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匯率政策的變化及啟示

摘要：一國匯率政策的選擇，最終是為其經濟和金融的長遠發展服務的。考察日元匯率政策長達50年的演變歷程及其中的成敗得失，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內在規律的必然性。別國的經驗教訓，對我國匯率政策的謀劃亦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近來，一些日本政府官員以及日本媒體，不斷鼓吹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論點，日本財政部官員甚至在重要的國際會議上，提出中國政府應該讓人民幣升值的要求，并呼吁美歐國家與其一起對中國施壓。8月29日，日本方面表示，其財政部長鹽川正十郎要與即將訪問日本、并隨后訪問中國的美國財政部長斯諾討論“人民幣匯率”問題，以顯示日美在此問題上步調一致的立場。

日本政府希望人民幣升值的理由非常明確，他們認為中國產品之所以能大量出口，主要不是因為中國企業競爭力提高，而是由于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的緣故。他們認為，大量中國生產的物美價廉的商品在被低估的人民幣匯率的“幫助”下出口到日本，“加劇”了日本的通貨緊縮局面，因此，只要人民幣匯率提高了，中國對日出口產品就會減少，日本的通縮問題就能得到解決，日本經濟就可以復蘇。

這是一個站不住腳的觀點。且不說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暢銷是否同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有關，僅就日本通縮問題而言，其與中國產品的對日出口根本就沒有多大關系，因為中國對日出口的產品價格對于日本整體價格水平的影響是極為有限的。日本通貨緊縮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導致國民整體收入水平下降，進而引起總需求不足所致。

有意思的是，在日本朝野鼓吹人民幣應該升值的同時，日本政府自己卻在不斷采取措施，阻止日元匯率的升值。最近幾年，日本政府多次大量拋出日元購買美元或歐元，以遏制日元升值勢頭。中國有句老話，叫“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看來日本人的邏輯，與中國古代州官的“邏輯”如出一轍。

從二次世界大戰后50多年的時期來看，日本政府的匯率政策，經歷了以下四個時期：建立并極力維護日元對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時期；被迫采取浮動匯率制度，日元逐漸升值時期；允許日元匯率大幅度升值時期；采取措施阻止日元匯率升值時期。回顧日本政府匯率政策的變化，對我國匯率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建立并極力維護固定匯率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政府提出了貿易立國的口號。為了發展經濟，擴大出口，穩定的匯率是不可缺少的。戰后不久，美國也作出了有必要加快日本經濟恢復的決定。1948年10月，美國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提出了包括設置固定匯率在內的九項穩定經濟原則。經過美國占領當局和日本方面的反復研究，終于決定自1949年4月25日開始，實行1美元兌換360日元的固定匯率政策，這個固定匯率一直保持了22年，一直到1971年12月才正式改變。

持續保持22年之久的360日元兌1美元的固定匯率，極大地促進了日本經濟的發展，使得日本企業能夠在二十多年的時期內，不必理會匯率的變化，將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開發新產品、擴大產品出口等方面。技術水平的飛躍為日本經濟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日本經濟增速明顯加快。特別是60年代的經濟增長倍增計劃期間，日本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更是驚人地達到10％以上。

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對美出口的增加，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增長，使得長期以來一直扶植日本發展的美國，開始對咄咄逼人的日本企業的產品出門，產生了越來越大的不滿。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日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最初的日美貿易摩擦主要集中在棉紡織品等輕工產品方面，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日美貿易摩擦開始向幾乎所有重要工業產品領域延伸，隨之而來的是，美國方面對日本的壓力也開始增大，在金融方面要求日元升值。

二、被迫采取浮動匯率制度，日元逐漸升值時期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壓力下，特別是美國政府于1971年8月單方面宣布以放棄美元兌換黃金、對進口貨強制性征收10％進口關稅等為主要內容的緊急經濟政策，進而從根本上動搖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影響下，國際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的動蕩加劇，日元匯率開始上升。

日本政府為維護360日元兌1美元的匯率水平，多次入市干預，拋出日元、購買美元，但這些措施都無濟于事，日元匯率還在升值。盡管如此，歐美國家仍在不斷批評日元匯率升值幅度不夠。在此背景下，經過有關國家多次磋商，1971年12月，西方十國財政部長在華盛頓史密森博物館召開會議，決定將日元匯率升值％，即1美元=308日元，并以此作為標準匯率，上下可浮動％。同時，當時的西德政府也同意將馬克對美元匯率升值％。這些就是被經濟學家稱為“史密森協議”的主要內容。但是，由于美國的貿易逆差繼續擴大，美元匯：率仍在不斷下滑，至1973年2月13日，美國財長宣布美元對黃金貶值10％。在此形勢下，日本政府也只好使日元向浮動匯率制過渡。

從上事實表明，日元匯率從固定匯率制過渡到浮動匯率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是在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后才實現的。經過長達近22年的固定匯率制度期間的潛心發展，到1968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從出口方面來看，日本產品也開始躍居世界前列。比如，在1965年日本的汽車出口只是德國的13％，而到了1974年日本就已經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出口國。

實際上，到了20世紀70年代上半期，日本產業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是日本有條件允許日元升值的強大物質基礎。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產業競爭力的提高，出口的增加，主要靠的是日本本國企業的發展，而不是靠引進外資、由外資企業主導本國產品出口來實現的。而且，日本企業的許多核心技術、都是自己開發的，這就為日本企業日后承受日元升值帶來的壓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從實際情況來看，盡管實現了浮動匯率制，從1971年到1985年之間，日元匯率的升值過程還是比較平穩的，如以每年12月成交價／中間價來看的話，1972年、1978年和1985年美元兌日元的匯率分別為1美元兌日元、日元和日元。但是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匯率的升值速度明顯加快。

三、允許日元匯率大幅度升值時期

i985年美英法日德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促使日元、西德馬克對美元升值的協議，從此之后，日元匯率開始迅速上升，進入了長達10年之久的升值周期。到1995年，日元曾一度達到80日元兌換1美元的水平。

“廣場協議”后日元匯率的急劇升值，既是日本政府試圖以此緩和日美貿易摩擦，避免兩國關系惡化的舉措，也與日本政府想借此機會提高日元國際地位，進而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有關。當時，在日本國內有人認為，日元升值意味著日本不但在制造業方面已經“打敗”了當年的戰勝國美國，而且在貨幣領域，日本也開始挺起了腰板。在這種盲目樂觀情緒的支配下，一些日本企業和機構，不但大量在歐美國家購買房地產，而且不惜重金購買名畫古董等。這種現象盡管只是日元升值過程中的個別的、短暫的現象，但也反映了部分日本人在對待日元升值方面的扭曲心態。

日元的急劇升值，對日本經濟最大的影響，是促進了日本企業的對外投資。其實，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日本企業就掀起了一輪對外投資的熱潮。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企業的海外投資，主要是傳統的制造業企業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為降低成本和占領海外市場而被迫進行的海外投資。

此時的日本盡管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其在國際上具有競爭力的行業仍然集中在汽車、鋼鐵、家電、造船等傳統產業方面。以信息、生物等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還沒有形成規模。因此，傳統行業的企業大量到海外投資，導致日本出現了所謂的國內產業空洞化現象，破壞了國內經濟結構的自然調整。大批企業到國外投資，制約了國內就業需求的滿足，導致內需不足。而內需不足又反過來影響企業在日本國內的投資需求，最終形成惡性循環。這才是致使日本經濟長期陷入通貨緊縮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采取措施阻止日元匯率升值時期

日元升值給日本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是日本泡沫經濟產生、破滅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經濟由此陷入長達十幾年的不景氣之中，至今未能擺脫。日本政府也終于認識到在條件不成熟的時期，讓本國貨幣過度升值的危害，因此轉而采取了阻止日元升值的策略。

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美國政府也開始實行強勢美元的政策，美元匯率逐漸走強。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美元兌日元匯率一度升到1美元兌140日元左右的水平。但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9·11事件”后，由于受擔心本國經濟瀕臨衰退的邊緣，和不少國內人士認為美元幣值被相對高估等因素的影響，美國政府又開始調整匯率政策，采取了實際上的放任美元貶值的策略。對于美國政府的這種政策變化，日本方面非常不安，想方設法不讓日元匯率升值。僅今年1—7月，日本政府就動用萬億日元入市干預。

日本政府干預匯市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企業產品的出口，以外需來彌補因長期蕭條而導致的內需不足，以起到緩和通貨緊縮的作用。由此可見，在條件不完全具備時，貿然使本國貨幣升值會給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和經濟金融的宏觀調控選擇帶來多大的危害和被動。

分析戰后50多年日本政府匯率政策的變化，對正面臨著來自國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我國來講，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第一，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保持穩定的匯率水平，這對保證我國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特別是，我國還處在市場經濟的初期階段，企業的競爭力還不是很強，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經濟還非常落后，就業形勢還很嚴峻，在此情況下，維持比較高的出口增長速度，以此來拉動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義。還要注意的是，在我國的出口中，各類外資企業的出口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未來這些外資企業將其利潤匯回本國，會對人民幣構成貶值壓力。第二，隨著我國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