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視角下的鄭和遠航

我們正在迎來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鄭和遠航600周年。

倘若歷史在時光的隧道中回流，跨越六個世紀的時空，展現在人們面前的，將是一幅波瀾壯闊的圖景：一支規模空前的遠洋船隊，“云帆高張，晝夜星馳”，從中國的海岸向南、向西，駛向遙遠的天際。這是一支龐大的海上商隊，其基本成員卻是軍人；這是一支雄強的海上武裝，肩負的使命卻是和平。

自從有人類文明以來，文明之間就有交流、交匯。在整個文明的交流與交匯史上，惟有以鄭和遠航為代表的中華民族對外交往最文明。因為，它最和平。．

鄭和遠航。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它擁有一種強烈的、自覺的文明使命感，即致力于提升遠近諸國的文明化程度。

幾乎與鄭和遠航活動的同時，西方基督教文明圈開始了另一項偉大的航海事業。1415年，就是鄭和首航十年以后，葡萄牙人占領了北非的休達，由此展開沿非洲西海岸南下的航行。由“航海者”亨利王子倡導的這項事業，其結果是瓦斯科．達．伽馬繞航好望角，于1498年開辟了新航路而抵達印度。

與達．伽馬繞航好望角堪稱雙星遠航的，是哥倫布于1492年“發現”美洲。

從歷史長河上看，鄭和遠航與西方的大航海事業，可說是同步展開。

鄭和與他所代表的中華帝國、中華文明，在當時的遠航競賽中占盡了風流，卻在歷史長河的文明競賽中終成輸家，竟然在此后的數百年間逐漸失去了命運之神的眷顧。

包括我本人在內，人們常常以一時的成敗論英雄。當我們歡呼鄭和首航即遠達南印度的古里(即卡利庫特)時，我們看到的是葡萄牙人遲后九十多年才到達這個港口。但我們卻忽略了一點，即：鄭和走的是千百年來亞洲各國船長和海員們所熟知的航線，是一次駕輕就熟、老馬識途之旅；而遲到的葡萄牙人，在幾十年里一直在和陌生的海域拼搏，在風濤怒吼中開辟自己的新航線，錘煉自己的創新精神。

從“航海者”亨利到達．伽馬與哥倫布們的這種創新精神，根植于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環境之中，而這一文明環境在中世紀晚期正在悄悄地發生著質的變化。

大致在公元11至13世紀，歐洲進入了貿易和城市大發展時期，從意大利牽頭，到西歐廣大地區，新型的工商業都市迅速發展。城市工商業資產階級的雛形一一市民力量的勃興，支撐了半獨立的自由城市直到城市共和國的涌現。這一勢頭雖經14世紀百年戰爭與黑死病瘟疫的雙重巨大破壞，但并未受到結構性的打擊。同樣的勢頭雖然在中國也曾有過萌動，卻受到大一統的帝王集權的致命扼制未能展開。居民10萬人以上的城市在唐代已過10座，宋代更達40余座，但在國土遼闊，人口數以千萬計的大一統中央帝國之中，微不足道。城市涌現在哪里，皇權就控制到哪里；在中國，都市是皇權更為集中掌控的基地。

在社會經濟發生帶有質的變化的基礎上，西歐政治、思想與一般文

化領域也隨之出現了重大變化。從14到16世紀。由意大利半島開始，一場被稱為“文藝復興”的活動在歐洲展開。這是一次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準備，一次近代西方文明的啟迪。

人們首先向歐洲中世紀的禁欲主義發起了沖擊。在這方面，財富觀的巨大轉變尤其值得注意。布魯尼指出，財富本身無善惡屬性，財富是外在幸福和力量，乃道德之基礎；索德里尼認為，“財富是使人愉悅的幸福之泉”；羅倫索．瓦拉更大聲疾呼：“想用守貧、節欲、順從三種德行使我們就范這是不能容忍的!”在這一社會思潮大變異的背景下，哥倫布這位偉大的航海家則公開聲稱：“黃金是一切商品當中最寶貴的，黃金是財富，誰占有黃金，誰就能獲得他在世界上所需的一切。同時也就取得把靈魂從煉獄中拯救出來，并使靈魂重享天堂之樂的手段。”

與財富觀轉變的同時，人本主義也成為這一時期歐洲流行的社會思潮。在政治方面，人們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如吉羅拉莫主張：“主權要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這一思想的最初具體化，就是高揚起“捍衛城市共和國”的旗幟。它的進一步發展，則是馬基雅維里的開明君主制學說，主張君主要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和政治權利。

歐洲發生的所有上述這一切上層領域的變化，在中國均與此不同。遠的不說，從漢代的董仲舒到明代的王陽明，儒家的義利觀一直居社會思想的統治地位，即所謂"iE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功利自是所不論”。這種過分壓抑功利的思想，在南宋以來的理學那里發展到了極致，這就是所謂“存天理，滅人欲”。明代黃綰，終日不食，罰跪自擊，“以心中發一念人欲用黑筆點之；以心中發一念天理用紅筆點之”，達到了荒謬絕倫的境界。我國的大航海家鄭和，就是在這般與哥倫布、達．伽馬有天淵之別的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環境中生長的，而且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儒家理學的這一套，在鄭和的頭腦中更加上一層皇權的陰影，因而只會更加封閉與偏執。

正是在上述文明走向的巨大差異的背景下，西方推出了它的大航海活動。這是一個從經濟政治到思想文化正在全面向近代轉軌的文明所推出的航海活動。特別要強調指出的是，這個轉軌中的文明，直接地為西方大航海提供了兩大具體優勢。

一個是在思想解放的環境下，新的科學觀，尤其是地圓說理論大為推廣與流行起來。這一理論，逐漸為當時歐洲的知識界所接受，成為一種主流觀點，甚至一直影響到羅馬天主教會的高層。紅衣主教德．阿依就寫了《世界的樣子》，這部出版于1410年，相當于鄭和第二次遠航歸來不久的著作，對航海家哥倫布有著直接的啟示。

另一個則是在政治方面。乍一看去，鄭和與西方的大航海活動，背后都有一個強大政治權力在支持。鄭和是由大明帝國的皇權直接指令出海，而哥倫布與達．伽馬的身后則有葡萄牙、西班牙兩個王權的支持。然而，當我們深入剖析這兩種支持，就不難發現，在東方的皇權與西方的王權之間，存在著背道而馳的文明拉力。

馬克思在討論印、中兩國舊生產方式解體緩慢的原因時指出：“因為這里直接的政治權利沒有給予幫助”。

豈止是“沒有給予幫助”!毋寧說給予的是巨大的阻礙。我們知道，鄭和遠航是得到“直接政治權利”的幫助的，而且遠不止是幫助，而是直接的創意、指令、組織與一切保障。然而，這一航行，卻與舊生產方式解體無關，相反，在皇權直接支持下的鄭和遠航，是一首東方封建文明威武雄壯的絕唱，它使這一文明更加成熟化、圓滿化。而對于客觀上會導致舊生產方式解體的那些民間海上商貿力量，皇權采取的則是“片板不許下海”的封殺政策。那猙獰的封殺令，是斷然的，旗幟鮮明的。

在西方，支持哥倫布和達·伽馬的王權，還支持了民間的航海活動。

而正是哥倫布和達．伽馬牽頭的這場民間商貿力量參加的大航海活動，奏響了一個新的近代文明的序曲。例如，1377年葡萄牙頒布了費爾南多法令，內容主要是船籍登記自由，獎勵造船，獎勵出航，互相保險，統計船只和技術檢查，等等。葡萄牙政府還規定，凡建造100噸以上的海船，造船主可以受賞。這與同一年代的朱元璋的“片板不許下海”的嚴厲國策，對比是何等鮮明啊!在某種意義上，龐大的鄭和遠洋船隊在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巡弋，正是對民間造船業與海外貿易事業的一種打擊和震懾。我們只要留意，便不難看到，著名的福建海商，正是在明初一度沉寂之后，“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這其中，不是恰恰透露了鄭和遠航與民間海外商貿關系的一些重要信息么?

在15世紀初，鄭和率領的中華遠洋船隊，懷著強烈的文明使命感，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大洋大海上，“云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者”，全方位地傳播了中華文明，特別是傳播了“共享太平之福”這一中華文明的核心觀念一一和平，在增強中華文明與亞非大陸各民族的了解與友誼當中，積極促進了那里文明化的提升。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鄭和遠航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歷史前列，在人類文明交匯的歷史上，起了重要的、積極的作用，為文明交匯樹立了一個光輝典范。

鄭和遠航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上，樹立起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與此同時，在鄭和遠航船隊的身側，在世界的西半球上，也開始了另外一項遠航事業，這就是所謂西方開啟的大航海事業。那項大航海事業，根植在與鄭和全然不同的文明環境之中一一即正在開始轉軌的、走向近代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土壤之中。這個西方文明的土壤與環境，使得西方的大航海不像鄭和遠航那樣戛然而止，而是日益發展壯大，生生不息，終于帶來了一個日漸全球化的近代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西方大航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