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諾維特的“鑲嵌理論〃關于《格蘭諾維特的“鑲嵌理論”》，是我們特意為大家整理的，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1949年，德魯克發表了《不流行的克爾凱郭爾》(TheUnfashionableKierkegaard)一文，他指出19世紀以來思想家們都在思考一個共同的問題：“社會是如何存在的？〃不同的學者，給出了迥異的解答，格蘭諾維特鑲嵌理論，實質上也是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下載論文網1985年，格蘭諾維特在《美國社會學雜志》(AmericaJournalofSociology)上發表《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鑲嵌問題(EconomicActionandSocialStructure:TheProblemofEmbeddedness)，由化匕拉開了“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序幕。格蘭諾維特所說的〃鑲嵌〃(Embeddedness)這一概念來源于卡爾？波蘭尼(KarlPolanyi)。波蘭尼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學者，被公認是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之一。彼得?德魯克是波蘭尼一家人的好友，在《旁觀者》(AdventuresofaBystander)中，德魯克以驚嘆的筆調描寫道：〃這一家人是我所見所聞中，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為驚人的，每一個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響力。但是，最叫人嘆為觀止的，還是他們全家人......都致力于超越19世紀，找尋自由的新社會：一個既非中產階級，也非屬于自由派的，欣欣向榮而不為經濟所操縱的，公有共享且不是馬克思集體主義的社會。他們一家人……讓我想到朝著不同方向行進，追尋同一個圣杯的圓桌武士?！軌虮坏卖斂擞鳛閳A桌武士，這是非常難得的贊譽。在西方，圓桌武士是指跟隨亞瑟王(KingArthur)的一群勇士，他們擊潰羅馬軍隊，建立了統一的不列顛國家，然后四處尋找耶穌留下的圣杯，是中世紀歐洲騎士的楷模，是〃英勇〃、〃忠誠〃和〃信任〃的象征。德魯克以尋找圣杯的圓桌武士比喻波蘭尼全家，形象地表達了他們追尋真理、追尋完美、追尋人類社會未來方向的不懈探索。波蘭尼通過對兩次世界大戰的反思，提出了自己獨具一格的社會科學思想。在他的代表作《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中，波蘭尼指出，19世紀至今，社會經濟形成了一個閉鎖系統，由相互關聯的市場通過價格機制自動調節。政治狀況、宗教信仰以及社會關系，都外在于這個經濟系統，不管政權是專制還是民主，不管宗教差別或者民族差別有多么大，市場機制都在那里發揮著作用。然而，經濟史告訴我們，事實絕非一直如此，在19世紀之前，經濟鑲嵌于政治、宗教與社會關系中，處于附屬地位。自馬爾薩斯(ThomasRobertMalthus)和李嘉圖（DavidRicardo）等人開始，古典經濟學家強調經濟是一個自足的系統，社會甚至附屬于經濟系統。工業革命形成了這種自我調節的市場體系，進而形成了社會與市場之間的緊張關系。波蘭尼認為，市場經濟哪怕有多么大的優勢，一旦自我封閉，就會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源。所以，波蘭尼提出〃還市場于社會〃的思路。他強調，正是政治、宗教、經濟之間的鑲嵌，造就了社會的開放性。波蘭尼的意圖，大致可以概括為通過追溯經濟史，尋找既非資本主義又非共產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在保障個人自由和維護人的社會性之間救贖人類。所以，在波蘭尼那里〃鑲嵌〃特別重要，是社會生機之源。鑲嵌理論概述格蘭諾維特的“鑲嵌〃一詞源于波蘭尼，但其內涵卻已有所變化。在波蘭尼的語境中，鑲嵌意在表明經濟與政治、宗教之間的互相嵌入關系；格蘭諾維特所說的鑲嵌，則是為了分析市場主體（包括個人和組織）的行為而研究個人在社會網絡中的互相嵌入關系。經濟學和管理學中所說的鑲嵌，與社會網有著密切關系。波蘭尼認為：〃人類經濟行為在前市場經濟的社會里確實是依賴社會網的，但隨著現代化進程，這類行為已經變得比較獨立了?！硪徊糠謱W者（主要是經濟學家）則不同意上述看法，他們對人類的經濟行為采用低度社會化假設，在這些經濟學家眼里，〃即使在部落社會，經濟行為仍然獨立于社會關系之外……不論在早期社會或現代社會，先前所說的鑲嵌在社會關系中的行為與制度，其實可以從理性與獨立個人的自利動機中獲得更深刻的理解〃。從亞當?斯密至今，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都以“理性經濟人〃為分析前提，在生產、分配與消費行為中，理性的個人完全不受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的影響，只是根據利益計算采取行動，〃交易雙方有社會關系或多或少只是自由市場的累贅而已〃。在這些經濟學家的分析中，社會關系隱而不見，剩下的只有一個個孤零零的工于算計的〃理性經濟人〃。換句話說，經濟學的主流是忽視社會網絡的。但在社會學那里，往往與主流經濟學相反，采用以社會為本位來解釋個人行為的觀點。多數社會學家認為，人們的行為完全決定于社會化過程，通過教育等手段，社會的風俗和價值觀等因素，會內化為個人的行為準則。在這種分析思路下，〃人們的行動總是被假設'依從于風俗習慣，或義務，或做當然該做的事，或正確而適當的事，或公平正義的事’。〃顯然，在這種分析中，個人成為〃風俗習慣〃的奴隸，他的所有行動只是社會風俗習慣的忠實反映。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人是社會動物〃。馬克思所說的〃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在強調人的社會性。換句話說，社會學的主流聚焦于人的社會化。對于上述偏向于個人和偏向于社會的兩個假設，格蘭諾維特分別冠之以〃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的稱謂。表面上看，二者處于兩個極端，然而，格蘭諾維特認為這兩種觀點“共同地以社會性孤立的行動者作為行動與決定的中心”。在前者的觀點中，孤立來自于個人對自我利益的一味追求；在后者的觀點中，孤立來自于個人的“行為方式已經被內化〃?！耙粋€人的社會階級或職業市場區隔一旦是已知，完美的社會化使他的行為方式已經被決定了〃。兩者對人類行為的分析，都脫離了具體的社會情境和個人所處的社會關系，其分析同真實的個人行為相差很遠。因此，格蘭諾維特認為，〃對人類行為的完整分析，應該盡量避免過度與低度社會化的孤立問題。行動者既不是像獨立原子一樣運行在社會脈絡之外，也不會奴隸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屬的社會類別賦予他/她的角色。他們具有目的性的行動企圖實際上是嵌在真實的、正在運作的社會關系系統之中的?！ū苊鈾C會主義的方式市場經濟是一種信任經濟，如何避免機會主義行為是歷代經濟學家苦苦思索的主題。在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那里，被假定的“理性經濟人〃存在于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上，由于“看不見的手〃起作用，人們采取欺詐行為的動機會因為市場的淘汰而被壓制。然而，現實中并不存在完全理想化的競爭市場，市場參與者之間在資源、信息等方面總會存在不均衡，這就為欺詐等機會主義行為創造了條件。威廉姆森將機會主義定義為〃一種基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考量而采取的欺騙式戰略行為〃。如何解決欺詐問題，一直是經濟學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以新制度經濟學為代表的學者們認為，應該完善制度，使〃欺詐行為付出高昂的代價〃。格蘭諾維特認為，新制度經濟學者忽視了人際關系和個人義務在防止欺詐上的重要作用。任何制度都會有漏洞，制度限制的往往是遵紀守法的人，對于機會主義行為不可能一直有效。所以，他認為制度主義的解決辦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其實質為一種低度社會化的觀點。另一部分學者認識到制度的局限性，但他們用以彌補制度不足的方式是社會的〃普遍道德〃，號召〃道德的血液〃發揮作用。在一個道德高尚的社會氛圍中，欺詐行為發生的可能性比較低。顯然，同制度一樣，道德的作用也是相對的，在一個信任度很高的社會中，欺詐等機會主義行為的收益反而會更大，因為在這種氛圍中多數人往往容易輕信他人。格蘭諾維特強調，無論是制度還是道德，都不能成功地避免機會主義行為。人是社會的組成要素，但是社會并不是由孤立的個人組成的，而是由互相聯系的個人組成的。所以，社會的運行，固然離不開個人，但更不能脫離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使人們之間產生了相互信任，而信任對社會的順利運行發揮著重大作用。例如，在實際生活中，人們總是懷疑大眾媒體傳播的信息的真實性，只有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才會試一試這種信息。一般而言，〃我們都會尋求更好的信息〃，更好的信息來源主要有兩種，一是自己的個人經驗，一是朋友的經驗介紹。之所以說這種信息〃更好〃，是因為其中包含了不可或缺的信任因素。社會關系網絡有助于產生信任，但前者并非信任產生的充分條件。甚至在特殊情況下，社會關系會導致大規模的集體欺詐行為。格蘭諾維特指出，信任實際上是將自身的未來押在對方的行為上，這〃會真真切切地造成更好的欺詐機會〃，另外，在對外進行欺詐的團體內部，往往會存在著較高的互相信任一〃盜亦有道〃，〃道上的朋友〃往往能夠信任到〃兩肋插刀〃而讓常人感嘆莫及。社會關系網絡不僅是信任產生的重要前提，更會影響到欺詐行為造成的社會后果嚴重程度。如果被欺詐的人相互之間沒有任何關系，那么這種欺詐行為將不會帶來大規?；靵y，被欺騙的人很可能不得不選擇沉默；反之，則可能會造成更大范圍內的社會失序。評點威廉姆森的理論為了闡明社會網絡理論的解釋力，格蘭諾維特以威廉姆森的理論為靶子展開評點。威廉姆森是艾爾弗雷德?錢德勒和羅納德？科斯(RonaldH.Coase)的學生，根據錢德勒的研究，在經濟生活中，企業管理者為了避免欺詐行為，能力允許時往往采取縱向一體化戰略，將市場交易行為納入企業組織結構，從而克服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無獨有偶，科斯更進一步，在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甚至將企業誕生的原因歸結為企業家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威廉姆森綜合了錢德勒、科斯等人的理論，對交易成本影響組織治理結構的問題進行了系統探討，并因此獲得200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威廉姆森認為，決定組織結構形態的直接因素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根據組織面臨的不確定性來衡量，二者呈正比關系。他進一步指出，組織面臨的不確定性主要來源于如下的幾個因素：首先，環境和交易對方的機會主義行為導致不確定性；其次，資產的專屬性（指某一資產可轉移給他人并轉做其他用途而不損及生產價值的程度，該程度愈高，則資產愈無專屬性）導致沉沒成本，這種沉沒成本一方面使交易雙方的互相依賴增加，另一方面也使交易方在面臨欺詐行為時更加脆弱，不確定性增加；再次，交易次數影響不確定性，若交易頻繁，則管理者往往傾向于將交易整合入正式組織結構。威廉姆森關于組織結構的理論如圖4所示。在威廉姆森的理論中，企業采取何種組織形式，無疑要視交易成本而定。交易成本并非僅僅是金錢，企業家的精力、時間等都屬于交易成本的范疇。按照威廉姆森的邏輯，企業家之所以力求把市場交易納入組織結構內部，取決于兩個具體原因：第一，企業管理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們沒有能力預測并安排長期經濟交往中的一切事務，當交易被納入企業內部時，管理者的行為將不用再取決于他人的狀況，從而能夠大大降低不確定性。第二，欺詐等機會主義行為在市場上難以避免，但是交易被納入內部以后，機會主義行為會因權威命令關系以及團隊意識而迅速減少。當然，把市場交易納入組織結構內部，管理成本（即組織內部交易成本）又會大大增加。所以，企業治理在何處何事何時采用何種治理結構，要比較市場、網絡、層級這三種治理方式的成本而定，不能一概而論。威廉姆森的上述分析，表面看來沒有問題。然而，格蘭諾維特認為，威廉姆森的觀點中既有低度社會化的缺陷又有過度社會化的錯誤。他指出，在威廉姆森筆下，〃市場〃猶如霍布斯描述的自然狀態，人與人之間除了爾虞我詐，相互競爭之外，沒有其他關系；相反的一面，組織內部權威命令的效果則被夸大，人們會忠實地執行管理者的命令，而不會產生任何偏差。針對威廉姆森關于〃市場〃的低度社會化論點，格蘭諾維特反駁道，市場參與者之間毫無聯系的市場〃在真實的經濟生活中并不存在，所有的交易都充斥著社會接觸〃。例如，在組織高層，領導者的人際關系對企業的市場交易發揮著重要影響。甚至面臨爭端時，組織領導也一般不會輕易搬出契約條文訴諸法律解決。〃如果你讓律師和會計師站一邊涼快去，你可以解決任何爭端〃。對這種爭端解決方式，漢迪曾經以〃中國式契約〃為題，鼓勵西方國家的管理者重視合作，盡可能少采取訴訟解決方式，以減少交易成本，增強組織競爭力。社會關系當然不僅存在于組織領導人之間，“與交易有涉的任何一層都會有關系〃。在采購中，采購員一般喜歡與熟人打交道，即使熟人的報價可能較高，然而多數組織卻仍然會重復地向一家或少數幾家供貨商下訂單。在銷售中，銷售員往往也依賴同采購員之間的關系，特定的銷售員和采購員之間的關系可能會保持很久。在這種充斥著社會關系的經濟行為中，爭端的解決可以變得很簡單，雙方一般不會按照協議行動，而是給對方留一條后路，同對方一起協商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訴諸法律，意味著今后不再打交道。〃如果一個人還想保持商業關系，他/她不會隨便把律師找來，而必須保持良好的風度?！ńM織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影響經濟行為，還體現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小企業日益盛行的外包制中，甚至大公司也越來越多地采用外包制經營。在威廉姆森的理論模型中，公司之間密集的外包網絡，是市場向科層制組織轉變的中間形態。然而，格蘭諾維特卻認為，外包制有助于組織之間產生持久的關系，〃它不是經驗上的中間形態〃，而是一種獨立的組織結構，其存在本身，就暴露了威廉姆森觀點的缺陷。因為現實中的外包制公司之間并沒有出現集中化或科層化的趨勢，相反，大量中小企業一直依靠密集的合作關系網絡進行生產，其競爭力并不比大公司差，在一些高科技產業中，擁有密集外包網絡的中小企業因為其生產彈性甚至在競爭中占有一定優勢，這方面的例子，以〃第三意大利〃的陶瓷業和時裝業、中國臺灣新竹的高科技制造及組裝業最為典型。越來越多的大公司也通過外包制突出其核心業務，降低非核心業務的成本，取得相應的優勢。格蘭諾維特對關系網絡的重視，并不是孤立的。在管理學領域中，學者們越來越認識到個人、組織間關系的重要性，并產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一定程度上引領了管理學的發展潮流。1990年，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MichaelPorter)在出版的《國家競爭優勢》(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s)中提出了著名的〃產業簇群〃理論，認為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力不取決于資源、勞動力等靜態因素，而在于高素質的上下游產業和緊密協調的關系網絡。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魯克一再呼吁要重視日本式的〃企業集團〃，其實質亦在于提醒管理者要重視企業之間的合作關系，不能僅僅依靠冷冰冰的規章制度。針對威廉姆森關于〃科層制〃組織結構過度社會化的觀點，格蘭諾維特認為，組織內部的權威命令關系，并不會一勞永逸地解決交易成本問題，因為組織成員不可能絕對服從組織命令，而是會利用規章制度的漏洞，針對高層的政策，制定相應的對策。所以，他認為〃威廉姆森高估了組織內科層力量的效率〃。組織成員的對策，往往不是由單個的成員制定并實施的，他們只有互相抱團，才能有效抵制來自高層的命令，這顯示出人際關系在正式組織結構中的重要性。而這一點，也被威廉姆森忽略不計。至于實際管理者，他們不可能無視正式組織內關系的存在，但卻往往只關注關系的危害性，忽視關系的建設性的一面。為了克服組織中的抱團現象，管理者往往制定頻繁的換崗規定，以抑制組織中的派系力量。這些措施要么執行不力，流于形式，派系依然存在；要么執行得當，有效瓦解了組織成員間的相互關系，使他們成為一個個原子式的個人。然而，社會需求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如果社會需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必然導致組織成員情緒低落、效率低下，造成個人與組織之間的緊張狀態。格蘭諾維特指出，威廉姆森關于“市場或科層〃的論斷，沒有注意組織及其成員間的關系，〃一個較均衡而對稱的想法會注意到市場內各公司間的權力關系以及公司內的社會連帶〃。同威廉姆森預見到長期的復雜交易會導致科層制的正式組織結構不同，格蘭諾維特認為：〃即使在處理復雜交易時，市場上一也就是在公司之間一仍可見到高度的秩序，公司內也可以見到相當程度的失序。并不如威廉姆森所預期的，相反，這些實際上取決于公司間及公司內個人關系及關系網絡的性質。我以為秩序或失序、誠實或欺詐與關系結構較有關，與組織形態則較少關聯?！ㄐ枰f明的是，格蘭諾維特指出社會關系網絡的不可或缺性，并不是徹底否定或者取代威廉姆森的理論，而是對威廉姆斯的交易成本模型形成補充。格蘭諾維特強調，在組織及其成員之間不存在社會關系的情況下，威廉姆森的分析是正確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信任關系，交易成本一旦過高，組織自然會產生將交易內化的動力。所以，分析人們的行為時，將威廉姆森的理論同格蘭諾維特的理論結合起來，將會取得更好的效果。“將來在'市場或科層’這個議題上的研究應該有系統、更細心地注意經濟交易中人際關系的種類。這樣的注意不僅可以找出垂直整合的動機，而且也可以幫助了解理想中的社會性孤立化市場與完全整合公司間的種種過渡形式，比如上面討論的制造業中的'準公司’形態。〃循著格蘭諾維特指出的未來研究方向，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羅家德先生進行了深入探討，通過將信任所代表的社會關系加入威廉姆森的理論模型，他將鑲嵌理論與交易成本結合起來，提出了圖5所示的理論構架。顯然，經過鑲嵌理論修改的理論構架，比單純的交易成本更加貼近實際，羅家德將其稱之為交易成本-鑲嵌模型。通過評析威廉姆森的理論，格蘭諾維特不僅成功地指出了原有理論的不足，更展示了在解釋人們的行為時社會網絡分析法的有效性。實際上，對威廉姆森理論的分析，〃只是用來做一個說明范例〃。由于長久以來經濟學的強大影響力，使得孤立的理性經濟人假設被多數人接受，社會學家也很自覺的避開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格蘭諾維特的鑲嵌理論，為社會學進入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論工具。可以說，鑲嵌理論為'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指出了方向。鑲嵌理論的貢獻格蘭諾維特的鑲嵌理論，其目的不僅僅在于要為威廉姆森的理論提供補充，也不僅僅是為了同經濟學家展開論戰，其最重要的理論貢獻表現在如下兩方面。一方面，矯正斯密以來流行于社會科學領域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兩百多年以來，理性經濟人假設一直是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分析前提，然而，學者們對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批評和修正也一直不絕于耳。梅奧等學者通過霍桑實驗，提出〃社會人〃假設，從人際關系和非正式組織角度補充了理性經濟人假設的不足；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 ？西蒙(HerbertA.Simon)則從理性本身的角度矯正理性經濟人假設，將韋伯、泰羅式的完全理性轉變為〃有限理性〃學說；還有人從斯密的著作出發，認為斯密從來沒有主張所謂的經濟人假設，反而主張經濟學要同倫理學、政治學有機結合，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Sen)，其主張可以稱之為〃倫理理性〃；鑲嵌理論同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