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WTO制度框架下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利益衡量1、WTO體制下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商品經濟和近代科學技術的產物。自十八世紀以來，資產階級在生產領域中開始廣泛采用科學技術成果,從而在資本主義市場中產生了保障知識產品私有的法律問題。資產階級規定法律確認對知識的私人占有權,使知識產品同物質產品同樣，成為自由互換的標的。在這種情況下,便產生了與傳統財產制度相區別的新的財產方式--知識產權。但在當今世界,一個國家知識產品的生產數量和占有容量，往往成為衡量這個國家經濟文化水平的標志。因此,凡是科學技術發達的國家,都較早地建立和健全了他們的知識產權制度和知識產品市場的不斷擴展。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各國日益重視知識產權的立法問題,通過法律的形式授予知識產品所有者以專有權,促使知識產品進入互換和流通,知識產權制度已經成為各項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各國越來越重視知識產權的作用，更有國家提出“知識產權立國”的發展戰略。在知識經濟時代的背景下,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知識化帶動并加快了世界產業結構演進進程，知識資源的推動更是加速了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當今的國際經濟貿易中，知識產權保護涉及的領域在拓寬，保護力度增強,知識產權已成為貿易競爭的焦點。為更好地維護作為世界科技與經濟強國的地位，美國等世界發達國家不僅在國內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并且極力推動世界范圍內的知識產權保護。由于大國的強力、發展中國家的妥協和穩定、健康、互益的世界經貿、科技發展的需要,《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ＴRIPＳ)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國必須遵守的重要法則之一。知識產權與貨品貿易、服務貿易并列作為WTＯ的三大支柱。中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伊始,就承諾無保存全面執行TRIPＳ協議的規定，并明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體制的目的是達成世界水平和世界標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相繼出臺。中國入世以來，不斷加快了對知識產權法律法規立、改、廢的步伐，是國內相關立法可以迅速與ＷTO規則接軌,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改革浪潮。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和執法機制，在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在逐步承諾履行知識產權國際公約中成熟和完善起來。可以說,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較為完善，但保護水平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公司和個人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較差，以至知識產權糾紛時常發生。這一切,都需要我們不僅要熟悉知識產權國際保護、國內保護的基本規范，還要強化自身的知識產權意識和學會運用知識產權戰略去應對市場競爭。然而，究竟應當合用什么樣的標準來衡量知識產權的保護限度?比如說，在知識創新、技術創新成為時代發展主旋律的今天,是應當以鼓勵民族產業的發展創新為標準，還是以知識產權的全面權利為標準,或者說，是應當以國內產業的利益為考量，還是應當以知識產權的完全獨占利益為考量,這已經成為制約當前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走向的關鍵因素。2、利益衡量理論簡述（１)利益衡量的由來利益衡量論(BaｌanceofＩntｅrest)是源于德國自由法學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利益法學的一種重要理論，它是由日本學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在批判概念法學各種弊病的基礎上于６０年代提出的。該理論主張對法律的解釋應當更自由、更具彈性,解釋時應當考慮實際的利益。在解決兩種利益之間的沖突時,強調用實質判斷的方法，判斷哪一種利益更應受到保護。具體到法官在運用利益衡量的方法進行判決時,不是直接通過法律規定來得出結論,而是一方面通過利益衡量得出結論，然后再從法律條文中尋找根據，以便使結論合法化或合理化。臺灣學者楊仁壽先生認為：“法官在闡釋法律時,應擺脫邏輯的機械規則之束縛,而探求立法者于制定法律衡量各種利益所為之取舍,設立法者自身對各種利益業已衡量，而加取舍，則法義甚明,只有一種解釋之也許性，自須尊重法條之文字。若有許多解釋也許性時，法官自須衡量現行環境及各種利益之變化，以探求立法者處在今日立法時,所也許表達之意思，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換言之，利益衡量乃在發現立法者對各種問題或利害沖突，表現在法律秩序內，由法律秩序可觀測而得之立法者的價值判斷。”所謂利益衡量,就是在法律所確認的利益之間發生互相沖突時，由裁判者對沖突的利益擬定輕重并加以權衡與取舍的活動。(2)利益衡量的功用與合法性簡樸說來，利益衡量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對互相沖突的多元利益進行權衡和取舍。利益衡量作為一種法律解釋方法,一方面就是填補法律的漏洞。由于法律與現實發展的不協調，不可避免地存在法律漏洞，因此從利益衡量的角度，以利益為基礎來對法律漏洞進行補充，對法律未及之事實作出評判是填補法律漏洞的恰當方式。另一方面,利益衡量是社會需求的體現。法律擬定性和公正性的盼望，規定據以衡量的規則應當具有客觀性。事實上，假如利益衡量不考慮到“社會需求”,就很難具有合法性的基礎。一般認為，社會需求可以涉及有公眾輿論、社會價值觀念、社會效果等等。有活力的法律和法律實踐不能與社會相脫節,私法獨立的真正本意并非使法院與社會相隔離，而是在獨立的環境下使法官得以冷靜對待社會價值和社會盼望。這些社會需求可認為利益衡量提供必要的客觀評判標準,成為利益衡量的基本依據。需要說明的是,利益衡量是一種法律的解釋方法而非法的發明。利益衡量是在尊重相關法律規定的前提下，在立法者未對利益的位階或利益的選擇規則作出界定期所作的一種價值判斷和選擇。利益衡量在當今世界各國的司法實踐中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作為司法過程的伴生物，利益衡量在個案中實現了利益的平衡或調節,實現了個案的正義，但這種正義不能完全等同于法律的正義。由于利益衡量是一種主觀性相對較大的法律解釋方法,如何發展出利益衡量的客觀性標準，一方面通過司法自由裁量權的運作,通過個案的審理來達成利益之間的平衡，另一方面,借助于客觀外在的標準，體現利益衡量的合理性，從而實現主體思考與客觀世界的契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利益衡量體現了立足于個案但又超越個案事實的基礎之上，發展出為社會所接受的一般準則。(３)利益衡量的基本原則顯然，利益衡量不能隨意進行,應有所節制,在合用時應考慮實用的也許性并應與具體的條文相結合。利益衡量的原則,或決定著利益衡量的合用界線，或貫穿利益衡量過程而對其有重大的影響和作用,并對利益衡量的進行具有一般性的指導意義。具體而言，利益衡量的基本原則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合用有限原則。一般地,利益衡量作為一種實質性判斷，有助于軟化法律的剛性。在有些情況下,立法中已經對法律的這種剛性通過“但書”的形式予以緩解,這樣的情況不適合運用利益衡量。但有些情況下,法律并未注意到這些問題。因此需要通過利益衡量的方式予以適當解決。由于在此情況下利益衡量是為軟化法律的剛性而存在的,因此這種作用不能過擴大，否則就不僅僅是一種軟化作用，而是影響到法律的安定性了。然而假如矯枉過正,則也偏離了利益衡量的初衷,超過了利益衡量軟化法律剛性之目的。由此可見，利益衡量的合用應進行一定限度的節制,合用時在法律未及時可以一般原則進行衡量，在反對解釋排除時的合用上,要注意其目的僅在于軟化法律之剛性,依此并根據具體的條文來進行妥當解決。另一方面是合理價值判斷原則。法律是作為國家的強制來保證人們對合法行為的基本規定的服從而存在的，但人們對行為是否合法的結識同時還受到特定價值倫理觀念以及互相間利益關系的制約。法律體現了價值觀念,并將大部分納入法律體系之中，但仍有很多價值原則游離于法律之外，不能直接從法律進行合法性評價。法律自身的局限性和合用法律的法官的自身局限性,使法律及其解釋并不一定符合價值觀念規定。因此，從人們一般性的正義、公平等價值觀念出發來對合用過程中的法律進行解釋是很多學者都不斷進行探索的方法。價值判斷是否合理，是利益衡量得以運用的基礎和前提，而利益之合法性和法律目的之合法追求就成為利益衡量的判斷標準。3、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與利益衡平機制利益的衡量是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基礎。在知識產權法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利益平衡始終是知識產權法發展的主旋律。無論是鼓勵創新,還是促進新技術、新知識的傳播和運用,無論是對權利加以保護還是限制,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利益衡平機制,一直以來都是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核心理念之一。一般認為,知識產權的利益衡量涉及知識產權所有人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平衡,發明者、傳播者和使用者之間的平衡,以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事實上,這樣的利益衡量重要就是實現利益主體的利益狀態的平衡以及嚴禁權利的濫用。在考慮知識產權私權保護的同時,還應當重視社會公共利益的需求。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然法是一種追求正義秩序的信念,成為人定法權利賴以存在和有效的根據。平衡個體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沖突與不協調,無疑是對法律正義的追求。從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得以建立開始，立法者一直在為權衡私權人與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而不斷努力。遺憾的是，現代知識產權法的利益衡量機制并沒有得到充足的體現,甚至有利益失衡的傾向。這一點在國際條約或協定中比較突出。一般而言，發達國家基于自身利益之考量,往往提出最大限度保護發達國家利益的規定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隨著知識產權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越來越重要,這種利益失衡的狀況也突顯出來。我國于2023年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近年來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律法規也不斷出臺，為的就是使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體制可以達成世界水平和世界標準。但是由于基本國情的不同，不也許規定發展中國家可以象發達國家規定的那樣極盡完善地保護知識產權。隨著知識經濟的不斷發展,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和利益衡量機制聯系得更加密不可分。4、如何在我國跨國知識產權法律保護中合用利益衡量理論(1)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利益衡量知識產權,從法律角度看,是一項民事權利；從經濟角度看,是一種重要的無形資產和資源;從市場角度看，是一種強有力的競爭手段。本來,知識產權作為一種合法的壟斷,是鼓勵創新、促進知識生產的重要法律機制，一般是作為反壟斷法的合用除外而存在的。但是，具有獨占性質的知識產權往往會使得其擁有者在某一特定市場上形成壟斷或支配地位,限制了該市場的競爭，特別是,在某些情況下，擁有知識產權的人也許會濫用其依法獲得的獨占權，通過不合法行使知識產權的方式，來限制和排擠競爭，對反壟斷法所保護的自由公平競爭導致了破壞,從而構成對反壟斷法的違反。這種濫用知識產權的做法，必然要受到反壟斷法的規制。特別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產業政策甚至于立國之本,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將越來越重要;相應地，知識產權領域內的反壟斷問題也將會越來越突出。由于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各自選擇不同途徑追求共同目的,因此協調兩者之間的關系相稱重要。這就需要擬定以何種標準來衡量“知識產權人的行為是否超過權利自身的界線，從而對市場導致不應當有的限制,而應當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嚴禁”我們認為,市場競爭和權利與利益的關系密不可分,因此運用利益衡量既可以解決知識產權權利的濫用問題，也可以維護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從而達成使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的目的均能實現雙贏的局面。知識產權自身作為一種合法的壟斷,是近現代社會為推動科技進步、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而作出的一項重要的制度設計,它一般是作為反壟斷法的合用除外而存在的。但是,認可知識產權不等于說可以不對知識產權的行使加以約束。由于知識產權是一種民事權利，而任何權利都有濫用的也許、知識產權的濫用只是民事權利濫用的一種情形,所以民法上的“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當然可以約束知識產權人的行為。但是,該原則的運用畢竟只是對知識產權濫用行為進行抽象的規制,缺少具體的制度規范。知識產權濫用導致了技術市場中各個主體(涉及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失衡,而這些利益也正是反壟斷法所關注的,所以,對知識產權濫用的限制成為知識產權法與反壟斷法之間的連接點，并且這樣的連接點是以利益為導向的。具體而言，假如知識產權人行使權利的方式超過法定范圍，依據利益衡量的判斷方法，權利人已使原有的利益關系失衡,那么該行為即構成權利濫用，應受到反壟斷法的調整。總之，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結合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的終極目的,既要保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又要考慮到相關主體及社會公眾的利益規定，充足考慮各個方面和各個層次上的競爭及其互相關系,把握好各種利益規定之間的平衡。這也將是我國知識產權法和反壟斷法所面臨的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2)后Ｔrips時代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利益衡量由于ＴRIPs框架下的知識產權國際保護體系并不完善，許多利益失衡之處需要解決，因此，近年來，發展中國家不斷規定修改ＴＲIＰs協議，重視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利益。20２3年11月9日至１4日,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在多哈召開,并最終通過了《多哈部長宣言》、《ＴRＩPs協議與公共健康宣言》、《關于與實行有關的問題和關注的決定》,涉及的問題重要有TRIPs協議與公共健康、TRIＰs協議與《生物多樣性公約》的關系、地理標志的保護問題以及非違約之訴的問題。這些議題已經引起世界貿易組織和各個參與國的不同限度的重視，其提出預示著TRIPｓ協議的利益失衡即將得到一定限度的恢復,是一種“歷史的突破，利益的平衡”。事實上,利益的衡量是一種動態的機制，由于利益導向的不同，利益傾斜可以使一方多受益而使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