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專題素材解讀：回望人類歷史上曾被瘟疫支配的恐懼在我們所熟知的唐代詩人中，許多都有被貶到南方的經歷，比如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相對北方，南方氣候溫暖，環境宜人，為何在空間政治中地位卻如此低下，被用作“貶謫之地”呢？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在其1976年完成的著作《瘟疫與人》中告訴了我們答案：11世紀以前的中國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瘟疫肆行，北方人向南方行進，就相當于攀爬疫病階梯并接受微生物的挑戰。直到11世紀，人們與該地區的生態環境、寄生物才達到了相互適應的狀態，因而實現了人口的快速增長，進而更深層次地參與了中國古代的歷史進程。威廉·麥克尼爾的這一觀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歷史視角，借助這一視角，你會突然發現許多我們所熟知的歷史重大事件都與原本被我們忽略的傳染病有關：康熙之所以能夠登極并開創康乾盛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很小便感染過天花并幸免于難，不再受到天花的致命威脅；如果說昏君無道和宦官專權是讓明朝滅亡的根源，那么明末的那場“大頭瘟”便是擊垮大明帝國的最后一根稻草；讓我們把歷史時間線再向前推一些，來到赤壁之戰，如果曹軍軍營中沒有傳染病的侵擾，曹軍很可能不會是鎩羽而歸，“銅雀春深鎖二喬”也可能成為現實。而當我們縱觀世界歷史，又會驚奇地發現香水的發明、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一戰落幕、人們開始喝熱水……都與傳染病有關，在威廉·麥克尼爾的解讀下，人類文明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的背后，原來都閃爍著病毒與細菌的黑影。現在，你準備好來詳細了解這部可能震撼到讓你懷疑人生的人類與傳染病互動史的奇書了嗎？NO.01簡介·作者和他的傳染病史學奇作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H.McNeill）（1917—2016），1917年生于加拿大溫哥華。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歷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被譽為“20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1996年，威廉·麥克尼爾成為首位非歐洲人士伊拉斯謨獎獲獎者（該獎獎勵那些在歐洲文化傳統之下為歐洲的文化、社會或社會科學做出杰出貢獻的個人）。重要著作有《世界通史》《西洋文明史大綱》《人類社群史》《權力的追逐》《瘟疫與人》等。在《瘟疫與人》中，威廉·麥克尼爾站在傳染病發展史的角度，重新解釋人類歷史、人類行為，并以編年的手法、流暢的筆調、敏銳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藝，娓娓道出從史前至20世紀上半葉傳染病如何在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傳播，以及這些傳染病對人類歷史進程所產生的影響。這本書是最早將病理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的著作之一，后續以疾病、細菌等主體作為研究歷史視角的巨作，比如《鼠疫》《槍炮、病菌與鋼鐵》等均延續了本書中的歷史研究方法。NO.02精彩選段1.疫病妨礙了中國早期南方文明的發展到漢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時，在中國社會內部達到了相當穩定而長期的平衡，然而，直到漢代終結，南方的巨大拓展并沒有發生。換言之，從北方農民開始“馴化”黃河流域沖積平原時起，差不多過了1000年才在長江流域出現了類似的進展。乍看起來，中國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遲緩，可能令人不解。因為這里并不存在難以克服的政治和軍事障礙；其農業生態又有利于定居：溫熱的氣候意味著更長的生長期，豐沛的降水消除了經常威脅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災之虞；而且，長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后即在湖區穿行，沒有沉積物淤塞下游河道導致像黃河那樣高懸河床的棘手問題。這里的堤壩和人工渠網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樣的壓力，構成黃河流域歷史特點的可怕的、經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術難題在此處也并不存在。然而，中國北方地區農村和城市生活，因為另一個因素的存在，而無法迅速拓展到中國長江流域以南的地區：拓荒的中國北方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農業地區的同時，也正在攀爬異常陡峻的疫病階梯！（中國）南下所遭遇的氣候變化相當于從新英格蘭到佛羅里達（注：從美國東北部到東南部），但（中國）地理狀況和盛行的風向使這種變化遠超北美東海岸這一段。群山的阻隔使長江流域在冬季免受從蒙古高原吹過黃河流域的寒冷而干燥的西北風的影響。而在夏天，當季風反方向吹來時，來自南海的濕熱氣流則保證了長江地區的充沛降水。同時，由于夏季季風在穿越山嶺到達黃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黃河流域的降水經常不足以抵抗非灌溉區的破壞性干旱。結果，中國北方與南方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氣候類型，南方濕熱的環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在整個黃河流域，嚴冬殺死了那些無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長嚴寒的寄生物；攜帶有疾病的南來寄生物更難以幸免，它們根本不能適應北方寒冷而干燥的氣候條件。秦嶺以南的長江流域則不然。習慣于北方疾病環境的人們在適應南方迥異的疾病方式時不得不面臨著可怕的問題。令人遺憾的是，所有這些說法都是抽象的推斷。幾乎沒有指望從古代文獻中發現這些危害人類的病原體究竟是哪些。不過，古人在書中還是多少顯露了他們對南方患病危險的意識，大約生活在公元前145年到前87年的中國“史學之父”司馬遷就曾寫道：“江南地卑濕，人早夭。”他還提到這一地區“地廣人稀”。這是權威性證據，因為司馬遷為寫史曾親身游歷這個地區。在后出的文獻中，南方之有害健康被視為當然，供南方游歷者閱讀的小冊子為這里的惡疾開列了一些新奇的藥方，但作用非常有限。據史載，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死亡率奇高。現代疾病的分布，今就能夠在中國地圖上加以標識的而言，也證明了這一預期，即在濕熱的南方會罹患更多的傳染病。許多現代病的地域界限正好位于黃河與長江之間，氣候模式的差異表明這樣的疾病梯度乃自古已然。然而流傳至今的中國醫學通常掩蓋了地域的差異性，因為中國醫家習慣于將他們所認識的一系列疾病都圍繞著流行的節氣來組織。他們所記載的某些疾病，像瘧疾，今天或許還可以辨認得出；但對于許多別的疾病，想把它們同現代的疾病對應起來，則如同要把蓋倫（ClaudiusGalton，古希臘名醫）的用詞翻譯成20世紀的醫學術語那樣困難。瘧疾，盡管偶爾也出沒于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為現代的健康問題，事實上它可能構成早期中國北方居民南下的主要障礙。另一種蚊子攜帶的疫病——登革熱（與黃熱病有關，盡管致命性在現代變低）也影響著中國南部。像瘧疾一樣，登革熱可能早就存在了，靜等著北來的沒有免疫力的人自投羅網。大約在公元前600年后，中國人在應對黃河流域沖積平原的嚴酷環境上取得了極大成功，無論在物質技術上、政治上，還是在傳染病的適應上。他們在大約公元前200年以后，又同樣成功地在食物生產者和寄生其上的統治者之間形成了可持續的相當穩定的巨寄生平衡。然而，在微寄生層次上，出現于公元元年前后的意義深遠的調整尚在廣大南部地區進行著。從公元前211年（或更早）即處于中國政治覆蓋下的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直到漢朝消亡（211年）以后，因疾病造成的障礙還沒有完全融入中國社會的有機整體。讀后小記“據史載，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死亡率奇高。”書中的這句描述讓大家迅速理解了白居易、韓愈、柳宗元們的被貶謫之地為何都是南方了。疫病導致了中國古代南北發展不平衡，而宿主與微寄生物在某種程度上逐漸達到適應與平衡的過程，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古代南方地區的發展史。從這個角度來看，傳染病史與人類發展史，的確存在著神奇的互動關系。2.當中國暴發了鼠疫1900年后，在北美、阿根廷和南非，人類鼠疫繼續零星出現，患者的死亡率大約穩定在60%。直到20世紀40年代出現了抗生素，只要及時確診治療就變得既容易又保險。而生活在美國和南非半干燥平原的牧場工人和其他居民，不同的生活習性使他們遠離桿菌流行的嚙齒——跳蚤群落，所以在新感染的地區，人類鼠疫的發作次數不多，且尚未引起社會注意，特別是地方當局面對轄區內流行如此可怕的疫病，第一反應往往是遮掩事實。然而，1911年（實際應該是1910年，編者注），一場大規模的人類鼠疫暴發于中國東北地區，又復發于1921年。新的國際行動被迅速組織起來以遏制疫情。隨后的調查表明，人類鼠疫源自土撥鼠。土撥鼠體形碩大，其皮毛可在國際市場上獲得高價，與新近感染的地鼠和北美其他嚙齒動物一樣，它們的洞穴也往往是鼠疫桿菌的幸福家園。在土撥鼠出沒的大草原上，游牧部落自有一套習俗以應對感染鼠疫的危險。這套習俗從流行病學上看相當合理，只是在解釋上帶有神秘色彩。根據這套習俗，土撥鼠只能射殺，設陷阱則是禁忌；活動懶散的要避免接觸。如果看出哪個土撥鼠群落顯出生病的跡象，人們就要拆掉帳篷遠走他鄉以躲避厄運。很可能就是靠了這些習俗，草原上的人們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但到1911年，隨著清王朝的土崩瓦解，長期禁止關內人移民中國東北地區的官方規定不再被遵守，毫無經驗的大批關內移民追隨土撥鼠的皮毛而去。由于對當地習俗一無所知，移民對土撥鼠一律設陷阱捕殺，結果鼠疫最先在他們中間暴發，并使哈爾濱市迅速成為鼠疫中心區，然后從這里出發，沿新建的鐵路向外擴散。1894—1921年的一連串事件，都發生在具有職業敏感的醫學小組的眼皮底下，他們的工作是研究如何有效控制鼠疫，也的確成功地弄清了鼠疫的傳染途徑和傳播路線。沒有這些研究和隨后的預防性措施，20世紀的地球就可能任由鼠疫蹂躪，由此造成的死亡將令那些查士丁尼時代留下的記錄相形見絀，甚至14世紀肆虐歐洲和舊大陸的黑死病，也無法與之相比。讀后小記事實證明，人類一次又一次地為自己的那些理所當然的想法買單。文中剛移居到中國東北地區的一些人，捕殺土撥鼠，取其皮毛換取金錢，收獲了極大的物質滿足，最終引來了鼠疫大暴發，恰好應和了莎士比亞那句被引用多次的名言“狂暴的快樂，往往預示著狂暴的結局”。NO.03書評·重拾對生活的熱愛“人”在瘟疫面前真的就是塵埃fateface在現代醫學和實驗科學興起之前，一場瘟疫就是團滅。看了這本書我才意識到，前現代影響人口規模的主要因素不是饑荒，也不是戰爭，而是瘟疫。大城市基本上要達到40萬以上的規模，病原體才會有足夠的寄主，在死絕之前蔓延出去。一場瘟疫過去，往往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口損失。許多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事情都與瘟疫有關。比如文藝復興早期意大利城邦自治的興起，與市政機構需要快速有效采取行動控制疫病有關。至于黑死病幾乎殺死歐洲一半人口，對歐洲中世紀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西班牙人帶去的天花讓新大陸大部分印第安人遭到滅頂之災，美洲大陸因此受到重創，客觀上便利了歐洲人的殖民，更是我們已經熟知的故事。這本書里提到“微寄生”和“巨寄生”的關系，非常有意思。引起瘟疫的病原體對人體的寄生，是微寄生，它不僅殺死人類，在很多情況下，也和人類共存，使人類失去健康，壽命縮短，生產力打折。而巨寄生則是統治階層的剝削、征兵，等等。作者有個很有趣的觀察，“微寄生”往往會使“巨寄生”的效能減小，統治階層獲得的剩余價值更小，更難招募到有戰斗力的士兵，因此也就更難擴張地盤形成大的政治體。小小的病原體可以擊垮一個帝國，這在古代是常見的事情。要對自然抱有敬畏，要了解人力的局限，是我讀這本書的體會。最近一百年科學的發展使瘟疫幾乎不在我們的日常體驗里了，現在看起來，樂觀得為時過早。但如果戰勝疫情還有什么希望的話，我還是相信科學。（摘自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