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把“兩難”的中國告訴世界“在一片光明里和在一片黑暗里一樣，什么也看不見”。

――黑格爾

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深水區，后危機時代的中國似乎進入了一個發展的“兩難”，這種“兩難”也似乎是一系列的。

――調結構與保增長是“兩難”。不調結構中國經濟發展沒有前途，不保增長中國經濟連當下都沒有了；節能減排與全面工業化是“兩難”，不節能減排我們資源耗盡了，青山綠水也沒有了，可不推進工業化就沒有現代文明與民族強盛等等，這是經濟上的“兩難”。

――主流宣傳與世俗接納是“兩難”。一社會不旗幟鮮明宣揚自己的主流價值肯定不行，可是主旋律抵不過“超男快女非誠勿擾”，面對社會民眾世俗性的多樣化選擇一味去限制也肯定行不通；一個社會不能沒有共同的理想，可是一個大家誰也不明白、不在意的理想就算有也等于沒有，等等，這是文化發展中的“兩難”。

實際上，我們還存在著一個“兩難”，就是我國的現實情況和困難，在對外傳播中說與不說，報與不報。

長期以來，我們堅持“正面報道為主”，對外傳播保持“一種聲音”，對外報道似乎就是“成就宣傳”，對國內存在的問題幾乎是不說的，我們堅持“內外有別”的宣傳方針，認定“家丑不可外揚”的宣傳理念，似乎這樣就可以“樹立民族自信心”，對外“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但是這種對外報道的主導趨勢開始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困難了。

現實的反差似乎已經出現。2010年8月，筆者參加中國新聞獎的評獎，在參評作品中我看到，國內新聞報道中監督類的作品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但是對外報道的作品還是集中在我國在經濟危機中取得的成就，對建國60周年的宣傳，對中外友誼的報道及對外國不實議題的反擊等方面，與國內報道作品形成了很大的不同。筆者在一篇總結文章中說，這次的中國新聞獎中國際傳播獎的獲獎作品，體現了新聞的“三貼近”原則，通過實事求是的報道，也取得了比較好的傳播效果，但是“獲獎作品覆蓋的內容廣度和深度也略顯不足，依然停留在宣傳、說明、反駁和被動應對國外輿論的層次。要準確客觀地向世界報道中國，全面提升我國媒體的議程設置能力和國際傳播能力，我們還有許多實際工作要做，也有許多理論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現在看來，其中需要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不要在對外傳播中報道中國存在的問題，以及如何報道這樣的問題。

我們認為，在對外傳播中報道中國存在的現實問題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

首先，在對外傳播中報道國內存在的問題，可以減少目前國際上流行的“中國威脅論”。可以說，大國的崛起一般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恐慌，遠的不說，當年日本的崛起在美國就出現了所謂的“日本威脅論”。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沃格爾在上世紀70年代末寫了一本書，名為《日本名列第一：對美國的教訓》，1988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理查德?格普哈特竟然以反日作為競選主題，1991年，兩位美國作者還寫了一本《正在到來的美日戰爭》的書。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上升，中國的崛起在國際上一直伴隨著所謂的“中國威脅論”，2010年8月，媒體報道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了日本開始位居世界第二，“中國威脅論”的聲音開始再次響起。與日本相比，中國的情況更為復雜，中國是一個大國，與周邊14個國家領土接壤，與8個國家有領土糾紛，感到中國威脅的不僅僅是在霸權體系中獲得既得利益的大國，甚至也包括一些沒有獲利的中小國家。而威脅論的第一步就是捧殺，就像當年美國人寫“日本名列第一”一樣，中國在國家輿論中開始“被強大”了，各種對中國樂觀的，甚至遠遠超出中國現實的估計層出不窮。而我們片面的成就報道，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這種“捧殺”的佐證材料。

其次，在對外傳播中報道中國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提升媒體的公信力。近年來，我國的對外傳播發展很快，以中央電視臺為例，從2004年開始推動“走出去戰略”之后，在短短的幾年內，就開始形成了中、英、法、西、阿、俄六種語言的對外電視頻道，國際整頻道落地用戶數近五年翻了一倍多，從6000多萬戶達到了14000多萬戶，但是傳播效果的提升并沒有與傳播能力的提升同步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在傳播理念上。我國學者曾經就CCTV－9對國外受眾做過調查，許多受眾也提到了影響CCTV－9公信力的原因，其中“報道不夠專業”、“負面報道不足”和“由政府控制”這三條，被受眾認為是影響CCTV－9公信力提升的最主要原因。負面報道不足的問題這些年始終在困擾著我國的對外傳播，也影響到了傳播效果。

第三，在對外報道中報道中國存在的問題，有助于消除國際與國內對中國認識上的偏差。曾經因2004年寫過《北京共識》而在國際學術界聲名大噪的美國學者雷默，在2007年再次發表報告《談色中國》，提出中國面臨的最大戰略威脅是國家形象。他認為這不是國家形象“好”或“壞”的問題，而是取決于一個更復雜的問題：中國的自我形象與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看法并不一致。一次在接受媒體采訪關于中國威脅論時，筆者曾經談到，某種程度上，中國人首先感到的是那些急需解決的國內問題，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國家已經強大到足以威脅世界的程度。現在看來，中國對自己的認識的確與國際上的中國認識不一樣，而這種不一樣的確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體報道造成的。我們在國內，通過媒體的報道感覺到了中國存在的種種問題，但是對外傳播中，對這些問題報道得很少或視而不見，所以這種認識偏差很容易就出現了。

實際上，本來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想稱之為“對外傳播中也應該有多種聲音”，其實就是有感于我國的國內報道中已經出現了多種聲音，而在對外報道中還是“音色不多”。我們看到，由于國內政治民主程度的不斷提高，對公眾知情權的不斷開放，國內媒體在監督政府方面也開始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例如新華社最近曾連續發表文章，評論醞釀著的車船稅改革，稱“不能把私家車當‘唐僧肉’”，車船稅的改革方案既不是調節貧富，也不是節能減排。在―個政策出臺時不是搖旗吶喊，而是批評質疑，在過去是很少見到的。再如中國社科院一直對CPI的統計頗有微詞，2009年就曾經指出其統計口徑不科學，最近更是發布報告說，國家統計局的CPI指數被人為調整，系統性低估超過7％，而統計局官員則發文回應，媒體對雙方的觀點都進行了報道。最近對于中國的通貨膨脹，有的媒體歸結為美國出于私利所推出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鄰為壑，但是有的媒體則歸結為國內的壟斷體制，不斷提高的交易成本，體現了聲音的多元化。而反觀對外傳播，則顯得聲音過于單一了。實際上聲音單一不利于對外傳播擴大影響力。有的學者曾經總結美國的傳播能力強，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聲音多元化”。原因很簡單，只有多元的聲音，才能引起受眾的注意。

回到我們開頭所說的兩難，實際上中國的所謂兩難只是發展中的問題，是一種“洞穴假象”，只要從整體意識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