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的歷史演變與未來

在統一歷史之后，從世界上第一個真正具有世界意義的世界秩序建立以來，世界秩序的發展和發展一直遵循有序穩定、無序失衡和新的有序穩定。。。隨著時間的推移，螺旋從簡單變為復雜，從低級到高級的一般規律。其中,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維也納秩序、凡爾賽秩序和雅爾塔秩序是世界秩序發展過程中幾個最主要的有序穩定階段。每次從前一個秩序的終結到下一個秩序的初創,則是世界秩序發展的過渡期或間歇期,整個世界社會都處于程度不同的無序失衡狀態。從主權國家到世界秩序按照國際關系史學界公認的標準,近代世界政治的出現始于17世紀中葉,以“三十年戰爭”結束時歐洲各大國簽署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標志。我國著名學者陳樂民非常明確地指出,“國際政治中的‘格局’是從歐洲近代時期開始的。”基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具有世界意義的世界秩序。歐洲三十年戰爭發生于1618—1648年,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國際戰爭,西歐、中歐、北歐各主要國家幾乎全部卷入。此次戰爭具有雙重性質:它既是德國西南部新教諸侯組成的“新教同盟”和舊諸侯組成的“天主教同盟”之間的一場內戰,又是歐洲各主要國家之間的一場爭權奪利的混戰,其中瑞典、法國、英國、荷蘭、匈牙利、威尼斯站在“新教同盟”一方,神圣羅馬帝國、教皇、西班牙站在“天主教同盟”一方。德國是三十年戰爭的主要戰場,經過三十年的混戰廝殺,德國損失慘重,交戰雙方中失利的“天主教同盟”已經無法再堅持下去,“新教同盟”雖然處于優勢,亦早已精疲力竭。于是,雙方于1648年10月停戰,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在歐洲各國和德國內部各邦之間重新劃分了領土,確定了疆界,還追認了瑞士的獨立,西班牙也正式承認了荷蘭的獨立,從而開創了國際會議解決國際問題的先例。但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所以成為近代國際關系史的開端,卻在于它第一次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確立了國家無論大小,也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均可以以主權國家的身份參與國際協議的原則。這條原則成為國際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正是這條原則使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真正具有了世界秩序的意義。有些學者認為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及其建立的秩序只具有國際意義,但不具有世界意義。理由是,當時整個歐洲仍然處于封建統治之下,資產階級尚未在歐洲占據主導地位,更不用說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然而,自15世紀開始,資本主義就已經在歐洲萌芽,1492年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1497～1498年葡萄牙人開辟了繞道非洲直通印度的新航線,1519～1521年麥哲倫實現了環球航行。這一系列“地理大發現”,新航路的開辟,不僅推動了商業、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大發展,而且促進了資產階級的興起以及世界市場的建立。到1648年三十年戰爭結束、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的時候,世界已經逐步聯成為一體,全球性國際關系亦已形成。如果用國際關系學的“層次分析方法”總結這段歷史,那么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個時期主要發生了三個方面的變化:從國際層面上看,神圣羅馬帝國控制歐洲局面的能力已經走向衰落;從國家層面上看,民族國家(nationstate)已經成為世界舞臺上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角色;從決策者個人層面上看,王權逐漸代替了神權,各國君主的“國家主權”意識得到了增強,國際關系中的紛爭更多地體現了決策者捍衛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主觀愿望,而不再是虔誠信仰的宗教信念。因此,此階段完全可以看作是建立在主權國家基礎上的世界秩序的初創時期。1985年,美國學者米勒出版《全球秩序》一書,他通過研究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得出結論:全球政治秩序起源于歐洲,是首先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奠定的。因為這個和約“至少奠定了一種新的歐洲體系的基礎,而在當代,這一體系事實上已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體系”。米勒認為,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的形成主要依賴四大支柱:其一,民族國家的主權平等;其二,世界政治中的自由主義;其三,分權世界中的勢力均衡;其四,大國之間的協調。在米勒看來,“主權平等”是這四根支柱中最重要的原則。然而,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的缺陷也正在于此。作為該秩序建立基礎的主權平等原則存在著明顯的局限性,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這一原則只適用于“處在差不多相同的資產階級發展階段的獨立國家”,而把所謂的“非基督教文明國家”排除于適用這一原則的范圍之外。不僅如此,威斯特伐利亞秩序試圖“通過力量均衡建立基督教國際世界的和平與安寧”,但是實際上各國都只是以謀求均勢為名,而行奪取戰略優勢和世界霸權之實。因此,威斯特伐利亞秩序自誕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秩序內部各種矛盾的沖擊。資本主義國家在推行霸權主義、擴張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斗爭中相互傾軋,激烈角逐。國際舞臺上各種力量的此消彼長使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的基本框架飽受戰亂之苦,例如著名的數次王位繼承戰爭、九年戰爭、七年戰爭等等。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更是給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帶來了沉重的打擊,隨后的拿破侖戰爭則徹底打破了由威斯特伐利亞秩序所確立的基本格局。威斯特伐利亞秩序的有序穩定態是非常短暫的,其后漫長的無序失衡態是由維也納和會結束的。從中世紀到近代:從主流國家到國際關系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維也納秩序是于19世紀初,在拿破侖戰爭結束之后,經維也納會議建立起來的。拿破侖戰爭是指法國政治家、軍事家波拿巴于1905年執政后為維護法國大革命的成果而進行的一系列對外戰爭。拿破侖戰爭也具有雙重性質,它既有保衛和發展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成果、反對封建勢力的一面,又有侵略和爭霸歐洲的一面。正是拿破侖戰爭的擴張性使它遭到了歐洲封建君主國和已經進入資本主義階段的英國聯合組成的反法同盟的強有力反抗,并最終走向失敗。拿破侖戰敗后,歐洲各國旋即召開了維也納會議,確立了歐洲和整個世界的新秩序。維也納會議從1814年10月一直開到1915年6月,在這次馬拉松式的會議上,幾個主要戰勝國——沙皇俄國、奧地利、普魯士和英國,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不僅重新劃分了歐洲領土,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版圖,而且還重新分割了海外殖民地。維也納會議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在歐洲大陸上恢復了封建王朝的統治,會后還建立了以維護封建統治為目的的“神圣同盟”。這是對法國大革命的反動,因此遭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強烈譴責。但是另一方面,維也納會議建立了以英、俄、奧、普、法五國在歐洲的均勢為基礎的世界秩序。由于在這個秩序建立之后,歐洲100年內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全面戰爭,因此維也納秩序獲得了西方學者的高度評價,被認為是開創了百年和平的世界秩序,是19世紀“導致穩定的國際體系”。同威斯特伐利亞秩序一樣,維也納秩序雖然也主要是建立在歐洲,但是由于當時歐洲已經通過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使資本主義率先得到了發展,從而處于世界的中心和前驅地位;當時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國和法國,已經把他們的勢力擴展至亞、非、南北美各大洲;爭奪殖民地、瓜分世界的斗爭也已經開始,世界日益成為一個整體;因此,毫無疑問,維也納秩序作為世界秩序發展的一個階段、一個環節,也真正具有了世界意義。推動維也納秩序創建的根本動因并不是來自秩序外部,而是來自秩序內部。各國經濟、政治、軍事實力的對比變化,新興資產階級和封建保守勢力的激烈對抗,乃是促成維也納秩序形成的關鍵因素。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生產技術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更新,各個主權國家的綜合國力得到了增強。但是由于增強的幅度不同,新興大國對原有大國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使傳統的實力均勢難以維系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創建的世界格局,因此,以一種新的能夠真實反映各國力量對比關系的世界秩序取而代之也就成了大勢所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后,國際關系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西歐各國向世界各地的擴張。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葡萄牙等國均以各種形式在世界各地搶占殖民地和進行宗教文化滲透。歐洲擴張的結果之一就是歐洲各國在劃分各自勢力范圍的過程中發生了無休止的激烈較量和沖突。結果之二則是在世界范圍內建立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經過一段時間的競爭,國際關系中最后形成了一個以英國、法國、奧地利、普魯士和俄國五個國家占主導地位的多極格局。有的學者把這種格局稱為“五角政治”。維也納會議把這種格局確立下來,一個新的以列強并立、相互制約為主要特征,以多極均勢、歐洲協調(EuropeConcert)為主要機制的世界新秩序——維也納秩序由此開始。但是,維也納秩序同樣沒有維持很長時間的有序穩定態,自19世紀60、70年代起,世界上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變革,維也納秩序隨之逐漸進入了無序失衡態。1861～1865年美國發生了南北戰爭,消滅了南部的奴隸制,為美國資本主義發展進一步掃清了道路。1861年在意大利革命運動的推動下,西西里與撤丁王國合并,意大利基本上實現了統一;1870年普法戰爭后法駐羅馬軍隊的撤退,使教皇喪失世俗權,意大利最終完成統一大業。同樣是1861年,沙皇下令廢除農奴制,俄國也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從19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初,德意志在普魯士的主導下,通過三次戰爭(1864年對丹麥、1866年對奧地利、1870—1871年對法國)自上而下地完成了德國統一,特別是普法戰爭之后,德國成為歐洲大陸上的頭號強國。在日本,1868年發生了以推翻德川幕府為主要標志的明治維新運動,經過對封建上層建筑的部分改革,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也得以開辟。這一系列重大事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它們都是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的挑戰,并且獲得了成功,對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極為有利。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最終結果則是重新改變了世界力量的對比,形成了英、法、德、美、意、日、俄等列強爭雄、重新瓜分世界的局面。尤其是美、日兩國的崛起,代表了北美和亞洲各國開始登上世界舞臺,要求改變原有的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世界秩序再次發生重大變動的歷史時機已經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戰扮演了毀滅舊秩序、創建新秩序的革命者角色,凡爾賽秩序成為維也納秩序的繼承。第一,從過渡時期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美、德國聯邦關系凡爾賽秩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經巴黎和會建立起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否定了維也納秩序,巴黎和會對國際政治作了重新安排,以歐洲為主的國際政治活動開始向歐洲以外延伸。維也納秩序之所以走向終結,一戰之所以會爆發,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原有世界秩序內部的各種矛盾發展到了極端激烈、難以調和的程度。到1914年一戰爆發前夕,由于帝國主義國家對整個世界進行瘋狂的殖民擴張和政治經濟侵略,全世界的國家除了少數帝國主義宗主國之外,就是廣大的殖民地,另外再加上少數不同形式的附屬國。帝國主義宗主國與殖民地附屬國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以及殖民地國家內部的矛盾等等,都是原有世界秩序進一步維系下去的最大障礙。隨著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不斷加劇,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要求按資本和實力重新瓜分世界,但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卻寸土不讓,這樣就使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沖突不可避免地上升為世界的主要矛盾。由于世界領土已經分割完畢,為了爭奪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投資場所,除了通過戰爭,別無它途。從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是歐洲列強之間從兩極對峙到帝國主義戰爭的過渡時期。協約國與同盟國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對峙和戰爭,使國際關系的力量對比再一次發生了重大變化。蘇聯的出現、德國力量的削弱、奧匈的解體、英法損失嚴重、美國由債務國變為債權國、日本躋身世界列強等,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迫切要求國際社會重新構筑世界秩序。大戰結束之后,英、美、法等國于1919年1～6月在巴黎召開和會,重新劃分世界勢力范圍,同德國簽訂了《凡爾賽和約》,隨后又同德國的盟國簽訂和約,從而構成了凡爾賽體系。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英、日等國則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訂立了《四國條約》、《五國海軍協定》和《九國公約》,構成了華盛頓體系,作為對凡爾賽體系的補充。這樣,凡爾賽體系就和華盛頓體系一起,確立了帝國主義戰勝國的既得利益,安排了戰后世界的基本秩序,使世界出現了暫時的和平。鑒于以往均勢秩序的失敗,國際社會普遍希望借助這次戰爭的歷史契機,用一種新的非均衡外交的方式謀求人類和平。英國國際關系史學權威泰勒(AJ.P.Taylor)認為,為了適應各國人民渴望和平的強烈愿望,戰后兩個新興的大國蘇聯和美國先后提出了改造世界的不同方案。其一是列寧倡導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政策;其二是威爾遜為抵消蘇聯的影響而提出的以“國際聯盟”取代均勢外交的構想。但是,后來的國際形勢證明,列寧的方案只取得了局部成功,而威爾遜關于國際聯盟的構想則完全失敗。列寧的方案之所以沒有完全成功,主要是因為蘇聯不僅被排除在國際政治生活之外,“不能參與決定世界事務”,而且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經濟和軍事等多方面的圍攻與封鎖。威爾遜的方案之所以徹底失敗,則是因為國際聯盟是在美國缺席和蘇俄、德國被排除在外的情況下產生的,并演變成為少數大國特別是英法操縱的缺乏普遍性和權威性的跛足國際組織。在眾多的世界秩序中,凡爾賽秩序大概是最短命的,它大約只維持了10年左右的有序穩定態。這主要是因為凡爾賽秩序自誕生之日起就孕育著動蕩和危機。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打破了帝國主義一統天下的世界格局,但是這卻使一向作為歐洲大國而存在的蘇俄,跟德國一道被排除在凡爾賽體系之外;美國實際上也未參加凡爾賽體系,這使凡爾賽秩序從一開始便失去了世界大國的支持;英法之間在對待德國的問題上存在著嚴重不和;奧匈帝國解體后,分離出來的東歐各小國在歐洲的政治構架中未能占有應有的位置,也得不到大國的尊重。所有這些都是凡爾賽秩序的致命弱點。凡爾賽秩序下的世界和平體系是列強之間從實力出發暫時妥協的產物,因而是很不穩固的。列寧說:“靠凡爾賽和約來約束維系的整個國際關系、國際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由于對戰敗國的宰割以及彼此分贓不均,凡爾賽秩序不僅沒有消除世界列強之間的矛盾,反而更加深了戰勝國之間,戰敗國與戰勝國之間的矛盾。加上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列強之間的實力對比不斷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又進一步加深了這些矛盾,并最終導致這一秩序的崩潰,帝國主義爭奪霸權的新戰爭又一次在所難免。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加劇了帝國主義的各種矛盾,凡爾賽秩序從此走向無序失衡態。在西方,1933年希特勒上臺,撕毀凡爾賽和約,廢除洛迦諾公約,歐洲戰爭策源地隨即形成。在東方,日本為轉嫁危機,在國內強化法西斯專政,對外則加快侵略戰爭的步伐,1931年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遠東戰爭策源地也隨即形成。兩大戰爭策源地的相繼形成,表明戰爭已經迫在眉睫,由凡爾賽一華盛頓體系確立的世界秩序面臨著滅頂之災。雅爾塔會議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結束了凡爾賽秩序的短暫生命,并開創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首腦召開的雅爾塔會議為戰后秩序的形成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此,這個新秩序往往被稱為雅爾塔秩序。但由于雅爾塔秩序以兩大陣營的對抗為主要特征,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一直貫穿于雅爾塔體系的發展演變,因而雅爾塔秩序又常常被稱作冷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源仍然在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一戰的戰敗國德國和后起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意大利由于不滿對自身利益不利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于是就以法西斯的面貌出現,發動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世界性侵略戰爭,以期奪取世界霸權。戰爭是對和平的最大威脅,戰爭把世界社會分為兩大集團———法西斯國家集團和反法西斯國家聯盟,二者之間的矛盾成為這一時期世界社會的主要矛盾,凌駕于其它一切矛盾之上。這些矛盾只有通過戰爭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國際政治經濟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國際層面上看,歐洲作為世界中心的地位不復存在。從國家層面上看,歐洲主要大國綜合國力受到極大削弱,以致于喪失了昔日主宰世界事務的能力和地位。美國在戰爭中得到巨大發展,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超級強國。蘇聯雖然在戰爭中損失巨大,但它經受住了考驗,成為歐亞大陸強國。大戰末期,美蘇兩個大國實際上已經開始作為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兩支世界性力量主導世界秩序的重建。雅爾塔會議就是這種主導作用的標志。雖然雅爾塔會議是由蘇、美、英三大戰勝國的首腦們策劃的,但會議的主題卻是美蘇兩國在歐洲和亞洲重新劃分勢力范圍。根據雅爾塔協議,歐洲被一分為二,東歐屬于蘇聯的勢力范圍,西歐屬于美國的勢力范圍。德國由蘇、美、英、法分區占領,并隨后發展為東西兩個德國。在遠東,蘇聯承認美國對日本的控制及其在中國的利益,美國則滿足了蘇聯收回南庫頁島、獲取千島群島、外蒙古獨立,以及把中國的大連港國際化、旅順港租作蘇聯海軍基地等要求。雅爾塔會議確定了戰后世界的基本格局,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兩大軍事集團對峙的冷戰秩序就是在雅爾塔體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雅爾塔體制確立之后,世界社會的主要矛盾隨之轉變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由于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贏得了很好的聲譽,因而在戰后的歐洲、亞洲和拉丁美洲誕生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使原有的帝國主義殖民體系逐漸土崩瓦解,分別以美蘇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冷戰構成了戰后世界的基本秩序。這種冷戰秩序大體上經歷了四個主要發展階段:1、戰后至50年代的兩極對峙時期。美國對蘇聯的“遏制”政策隨著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的實施而成型。北約集團和華約集團之間的對抗導致了諸如1948年柏林危機和1950年朝鮮戰爭等冷戰高潮的出現。但是這些沖擊都并未影響和改變雅爾塔體制確立的基本格局。2、60年代國際政治力量的分化和組合時期。西方陣營中,“戴高樂主義”的出現和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對美國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戰。在東方,中蘇關系破裂,社會主義陣營解體。3、70年代后的三個世界時期。蘇聯成為美國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第三世界興起,成為國際社會牽制美蘇的重要力量。但由于第三世界涵蓋面較大,第三世界內部存在多種分力,因而也并未觸動雅爾塔秩序。4、80年代后的“東西南北”時期。美蘇對抗緩和,國際裁軍問題出現突破性進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超越世界范圍內爭霸與反霸的斗爭,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則日益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全方位的抗爭轉化為以經濟、科技為基礎的綜合國力競爭。雖然戰后45年來世界形勢發生了各種各樣的重大變化,但是直到1989年東歐劇變前美蘇兩極對峙的冷戰秩序卻一直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當然,冷戰秩序也并不是絕對凝固不變的。事實上,在世界各種基本矛盾和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下,量的變化無時無刻不在發生,雖然緩慢但卻持續不斷地在改變著世界各種基本力量的對比,并醞釀著重大的質變。這主要表現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實力的相對衰落,日本和西歐的重新崛起,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系的解體,第三世界登上了世界歷史舞臺,以及作為第三世界一員的中國的發展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世界自70年代起就出現了明顯的多極化趨勢,兩極對峙的格局開始動搖。早在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就提出了世界上已經出現美國、西歐、蘇聯、日本、中國五大力量中心之說,并認為“這五大力量將決定世界在本世紀最后1/3時間里的前途”。當然,確切地說,當時的日本、西歐、中國等作為新的力量中心還只是在形成之中,尚未打破原有的均勢而取代兩極秩序。但無論如何,這說明自70年代起世界秩序就已醞釀著重大變化,只是這種變化當時還處在事物發展的漸變或量變階段,還不十分顯著而已。進入80年代下半期以后,世界多極化趨勢進一步加強,特別是美、日、西歐在經濟上三足鼎立的局面已經基本形成,東西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于西方的急劇傾斜,戰后世界秩序的大變動已經基本醞釀成熟。至1989年下半年,以東歐劇變為標志,戰后以雅爾塔體制為基礎的世界秩序終于從漸變、量變轉化為突變、質變。隨著德國的統一、蘇聯的解體、冷戰的終結,雅爾塔秩序終于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世界開始步入新一輪的無序失衡態。世界秩序的歷史演變冷戰的結束標志著世界秩序原有結構的終結,世界秩序的新結構尚處在初創階段。但是與以往不同,本次世界秩序的調整和轉型并不是通過世界戰爭來完成的,而是在相對和平的狀態下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世界秩序的轉換過程,既沒有世界性的硝煙,沒有戰勝國、戰敗國之分,也沒有重大的旨在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的國際會議。也許正是因為如此,未來世界新秩序的創建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斗爭過程。如何創建以及創建什么樣的世界新秩序,是冷戰后國際關系發展的主要課題。隨著冷戰的結束,雖然世界安全關系“敵”、“友”陣線的邊際變得相對模糊,但是在表面平緩的秩序調整的底層,卻掩藏著撲朔迷離的競爭。世界經濟發展的全球化趨勢使國家之間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系進一步得到了增強,國際關系中的平衡與相互制約更多地將取決于各國間綜合國力的較量。此外,國際間廣義文化因素將更多地影響國家間關系,高科技的發展也將給國際關系的一些傳統概念帶來挑戰。但是無論如何,從總的發展趨向來看,新的世界秩序既不會回復到冷戰結束之前的兩極秩序,也不會出現由美國一極獨霸世界的單極秩序,未來的世界秩序將肯定會以多極并存為主要特征。統觀歷史,世界秩序的發展就是一個不斷由有序穩定到無序失衡,再由無序失衡到新的有序穩定,如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的過程,但每一次新的有序穩定都在更高一級上實現了世界秩序的發展。世界秩序由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首創,維持了一個時期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穩定,但隨后由于發生了世界各主要力量的重新改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被拿破侖戰爭打破。拿破侖戰爭的重要后果就是在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重新恢復了世界秩序,雖然維也納秩序維持了近百年的世界和平,但是它最終還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戰送上了不歸路。一戰建立了一個暫時性的因而短命的世界秩序,凡爾賽秩序從一開始就蘊藏著巨大的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成為不可避免。二戰終結了凡爾賽秩序,并給人類帶來了新的冷戰秩序。冷戰秩序維持了近半個世紀的冷和平(coldpeace),最后因冷戰的結束而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世界再度陷入無序狀態。人類將以什么樣的世界新秩序迎接21世紀,現在仍然是個未知數。世界秩序的發展演變,恰似《三國演義》的開篇之論:“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從總體的角度來看,世界秩序的發展并不是簡單的歷史循環,而是在曲折中有前進,在循環中有上升。例如,世界秩序在威斯特伐利亞時期和維也納時期,主要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在凡爾賽時期,世界秩序的中心開始由歐洲向美國轉移。而到了雅爾塔時期,世界秩序則進一步由歐美轉向全球。世界秩序開始時期是由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勢力獨霸的,但國際舞臺上的新角色越來越多,特別是一戰之后社會主義力量的出現,逐漸使整個世界秩序的構成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世界秩序不斷前進、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