及作者的深思熟慮。克里姆特與席勒以性為出發點，為大眾營造一個不同情感方式傳達的深度性，“創造”了全新的思想觀。弗洛伊德認為“藝術可以揭示內心隱藏的矛盾和情感，他打開了釋放壓力的安全閥門（無論是在觀察者方面，還是在藝術家方面）。”[6]克里姆特與席勒雖都以性為主題，其表現的方式卻不同。克里姆特的繪畫風格華麗，有唯美裝飾傾向和音樂的韻律感，追求平面感和線的韻味。其畫面上大量使用了幾何形曲線、長方形、橢圓形、漩渦形、水草、花卉的形狀，用作人物背景空間的裝飾，其中一些符號隱喻了女性的生殖器官。其作品《貝多芬帶飾》畫面以金黃色為主，男性與女性擁抱著、纏繞著的背部呈現于大眾之前，背景采用幾何形的裝飾營造了畫面的韻律感和音樂性，整個飾帶細微地刻畫出一位英雄在達到實現自我目標之前所要承受的種種磨難和考驗，寓意著追求幸福，也暗示著溫情的情欲面紗下遮蓋隱蔽的性沖突。克里姆特用華麗、唯美的氛圍傾訴情感的幸福與悲傷，在女性象征的背后深藏著人性里的野性活力和帝王般的花心，對女人情欲誘惑和虛華纏綿情懷的深深迷戀。席勒在維也納留給世界的則是迷戀人類本能力量和生死悲情，具有痛楚風格的視覺遺產。席勒說“生即是死”，在畫面中彌漫著一種孤獨與痛楚。作品《水蛇Ⅱ》與克里姆特一樣表現畫面的華麗感，采用水平、滑行的女人題材，人物用抽象的裝飾結構所形成，不同于克里姆特讓感性、膨脹的自然人體線條由抽象、裝飾性的色塊營造形所環繞。題材相似卻失去克里姆特《水蛇》里性的魅惑力，反而增加了陰晦的男性側面像，具有一種情感、表現性的品質，更具精神性的特質。席勒講述：“新藝術家必須做自己，他必須是個創造者，必須出其不意，不運用的、已存在的，獨立地建立基礎，這樣他才是一個新藝術家。”[7]他強調“自我”、“從自己本身”、“為自己創作”，尋求自己的藝術特色和合乎“目的性”的題材來傾訴情感方式的傳達。席勒的畫風有著一種刺眼的銳利和觸動心靈神經的敏感，隱喻的畫風超越了世俗生活，像深暗靜夜里一聲響鑼，令人震栗。《死神與女孩》畫的是絕望的擁抱，表示一段愛情的終結和無可挽回。在帶有綠色筆觸的黃棕色畫面上，橫披著一塊充滿褶紋的布，整個畫面布局頗有裝飾意味，白色讓人聯想到死人的床。兩個躺著的畫中人有如漂浮著，這是席勒典型的構圖方式。女孩環在死神身后的手近乎松開，只是頭仍倚在死神的胸前，死神的左手也溫柔地撫著她的頭，然而右手卻似乎要將他推開。兩者身體又近又遠的矛盾張力形成男子獨特的表情：眼神呆滯無神，面部充斥著失望，卻無能為力的神態。克里姆特與席勒都以尋找“自我”的本質密不可分。他們的作品通過性的表現方式，傾訴自我內心世界的感性情愫，宣泄內心的苦悶與傳達幸福的正能量。就如黑格爾認為“藝術品除了能夠表達其創作者的精神之外，同時還可以表達藝術家所生活的特定文化環境的精神”，[8]作品的思想性、藝術性是“自我”思想的一種情感方式的傳達，將藝術家的生活與文化轉化為美，美的生成就應運而生，無須解說美的形式。3展現性呈現的文化語境性主題的藝術作品在當今仍持質疑的態度，大眾心理的視覺藝術認為是色情作品，質疑和挑戰了社會制度的視覺文化。對性和女人的描繪讓大眾不可接納，從而不能成為一種大眾文化的趨勢。雖然性和女人只有一部分人認可，但其性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價值是不容忽視的。在卡米·巴格莉婭《性感文化》一書中她認為“‘西方文化有一只游動的眼睛’，而且‘西方文化是建立在感性關系上的’”。[9]克里姆特與席勒的藝術作品及其藝術主張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感性基礎上生成，藝術作品反映時代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其個人思想性的傳達。兩者關于性主題的藝術作品為我們講述了一個活態文化故事，肯定性主題藝術的價值，展現性呈現的文化語境。克里姆特與席勒以性和女人為反復表現的對象之一，其女性的象征對于克里姆特與席勒意味著什么呢？女性象征的背后深藏著克里姆特人性里的野性活力和帝王般的花心，還有他對女人情欲誘惑和虛華纏綿情懷的深深迷戀。他畫中的真正魅力是把矛盾的因素巧妙地容在了一起。維也納世紀末的頹廢和奢華造就了克里姆特藝術中的華麗和金碧輝煌，誘惑了他對情欲的迷戀；日耳曼精神為他的藝術注入了富有音樂性的秩序和生死相伴的清冷理性；羅馬的文化底蘊給了他藝術的宏大，也給了他征服女性的野心和活力；斯拉夫文化的熱情和淳樸率真使他的藝術融進了生活的清新和人情的向往。四個地方的文化熏陶成就了維也納分離派大師——克里姆特，其作品是世紀末維也納文化混雜性的一個象征。一件精美的作品不只是視覺上呈現的美，而是美的一種理想之狀態，在狀態下顯現理想所呈現的文化語境。席勒女性象征的背后隱喻了人類本能原始力量釋放的強大，隱喻了一種駐足在死亡邊緣的生命境界。席勒避開克里姆特“貴族”般浮華的畫風，與“父親般”的弗洛伊德因學術而分歧，富有東方韻味線條的運用，親人與戀人離世的遭遇，成就了席勒畫風一種刺眼的銳利和觸動心靈神經敏感，透露出孤獨感與痛楚。席勒作品的注入超越時代的精神與心靈深度，將人類潛意識本能力量得到釋放和彰顯。席勒的作品昭示著藝術，昭示著人類自身原始本能力量的存在，昭示著精神穿透力和文化象征的深刻性，成為人類心靈藝術史上一顆孤獨的星。席勒的畫面為大眾展現了一種凄涼與孤獨纏繞的精神缺失的文化語境，引入了一個大地與世界碰撞的真理顯現即使美。參考文獻：[1][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愛與文明[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2.3.[2]李銀河.性·婚姻-東風與西方[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42.[3][9][意]馬里奧·佩爾尼奧拉.儀式思維-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