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視野下的明代貨幣轉型明代是亞洲東部海域朝貢格局發生變化的時期，也是近代早期經濟全球化的發端期。這個時代契機使得明朝內部的社會經濟變革既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時也兼具區域國際的特性。明代出現了由實物經濟體制向貨幣經濟體制的轉變，也出現了貨幣形態、制度與體系的大轉型。這種轉型可歸納為由國家主導的錢鈔結構逐漸轉變為民間主導、官民分享的銀錢結構，其背后表現為“銅錢基準體系”向“白銀基準體系”的重大轉向。明初構筑的實物勞役型動員體制，加劇了金元以來“銅錢基準體系”的危機，引發了亞洲東部南部海域銅錢區的同質性反應，進而引發了全球白銀格局的變化，并為16世紀中后葉“白銀時代”的登場提供了前導。貨幣變局中的中國宋代是“銅錢時代”，銅錢流通的數量、范圍和深度可能超過了其他朝代。宋代諸種貨幣或需錨定銅錢作為基準，或與銅錢的計價尺度相聯系，實際形成了以銅錢為基準的貨幣體系。大規模持續供應的宋錢為亞洲東部南部海域銅錢區的形成提供了基石。然而，南宋與金元以降，銅錢體制的危機逐步加深，疆土分裂與幣材問題固然是危機的直接誘因，而元明變遷所造成的國家與市場重構，才是銅錢基準體系在環中國海域走向瓦解的深層原因。如一些學者所論，元朝時期，具有中古特點的職業戶計制、全民服役制、計丁征派的賦役制、貴族分封制、驅奴私屬制、官營手工作坊制、籍沒官田制、軍衛屯田制、單一紙鈔制等不僅深化推進，且對明初“洪武型”社會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直接影響。明初的“畫地為牢”式體制，對貨幣制度的運行產生了根本影響。明朝前期先后禁止民間白銀、銅錢用于交易，逐步建立起單一的紙鈔體制。與宋元時期不同，大明寶鈔具有無發行準備、無兌換安排、無數量約束、無制度配套等特征，多只執行財政支付功能。結果，寶鈔貶值并迅速崩塌。快速崩塌的紙鈔、廢罷禁止的銅錢與實物勞役經濟體制是造成明前期通貨緊縮、明中葉通貨多元混亂、貨幣市場分割、區域自發創造貨幣機制的原因。15世紀在各地紛紛涌現的私錢，即是中國“銅錢基準體系”終結前所引發的震蕩反應。15世紀上半葉，隨著國內商貿復蘇，多地市場在政府禁錢政策背景下恢復行用唐宋舊錢，紙鈔多被廢棄。明廷被迫解除禁錢行用令，民間庫存銅錢的多樣性，使得銅錢的挑揀與私鑄交替出現。挑揀是民眾差別化對待銅錢的行為，而被挑揀的“好錢”則極易被私鑄者仿鑄、盜鑄。在市場機制作用下，銅錢內部出現結構分化。首先，各地唐宋舊錢與明制錢成為基準好錢，然多消失隱遁，僅發揮著記賬單位職能。其次，各地紛紛涌現出各具特色的通用私鑄錢，如北方的“沙版錢”、廣東的“掛索錢”、江南和京師的“板兒錢”。基準錢與通用錢的分化不僅導致銅錢內部的結構分化，也帶來了其價格的分層與貶值。明成化之后，隨著政府在全國范圍內商稅納錢的刺激以及市場的擴大，各地通用錢多以好錢價值的1/2同步貶值，其后至正德、嘉靖時期進一步貶值為好錢的1/3~1/4，后來有些地方甚至貶值至1/8~1/9。在這個過程中，明制錢一經散布即淹沒在汪洋般的私錢之中。市場并不接受政府規定的比價，明制錢因此多難以散布開來。從這個角度來說，15世紀中葉至16世紀后期可以稱作“私錢時代”，此一時期明廷曾多番努力，卻無法阻止銅錢內部結構瓦解的趨勢。隨著基準好錢的消失，其計價尺度功能也遭受侵蝕。為財政所吸納的白銀不斷侵入銅錢體制內部，替代基準錢成為計價尺度，甚至多有替代私錢本身的情況。亞洲東部南部海域銅錢區的同質性危機自宋以降，亞洲東部南部海域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環中國海域銅錢區，長期流通宋錢為主，以福建沿海與廣東南部為基點，向東北擴及日本，東部至琉球，南面從越南延伸至馬六甲、爪哇。元明時期，政府對于鑄錢多持排斥立場。此時，亞洲東部南部海域國家雖通過官、私二元渠道仍在輸入中國錢，甚至公開乞要，但輸入的銅錢數量和質量快速下滑。中國本土銅錢體制所出現的流通危機如結構分化、價值貶低、私錢泛濫，同樣傳導至該貨幣區中。日本的貨幣體制向來與中國關系密切。宋元時期，日本經濟在宋錢的刺激下日益貨幣化，稅收支付與大宗商貿往來多以銅錢為標準。15世紀中葉以后，伴隨著中國錢的危機，日本輸入的銅錢也多為仿鑄私錢，并引起了日本本土的爭相模仿，致使銅錢出現結構分化。幕府與各藩紛紛出臺“撰錢令”來規定各種銅錢的比價、確立基準好錢、抵制惡錢，適應銅錢的分化，也使得日本的貨幣流通版圖日益分化：九州南部等地的基準錢由宋錢變為“洪武錢”，各類仿制私錢大量涌現，無文錢是該地顯著的通用錢；九州北部的大內區形成了以“永樂錢”為基準、包含宋錢與私錢的銅錢體系，“當世錢”“并錢”等惡錢是該地主要的通用錢；以京都為中心的畿內區初期多接受永樂錢為基準，其后永樂仿錢、惡錢日漸滲透使得永樂錢遭受歧視。后來，日益貶值的銅錢為大米和白銀所取代；作為經濟邊緣地帶的關東地區，確立了“永樂錢”為基準錢，然而惡錢也成為本地主要的通貨，此地的撰錢令支持了以永樂錢作為支付手段的溢價行為。基準錢對通用錢的溢價是各地共同的現象。考古資料表明，琉球境內流通的銅錢90%以上來源于中國。不過，當地的庫存錢多為明洪武錢和永樂錢。目前我們雖不清楚15世紀銅錢危機對琉球的具體影響，但當16世紀后琉球日益被納入與日本的商貿網絡中，來自九州地區的廉價私錢（如“無文錢”）與仿洪武錢充斥琉球市場。到了17世紀，琉球宣布無文錢為法定貨幣，足值貨幣的消退、無文錢的替代與廉價仿錢的充斥表明琉球也發生了同類危機。越南曾長期仿效中國鑄行本地銅錢，但受制于銅材數量、政局變動與鑄行能力，鑄行數量少，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中國錢。為了應對中國錢輸入不足的問題，越南長期對中國錢采取“短陌”方式行用。15世紀中后葉，越南也出現銅錢挑揀、私錢泛濫與好錢不足的問題，這些私錢多是對宋明錢的仿制品。莫氏政權曾出臺明確的二重短陌標準來應對銅錢的結構分化問題：財稅支付和大型商貿的短陌標準為每陌60文（古錢、舊錢）；普通市場交易的標準是每陌36文（使錢、間錢），并多次出臺政策禁止挑揀。其后，輸入私錢多以含鉛較高的仿宋錢為主，同時日本仿制的宋錢也大量輸入越南南部。爪哇早在宋元時期即完成了貨幣銅錢化。然而到了元明時期，中國錢的輸入大為減少。為了補充宋錢庫存，當地人開始生產仿宋錢。這些仿錢的質量不斷下降，16世紀以后，爪哇的仿宋錢被一種含鉛錫量較高的私錢所取代，這些錢多來自福建和廣東沿岸。隆慶開海后，爪哇的小鉛錢一度標識為萬歷通寶，之后又為來自東南沿海的仿宋私錢所取代。分流視野下的幣制轉變到了16世紀晚期，作為西歐重商主義體制一環，被視為資本積累手段的白銀被大規模運抵至東亞海域。隱藏在貨幣功能背后的制度層級差異逐漸展露。面對“白銀時代”的登場，日本的應對較為成功，憑借本土足夠的白銀礦產量與自我制度建構，日本當局逐步建立起獨特的金銀銅三貨體制。幕府通過對金銀礦山的控制與金銀鑄幣，主導了本國的貨幣運行，并通過多次撰錢令以惡錢成功驅逐永樂錢，繼而通過鑄行寬永通寶統一了銅錢市場。此舉也使得日本徹底脫離以中國錢為中心的東亞貨幣秩序，走向獨立的貨幣建構之路。相較之下，中國在貢賦體制的吸納與市場需求的推動下，確立了以白銀為主導的基準體系，稱量形態的白銀體制改變了中國傳統的貨幣制度邏輯，使得中國日益卷入全球貨幣秩序中，逐漸失去了對貨幣的主導干預能力。琉球、越南、爪哇等面對“白銀時代”的到來，也紛紛出現類似的應對方式，其共同的特點是銅錢雖還殘存在地方社會內部，但已經成為白銀貨幣體系的附屬。總之，元明時期社會變遷導致的幣制變革不僅影響著明清以降中國社會經濟制度的變動，而且其影響兼具區域國際特征。國內銅錢供給乏力所致的“私錢化”現象，基準錢與通用錢的分化，白銀逐步介入銅錢體制結構等情形，通過東南部對外窗口傳導至整個亞洲東部南部海域銅錢區內。日本、琉球、越南、爪哇等地“共時性”呈現著中國貨幣制度變動的某些共同特征。這個狀況一方面反映出自古以來中國與亞洲東部南部海域地區通過貨幣和商貿紐帶所建立的緊密聯系，另一方面也說明“銅錢時代”在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