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論文范文10篇

（一）人民幣升值論的導火索

表面上看，人民幣升值論是由去年10月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的文章中國因素）而起，但實際上是與特定的國際背景親密相關。這一波人民幣升值論的直接背景是，去年以來由于美元對西方和亞洲主要貨幣貶值，而人民幣釘住美元，也隨美元消失了相對貶值，肯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出口價格競爭力的提高。一些人遺忘了自1997年以來人民幣跟隨美元對全世界絕大多數貨幣持續升值的歷史以及中國為此付出的代價，而抓住人民幣短期內的相對貶值大作文章。

（二）人民幣升值論是“中國”升溫的新表現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加和經濟穩定快速增長，“中國經濟”不斷進展。最新一波的“中國”，是在世界經濟持續低迷、復蘇面臨重重難題，而中國經濟貿易表現良好的背景下消失的。近兩年來，一些國家經濟陷入衰退，而且復蘇遙遙無期。為了轉移沖突，一些國家的決策者和企業經營者極力喧染或隨聲附和“中國”；更多的人則出于心理不平衡，對中國經濟的良好表現患上了“紅眼病”。正如羅奇所說的，西方始終錯怪中國，在全球經濟疲軟的環境下西方急于查找一個替罪羊，于是將矛頭指向中國。

（三）日本是制造人民幣升值論的急先鋒

除了媒體和經濟界大肆鼓噪外，日本政界人物直接跳到前臺，制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去年12月，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在內閣金融會議上領先發難，聲稱日本通縮長期難以克服，是因自中國進口大量低價商品原因，人民幣應當升值。這一聲明得到了日本執政黨和在野黨的全都附和。日本財務次相黑田東彥也四處兜售人民幣應當升值的種種論調。特殊是日本企圖與其他發達國家聯手通過類似“廣場協議”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是一個重大陰謀。

日本制造人民幣升值壓力，與其國內經濟深陷泥潭有肯定關系。由于日本對外貿易長期失衡，受到了美國的不斷敲打。來自美國的持續高壓，引發了日元的長期升值或升值預期，消失了日元升值綜合癥，誘發了泡沫經濟。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從90年月初開頭陷入衰落，進入所謂“失去的十年”，進入新世紀以后仍無起色。而且大量銀行壞帳和曠日長久的通貨緊縮，使日本經濟進入山窮水盡的地步。日本從戰后世界經濟進展的優等生跌落，嚴峻挫傷了其國民民族自尊心，導致國民心情急劇右轉。一般國民對中國經濟的良好表現在心理上感到很不平衡、很不舒適，一些政治家和右翼人士更是借此大做文章，企圖轉移國內視線。再加上歷史沖突，少數別有專心的人更是對中國的進展如坐針氈，恨不得搞垮中國經濟而后快。

人民幣匯率升值論的演化趨勢分析

（一）人民幣匯率正面臨類似日元曾經遭受的升值壓力

在一些西方人土看來，中國對外經濟與日本七、八十年月有很大相像之處：對外貿易順差日益增加，外匯儲備日趨浩大，并認為中國與日本一樣都實行“重商主義政策”和市場愛護，經濟都高度依靠出口。而且，中國還實行固定匯制和資本管制。中國出口擴張非常迅猛，正在步日本成為世界工廠的后塵，成為世界工業制成品日益重要的制造基地。一大批輕紡和機電產品出口在世界名列前茅，市場份額達到較高水平，特殊是在某些目標市場上占有率日益提高；新興IT產品快速崛起，競爭力大幅提高。目前，中國已成為日本第一大進口國；按美方統計，已成為美第一大貿易逆差來源地；根據歐盟統計，已成為歐盟第三大貿易伙伴；中國與很多進展中國家貿易都存在順差。這與七十年月中期以來日本在世界貿易中地位快速提高的情形非常類似。隨著我國貿易地位的進一步上升和對外競爭一面的凸現，日本和其他國家很可能會像當時美國借貿易不平衡打壓日本一樣，查找種種借口對人民幣匯率施加壓力，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和多邊化的企圖不僅不會罷休，反而可能掀起更大波瀾，使事態不斷升級。

（二）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多邊化的可能性

美國逼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的前車之鑒值得記取。事后許多分析認為，廣場協議是美國搞垮日本經濟以減輕對自身威逼的重大陰謀。日本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多邊化已昭然若揭，其不達目的是不會罷休的。日本在中國缺席狀況下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提交西方七國財長會議，已經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先例。

目前美國對人民幣匯率的壓力也在增加。盡管日本提議沒有得到美國的支持，但這并不表明美國將來態度不會轉變。借貿易逆差問題對外施壓是美國的一貫伎倆，現在日本這個對手的威逼減小了，中國將逐步成為其打壓的目標。美國一些團體和企業一向對人民幣匯率問題頗有微辭，美國某些政界人士也攻擊我現行匯制。美國現在的主要目標是反恐，為了取得中國的支持或削減中國的反對，自然不便附和日本的提議。隨著伊拉克戰斗的結束和全球恐怖主義勢力的減弱，一旦時機合適，美國附和日本主見直至帶頭向我施壓的可能性不能排解。美國政府已受到美國產業界和國會的壓力，如美制造商協會認為人民幣低估約40%，建議美政府實行措施，說服中國將人民幣匯率提升至由市場打算的水平，并使貨幣定價市場化。假如美國跳到前臺，國際社會力氣對比會發生很大變化，一些與我有貿易摩擦的進展中國家和周邊國家很可能會加入到美國的陣營。

另外，雖然歐盟與美國近來有沖突上升的一面，但由于歐盟與中國貿易也存在較大逆差，加上其經濟復蘇受歐元升值拖累，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歐盟也不見得會反對美、日的主見。因此，搞得不好，將來幾年美、日、歐聯手將人民幣匯率問題納入國際金融協調框架的可能性將會增加，對此我們不能不做好足夠的預備，并早謀對策。

人民幣匯率升值論的風險和選擇

（一）人民幣匯率持續升值的危害

人民幣升值論一旦多邊化并被納入國際金融協調框架，必將使人民幣升值或升值預期成為長期困擾國民經濟的一個外生變量，帶來重大風險。在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下，一旦人民幣持續大幅升值，將會對我國對外經濟和國內經濟兩方面帶來重大危害。

第一，阻礙我國對外經濟的良好進展勢頭，使我國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發生逆轉。人民幣持續升值會使我國長期國際競爭力受到重大損害，我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的比較優勢會不斷減弱，我國在機電和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初步積累的競爭優勢會受到重大損害。在我國目前出口主要依靠價格競爭力，而產業結構重大調整和非價格競爭力提高仍需假以時日的狀況下，人民幣持續升值的結果必定是出口嚴峻受阻，國外產業轉移的步伐大大減慢，國際直接投資流入減緩，我國作為全球制造業重要基地的地位將會受到減弱。這將會大大延遲我國實現新型工業化和產業升級的步伐，加重就業壓力，使我國有效需求不足的沖突進一步突出。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從戰后年均增長10%以上跌落為1990～1995年年均增長0.4%，就說明本幣持續升值會對出口帶來重大打擊。當前，加入世貿組織和經濟全球化加快進展，使我國具備建成全球先進制造中心的戰略機遇。我們必需防止由于人民幣持續升值而使這一進程發生逆轉。

其次，加重通貨緊縮，使宏觀調控面臨種種陷阱。在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作用下，世界工業制成品價格始終呈現持續走低的趨勢，特殊是90年月下半期以來消失了全球性通貨緊縮的態勢。原來，世界性價格下降就會通過進出口渠道等對國內價格產生重大下行壓力，而人民幣持續升值更使國內物價雪上加霜。一是人民幣升值會導致出口產品成本走低，進而對國內價格產生一種比價效應，使關聯產品價格下跌；二是人民幣升值使進口成本下降，會形成輸入性通貨緊縮，助長使用進口投入品部門及相競爭部門的價格下跌；三是人民幣匯率持續的升值預期，會對市場價格產生超前的和趕浪頭式的下行壓力，造成市場運行的扭曲和紊亂，使通縮壓力加倍放大；四是持續強勁的本幣升值壓力和預期，還會通過金融和投資渠道對國內物價產生間接的、有時是特別劇烈的緊縮沖擊，如日本在日元升值誘發的泡沫經濟破滅后，金融體系背負天文數字的呆壞賬，消失了持續的信貸收縮，明顯加重了日本的通縮。

持續的本幣升值和升值預期一旦固化，還會對消費、投資和其他經濟行為帶來一系列干擾，形成不良的心理預期，搞得不好會使宏觀調控陷入逆境。一是在我國面臨有效社會需求不足這一突出沖突狀況下，使民間投資和消費更加疲軟；二是使經濟增長對樂觀財政政策的依靠日益加重，不僅政策效應會逐步降低，而且財政風險日益加大；三是伴隨本幣升值與通貨緊縮的循環，貨幣政策面臨陷入流淌性陷阱的風險。這些都會使宏觀經濟政策的作用空間日益縮小，調控的余地愈加有限。加上，本幣持續升值還會帶來人們收人的虛漲和資產的虛增，極易誘發泡沫經濟，刺激虛擬經濟的非理性膨脹，最終給宏觀經濟帶來更大的沖擊。

戰后世界經濟進展的歷史表明，本國貨幣匯率持續大幅貶值乃至貨幣危機當然會對一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同樣，本幣持續大幅升值或者曠日長久的升值預期，也會給一國經濟帶來災難性影響。假如說以本幣持續大幅貶值為標志的貨幣危機是一枚重磅炸彈，那么本幣持續大幅升值毫無疑問就是一副慢性毒藥。前者雖危害猛烈，但簡單引起內外高度重視和防范；后者雖短期影響不顯，甚至還會消失一時由“升值泡沫”支撐的虛假繁華，在這種氛圍下人們會不知不覺地慢性中毒，反而會毫無警惕地陷入不行救藥的地步。日本某種意義上就是這種慢性中毒的病例。所以，我們對人民幣匯率面臨的長期升值壓力或預期必需高度警惕。

（二）高度重視應對人民幣匯率可能持續升值問題

我國1994年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總體上呈現溫柔升值的走勢，雖然給宏觀經濟特殊是物價也帶來肯定壓力，一段時間還曾對我國出口和汲取外資造成沖擊，但由于升值幅度有限，這種負面影響還在可承受的范圍內；加上我國準時實施擴大內需的政策，肯定程度上抵銷了來自內外部的通縮壓力，國民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健康進展的勢頭。這說明，目前階段的應對總的看是勝利的，但潛在的問題也不行小視。

將來我們有可能面臨更為簡單的局面，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和難度可能將顯著加大。一是隨著我國市場開放的擴大，我國可能進一步面臨很多進展中國家、地區同樣的難題，即大規模資本流人加大本幣升值壓力，給宏觀經濟管理帶來更大麻煩；二是隨著對外經濟聯系的日益親密，我國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將大大降低，一旦宏觀經濟不穩定，資本外逃的風險也大大增加；三是加入WTO以后，我國雙順差格局可能進一步加強，從而引發更加嚴峻的外部貿易摩擦乃至金融匯率摩擦，外部對我匯率及宏觀經濟政策的擠壓日益升級；四是在上述外部壓力下，我國現行匯制和匯率政策有可能束縛宏觀調控的手腳，降低宏觀政策的效率，并易誘發各種宏觀陷阱。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一些國家較為勝利地化解了外部貿易金融摩擦，避開了本幣升值對宏觀經濟的重大沖擊。如原西德名列其次貿易大國、馬克同樣面臨來自美國的升值壓力，但由于其貿易結構以歐盟為主、對美依靠程度低，加上其奉行自由貿易政策，市場較為開放，進出口基本平衡，最終能安穩化解升值壓力，還保證了宏觀政策的自主性。亞洲“四小龍”也經受了持續的本幣升值過程，雖付出肯定代價，但最終也基本完成了經濟的調整任務。近年來，我國積累了在人民幣小幅升值條件下加強宏觀調控、治理通貨緊縮、刺激內需、擴大出口和引資等方面的操作閱歷，總體上保持了宏觀經濟和對外經濟的良好勢頭；將來只要我們更好地發揮我國固有的政治經濟優勢，牢牢把握宏觀調控的主動權，堅持貨幣匯率政策的自主性，適時推動相關改革和調整，就有可能化解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性。

（三）應對人民幣升值論的選擇

鑒于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的簡單性及其嚴峻危害，我國須未雨綢繆，及早討論制定系統性應對方略。一是討論治本之策。結合我國改革開放的總體規劃，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和資本項目可兌換作為下一階段改革的攻堅戰，總體設計、分步實施、抓住時機、重點突破、配套推動，使對外金融市場化改革適時取得重大進展，通過制度創新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壓力。二是加快放寬對外直接投資的外匯限制，允許境外企業利潤自由出入，一方面通過加強互補合作削減與貿易伙伴特殊是周邊進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同時抒緩大規模資本流人帶來的升值壓力。三是加快推行全面的意愿結匯制，削減常常項目的匯兌限制，逐步放寬居民因私購匯限制，在條件具備時可考慮效仿一些東歐國家先行放開本國居民購匯限制，適當藏匯于企業、于居民，削減外匯供大于求和外匯儲備增加的壓力。四是堅持對外開放方針，樂觀穩妥地擴大國內市場開放，做到進出口基本平衡，設法轉變對少數貿易伙伴貿易過于集中、順差過大的局面，下大力氣削減貿易摩擦，合理引導出口秩序，防止急風暴雨式的出口方式，擴大包括對外救濟在內的各種互利合作，減輕我國對外貿易成長過程中的外部沖突和壓力。五是堅決回擊將人民幣匯率問題國際化的各種企圖，特殊是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對日本政府某些官員將人民幣匯率問題提交七國集團等國際協調機制的圖謀進行堅決的反擊，還要防止今后將此問題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協調機構的種種企圖，在政治外交層面多做工作，必要時進行堅決斗爭。

近來，美國一部分人不斷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國發難。2024年起，先后有美國制造商協會（Preeg，2024）、健全美元聯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公正貨幣聯盟（TheFairCurrencyAlliance）宣稱，中國進行匯率操縱，使得人民幣匯率較購買力平價嚴峻低估，阻礙了美對華出口，造成美中上千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違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WTO）協定，因此要求美國政府樂觀交涉乃至尋求WTO爭端解決。本文通過對IMF和WTO法律文件的分析認為，這些責難缺乏依據、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并不違反IMF和WTO規章。

依據1944年6月《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最終議定書》，建立了IMF管轄國際金融體系（主要為匯率制度和外匯措施），成立國際復興和開發銀行（又稱世界銀行）負責戰后重建和進展，而負責貿易規章的任務后來落在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身上，后者為1995年成立的WTO所取代。因此，本文第一部分剖析IMF法律文件，其次部分討論WTO協定，第三部分回顧中國加入世貿談判狀況，最終分析人民幣匯率水平問題。

一、從IMF對匯率支配的要求看人民幣匯率制度和政策

（一）IMF的匯率制度規定

1973年8月15日，美國單方面宣布美國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即告崩潰。國際貨幣體系從釘住美元為主的固定匯率體系進入固定匯率與浮動匯率體系并行的時代.應美國的要求，IMF相應修訂了協定，有關匯率制度的規定主要體現在IMF協定第四條、第八條第四款和第十四條。

第四條第1節規定了會員方的義務：應努力以自己的經濟和金融政策來達到促進有序經濟增長的目標，既有合理的穩定的價格，又適當照看自身國情；應避開操縱匯率或者國際貨幣制度來阻礙國際收支有效的調整或取得對其他會員方不公正的競爭優勢；努力制造有序的基本經濟和金融條件和不會產生反常混亂的貨幣制度去促進穩定。IMF1977年作出的第5392—（77／63）號監管打算解釋：匯率操縱是指長期、單向、大量干預外匯市場。

第四條第2節規定了匯率制度的種類，包括：（1）一個會員以特殊提款權或選定的黃金之外的另一種共同標準，來確定本國貨幣的價值。（2）通過合作支配，會員方使本國貨幣同其它會員方的貨幣保持比價關系。（3）其它外匯支配。這樣，固定和浮動匯率制度并行不悖。

第八條第四款規定會員應當實行常常項目可兌換：避開限制常常項目支付，避開實行卑視性貨幣措施或多重貨幣匯率，兌換外國持有的本國貨幣（接受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八條款國）。但對常常項目可兌換條件不成熟的進展中國家，第十四條第2節規定，經IMF批準可以臨時維持現行外匯限制（援引該條的國家稱為第十四條款國）。會計

（二）IMF對匯率的監督

為避開重蹈20世紀30年月各國以鄰為壑的競爭性匯率貶值政策導致世界經濟危機的覆轍，IMF被給予了監督國際匯率制度的職權。IMF協定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有權監督指導會員方匯率政策。其次十六條第2節等規定，假如成員方拒不履行IMF的裁決，IMF可以處予取消使用IMF一般基金的資格，乃至經85%的投票權表決逐出IMF，但并不存在類似WTO爭端解決程序或交由WTO解決的先例。同時，第四條第3節規定，IMF匯率的監督指導，應當敬重、關注會員方內的國情及社會和政治政策。

IMF對成員國的審查監督每年進行（稱為第四條款磋商），重點是宏觀經濟政策（包括匯率政策），也審查第八條款國的匯兌措施是否違反常常項目可兌換原則，第十四條款國取消外匯限制的條件是否成熟。在實際監督中，IMF在匯率水平上態度敏捷，更多地敬重東道國的意見，并不強加于人。甚至在危機前后，IMF對匯率水平是否恰當多與東道國充分協商。例如，1994年墨西哥貨幣危機、1997年泰國貨幣危機，1998年巴西金融危機中，IMF沒有強求這些國家調整匯率水平，直到市場力氣迫使政府放棄不現實的匯率水平。美國的財政赤字問題卻是世界長期進展的潛在威逼。IMF在《2024年世界經濟展望》中批判美國不行持續的財政赤字政策，認為這是貿易赤字的主要緣由，威逼世界經濟的穩定。

（三）基金組織中固定匯率制度成員多于浮動匯率制度成員

在現實中，各國都依據自身經濟進展水平和運行狀況自主選擇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依據IMF《2024年度報告》，截止2024年4月30日，世界上共有8種匯率制度，根據匯率彈性從小到大分別為：沒有本國法定貨幣的匯率支配、貨幣發行局制度、傳統的釘住匯率支配、平行釘住、爬行釘住、爬行區間浮動、無區間的有管理浮動和自由浮動。在187個IMF成員中，實行上述制度的分別為41、7、42、5、5、5、46和36個。通常前6類歸為固定匯率制度，后2類劃入浮動匯率制度，這樣，IMF會員采納固定、浮動匯率制度分別為105和82個，固定匯率制度占多。

縱觀世界各國，匯率的彈性是與經濟進展水平和市場化程度基本呈正相關。在國際資本流淌規模巨大的今日，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幾乎是發達國家的專利。雖然亞洲金融危機后，有一些國家實行了自由浮動匯率，但多數壽命很短。1999年到2024年IMF成員轉變匯率制度多達78次，其中放棄自由浮動的為Z7次，僅2024年和2024年就分別有10個進展中國家和8個新興市場國家從自由浮動轉向無區間的管理浮動，自由浮動的成員從1999年的48個削減到2024年的36個。

理論上說，除了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外，其它匯率制度都多少需要肯定的干預。實際上，即使是前者也不行能完全放任匯率不管，差別在于干預的方式、頻率和力度。極少數發達國家（如美國）對匯率實行“善意的忽視”，但是間或通過官員“放風”來引導匯率走勢。而另一些發達國家，如加拿大，采納了綜合考慮利率和匯率的貨幣狀況指數進行調控，有時（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也直接入市干預。還有些國家實行間接干預，如通過調控利率調整匯率。總之，對匯市的干預是各國進行宏觀調控和維護穩定的匯率制度的通用手段。

（四）中國沒有操縱匯率以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正”競爭優勢

衡量幣值高估還是低估不能以Preeg所用的雙邊匯率為基準，而應以多邊匯率作參照系，而IMF等國際組織普遍采納實際有效匯率（RealEffectiveExchangeRate），依據測算，從1995年初到2024年末，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上升了21.37%.討論表明，不論是出口還是凈出口，與中國GDP增長的相關性較大，而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性并不顯著（xu，2000）。例如2000年，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隨美元處于最為堅挺的時期，但中國出口增長27.8%，進口增長35.8%；相反，2024年，人民幣匯率隨美元走軟，出口增長34.6%，進口卻增長39.9%，外貿順差同比縮小了16%.

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其基礎是銀行結售匯制度，機構和個人買賣外匯都通過指定銀行進行。指定銀行又依據核定的結售匯周轉頭寸上下限，將多余或不足的外匯頭寸，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進行平補，進而生成人民幣匯率。該匯率制度是單一匯率，沒有卑視性匯率支配。銀行間外匯市場遵循公開、公正、公正的原則，根據價格優先、時間優先方式撮合成交。中心銀行依靠法律和市場手段，調控外匯供求關系，保持匯率基本穩定。匯率穩定，是中心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通過市場手段，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結果，并不是為了阻礙國際收支調整或獲得所謂“不公正”競爭優勢。在每年第四條款磋商中，IMF從未對我國匯率制度支配提出異議，也證明白目前人民幣匯率是符合IMF協定的。

（五）外匯儲備的標準

美國和日本某些人認為，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了世界銀行的標準，目的是為了獲得對他國不公正競爭優勢，這也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世界銀行并不管轄外匯儲備標準。相反，依據WTO有關規定（見其次部分），締約各方應接受IMF對外匯儲備的結論，而IMF對華第四條款磋商沒有質疑中國的外匯儲備。其次，外匯儲備是否充分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世界銀行所謂的外匯儲備占進口的25%，只是一個最低要求。世界銀行專家認為，低于這一標準，簡單發生金融危機。第三，儲備水平還要考慮很多因素。亞洲金融危機表明，外匯儲備需要考慮資本流淌的因素。世界銀行專家認為，影響儲備的因素，還應當包括償還外債和維持對金融體系的信念等。而目前中國銀行體系，尤其是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高達20.39%，最終都需由政府負擔。因此，中國的外匯儲備需要維持較高的水平，以維護投資者信念。

此外，中國的儲備相當一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而非貿易順差。從1990年月起，中國在進展中國家吸引FDI中名列前茅。截止2024年底，中國汲取FDI超過4500億美元，外債流入1800億美元。這些資本流入中有很多最終反映為外匯儲備的增加。因此，外匯儲備中只有一部分來源于貿易順差，更多的部分來源于資本流入。例如，2000年到2024年，國際收支中的資本和金融帳戶順差達到800.1億美元，而常常項目順差只有733.5億美元。會計

二、從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看人民幣匯率制度

（一）WTO對外匯事務的規定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的成果之一是成立了WTO，此外還達成了一系列的多邊協議和協定，構成了當今國際貿易行為規范的框架，也使WTO和IMF的關系有所進展。WTO涉及外匯支配的條款，新添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等協定。詳細規定如下：

1.貨物貿易領域。WTO成立后，依據《WTO關于與IMF關系的聲明》（以下簡稱《宣言》），除非最終文件另有規定，WID與IMF的關系基于規范GATT1947締約方全體與IMF關系的條款。因此，在貨物貿易領域，WTO與IMF關系遵循GATT與IMF的關系。GATT章節涉及外匯事務的實質性規定主要有國際收支保障條款以及外匯支配，內容如下：

國際收支保障條款。GATT第十一條、第十八條分別授權發達國家和進展中國家為維護國際收支平衡實行進口數量限制和征收關稅附加稅（稱為國際收支保障措施）。為防止濫用國際收支保障措施，GATT設定了嚴格的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該國的國際收支消失困難和儲備下降及兩者的威逼，或者儲備過低，而國際收支和儲備狀況由IMF認定，GATT締約方全體都必需接受IMF的結論。

外匯支配。GATT第一條規定，在有關進口和出口的全部規章手續方面，成員必需對其它成員實行最惠國待遇。對外匯措施來說，這與IMF要求全都（如前所述）。GATT第十五條對成員的外匯支配進行了規定。第一款規定，GATF應與IMF進行合作，以便雙方在IMF管轄范圍內的外匯問題和GATT管轄范圍內的數量限制和其他貿易措施方面相互協調政策。其次款規定，在外匯支配問題的全部狀況下，締約方全體應與IMF進行充分磋商，接受IMF供應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結論。第4款規定“成員不得通過外匯措施而使本協定的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也不得通過貿易行動使《IMF協定》各項條款的意圖無效。”第5款規定，假如一成員的外匯限制與本協定對數量限制所規定的例外不全都，締約方全體可以向基金報告。第8款規定，本協定不阻擋一締約方依照《IMF協定》，使用外匯管制或外匯限制。

GATT上述條款說明：GATT管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而外匯事務基本由IMF管轄，但雙方應當相互協調政策。GATT締約方有關儲備、國際收支、外匯限制、貨幣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問題，應當要提交IMF裁決。一GATT締約方可實行符合IMF協定的外匯限制，不受GATT管轄。

2.服務貿易領域。GATS涉及外匯支配的是第十一條、第十二條、《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此外還包括《關于金融服務承諾的諒解》和《金融服務協議》。GATS第十一條明確了WTO和IMF在服務貿易項下外匯管理方面各自的管轄權，指出，任何規定不得影響IMF成員在《IMF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包括實行符合《IMF協定》的匯兌行動；除在嚴峻國際收支困難或其威逼的狀況下外，一締約方不得對與其詳細承諾有關的常常項目交易的國際轉移和支付實施限制，也不得對任何資本交易設置與其有關此類交易的詳細承諾不全都的限制。同時，《關于金融服務的附件》對金融服務管轄范圍進行了限定。中心銀行和貨幣管理機關和任何其它公共實體為推行貨幣或匯率政策而從事的活動屬于“在行使政策職權時供應的服務”，不在GATS涵蓋范圍內，因此不受WTO管轄。“金融服務供應者”也不包括中心銀行。因此，GATS中關于外匯事務的條款，基本與GATT全都，均未涉及匯率制度。依據GATS第十二條，對服務貿易實行國際收支保障措施時，是否發生嚴峻國際收支和對外財政困難或其威逼，也應接受IMF裁定。3.與貿易有關的投資領域。TRIMs附件其次條規定：不得要求企業自求全部或部格外匯平衡（外匯平衡條款）。因此，WTO對進展中國家通常使用的常常項目外匯管制手段之一—外匯平衡條款享有管轄權。

綜上所述，貨物貿易項下，WTO成員的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是IMF的管轄范圍，WTO必需接受IMF結論，即IMF對外匯管制和匯率制度享有單獨管轄權。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的外匯管理方面，IMF擁有管轄權，但WTO也對與成員的極少數詳細服務開放承諾有關的常常性、資本性國際交易外匯限制和外匯平衡措施共享管轄權。匯率制度則是在IMF單獨管轄范圍內。

（二）中國加入WTO有關外匯問題的談判狀況

2024年6月，WID中國工作組會議的多邊談判在日內瓦恢復。會上，美國要求在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中加入外匯事務的條款，旨在將中國的外匯事務納入WTO爭端解決機制。有關外匯問題的案文主要是：要求中國向WTO承諾外匯支配，開放部分資本項目，供應外匯管制的完全信息。對此，中方認為，外匯事務應當由IMF管轄，并不在WTO爭端解決機制范圍內。因此，中國就此問題與美方進行了多次雙邊磋商，WTO中國工作組進行了八輪多邊談判。經過艱苦談判，最終各方達成協議，中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刪除了要求中國承諾外匯制度，包括匯率制度的案文。

WTO中國工作組報告有關匯率制度見第31—32段。文中，中國代表介紹了中國現行匯率制度，即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人民銀行依據形勢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WTO成員（包括美方）當時對此均未提出異議（當然，如前所述，GATT規定成員應當轉向IMF提出）。2024年對中國的過渡審議機制各成員也未涉及中國匯率制度和政策問題。會計

（三）以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為依據指責中國使WTO協定意圖無效是對WTO多邊規章的曲解

Preeg據第十五條第四款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使得GATT條款的意圖無效。因此違反了GATT規章。這是對WTO協定的曲解。

首先，WTO是一個多邊組織，它推斷貿易問題、解釋WTO協定是從多邊角度著眼的。因此，縱然中美雙方對雙邊貨物貿易赤字的統計存在分歧（雙方差距超過3—4倍，見Bronfenbrenner等人的總結，第74頁），對WTO來說，強調的是一國與其它國家的貿易總差額。即使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如美國所稱，在2024年超過1346億美元，但是，中方對日本和東亞新興市場國家卻是大量的貿易逆差，使得世界各國的貨物貿易總順差在2024年只有255億美元左右，占GDP的1.87%，在WTO看來不算大。加上中方的服務貿易赤字（2024年約為68億美元），則比例還會更小。因此，中國外匯支配沒有使WTO協定的意圖無效。換言之，美方從中美貿易赤字角度指責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違反WTO規章，本身就是站在狹隘的雙邊角度，并不符合WTO規章。

其次，姑且不說WTO管轄權問題以及何謂GATr條款的意圖，假如完整地看，就會發覺第4款實際上要求成員在貿易措施和外匯措施上相互協調，是一個平衡條款。GATT進一步解釋：“‘使…無效’一詞旨在表明，例如，任何侵害本協定任何條款文字的外匯行動，如在實際中不存在明顯偏離該條款的意圖，則不應被視為違反該條款。因此，一締約方符合《IMF協定》而實施的外匯管制的一部分，如要求出口結算使用本國貨幣或IMF一個或多個成員貨幣的締約方，不會因此被視為違反第11條或第14條。”換言之，GATT第十五條第四款是為了防止外匯措施明顯偏離GATT條款。因此，Preeg文是在斷章取義。

再次，WTO并不管轄匯率制度。Preeg認為，依據第十五條關于WTO可與IMF充分磋商的規定，美國可就人民幣匯率問題訴諸WTO爭端解決機制。但是，如前所述，第十五條規定，在磋商中，“締約方全體應接受IMF供應的關于外匯、貨幣儲備或國際收支的全部統計或其他事實的調查結果”，即WTO聽從IMF裁決，既無規定也無先例將外匯支配納入爭端解決機制。

三、購買力平價理論和貿易問題的關系

（一）肯定購買力平價不能作為評估匯率水平的依據

撇開匯率制度和匯率政策問題，人民幣是否匯率低估的問題，涉及匯率的參照系選取問題，也就是匯率打算理論。Preeg提出人民幣匯率較肯定購買力平價低估了40%，就此認為中國取得了不公正的競爭優勢。購買力平價理論著眼于商品市場，從貨幣的交換職能動身，把貨幣的國內購買力作為確定各種貨幣之間比價的一種匯率打算理論。自古斯塔夫。卡塞爾（GustavCassel）提出該理論后，吸引了大量討論和檢驗，目前基本共識是，長期來看相對購買力平價基本成立，即匯率水平由國內外相對物價水平打算；肯定購買力平價并不成立，一般只是用以衡量福利和生活水平、進行跨國比較的指標，不能作為確定匯率水平是否合適的依據（Visser，2024）。從下表可以看出，平均而言，經濟越不發達，匯率對肯定PPP偏離越大。

名義匯率對PPP的偏離度

經濟體類型匯率對PPP偏離度低收入-75%中低收入-64%中高收入-40%高收入非OECD成員-37%OECD成員-12%

來源：1.匯率：《國際金融統計2024》，IMF.2.PPP：《世界進展報告2024》，世界銀行。

進展中國家匯率與PPP偏離度較大的緣由包括：現實狀況與PPP完全競爭市場假定有很大距離；非貿易品的大量存在（中國的比例約占50%）；國內外生產率變動存在差異，產生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各國消費結構不同和偏好變動；PPP測算技術、資本流淌、預期和其他因素的影響.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與相對購買力平價大體相符

直接將相對購買力平價運用于中國這樣一個外貿市場多元化的高速增長的轉軌經濟國家并不行取，需要進行四項修正（或擴展）：用多邊相對價格變動（dP*／P）替代雙邊價格變動、計算生產率差異（dδ，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考慮關稅減讓（df）和出口退稅率變動幅度變化（dv）的影響。同時我們采納貿易大體平衡的年份的匯率作為基期匯率，得出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計算公式為dsppp=d（P*／P）+dσ-dV+df，我們稱之為人民幣PPP的生產率—市場化修正模型。據此估算出，以1987年匯率為均衡匯率（當年貿易逆差占GDP的-0.3%，則1998和2024年，可貿易品購買力平價分別為8.37和7.52元／美元，名義匯率分別高估1%和低估9%（溫建東，2024）。考慮到2024—2024年中國通貨膨脹、出口退稅率下調、關稅減讓、資源瓶頸制約生產率提高等緣由，2024年兩者的差距將大大縮小，基本持平。因此，人民幣匯率并不存在明顯的低估。

（三）中美貿易赤字增長的主要緣由

美中貿易逆差的緣由主要是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企業產品返銷美國造成的。依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一項討論，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每增長10%，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就增加6.3%.而美國國際經濟討論院的一項討論認為，美中貿易與美國的就業沒有顯著的關系，由于美貿易赤字是由美國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打算的。美國的利率低，收入高，進口需求旺盛，財政赤字浩大。即使中國對美出口削減，也會被韓國或墨西哥替代（HufbauerandRosen，2000）。

匯率的因素有許多：從時間段來劃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長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政治因素，還有心理因素等；長期來看，經濟增長差異、國際收支以及通貨膨脹率是影響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經濟增長是影響一國國際收支及貨幣匯率長期走勢的重要緣由。通貨膨脹率的凹凸是影響匯率變化的基礎性因素，假如一國的貨幣發行過多，流通中的貨幣量超過了商品流通過程中的實際需求，就會造成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使一國的貨幣在國內購買力下降，使貨幣對內貶值，在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