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頁共110頁更應關注“廉政保證金”制度施行中的公正演講范文更應關注“廉政保證金”制度施行中的公正演講范文。備受社會各界矚目的公務員“廉政保證金”制度，將在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區和寧波市慈溪市率先進展試點。據記者得到的最新消息顯示，杭州市下城區已將有關方案送交杭州市紀委最后核審，假設不出意外，將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現代金報》12月13日〕“廉政保證金”制度其實不僅在浙江省準備推行，江蘇省早就在探究這一制度，去年12月10日，作為試點單位的南京秦淮區公安分局的510名民警都拿到了一張“廉潔從警退休金個人賬戶查詢卡”。根據南京市公安局黨委的部署，秦淮區公安分局在區委區政府的支持下，籌集200萬元作為啟動資金，率先推行民警廉潔從警退休金制度。而在今年7月份，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也在開始在全院實行廉政保證金制度，由每位法官和干警每月交納100元作為廉政保證金，單位配套不低于個人所交數額作為單位廉政保證金專項資金。這種制度的推行，引起了社會上強烈的爭議，有人認為，“廉政保證金”制度不能產生多少對想____的公務員進展的震懾力量和推動其改惡向善的鼓舞力量，根本無法遏制____。但筆者認為，“廉政保證金”制度的推行者初衷就不是僅僅指望依靠用其來遏制____，而是在于作為一種遏制____的補充手段，使公務員增加可期待利益來減少____的動機，從這個意義上講，這種制度有一定的可取價值。在這種各地都在探究實行“廉政保證金”制度的情形下，筆者認為我們還要將關注的目光更多地從是否要實行這種制度的討論轉到如何保證公正地實行這種制度上來。首先，是程序上的公正，就是在實行這一制度的程序上要如何盡可能做到科學性和民主性。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在制定這一制度時，必須舉行聽證會，聽取有關利害關系人和社會公眾的意見，不能憑自己拍拍腦袋行事。要聽取意見的首先是公務員，因為如今許多地方的做法是“廉政保證金”要從公務員的每月工資中提取一部份，那么這種制度就可能影響公務員利益，就得聽取他們的意見。要聽取意見的還有社會公眾的代表，因為“廉政保證金”制度的施行無一例外都要財政出錢，要么是全額出，要么是部份出，而財政的錢是來自納稅人，社會公眾對于財政該不該出這筆錢，出多少錢有權發言。最后，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也應當聽取，以增加有關部門在作出這一決策的科學性和可行性。其次，是實體上的公正，就是保證金怎么出、誰來出、出多少，才算合理和公平，才能實現多方利益的平衡，讓參與的各方更能心服。“廉政保證金”可能有多種出處，如財政全額出、財政出部份結合個人出部份或個人全額出等等。浙江省寧波慈溪市探究中的的做法是保證金全部由財政支出，公務員個人不負擔費用，這種做法筆者認為不妥，因為錢都是財政來出就不能對公務員起到懲戒的作用。當然，保證金都由公務員出也不妥當，因為這樣也沒有起到一種鼓勵廉潔的導向。相比之下，筆者認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區的做法比較妥當，保證金主要以公務員個人負擔為主，單位那么按照一定系數貼補，個人負擔部分以及單位貼補的系數是按照工齡、行政職級等因素來確定，并不固定。這樣既不給財政帶來過多的負擔，同時對不廉潔的公務員將扣除其本身的收入給予一定的懲罰，也給廉潔的公務員一定財政補貼的鼓勵，也能讓社會公眾更為信服。“廉政保證金”制度只有在準備施行時，就在實體和程序上做到公平、公正，才能得到公眾和公務員的支持，才能保證這項制度得以順利地推行。f132.更多演講稿延伸閱讀學習廉政公正廉潔執法演講稿14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的一句話，“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句話一語道破鏡子的真正價值。在如今這個物欲橫流的年代，我們每個人尤其是作為一名法官更需要有一面鏡子，既讓人看清自己、也讓人看清社會。把個人放在它面前，能照出行為的正斜、品格的上下；把社會放在它的面前，能照出公德的存廢、世俗的清濁。最近，政法系統正在蓬勃開展學習貫徹《中國____領導干部廉潔從政假設干準那么》活動。在我們法院掀起了“學習廉政準那么，公正廉潔執法”的熱潮，自己通過參加這次學習教育活動，確實受益匪淺。美國著名學者德沃金他他的《法律帝國》中寫到，“在法律鑄造的帝國里，法院是法律帝國的首都，而法官那么是帝國的王侯”我為此精辟之辭贊嘆不已，同時，也對崇高而威嚴的法官職業油然產生了幾多神圣，幾多向往。多么希望自己成為一名法學的卑微朝圣者，終生用自己的辛勤跋涉，去感受法的脈動與心率，去探尋法的精神與真諦。當我們身著黑色的袍服在審訊席上耐心聽訟的時候，一瞬間懂得了黑色的服飾是法官內在精神的表現。法官，共和國的衛士，一個神圣而莊嚴的職業，曾使多少有志青年為之熱血沸騰、大方激昂。從自己穿上制服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我們與責任、與奉獻、與犧牲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法官光輝形象的背后，更多的是忠實于人民的利益，默默奉獻。而作為一名新世紀法官，我也時刻在心里提醒自己：要執法為民、公正執法，積極響應時代的召喚，去追求，去探究，去創造，去奉獻，去完成時代賦予我們的榮耀使命。作為一名好法官，首先應當公正無私。司法的主角是法官，司法公正的關鍵是法官，而法官客觀公正的品格，那么是影響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人民法院公正與效率的目的要求法官必須嚴格自律，做一個拒腐蝕永不沾的鐵血英雄。____院長曾經說過一句話：法官是一個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從事的職業。說到這里，我的眼前仿佛走來了一批批優秀的法官代表，你看你看，我們院的法官走來了，他退休不退志，立下走百村，訪百民，作百場法律報告的目的，以一個老法官的法律理論實現對法律的最好注釋。你看，全國優秀法官，臨汾市北郊法庭庭長景云峰走來了，他以辦鐵案聲名遠揚，在一次執行任務中，被被告用稀硫酸潑在了身上，燒傷面積達32%，右眼球被摘除，就在出院的第三天，就要求領導安排工作，所辦近千件案子，從未出錯一次，他出色的業績贏得了各界的高度評價。還有，迎難而上下苦功，勤奮好學斷鐵案的開封縣法院的齊愛香走來了，談泊名利，奉獻審訊事業的新安縣法院審訊員王圣木走來了等等，這一批批法官群體塑像，用他們的辛勤努力為我們樹立了典范，用他們的司法理論向人們昭示了我們是由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什么才是社會的精英。作為法官，應該站在公正廉潔之鏡前，經常對照人民法院有關條例，對照優秀法官事跡，看自己是不是做得到位，是不是還有不少差距。作為一名法官，要做到風清法正，只有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已之心，養成良好的生活作風，才能抵抗社會的不正之氣，才能守護住自己純潔的心靈，守住我們廉潔的做人底線。那我們就要做到“六慎”即：慎微、慎言、慎察、慎出、慎行、慎獨。在處理問題時一定要防微杜漸、三省五審、獨善其身。同時我們也一定要把握好“四關”即：人情關、親情關、說情關、委屈關。在面對自已的親朋好友時，我們一定要堅守自己的信念，要對他們曉之以情、動之以理，我相信是朋友，一定會給予理解和支持。當然假設是昔日領導，我們在自己的才能范圍可以為之提供方便，但是這種方便不是讓你徇私枉法，而是讓你可以在法律范圍內給予方便，實在做不到，可以實事求是的向其解釋，我相信都可以理解，畢竟曾經他們也經歷過嘛！因此我們要做到“六慎”、“四關”很不易，但是我們一定要為之而努力，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不畏懼，不卑不亢，才能始終保持一顆“廉潔之心”。作為法官，應該站在公正廉潔之鏡前，經常對照廉潔從政假設干準那么，對照法院有關法紀，反省自己的言行，是不是嚴格執行，秋毫不犯。在辦案中，可能由于個人的法律知識程度上下不同，法律適用會有所不同，那是個人的認識問題，但是假設法律事實的認定不同，那不是單純的個人認識問題，而是一個人做人原那么問題，沒有一顆最起碼的做人應有的“良心”。古人說：“法官之上是法律，法律之上就是良心”，“小節不察生大隙，舉頭三尺有神明”，做為一名法官，要有良好的職業道德，要有一顆良心，一顆為民之心，為公之心，這樣才能對得起我們自已，不失自已做為一個人的根本，最起碼可以使自已所辦理的案件擺脫其它因素的束縛，才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公正是一面鏡子，它時刻提醒著我們：在市場經濟的年代里，我們要堅持原那么，堅守人生的底線，掌握法律的天平！。廉潔是一面鏡子，它時刻提醒著我們：在物欲橫流的時代里，我們要抵得住誘惑，撐得住信念，守得住貧寒，耐得住寂寞！朋友們，在全面建立社會小康社會的偉大征程中，讓我們時刻以廉潔從政為帆，以人民群眾的期盼為槳，以黨員干部的準那么為舵，乘風破浪。讓堅持科學開展觀，在“八榮八恥”思想光輝的照耀下，為實現社會和諧社會，守住本分，守住貧寒，守住靈魂，守住忠誠，讓我們挺起胸膛時時刻刻告戒自已，提醒自己：“公正廉潔之鏡，永遠伴我一路同行”！金朝訴訟審訊制度論略演講范文金朝入主中原的進程，正處于中華大地民族斗爭和民族交融的高潮時期。它與兩宋及遼、西夏互相對峙又頻繁交往的歷史氣氛，造就了金朝訴訟審訊制度的多元制特色。一、訴訟制度金朝訴訟制度，大體沿襲唐遼宋舊制，受女真傳統習慣影響，也有一些頗具特色的新規定。金代案件起訴的方式分為官吏糾舉、告訴和投案自首三種。官吏糾舉，指監察官及其他官吏對犯罪案件的彈劾、檢舉。金代進一步強化了中央和地方監察機關糾舉和彈劾官吏違法犯罪案件的職能。中央監察機關御史臺，又稱"憲臺"，是"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的法紀監察機關。其組織機構大體仿效唐制，而規模較小，仍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長官。御史大夫"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金史》卷五五《百官一》)御史中丞協助御史大夫執行其職務。隨著金王朝中央集權的加強，朝廷對監察機關的建立越來越重視。御史臺的職權不斷明確和擴大。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敕令御史大夫肖玉："朕將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金史》卷七六《肖玉傳》)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敕御史臺檢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當，皆舉劾之"；后又詔御史臺："卿等所劾，諸局行移稽緩，及緩于赴局者耳，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惡邪正，當審察之。假設止理細務而略其大者，將治卿等罪矣。"(《金史》卷七《世宗上》)糾彈之官知有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科之，關親者許回避"；又謂宰臣："監察專任糾彈。宗州節度使阿思懣初之官，途中侵擾百姓，到官舉動皆違法度。完顏守能為招討使，貪冒狼籍。凡達官貴人皆未嘗舉劾。斡睹只群牧副使〔從六品職，掌檢校群牧畜養蕃息之事〕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兩枝，即便彈奏。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然后遷除。不舉職者，大那么降罰，小那么決責，仍不得去職。"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定制："事有失糾察者，以怠慢治罪"。貞四年〔12___年〕，宣宗采納尚書右丞相術虎高琪建議，敕定："凡監察有失糾彈者從本法。假設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知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并的杖。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論贖，余止坐專差者，任滿日議定升降，假設任內有漏察之事應的決者，依格雖為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興定元年〔12___年〕宣宗修定"監察御史失察法"；興定五年〔1221年〕又"更定監察御史違犯的決法"，使御史瀆職違法的責任制度化。有金一代，監察官因違法瀆職而受到處分的案件，不乏其例。例如，大定年間,御史大夫〔從二品〕張汝霖"坐失糾舉，降授棣州防御使〔從四品〕"。監察御史董師中漏察大名總管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敕御史臺糾察諂佞趨走有實跡者，"(《金史》卷一0《章宗二》)等等。由此可見，監察機關在金代備受朝廷的寵信和倚重，被視為"天子耳目"，賦予行政監察和法律監視的重任，是統治者控制各級官吏和整飭吏治的主要工具。因此，金朝廷非常重視監察機關的管理及其自身的建立，發布了一系列監察法規、法令和詔制，建立起一套頗為嚴密的考核、賞罰制度，形成對監察機關嚴格管理、監視的機制。其中明確規定了監察官在執行職務中的法律責任。如天德三年〔1155年〕，海陵王謂御史大夫趙資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聞有所彈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當舉劾，無憚權貴"。(《金史》卷六《海陵王紀》)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糾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誅，世宗怒曰："監察出使郡縣，職在彈糾，忽剌親貴，尤當用意，乃徇不以聞，削官一階"。⑦監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糾察武器署丞奕、直長骨受贓案，被罰俸一月。世宗斥責梁襄等："監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發，何以監察為！"⑧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恩寵和法律的保障，在金代也不乏忠于職守，不畏權利的監察官。如海陵王視為"忠直之臣"的御史大夫高楨，長期主持御史臺政務，"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為言"。盡管"當路者忌之"，⑨每欲中傷陷害，但也無可奈何。在宣宗時，甚至出現了敢于彈劾皇子的監察御史。興定初年，程震任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完顏守純封荊王，任宰相，因縱容家奴侵擾百姓，被程震"以法劾之"。程震上奏宣宗的彈劾狀指出："荊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困難，顧乃專恃權利，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將皇子違法亂紀的危害性，提到齊家治國的高度，使宣宗深為震動。于是，宣宗下詔切責皇子不法，并令"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⑩通過補償百姓物質損失，懲罰不法惡奴，以挽回不良影響。金朝前期沒有建立常設性的地方監察機關。地方行政監察和法律監視事務，通常由中央派遣御史臺官員前往各地辦理。由于人手和地域的限制，地方監察工作難以開展。大定十七年〔1177年〕"陳言者乞設提刑司，以糾諸路刑獄之失。"尚書省審議后認為"久恐滋弊"，未予采納。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章宗詔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懋乃事。"(11)正式創設提刑司。不久，章宗又"制提刑司設女直、契丹、漢兒知法各一人"，(12)提刑司的組織機構初具規模。金代提刑司大體仿效宋制，設于路一級官署，具有中央派出機構的性質。但并非各路均置，而是假設干路合設一提刑司，計有九個提刑司。提刑司"專糾察黜陟，號為外臺"，(13)其職權頗為廣泛。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初定"提刑司所掌三十二條"，明昌三年又定"提刑司條制"8其詳細內容雖然史佚其詳，但從其它史料可知，糾舉、追究地方官吏瀆職違法行為乃是其主要職權之一。如承安二年章宗詔："比以軍須、隨路賦調，司縣不度緩急，促期征斂，使民費及數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14)承安四年，章宗改提刑司為按察使司，進一步擴大地方監察機關的機構和職權。按察使司設按察使一員，掌"審察刑獄，照刷案牘，糾察濫官污吏豪猾之人,私鹽酒曲并應禁之事，兼勸農桑，與副使、簽事更出巡案。"(15)如承安五年，刑部員外郎馬復奏："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銅杖式》，輒用大杖，多致人死。"章宗"詔令按察司糾劾黜之"(16)等。按察司官員瀆職違法，亦須負法律責任。章宗泰和四年詔："諸按察司體訪不實，輒加糾劾者，從故出入人罪論，仍勒停。假設事涉私曲，各從本法。"(17)泰和八年，諸路按察使司改稱按察轉運司，成為地方上權利最重的官署，既是執法機關，又握有財政經濟大權。貞三年〔12___年〕宣宗詔罷按察轉運司。從此，金朝沒有再設立專職地方監察機關。地方監察事務，由朝廷派遣監察御史辦理。金代重視地方監察機構的建置，賦予其糾劾、檢控官吏瀆職犯罪的重任，在深層次上，主要是少數民族統治者置身廣袤的中華大地，面對具有較高文明程度的華夏各族人民，深感力不從心，基于強化地方監控的需要而為之；當然，也有肅清官常，懲治奸邪貪穢，以維護地方安定的目的。其后，蒙元統治者報著同樣心態，對地方監察官格外倚重，在各地分設行御史臺和肅政廉訪使司，編織了一道道嚴密的監控網絡。此外，金朝對負有糾舉職責的官吏規定了嚴格的法律責任。世宗曾詔令："自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18)以促使各級官吏認真履行糾舉、監視上級官長的職責。在封建時代，皇帝對可能危及皇權,覬覦皇位的諸王防范甚嚴。金朝在各親王府設置傅、府尉、長史等屬官，職司管理王府事務，監視親王及其家人的活動，糾舉其違法犯罪行為等。大定十二年，世宗召見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勸導諸王，使之為善。如諸王所為有所未善，當力陳之，尚或不從，那么具某日行某事以奏。假設阿意不言，朕惟汝罪。"(19)明昌元年章宗又敕定"親王家人有犯，其長史，府椽失察、故縱罪"，(20)以防止親王府屬官與親王及其家人相勾結，共謀不軌。明昌六年，章宗處死世宗長子、鎬王永中及其二子案，就是由鎬王府屬官傅、府尉等糾舉永中第四子阿離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21)而提起訴訟的。在審理過程中，進而牽涉到永中及其第二子神徒門，發現他們亦有"不遜"、"怨謗"之辭。章宗遂據此賜永中死，將阿離合懣和神徒門棄市。另一方面，金代監察官及有關官吏因糾舉瀆職、違法，而受到處分的事例，亦屢見不鮮。告訴，即訴訟案件當事人及其家屬，以及其他知情人向官府揭露而提起訴訟。金律對告訴權的限制較少。一是不適用親屬相容隱的原那么。自漢以降，華夏歷代王朝的法律基于儒家倫常觀念，均規定有親屬相為隱的訴訟原那么，凡一定范圍的親屬，犯罪非謀反、謀大逆、謀叛時，得互相容隱，告者反而有罪。金律那么不然，聽任親屬之間互相揭露的行為。如大定年間，大興府〔今北京市〕民趙無事"帶酒亂言，"法當死，其父趙千捕之而告官府。趙千"大義滅親"之舉受到世宗贊許："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難，可特減〔趙無事〕死一等。"(22)假設依唐宋律典之規定，趙千的行為，已構成犯罪："諸告緦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23)據此，父告子乃為告期親卑幼，應杖六十。二是金朝對中原王朝自古以來制止奴婢揭露主人的峻令，棄置不行，聽任以致縱容奴婢告主，并經常根據奴婢的揭露而大興獄訟。故有金一代，奴婢告主的事件層出不窮，上自親王，下至黎庶，因被家奴揭露而陷于囹圄，以致丟官卸爵，身首異處者，不乏其人。太宗時，衛州汲縣〔今河南汲縣〕人陳光的家奴"謀良不可"，揭露陳光與賊殺人，致使陳光"系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24)后因其子陳顏自請代父死的孝行感動了官府，才獲得赦免。海陵王時，昭義軍節度使肖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謗""。(25)因肖仲宣政績頗佳，深得海陵任，才免于縲紲之辱。海陵王之弟，西京留守完顏袞〔又名蒲家〕素為其兄猜忌，"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變告之，言與〔西京兵馬總管〕謨盧瓦等謀反，嘗召日者問天命"，(26)經御史臺和刑部會同審理，查無實據。但海陵王仍遣使臣逮捕蒲家等至中都，斬之于市。梁王兀術之子完顏亨〔又名孛迭〕，封芮王，歷任中京、東京留守，先后兩次被家奴揭露，最終冤死獄中。第一次是家奴梁遵告完顏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雖經有關部門"考驗無狀"，卻使完顏亨遭到海陵王深深的猜疑。第二次是家奴六斤與完顏亨侍婢私通，事泄遭訓斥，遂懷恨于心，總想伺機"告亨謀逆"。后果然借故"誣亨欲因間剌海陵"，(27)致使完顏亨被捕下獄，不久慘死獄中。參知政事韓的家奴告其主"以馬資送叛人出境"。有司考之無狀，以該奴歸還韓。韓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28)大定時，海陵王之侄、應國公完顏和尚召日者妄卜休咎。日者李端稱其"當為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其"當大貴"。(29)此事經家奴李添壽向朝廷揭露后，完顏和尚等伏誅。章宗時，鎬王永中的家奴德哥檢舉其主嘗與侍妾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妃"，(30)導致永中被朝廷賜死。此外，金律亦不禁妾告正室。如天德四年，平章政事徒單恭之妾忽撻，告正室、太祖長公主兀魯"語涉怨望"。海陵王遂殺兀魯而杖罷其夫。金朝律令不禁奴婢告主和卑幼告尊長的規定，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頗具特色。早在西周時期，就有"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君臣、父子無獄訟"(31)的教條。秦律設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之制。(32)漢律本于儒家倫常觀念，創立"親親得相首匿"原那么，卑幼告尊長乃"干名犯義"行為。《唐律疏議》和《宋刑統》之"斗訟律"更明確規定："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告主之期親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親，徒一年。……即奴婢訴良，妄稱主壓者，徒三年；部曲減一等"。《疏議》曰："謂奴婢本無良狀，而妄訴良，云主壓充賤者，合徒三年"。《大元通制》亦載："諸子證其父，奴訐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隱，凡干名犯義，為風化之玷者，并制止之"；"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諸奴婢誣告其主者處死，本主求免者，聽減一等"；"諸教令……奴告主者，各減告者罪一等"。(33)明清律典均將卑幼告尊長，奴婢告主列入"干名犯義"門："諸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假設奴婢告家長及家長緦麻以上親者，與子孫卑幼罪同。假設雇工人告家長及家長之親者，各減奴婢罪一等"。(34)《大清律例》所附"條例"，還對奴婢告主的處分，作了詳細的補充性規定："凡奴仆首告家主者，雖所告皆實，亦必將首告之奴仆，仍照律從重治罪"，"凡旗下家奴告主，犯該徒罪者，即于所犯附近地方充配，不準枷責完畢，俟徒限滿日，照例官賣，將身價給復原主。"(35)可見，中國古代幾乎所有王朝的法律，從維護宗法家族制度和等級特權出發，都制止卑幼告尊長和奴婢告主，惟有金律例外。究其原因，在深層次上，是女真游牧部族人際關系相對平等的傳統，與中原法律基于儒家的倫常觀念的"同居相為隱"原那么相碰撞的結果。在女真人占居統治地位的背景下，傳統權利沖破了同居相隱原那么編織限制家族成員之間告訴權的羅網。而更直接的原因那么是金朝當權者出于穩固自己統治地位的現實考慮。金王朝長期處于同南宋、西夏等國對峙的國際環境，戰亂頻仍，政局動亂。統治集團內部____林立，權利傾軋劇烈，僅在位皇帝就有三人被政敵謀殺。故最高統治者不得不時時注視政敵的動向，防范其不軌活動。尤其是金朝皇帝繼位秩序不正常。金代共歷十帝，其中兄終弟〔含堂弟〕及者凡四帝，叔侄相繼者二帝，其余四帝亦多未遵循中原傳統的嫡長繼承制。海陵王、世宗、宣帝三帝還是通過____或利用____后的混亂場面上臺的。"法統"不正使最高統治者對謀反、叛逆言行極為敏感，為消除一切可能危及皇權的隱患煞費苦心。鼓勵告奸是防止皇權旁落，消彌反叛，穩固帝位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家奴與其主人朝夕相處，對主人的所作所為了如指掌。聽任和利用家奴檢舉、揭露主人違法不軌行為，無疑有助于及時打擊犯罪活動，防范反對派權利的不軌圖謀。此外，金朝還實行"保伍連坐法"，強迫鄰里告奸。如泰和六年〔1206年〕，章宗"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奸細、盜賊者連坐。"(36)當然，金也同歷代一樣，對告訴失實〔訴妄〕及誣告者，亦給予處分。如海陵王時，左宣徽使〔正三品職〕許霖之子與應國公完顏和尚發生糾紛。許霖父子被毆辱后訴于朝廷，使對方受罰。但許霖亦因"所訴有妄，笞二十"。(37)芮王完顏亨被家奴梁遵誣告謀反一案，經朝廷"考驗無狀，遵坐誅"(38)。大定二年〔1162年〕，軍士術里古等告同判大宗正事〔從二品職〕完顏謀衍之子斜哥"寄書其父謀反，并以其書上之"。世宗覽書曰："此誣也，止訊告者"(39)。經審理，果真為誣告，術里古伏誅。投案自首，指刑事犯罪人和民事被告向官府自動投案，自我舉發或托人代為自首。自首通常會受到減免刑罰的優待。如大定十年〔1170年〕，河中府〔今山西運城〕民張錦為父報仇殺人，法當死。張錦犯案后主動向官府自首。此案經尚書省奏報皇帝后，世宗裁決："彼復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減死論。"(40)金代訴訟案件，一般歸案發地官府管轄。但有的案件那么須由被告原籍地官府受理。如章宗泰和年間，大興府〔今北京府〕民靳向中都警巡院訴淶水人魏廷實為奴，及妄訴毆詈案。經查證，原被告的祖輩確有主奴關系，但早在數十年前已放良。于是警巡院駁回了靳之訴求，并告之，假設再行起訴，"法當訴于本貫"，即被告魏廷實原籍淶水縣。后此案因訴訟程序不合法，及有關官員恃權枉判，引起中央御史臺的干預，最終在皇帝過問下才得以解決。然而，凡涉及六品以上官的訴訟案件，任何官署皆不得擅斷和處分，須奏聞皇帝而后決。如大定年間，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奉詔提控元妃李氏葬禮事務。"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十。"監察御史張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世宗對此予以嘉許："卿劾奏甚當"，并令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敕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41)二、審訊制度〔一〕《州縣官聽訟條約》金代州縣官權利較重，各類訴訟案件，"州縣官各許專決"(42)。這就使州縣官得以舍法而任意，操縱地方司法。有金一代，州官審理獄訟而自行杖殺人犯的案例，俯拾即是。如大定年間，磁州〔今河北滋縣〕"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系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43)楊伯仁任濱州〔今山東濱縣〕刺史時，"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規賞者，伯仁至，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如是者數輩，其弊遂止。"(44)淄州〔今山東淄博市〕"劇盜劉奇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鞫，聞赦將至"，負責審理此案的同知軍州事石抹元"亟命杖殺之，闔郡稱快。"(45)濫施刑訊逼供，苦打成招，造成冤獄者，亦不乏其例。海陵王時，某地以"黨人相結欲反"為由，收捕田贍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榜掠萬狀"(46)，田贍等皆死獄中。兀術之子、廣寧府尹完顏亨被家奴誣告而入獄。"與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海陵王遂派人將其殘殺于囚所。"亨比至死，不勝痛楚，聲達于外。"海陵聞亨死，佯為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水致死"(47)。可見金律規定有刑訊拷掠制度。大定年間，親軍百人長完顏阿思缽非值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點檢司逮捕嫌疑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其贓不可得"。后真兇銷贓時被查獲，伏誅。世宗指出："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48)并敕令撫恤刑訊中的冤死者和誣服者，還亡羊補牢，制止護衛親軍非值日，不得帶刀入宮。世宗時，一老嫗與其兒媳憩道旁，兒媳與所私相從亡去。有人告知老嫗其媳去向，老嫗遂報告伍長并一道追尋。恰好"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后老嫗"得其婦于所私者"(49)，此冤獄才真相大白。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楊庭秀向朝廷奏報了地方司法的黑暗狀況："州縣官往往以權利自居，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加審。但使譯人往來傳詞，罪之輕重，成于其口，貨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鑒于此，章宗敕令訂立《州縣官聽訟條約》，"違者按察司糾之"(50)，將州縣官的司法活動納入依法管理的范疇。這不僅使州縣官在履行司法審訊職責時有章可循，也為監察機關糾舉州縣官違法瀆職提供了根據。到金末宣宗南渡后，地方司法秩序又陷于混亂。正大二年〔1225年〕，諫官陳規奏報哀宗："今河南一路廉價、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陜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廉價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51)〔二〕大理寺審訊案件的期限。金律限定：大理寺斷獄，"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52)但實際上大理寺并未認真遵守此項制度，雖然"法有程限，而輒違之"，辦案拖沓，"以致事多滯留"。大定十七年，世宗曾就此問題追究宰臣的責任："比聞大理寺斷獄，雖無疑者亦經旬月，何耶？"并敕令尚書省："凡法寺斷輕重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決，豈敢有違！"(53)以期進步司法機關的辦事效率。三、判決的執行〔一〕笞杖刑的執行笞杖刑雖較輕，但屬于身體刑，并帶有恥辱刑的性質。故有一定身份地位者，往往通過以錢財贖刑等途徑躲避體罰的實際執行。為此，金律對于某些貴族官僚犯罪案件，在判處笞杖刑時，特別附加了"的決"的規定，要求必須實際執行，不得贖免。如大理寺受理的案件須在法定期限內審結，違者有罰，"法官但犯皆的決"另一項詔制規定："職官犯故違圣旨，徒年、杖數并的決。"(54)不過，世大宗對貴族官僚頗為優容，職官犯罪大多可以贖免，附加"的決"之例，尚不多見。"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那么外降而已，間有的決者皆有為而然也。"(55)明昌四年，拱衛直指揮使紇石烈執中，因"監酒官移刺保迎謁后時，飲以酒，酒味薄"，將移刺保毆傷，被"的決五十"。(56)泰和六年，章宗針對地方官吏查緝私鹽不力，致使各地私煮盜販者成黨，國家鹽課收入大量流失，敕令加重地方官的緝私責任。"諸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部有犯者，兩次那么奪半月俸，一歲五次那么奏裁"，特別是專司緝私職責的"巡捕官但犯那么的決，令按察司、御史察之。"(57)到金末宣宗時，國勢日蹙，對職官犯罪的處分日漸加重，通常都規定"的決"。時任參知政事的張行信曾提到："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并上疏宣宗，對當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的狀況表示異議，認為"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決"(58)，太過分了。宣宗貞四年〔12___年〕詔定："假設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知本國事情；宿衛、近待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并的杖"；監察官"假設任內有漏察之事應的決者，依格雖為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59)法杖仍有一定的規格。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頒行的《銅杖式》，明確限定了法杖的尺寸、厚薄，并向地方官署頒發了標準式樣。施刑的部位，金初罪無輕重悉笞背，熙宗時改為臀、背分決，海陵王又"以脊近心腹"，制止杖背。但實際上，地方官往往不遵法式，任情立威，隨意使用大杖，甚至置鐵刃于杖端行刑，多致人死。〔二〕徒刑的執行金代徒刑判決的執行，通常要附加決杖，如徒五年加杖二百，徒四年加杖一百八十等。"杖無大小，止以荊決臀。"(60)決杖之后，即將徒囚投入強迫勞作。管理徒囚的官署叫作院或都作院。作院設作院使和作院副使，"掌監造軍器，兼管徒囚，判院事"，設牢長掌"監管囚徒及差設牢子。"(61)牢長和牢子是詳細管理徒囚居作的人員。地方徒囚"拘役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62)。"隨府節鎮〔都〕作院使副，并以軍器〔庫〕使副兼之"(63)。可見，金代徒囚有相當一部分從事兵器制作。"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無所不可。腳腕以鐵為鐐，鐮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縱暮收，年限滿日那么逐之，使不得照舊為百姓。"〔11〕此外，金朝對某些特殊身份的徒罪犯人，如婦女及"家無兼丁"者，實行以杖代徒，即用決杖代替徒刑居作。〔三〕死刑的執行金代死刑判決的執行，仍實行秋冬行刑等適時行刑制度。世宗大定十三年詔："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節〕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匪徒那么不待秋后。"(《金史》卷四五《刑志》)在死刑執行程序上，仍沿用華夏王朝傳統的復奏制度。即死刑判決核準后，須反復奏聞皇帝才能執行。如承安元年，章宗敕尚書省："刑獄雖已奏行，其間恐有疑枉，其再議以聞。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②《金史》卷一0《章宗二》)四、監獄管理制度金初拘押人犯的場所比較簡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歷代小史》卷六二《金志》)太宗時，宗翰〔即粘罕〕專權，下令"諸州縣置地牢，深三丈，分三層，死罪居下層，流徒罪居中層，笞杖罪居上層。外起夾城，并以壕溝重圍。"(《大金國志·太宗紀》)金代監獄的主要功能，并非執行刑罰的場所，而是臨時拘押人犯的地方。其監管的人員，不少是未決人犯或已決而待執行的罪囚。金入主中原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后，在中央和地方普遍設置了較為正規的監獄。中央監獄設于御史臺，由御史大夫的屬官獄丞〔從九品職〕管理。如世宗時，將陵縣〔今山東德州市〕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金史》卷一0七《高汝礪傳》)地方監獄設于各京府、節鎮、州縣。提控獄囚的職官為司獄。諸京留守司和諸節鎮的司獄為正八品職，而其余官署的司獄為正九品職。司獄的屬吏有司吏一人，公使二人，典獄二人。典獄掌"防守獄囚門禁啟閉之事"，其下有獄子詳細執行"防守罪囚"事務。為了加強監獄管理，大定十一年，世宗詔令："應司獄廨舍須近獄安置，囚禁之事常親提控，其獄卒必選年深而信實者輪直。"(《金史》卷七《世宗上》)監獄管理立法也日漸完善。泰和元年，朝廷將建國以來的獄政管理法令加以整理，匯編成《獄官令》一百零六條，列入《泰和律令》予以頒行。此外，金朝還沿襲華夏歷代王朝傳統的"錄囚"之制，隨時派遣審錄官巡視各地監獄，訊察獄囚，平反冤案，決遣淹滯，施行寬赦，借以標榜仁政。世宗大定十二年制："禁審錄官以宴飲廢公務"(《金史》卷八《世宗中》)；大定十七年詔："朝廷每歲再遣審錄官，本以為民伸冤滯也，而所遣多不盡心，但文具而已。審錄之官，非止理問重刑，凡訴訟案牘，皆當閱實事非，囚徒不應囚系那么當釋放，官吏之罪即以狀聞，失糾察者嚴加懲斷，不以贖論。"(《金史》卷四五《刑志》)章宗泰和四年，"以久旱……遣使審系囚，理冤獄。"(《金史》卷一二《章宗四》)宣宗貞四年敕令"參知政事李革審決京師冤獄"；興定二年〔12___年〕"詔諸郡錄囚官，凡坐軍期者皆奏讞"；興定四年又"敕有司閱獄，雜犯死罪以下皆釋之。"(《金史》卷一六《宣宗下》)①《金史》卷八《世宗中》②《金史》卷七三《守能傳》③《金史》卷五四《選舉四》④《金史》卷一0六《術虎高琪傳》⑤《金史》卷一六《宣宗下》⑥⑧《金史》卷四五《刑志》⑦《金史》卷九五《董師中傳》⑨《金史》卷八四《高楨傳》⑩《金史》卷一一0《程震傳》(11)《金史》卷七三《宗雄傳》(12)(20)《金史》卷九《章宗一》(14)(17)《金史》卷一二《章宗四》(13)《金史》卷九八《完顏匡傳》(15)《金史》卷五七《百官三》(16)《金史》卷四五《刑志》(18)(19)《金史》卷八《世宗中》(21)《金史》卷八五《永中傳》(22)《金史》卷四五《刑志》(23)《唐律疏議》卷二四、《宋刑統》卷二四(24)《金史》卷一二七《孝友傳》(25)《金史》卷六《海陵王紀》(26)《金史》卷七六《完顏袞傳》(27)《金史》卷七七《完顏亨傳》(28)《金史》卷一二五《韓傳》(29)《金史》卷七六《完顏襄傳》(30)《金史》卷八五《世宗諸子傳》(31)《國語·周語》(32)《云夢秦簡·法律答問》(33)《元史》卷一四六《刑法志》(34)《古今圖書集成·祥刑典》(35)《大清律例·刑律》(36)《金史》卷四六《食貨一》(37)《金史》卷七六《完顏襄傳》(38)《金史》卷七七《完顏亨傳》(39)《金史》卷七《世宗上》(40)《金史》卷四五《刑志》(41)《金史》卷八四《張景仁傳》(42)《歷代小史》卷六二《金志》(43)《金史》卷九六《黃久約傳》(44)《金史》卷一二五《楊伯仁傳》(45)《金史》卷一二八《石抹元傳》(46)劉祁《歸潛志》卷一0(47)《金史》卷七七《完顏亨傳》(48)《金史》卷八八《移刺道傳》(49)《金史》卷八五《永功傳》(50)(52)(53)《金史》卷四五《刑志》(51)《金史》卷一0九《陳規傳》(54)(55)(58)《金史》卷一七《張行信傳》(56)《金史》卷一三二《紇石烈執中傳》(57)《金史》卷四九《食貨四》(59)《金史》卷一0六《術虎高琪傳》(60)(62)〔11〕《歷代小史》卷六二《金志》(61)(63)《金史》卷五七《百官三》金朝訴訟審訊制度論略金朝訴訟審訊制度論略/金朝入主中原的進程，正處于中華大地民族斗爭和民族交融的高潮時期。它與兩宋及遼、西夏互相對峙又頻繁交往的歷史氣氛，造就了金朝訴訟審訊制度的多元制特色。一、訴訟制度金朝訴訟制度，大體沿襲唐遼宋舊制，受女真傳統習慣影響，也有一些頗具特色的新規定。金代案件起訴的方式分為官吏糾舉、告訴和投案自首三種。官吏糾舉，指監察官及其他官吏對犯罪案件的彈劾、檢舉。金代進一步強化了中央和地方監察機關糾舉和彈劾官吏違法犯罪案件的職能。中央監察機關御史臺，又稱"憲臺"，是"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的法紀監察機關。其組織機構大體仿效唐制，而規模較小，仍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長官。御史大夫"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鞫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金史》卷五五《百官一》)御史中丞協助御史大夫執行其職務。隨著金王朝中央集權的加強，朝廷對監察機關的建立越來越重視。御史臺的職權不斷明確和擴大。正隆五年〔1160年〕，海陵王敕令御史大夫肖玉："朕將行幸南京，官吏多不法受賕，卿宜專糾劾，細務非所責也。"(《金史》卷七六《肖玉傳》)大定二年〔1162年〕世宗"敕御史臺檢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當，皆舉劾之"；后又詔御史臺："卿等所劾，諸局行移稽緩，及緩于赴局者耳，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惡邪正，當審察之。假設止理細務而略其大者，將治卿等罪矣。"(《金史》卷七《世宗上》)糾彈之官知有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科之，關親者許回避"；又謂宰臣："監察專任糾彈。宗州節度使阿思懣初之官，途中侵擾百姓，到官舉動皆違法度。完顏守能為招討使，貪冒狼籍。凡達官貴人皆未嘗舉劾。斡睹只群牧副使〔從六品職，掌檢校群牧畜養蕃息之事〕仆散那也取部人球杖兩枝，即便彈奏。自今，監察御史職事修舉，然后遷除。不舉職者，大那么降罰，小那么決責，仍不得去職。"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定制："事有失糾察者，以怠慢治罪"。貞四年〔12___年〕，宣宗采納尚書右丞相術虎高琪建議，敕定："凡監察有失糾彈者從本法。假設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知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并的杖。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論贖，余止坐專差者，任滿日議定升降，假設任內有漏察之事應的決者，依格雖為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興定元年〔12___年〕宣宗修定"監察御史失察法"；興定五年〔1221年〕又"更定監察御史違犯的決法"，使御史瀆職違法的責任制度化。有金一代，監察官因違法瀆職而受到處分的案件，不乏其例。例如，大定年間,御史大夫〔從二品〕張汝霖"坐失糾舉，降授棣州防御使〔從四品〕"。監察御史董師中漏察大名總管承安二年〔1197年〕，章宗"敕御史臺糾察諂佞趨走有實跡者，"(《金史》卷一0《章宗二》)等等。由此可見，監察機關在金代備受朝廷的寵信和倚重，被視為"天子耳目"，賦予行政監察和法律監視的重任，是統治者控制各級官吏和整飭吏治的主要工具。因此，金朝廷非常重視監察機關的管理及其自身的建立，發布了一系列監察法規、法令和詔制，建立起一套頗為嚴密的考核、賞罰制度，形成對監察機關嚴格管理、監視的機制。其中明確規定了監察官在執行職務中的法律責任。如天德三年〔1155年〕，海陵王謂御史大夫趙資福曰："汝等多徇私情，未聞有所彈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當舉劾，無憚權貴"。(《金史》卷六《海陵王紀》)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制糾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誅，世宗怒曰："監察出使郡縣，職在彈糾，忽剌親貴，尤當用意，乃徇不以聞，削官一階"。⑦監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糾察武器署丞奕、直長骨受贓案，被罰俸一月。世宗斥責梁襄等："監察，人君之耳目，事由朕發，何以監察為！"⑧另一方面，由于朝廷的恩寵和法律的保障，在金代也不乏忠于職守，不畏權利的監察官。如海陵王視為"忠直之臣"的御史大夫高楨，長期主持御史臺政務，"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為言"。盡管"當路者忌之"，⑨每欲中傷陷害，但也無可奈何。在宣宗時，甚至出現了敢于彈劾皇子的監察御史。興定初年，程震任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時皇子完顏守純封荊王，任宰相，因縱容家奴侵擾百姓，被程震"以法劾之"。程震上奏宣宗的彈劾狀指出："荊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困難，顧乃專恃權利，蔑棄典禮，開納貨賂，進退官吏。縱令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將皇子違法亂紀的危害性，提到齊家治國的高度，使宣宗深為震動。于是，宣宗下詔切責皇子不法，并令"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⑩通過補償百姓物質損失，懲罰不法惡奴，以挽回不良影響。金朝前期沒有建立常設性的地方監察機關。地方行政監察和法律監視事務，通常由中央派遣御史臺官員前往各地辦理。由于人手和地域的限制，地方監察工作難以開展。大定十七年〔1177年〕"陳言者乞設提刑司，以糾諸路刑獄之失。"尚書省審議后認為"久恐滋弊"，未予采納。直到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章宗詔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難周悉。惟提刑勸農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懋乃事。"(11)正式創設提刑司。不久，章宗又"制提刑司設女直、契丹、漢兒知法各一人"，(12)提刑司的組織機構初具規模。金代提刑司大體仿效宋制，設于路一級官署，具有中央派出機構的性質。但并非各路均置，而是假設干路合設一提刑司，計有九個提刑司。提刑司"專糾察黜陟，號為外臺"，(13)其職權頗為廣泛。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初定"提刑司所掌三十二條"，明昌三年又定"提刑司條制"8其詳細內容雖然史佚其詳，但從其它史料可知，糾舉、追究地方官吏瀆職違法行為乃是其主要職權之一。如承安二年章宗詔："比以軍須、隨路賦調，司縣不度緩急，促期征斂，使民費及數倍，胥吏又乘之以侵暴。其令提刑司究察之。"(14)承安四年，章宗改提刑司為按察使司，進一步擴大地方監察機關的機構和職權。按察使司設按察使一員，掌"審察刑獄，照刷案牘，糾察濫官污吏豪猾之人,私鹽酒曲并應禁之事，兼勸農桑，與副使、簽事更出巡案。"(15)如承安五年，刑部員外郎馬復奏："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銅杖式》，輒用大杖，多致人死。"章宗"詔令按察司糾劾黜之"(16)等。按察司官員瀆職違法，亦須負法律責任。章宗泰和四年詔："諸按察司體訪不實，輒加糾劾者，從故出入人罪論，仍勒停。假設事涉私曲，各從本法。"(17)泰和八年，諸路按察使司改稱按察轉運司，成為地方上權利最重的官署，既是執法機關，又握有財政經濟大權。貞三年〔12___年〕宣宗詔罷按察轉運司。從此，金朝沒有再設立專職地方監察機關。地方監察事務，由朝廷派遣監察御史辦理。金代重視地方監察機構的建置，賦予其糾劾、檢控官吏瀆職犯罪的重任，在深層次上，主要是少數民族統治者置身廣袤的中華大地，面對具有較高文明程度的華夏各族人民，深感力不從心，基于強化地方監控的需要而為之；當然，也有肅清官常，懲治奸邪貪穢，以維護地方安定的目的。其后，蒙元統治者報著同樣心態，對地方監察官格外倚重，在各地分設行御史臺和肅政廉訪使司，編織了一道道嚴密的監控網絡。此外，金朝對負有糾舉職責的官吏規定了嚴格的法律責任。世宗曾詔令："自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又不言上者，并坐之"，(18)以促使各級官吏認真履行糾舉、監視上級官長的職責。在封建時代，皇帝對可能危及皇權,覬覦皇位的諸王防范甚嚴。金朝在各親王府設置傅、府尉、長史等屬官，職司管理王府事務，監視親王及其家人的活動，糾舉其違法犯罪行為等。大定十二年，世宗召見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正欲勸導諸王，使之為善。如諸王所為有所未善，當力陳之，尚或不從，那么具某日行某事以奏。假設阿意不言，朕惟汝罪。"(19)明昌元年章宗又敕定"親王家人有犯，其長史，府椽失察、故縱罪"，(20)以防止親王府屬官與親王及其家人相勾結，共謀不軌。明昌六年，章宗處死世宗長子、鎬王永中及其二子案，就是由鎬王府屬官傅、府尉等糾舉永中第四子阿離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21)而提起訴訟的。在審理過程中，進而牽涉到永中及其第二子神徒門，發現他們亦有"不遜"、"怨謗"之辭。章宗遂據此賜永中死，將阿離合懣和神徒門棄市。另一方面，金代監察官及有關官吏因糾舉瀆職、違法，而受到處分的事例，亦屢見不鮮。告訴，即訴訟案件當事人及其家屬，以及其他知情人向官府揭露而提起訴訟。金律對告訴權的限制較少。一是不適用親屬相容隱的原那么。自漢以降，華夏歷代王朝的法律基于儒家倫常觀念，均規定有親屬相為隱的訴訟原那么，凡一定范圍的親屬，犯罪非謀反、謀大逆、謀叛時，得互相容隱，告者反而有罪。金律那么不然，聽任親屬之間互相揭露的行為。如大定年間，大興府〔今北京市〕民趙無事"帶酒亂言，"法當死，其父趙千捕之而告官府。趙千"大義滅親"之舉受到世宗贊許："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其正如此，人所甚難，可特減〔趙無事〕死一等。"(22)假設依唐宋律典之規定，趙千的行為，已構成犯罪："諸告緦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23)據此，父告子乃為告期親卑幼，應杖六十。二是金朝對中原王朝自古以來制止奴婢揭露主人的峻令，棄置不行，聽任以致縱容奴婢告主，并經常根據奴婢的揭露而大興獄訟。故有金一代，奴婢告主的事件層出不窮，上自親王，下至黎庶，因被家奴揭露而陷于囹圄，以致丟官卸爵，身首異處者，不乏其人。太宗時，衛州汲縣〔今河南汲縣〕人陳光的家奴"謀良不可"，揭露陳光與賊殺人，致使陳光"系獄，榜掠不勝，因自誣服"。(24)后因其子陳顏自請代父死的孝行感動了官府，才獲得赦免。海陵王時，昭義軍節度使肖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謗""。(25)因肖仲宣政績頗佳，深得海陵任，才免于縲紲之辱。海陵王之弟，西京留守完顏袞〔又名蒲家〕素為其兄猜忌，"嘗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變告之，言與〔西京兵馬總管〕謨盧瓦等謀反，嘗召日者問天命"，(26)經御史臺和刑部會同審理，查無實據。但海陵王仍遣使臣逮捕蒲家等至中都，斬之于市。梁王兀術之子完顏亨〔又名孛迭〕，封芮王，歷任中京、東京留守，先后兩次被家奴揭露，最終冤死獄中。第一次是家奴梁遵告完顏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雖經有關部門"考驗無狀"，卻使完顏亨遭到海陵王深深的猜疑。第二次是家奴六斤與完顏亨侍婢私通，事泄遭訓斥，遂懷恨于心，總想伺機"告亨謀逆"。后果然借故"誣亨欲因間剌海陵"，(27)致使完顏亨被捕下獄，不久慘死獄中。參知政事韓的家奴告其主"以馬資送叛人出境"。有司考之無狀，以該奴歸還韓。韓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為良耳，何足怪哉"。(28)大定時，海陵王之侄、應國公完顏和尚召日者妄卜休咎。日者李端稱其"當為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其"當大貴"。(29)此事經家奴李添壽向朝廷揭露后，完顏和尚等伏誅。章宗時，鎬王永中的家奴德哥檢舉其主嘗與侍妾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妃"，(30)導致永中被朝廷賜死。此外，金律亦不禁妾告正室。如天德四年，平章政事徒單恭之妾忽撻，告正室、太祖長公主兀魯"語涉怨望"。海陵王遂殺兀魯而杖罷其夫。金朝律令不禁奴婢告主和卑幼告尊長的規定，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頗具特色。早在西周時期，就有"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君臣、父子無獄訟"(31)的教條。秦律設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聽"之制。(32)漢律本于儒家倫常觀念，創立"親親得相首匿"原那么，卑幼告尊長乃"干名犯義"行為。《唐律疏議》和《宋刑統》之"斗訟律"更明確規定："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告主之期親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親，徒一年。……即奴婢訴良，妄稱主壓者，徒三年；部曲減一等"。《疏議》曰："謂奴婢本無良狀，而妄訴良，云主壓充賤者，合徒三年"。《大元通制》亦載："諸子證其父，奴訐其主，及妻妾弟侄不相容隱，凡干名犯義，為風化之玷者，并制止之"；"諸以奴告主私事，主同自首，奴杖七十七"；"諸奴婢誣告其主者處死，本主求免者，聽減一等"；"諸教令……奴告主者，各減告者罪一等"。(33)明清律典均將卑幼告尊長，奴婢告主列入"干名犯義"門："諸子孫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假設奴婢告家長及家長緦麻以上親者，與子孫卑幼罪同。假設雇工人告家長及家長之親者，各減奴婢罪一等"。(34)《大清律例》所附"條例"，還對奴婢告主的處分，作了詳細的補充性規定："凡奴仆首告家主者，雖所告皆實，亦必將首告之奴仆，仍照律從重治罪"，"凡旗下家奴告主，犯該徒罪者，即于所犯附近地方充配，不準枷責完畢，俟徒限滿日，照例官賣，將身價給復原主。"(35)可見，中國古代幾乎所有王朝的法律，從維護宗法家族制度和等級特權出發，都制止卑幼告尊長和奴婢告主，惟有金律例外。究其原因，在深層次上，是女真游牧部族人際關系相對平等的傳統，與中原法律基于儒家的倫常觀念的"同居相為隱"原那么相碰撞的結果。在女真人占居統治地位的背景下，傳統權利沖破了同居相隱原那么編織限制家族成員之間告訴權的羅網。而更直接的原因那么是金朝當權者出于穩固自己統治地位的現實考慮。金王朝長期處于同南宋、西夏等國對峙的國際環境，戰亂頻仍，政局動亂。統治集團內部____林立，權利傾軋劇烈，僅在位皇帝就有三人被政敵謀殺。故最高統治者不得不時時注視政敵的動向，防范其不軌活動。尤其是金朝皇帝繼位秩序不正常。金代共歷十帝，其中兄終弟〔含堂弟〕及者凡四帝，叔侄相繼者二帝，其余四帝亦多未遵循中原傳統的嫡長繼承制。海陵王、世宗、宣帝三帝還是通過____或利用____后的混亂場面上臺的。"法統"不正使最高統治者對謀反、叛逆言行極為敏感，為消除一切可能危及皇權的隱患煞費苦心。鼓勵告奸是防止皇權旁落，消彌反叛，穩固帝位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家奴與其主人朝夕相處，對主人的所作所為了如指掌。聽任和利用家奴檢舉、揭露主人違法不軌行為，無疑有助于及時打擊犯罪活動，防范反對派權利的不軌圖謀。此外，金朝還實行"保伍連坐法"，強迫鄰里告奸。如泰和六年〔1206年〕，章宗"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奸細、盜賊者連坐。"(36)當然，金也同歷代一樣，對告訴失實〔訴妄〕及誣告者，亦給予處分。如海陵王時，左宣徽使〔正三品職〕許霖之子與應國公完顏和尚發生糾紛。許霖父子被毆辱后訴于朝廷，使對方受罰。但許霖亦因"所訴有妄，笞二十"。(37)芮王完顏亨被家奴梁遵誣告謀反一案，經朝廷"考驗無狀，遵坐誅"(38)。大定二年〔1162年〕，軍士術里古等告同判大宗正事〔從二品職〕完顏謀衍之子斜哥"寄書其父謀反，并以其書上之"。世宗覽書曰："此誣也，止訊告者"(39)。經審理，果真為誣告，術里古伏誅。投案自首，指刑事犯罪人和民事被告向官府自動投案，自我舉發或托人代為自首。自首通常會受到減免刑罰的優待。如大定十年〔1170年〕，河中府〔今山西運城〕民張錦為父報仇殺人，法當死。張錦犯案后主動向官府自首。此案經尚書省奏報皇帝后，世宗裁決："彼復父仇，又自言之，烈士也。以減死論。"(40)金代訴訟案件，一般歸案發地官府管轄。但有的案件那么須由被告原籍地官府受理。如章宗泰和年間，大興府〔今北京府〕民靳向中都警巡院訴淶水人魏廷實為奴，及妄訴毆詈案。經查證，原被告的祖輩確有主奴關系，但早在數十年前已放良。于是警巡院駁回了靳之訴求，并告之，假設再行起訴，"法當訴于本貫"，即被告魏廷實原籍淶水縣。后此案因訴訟程序不合法，及有關官員恃權枉判，引起中央御史臺的干預，最終在皇帝過問下才得以解決。然而，凡涉及六品以上官的訴訟案件，任何官署皆不得擅斷和處分，須奏聞皇帝而后決。如大定年間，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奉詔提控元妃李氏葬禮事務。"都水監丞高杲壽治道路不如式，元忠不奏，決之四十。"監察御史張景仁劾奏元忠"輒斷六品官，無人臣禮。"世宗對此予以嘉許："卿劾奏甚當"，并令左宣徽使蒲察鼎壽傳詔戒敕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聞奏，今乃一切趨辦，擅決六品官，法當如是耶？御史在尊朝廷，汝當自咎，勿復再！"(41)二、審訊制度〔一〕《州縣官聽訟條約》金代州縣官權利較重，各類訴訟案件，"州縣官各許專決"(42)。這就使州縣官得以舍法而任意，操縱地方司法。有金一代，州官審理獄訟而自行杖殺人犯的案例，俯拾即是。如大定年間，磁州〔今河北滋縣〕"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系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43)楊伯仁任濱州〔今山東濱縣〕刺史時，"郡俗有遣奴出亡，捕之以規賞者，伯仁至，責其主而杖殺其奴，如是者數輩，其弊遂止。"(44)淄州〔今山東淄博市〕"劇盜劉奇久為民患，一日捕獲，方訊鞫，聞赦將至"，負責審理此案的同知軍州事石抹元"亟命杖殺之，闔郡稱快。"(45)濫施刑訊逼供，苦打成招，造成冤獄者，亦不乏其例。海陵王時，某地以"黨人相結欲反"為由，收捕田贍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榜掠萬狀"(46)，田贍等皆死獄中。兀術之子、廣寧府尹完顏亨被家奴誣告而入獄。"與其家奴并加榜掠，皆不伏"。海陵王遂派人將其殘殺于囚所。"亨比至死，不勝痛楚，聲達于外。"海陵聞亨死，佯為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水致死"(47)。可見金律規定有刑訊拷掠制度。大定年間，親軍百人長完顏阿思缽非值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點檢司逮捕嫌疑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其贓不可得"。后真兇銷贓時被查獲，伏誅。世宗指出："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48)并敕令撫恤刑訊中的冤死者和誣服者，還亡羊補牢，制止護衛親軍非值日，不得帶刀入宮。世宗時，一老嫗與其兒媳憩道旁，兒媳與所私相從亡去。有人告知老嫗其媳去向，老嫗遂報告伍長并一道追尋。恰好"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嫗與伍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后老嫗"得其婦于所私者"(49)，此冤獄才真相大白。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楊庭秀向朝廷奏報了地方司法的黑暗狀況："州縣官往往以權利自居，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加審。但使譯人往來傳詞，罪之輕重，成于其口，貨賂公行，冤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鑒于此，章宗敕令訂立《州縣官聽訟條約》，"違者按察司糾之"(50)，將州縣官的司法活動納入依法管理的范疇。這不僅使州縣官在履行司法審訊職責時有章可循，也為監察機關糾舉州縣官違法瀆職提供了根據。到金末宣宗南渡后，地方司法秩序又陷于混亂。正大二年〔1225年〕，諫官陳規奏報哀宗："今河南一路廉價、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陜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廉價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51)〔二〕大理寺審訊案件的期限。金律限定：大理寺斷獄，"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52)但實際上大理寺并未認真遵守此項制度，雖然"法有程限，而輒違之"，辦案拖沓，"以致事多滯留"。大定十七年，世宗曾就此問題追究宰臣的責任："比聞大理寺斷獄，雖無疑者亦經旬月，何耶？"并敕令尚書省："凡法寺斷輕重罪，各有期限，法官但犯皆的決，豈敢有違！"(53)以期進步司法機關的辦事效率。三、判決的執行〔一〕笞杖刑的執行笞杖刑雖較輕，但屬于身體刑，并帶有恥辱刑的性質。故有一定身份地位者，往往通過以錢財贖刑等途徑躲避體罰的實際執行。為此，金律對于某些貴族官僚犯罪案件，在判處笞杖刑時，特別附加了"的決"的規定，要求必須實際執行，不得贖免。如大理寺受理的案件須在法定期限內審結，違者有罰，"法官但犯皆的決"另一項詔制規定："職官犯故違圣旨，徒年、杖數并的決。"(54)不過，世大宗對貴族官僚頗為優容，職官犯罪大多可以贖免，附加"的決"之例，尚不多見。"定間，監察坐罪大抵收贖，或至奪俸，那么外降而已，間有的決者皆有為而然也。"(55)明昌四年，拱衛直指揮使紇石烈執中，因"監酒官移刺保迎謁后時，飲以酒，酒味薄"，將移刺保毆傷，被"的決五十"。(56)泰和六年，章宗針對地方官吏查緝私鹽不力，致使各地私煮盜販者成黨，國家鹽課收入大量流失，敕令加重地方官的緝私責任。"諸統軍、招討司，京府州軍官，所部有犯者，兩次那么奪半月俸，一歲五次那么奏裁"，特別是專司緝私職責的"巡捕官但犯那么的決，令按察司、御史察之。"(57)到金末宣宗時，國勢日蹙，對職官犯罪的處分日漸加重，通常都規定"的決"。時任參知政事的張行信曾提到："今法，職官論罪，多從的決"；并上疏宣宗，對當時"監察御史多被的決"的狀況表示異議，認為"無問事之大小，情之輕重，一概的決"(58)，太過分了。宣宗貞四年〔12___年〕詔定："假設人使入國，私通言語，說知本國事情；宿衛、近待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之家；災傷闕食，體究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及考試舉人關防不嚴者，并的杖"；監察官"假設任內有漏察之事應的決者，依格雖為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59)法杖仍有一定的規格。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頒行的《銅杖式》，明確限定了法杖的尺寸、厚薄，并向地方官署頒發了標準式樣。施刑的部位，金初罪無輕重悉笞背，熙宗時改為臀、背分決，海陵王又"以脊近心腹"，制止杖背。但實際上，地方官往往不遵法式，任情立威，隨意使用大杖，甚至置鐵刃于杖端行刑，多致人死。〔二〕徒刑的執行金代徒刑判決的執行，通常要附加決杖，如徒五年加杖二百，徒四年加杖一百八十等。"杖無大小，止以荊決臀。"(60)決杖之后，即將徒囚投入強迫勞作。管理徒囚的官署叫作院或都作院。作院設作院使和作院副使，"掌監造軍器，兼管徒囚，判院事"，設牢長掌"監管囚徒及差設牢子。"(61)牢長和牢子是詳細管理徒囚居作的人員。地方徒囚"拘役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62)。"隨府節鎮〔都〕作院使副，并以軍器〔庫〕使副兼之"(63)。可見，金代徒囚有相當一部分從事兵器制作。"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無所不可。腳腕以鐵為鐐，鐮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用二，朝縱暮收，年限滿日那么逐之，使不得照舊為百姓。"〔11〕此外，金朝對某些特殊身份的徒罪犯人，如婦女及"家無兼丁"者，實行以杖代徒，即用決杖代替徒刑居作。〔三〕死刑的執行金代死刑判決的執行，仍實行秋冬行刑等適時行刑制度。世宗大定十三年詔："立春后，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節〕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匪徒那么不待秋后。"(《金史》卷四五《刑志》)在死刑執行程序上，仍沿用華夏王朝傳統的復奏制度。即死刑判決核準后，須反復奏聞皇帝才能執行。如承安元年，章宗敕尚書省："刑獄雖已奏行，其間恐有疑枉，其再議以聞。人命至重，不可不慎也。"(②《金史》卷一0《章宗二》)四、監獄管理制度金初拘押人犯的場所比較簡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于其中。"(《歷代小史》卷六二《金志》)太宗時，宗翰〔即粘罕〕專權，下令"諸州縣置地牢，深三丈，分三層，死罪居下層，流徒罪居中層，笞杖罪居上層。外起夾城，并以壕溝重圍。"(《大金國志·太宗紀》)金代監獄的主要功能，并非執行刑罰的場所，而是臨時拘押人犯的地方。其監管的人員，不少是未決人犯或已決而待執行的罪囚。金入主中原建立比較穩定的統治后，在中央和地方普遍設置了較為正規的監獄。中央監獄設于御史臺，由御史大夫的屬官獄丞〔從九品職〕管理。如世宗時，將陵縣〔今山東德州市〕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金史》卷一0七《高汝礪傳》)地方監獄設于各京府、節鎮、州縣。提控獄囚的職官為司獄。諸京留守司和諸節鎮的司獄為正八品職，而其余官署的司獄為正九品職。司獄的屬吏有司吏一人，公使二人，典獄二人。典獄掌"防守獄囚門禁啟閉之事"，其下有獄子詳細執行"防守罪囚"事務。為了加強監獄管理，大定十一年，世宗詔令："應司獄廨舍須近獄安置，囚禁之事常親提控，其獄卒必選年深而信實者輪直。"(《金史》卷七《世宗上》)監獄管理立法也日漸完善。泰和元年，朝廷將建國以來的獄政管理法令加以整理，匯編成《獄官令》一百零六條，列入《泰和律令》予以頒行。此外，金朝還沿襲華夏歷代王朝傳統的"錄囚"之制，隨時派遣審錄官巡視各地監獄，訊察獄囚，平反冤案，決遣淹滯，施行寬赦，借以標榜仁政。世宗大定十二年制："禁審錄官以宴飲廢公務"(《金史》卷八《世宗中》)；大定十七年詔："朝廷每歲再遣審錄官，本以為民伸冤滯也，而所遣多不盡心，但文具而已。審錄之官，非止理問重刑，凡訴訟案牘，皆當閱實事非，囚徒不應囚系那么當釋放，官吏之罪即以狀聞，失糾察者嚴加懲斷，不以贖論。"(《金史》卷四五《刑志》)章宗泰和四年，"以久旱……遣使審系囚，理冤獄。"(《金史》卷一二《章宗四》)宣宗貞四年敕令"參知政事李革審決京師冤獄"；興定二年〔12___年〕"詔諸郡錄囚官，凡坐軍期者皆奏讞"；興定四年又"敕有司閱獄，雜犯死罪以下皆釋之。"(《金史》卷一六《宣宗下》)①《金史》卷八《世宗中》②《金史》卷七三《守能傳》③《金史》卷五四《選舉四》④《金史》卷一0六《術虎高琪傳》⑤《金史》卷一六《宣宗下》⑥⑧《金史》卷四五《刑志》⑦《金史》卷九五《董師中傳》⑨《金史》卷八四《高楨傳》⑩《金史》卷一一0《程震傳》(11)《金史》卷七三《宗雄傳》(12)(20)《金史》卷九《章宗一》(14)(17)《金史》卷一二《章宗四》(13)《金史》卷九八《完顏匡傳》(15)《金史》卷五七《百官三》(16)《金史》卷四五《刑志》(18)(19)《金史》卷八《世宗中》(21)《金史》卷八五《永中傳》(22)《金史》卷四五《刑志》(23)《唐律疏議》卷二四、《宋刑統》卷二四(24)《金史》卷一二七《孝友傳》(25)《金史》卷六《海陵王紀》(26)《金史》卷七六《完顏袞傳》(27)《金史》卷七七《完顏亨傳》(28)《金史》卷一二五《韓傳》(29)《金史》卷七六《完顏襄傳》(30)《金史》卷八五《世宗諸子傳》(31)《國語·周語》(32)《云夢秦簡·法律答問》(33)《元史》卷一四六《志》(34)《古今圖書集成·祥刑典》(35)《大清律例·刑律》(36)《金史》卷四六《食貨一》(37)《金史》卷七六《完顏襄傳》(38)《金史》卷七七《完顏亨傳》(39)《金史》卷七《世宗上》(40)《金史》卷四五《刑志》(41)《金史》卷八四《張景仁傳》(42)《歷代小史》卷六二《金志》(43)《金史》卷九六《黃久約傳》(44)《金史》卷一二五《楊伯仁傳》(45)《金史》卷一二八《石抹元傳》(46)劉祁《歸潛志》卷一0(47)《金史》卷七七《完顏亨傳》(48)《金史》卷八八《移刺道傳》(49)《金史》卷八五《永功傳》(50)(52)(53)《金史》卷四五《刑志》(51)《金史》卷一0九《陳規傳》(54)(55)(58)《金史》卷一七《張行信傳》(56)《金史》卷一三二《紇石烈執中傳》(57)《金史》卷四九《食貨四》(59)《金史》卷一0六《術虎高琪傳》(60)(62)〔11〕《歷代小史》卷六二《金志》(61)(63)《金史》卷五七《百官三》金朝訴訟審訊制度論略一文由搜集整理，作者所有,轉載請注明出處!死亡賠償金的性質與處置——我國人身損害賠償法律制度中的假設干考慮(十)演講范文四川精濟律師事務所何寧湘律師[前面的話]《____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假設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為“《解釋》”或“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于202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已有半年多了，盡管施行時間還非常短，《解釋》試圖表現我國人身損害賠償的各種法律法規及司法解釋不統一的意圖，但也許事與愿違，目前《民法通那么》、《國家賠償法》、《____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那么假設干問題的意見》、《____關于審理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案件損害賠償的詳細規定〔試行〕》、《____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假設干問題的解釋》、《____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假設干問題的解釋》、《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法律、法規或司法解釋處于一樣有效，并互相穿插適用的狀態。對于這種狀態，不管是尋常百姓，還是法律職業者學時都感到適用的困惑，這種困惑往往會給當事人帶來其權利被法律規定的沖突所吞沒。如案例，筆者同學牛某1998年被所在企業開除，由于企業未將開除決定送達本人，兩年后的2000年12月方得知其消息，牛某到市勞動部門買一個關于勞動仲裁的小冊子，學習了小冊子中所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國務院令第117號〕》“第二十三條當事人應當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損害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形式向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當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當理由超過前款規定的申請仲裁時效的，仲裁委員會應當受理。”，便于2023年5月申訴到勞動仲裁委員，后被該勞動仲裁委根據《勞動法》〔1995年1月1日施行〕“第八十二條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應當自勞動爭議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仲裁裁決一般應在收到仲裁申請的六十日內作出。對仲裁裁決無異議的，當事人必須履行。”的規定，以超過申訴期限為由被駁回申訴。而該《條例》至今未失效〔見中國法院網://./flwk/show1.php?file_id=17631〕，根據勞動法的規定，其申訴期限確已超過60天，但《條例》規定的六個月期限卻至今未作修正，《條例》系國務院公布的行政法規，其法律效力僅次于《勞動法》，而6個月與60天的差異的結果卻導致牛某的不服企業開除決定的申訴權、訴訟權均被法律規定的沖突“所誤”，更為糟糕的是牛某的社保也自被開除之日所停頓。而《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