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文獻研究的重要成果黑水城文獻研究的又一力作《黑水城宋代軍政文書研究》評介

近年來，黑水市的文本研究非常普遍。這是宋代黑水城軍事文件研究的另一個有力成果。該書是陳瑞青先生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對以往研究成果進行整合和重新審視而形成的一部著作,全書分為7章,共計25萬余字,既有對傳世史料和傳統問題的關注,又有對出土文獻和新問題的解剖與分析。作者對新問題的認識尤為重要。此處茲舉幾例。例如鄜延路“策應環慶路軍馬”相關問題研究。這一臨時性軍事機構,產生于北宋宣和末、靖康年間,當時宋金激戰,西夏也在西北地區對宋軍展開大規模進攻。為應對西夏的進攻,陜西五路相互應援,在西夏軍隊侵擾環慶路時,鄜延路抽調人馬,組成“策應環慶路軍馬”以支援環慶路的戰斗。鄜延路“策應環慶路軍馬”的主要領導機構是鄜延路都總管司,其部隊主要是由管內各“將”揀選的人馬組成。由于各將之間的人馬屬于臨時抽調,各平行“將”官之間沒有直接的領導關系,因此戰時將官的任命打破原有機制,各將官稱統制。“策應環慶路軍馬”的主帥由都總管司任命,稱都統制,故而“策應環慶路軍馬”又被稱為統制司,統制司人馬采用團結出戰的形式,即結成隊伍出戰,采用三三制式的陣型。再如“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相關問題研究。“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這一機構除見于俄藏黑水城宋代文書之外,《宋會要輯稿》、《三朝北盟會編》、《宋史》、《靖康要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宋代主要史籍均不見記載。不過,成書于南宋的《文忠集》為我們提供了珍貴的印證資料。該書卷二十九《京西北路制置使孫公昭遠行狀》記載靖康元年(1126)“時閏十一月也,制置使錢蓋遣統制官杜常、夏俶僅將士數萬,至京西而潰,永興路安撫使范致虛自稱御前會合軍馬勤王入援所,號召諸路之師”又如“西軍”潰散兵員處置問題研究。在兩宋之交的危難關頭,為保證有充足的兵力與金軍抗衡,宋朝各級軍事指揮機構順應當時金強宋弱的歷史形勢,充分考慮到北宋軍隊戰斗力疲弱的客觀情況,采取寬嚴并蓄的治軍方法,在一定時期內起到安撫士卒、激勵士氣、懲治不法的重要作用,保存了“西軍”的戰斗力。范致虛領導的“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在南宋初年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招收勤王戰斗中的潰散兵員,并依據高宗即位赦書對這些逃兵散勇進行整編,重新使用。此外,書中還探討了陜西弓箭手的供給和升遷、宋代的司法訴訟、宋代的文書制度等問題,均有創見。本書結構嚴謹,觀點鮮明,史料翔實,論證有力,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突出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民法典》等文書對被助者的諸種政策,在這期間又出現矛盾以往學界在敘述10—13世紀中國歷史時,多以宋代為敘事主體,反映出以漢族政權為正統的狹隘史觀。本書雖以《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為研究對象,但在探討兩宋之際陜西政治、軍事、經濟、司法等問題的同時,兼及該時期宋、夏、金之間的關系,北宋對金、夏入侵的應對措施和北宋將帥集團的內部矛盾等。如第75頁文書記載靖康元年二月西夏軍隊進攻環慶路的情況,表明西夏軍隊沒有在環慶路取得軍事勝利;第87頁文書反映靖康元年六月西夏軍隊對鄜延路進行軍事騷擾的情況,盡管文書中沒有記載西夏軍隊的規模,但從這次軍事進攻造成“道路不通”的事實看,進攻鄜延路的西夏軍隊當不在少數。這種寫法貫徹了中華大一統和歷史上各民族政權一律平等的深邃理念。此外,作者對史實的分析體現出內外矛盾相結合的特點,更深層次地分析了其中的問題。二、《特文法》出現的文書內容為研究對象對新材料的充分解讀和運用,是本書的突出特點。《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與刊布,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史學界的盛事。這批文獻的面世,為遼、宋、夏、金、元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礦。本書以《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冊中的109頁《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為研究對象,就其中的宋代鄜延路策應環慶路文書、追捕潰散兵員文書、倉司訴訟文書、德靖寨文書及軍用物資文書進行整理和研究,并就文書中涉及的宋代蕃兵制度及宋代公文的草稿制度、貼黃制度、催辦制度、保密制度和點檢制度進行探討。如第39頁文書出現了“河北、河東沿邊宣撫使司”這一機構,文書中提供了這一機構參與陜西南宋初年招收潰散兵員的新材料。再如第20頁是弓箭手孟遇等向第七將將領申請差破白直人兵的申狀,以往學術界對“白直”的總部只做過簡介,沒有系統研究成果,作者以文書為契機,利用大量典籍材料對宋代白直人的身份及服役情況進行了細致梳理,同時點明文書所記載的白直人兵是軍隊中與弓箭手馬軍配合作戰的戰輔人員。這種看法很有新意。上述研究皆是在傳世史料和出土文獻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展開,可視作充分利用新材料進行歷史研究的成功范例。三、關于“二十七日之后”文書的整理本書雖從文書著手進行研究,但并不僅限于對文書內容的解讀,而是將文書所提供的信息置于大的歷史背景下進行考量,做到了宏觀與微觀的有機結合,并補充了許多歷史細節。例如書中對范致虛領導的“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和鄜延路“策應環慶路軍馬”等機構進行的系統研究,既可以印證已有史籍的相關記載,又可以糾正傳世資料的疏失,更可以補充現有史籍所不載的內容。再如作者對“第七將”文書的集中剖析,具有很高價值。究其原委,典籍材料中關于宋代將兵法的材料異常豐富,這對我們全面了解宋代將兵法的總體情況提供了可能,但典籍材料關于宋代將兵法的描述是粗線條的,《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中的109頁文書,絕大多數是第七將文書,目前尚未發現有如此豐富的材料集中到宋代地方上的某一個“將”,這為細致地解析兩宋之際“將兵法”在陜西的實施情況提供了堅實的材料支撐。又如作者研究德靖寨文書時對王庶出逃一事的細節補充。建炎二年(1128年)冬,鄜延路遭金軍圍攻,延安府告急。在此危急存亡的關頭,陜西制置使王庶召涇原悍將曲端救援,曲端一味延宕,拒絕出兵,最后延安府失守,宋軍推動了原告控制的鄜延路,永興軍路的一半也因此易主。王庶無奈出逃曲端大營,結果被扣押,在陜西撫諭使謝亮的斡旋下才得以逃離。作者分析了王庶在逃離途中的路線、目標和防護措施。凡此種種,皆是在對文書進行充分分析和解讀的基礎之上,將其代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理解,既充分發揮了文書的價值,又解決了一些歷史細節問題,這反映出作者對宋史總體狀況熟練把握的深厚功力和挖掘新材料以還原歷史細節的扎實功底。四、與黑水城的比談作為利用出土文獻進行傳統問題研究的新嘗試,本書盡可能全面、系統地吸取和總結20世紀和21世紀初宋史、西夏史、金史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并且借鑒和利用民族學、檔案學等學科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注重創新。具體而言,本書大致采用五種方法,對黑水城文書進行研究。一為引用式研究法,即作者利用文書本身來研究宋代的軍政問題。二為存疑式研究法,如作者在論證文書傳入西夏的途徑時采用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一步步推演出文書傳入黑水城地區的路徑,認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是金朝占領陜西后通過榷場貿易的形式進入西夏,在西夏境內制作完成《文海寶韻》,再由西夏內地流入現在的黑水城地區的。三為互證式研究法,這種方法重點挖掘文書的證史價值。如關于兩宋之際陜西五路勤王兵的指揮機構“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只在周必大《文忠集》中出現過一次,而《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中有5頁文書涉及這一機構,作者利用這5頁文書證實了“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在這一時間段內確實存在,并進一步研究該機構的存續時間、兵員構成及在兩宋之際的活動狀況。四為補充式研究法,這種方法重點挖掘文書的補史價值。如第92頁文書中出現的“背嵬隊”,文書的撰擬時間是宣和七年正月,比典籍材料中“背嵬隊”出現在南宋初年的記載要早。五為闡發式研究法,這種方法以文書為切入點,利用文書中涉及的問題“激活”學術辦研究尚不充分的課題。這種研究方法雖以文書作為研究對象,但大量運用典籍材料加以論證,將相關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入,最后再反觀文書在所處時代的意義和價值。在研究過程中,作者既注重文書中所反映的問題,又不忽視文書的自身,諸如文書的貼黃制度、草稿制度等等,這種方法既能更好地解讀、分析文書和研究問題,又加深了學界對宋代公文制度的認識。在關注這部著作重要價值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它存在的不足。作者擅長也著力頗多的內容,在于宋代的政治和軍事問題,而對于黑水城文獻所反映的宋代經濟、法律等問題則未能深入展開,這一方面是由于黑水城文獻包含的材料規模龐雜、內容豐富,呈現的面貌是殘頁斷章,令人難以全部掌握,也不可能一一確認;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的知識結構有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