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三支一扶之三支一扶申論綜合檢測試卷A卷含答案大題（共10題）一、給定資料：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國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最終歸宿，也是推進我國城鎮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新生代農民工作為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農業轉移人口，規模已經超過1億人，成為農業轉移人口的主體，其市民化的意愿和需求十分強烈。然而，由于現階段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以及農民工自身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的匱乏，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步履維艱。“外出打工，沒有任何技能，只能做一些臨時的小工，一個月下來工資還不夠吃住，更別說靠著工資養家了。”這是2016年海南省兩會前夕，一些已返鄉準備過年的農民工的呼聲。2016年1月21日，臨高縣新盈鎮抱東村的村民王小兵剛剛從廣東惠州一處建筑工地返鄉。他去年一年在惠州打了5個月的零工，收入按天計算，每天80元。但是由于沒有任何技能，王小兵只能在工地上搬運水泥。由于不是每天都能找到活，因此去年一年他真正的工作時間只有80天，收入只有6000多元，刨去外出開銷，所剩無幾。抱東村村委會主任陳不禮表示，目前該村村民文化程度較低，由于新型技能掌握的難度較大，外出務工人員只能從事最低級的體力勞動，導致無法從事技術含量高的工作。這種情況在臨高農村較為普遍，很多農民希望政府開展培訓，提升自身勞動技能以提高收入。孫芝莉是湖南人，在北京打工10多年一直租住在通州區，她給孩子辦理入學手續時，被告知沒有通州區的社保繳納證明不能辦理借讀手續。“可我在西城工作，社保都交到了西城區。”孫芝莉夫妻倆權衡之下，還是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很多同事把孩子送到河北念寄宿學校，半個月見一次，他們勸我也這么辦。可孩子成長需要陪伴，這不是辦法。我倆打算過一段時間都回老家。沒想到在北京辛辛苦苦十幾年，最后還是不能扎下根來。”孫芝莉對此很無奈。正是現行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及其背后所享有的權利失衡和福利落差，致使隨遷子女的受教育權缺乏保障，而農民工自身亦面臨社保便攜性不夠、轉移接續難等難題。要想拉住農民工兄弟的手，關鍵在于拆除城市戶籍制度的藩籬。沒有戶籍制度的藩籬，才有助于農民工在城市大開眼界，并迅速完成自我塑造，實現與城市戶籍人口的真正融和。長期以來，城鄉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務存在很大差距，公共服務體制呈現城鄉二元狀態。在快速城鎮化背景下，農業轉移人口盡管在城鎮就業和居住，有的已經實現了舉家遷移，但他們難以享有與城鎮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過程，實質是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戶口的轉換是形，服務的分享是實。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關鍵是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保障農業轉移人口享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支出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近期看，政府需要承擔的成本主要是農業轉移人口子女教育、公共衛生、低保、保障性住房等的支出。從遠期看，農業轉移人口退休后按目前的養老金發放辦法，政府需要對個人養老金發放進行補貼。隨著農業轉移人口的增加，政府還需要增加各項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并非不可承受，關鍵在于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政府和企業之間、企業和個人之間的成本合理分擔機制。給定資料8：針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2016年1月2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亮出四項舉措，將在2016年更大力度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以求更大釋放內需潛力。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大批沿海企業停產或關閉，導致大量農民工被迫返鄉。據有關部門測算，返鄉的農民工超過2000萬。相當一部分農民工返鄉后，有些已經不能適應或不能勝任田間農活；更重要的是，這些農民工返鄉，基本上也不能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而且與當前的城市化趨勢相悖。據了解，目前在我國661個城市中，50萬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就有533個，占全國城市的80.6%.中小城市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59%。中小城市不僅數量多，而且分布也比較均勻。推動中小城市發展，由此產生的就業崗位對單個城市來說雖然可能有限，但眾多的中小城市共同產生的作用，卻最終可能有效地解決就業難題。發展中小城市，必然會帶動小城鎮的發展，實際上，推動小城鎮發展也是發展中小城市的應有之義。中小城鎮是城鄉結合點，可以為返鄉而又不愿意回鄉務農的農民工提供就近擇業的機會。而且，推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可以避免地區差別、城鄉差別的進一步擴大，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農村移民過得安穩了，幸福了，國家才會強大，城市才更繁榮，社會才趨文明。【答案】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做到：一是加強就業服務和就業培訓。加大對農民的培訓支援，購買公共服務、遠程教育，提升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職業技能，進而提高其進城務工就業率。二是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將基本公共服務向農村轉移人口覆蓋，消除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后顧之憂。三是合理增加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政府需要對個人養老金發放進行補貼，同時增加各項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做好接納農業轉移人口的準備。四是優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功能定位。因地制宜發揮中小城市共同發展所帶來的接納作用，解決就業難題，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二、給定資料：“沒想到這么難，只能等明年了。”2015年4月24日，家住M市的石勇帶著3歲的兒子石爽.到離家最近的一家公立幼兒園報名。沒想到，23日晚上在此等候的家長已在排長隊了。早晨7點，報名開始，不到一個小時，120個學位一搶而空。據岷東新區統籌局統計，區內共有9所幼兒園，總學位數940個，但是全區3至6歲適齡兒童超過1400人，學位缺口達32.8%。M市新區在未來10年將要建成為現代化城市聚居區，人口將從目前的5萬人增長到25萬人，“缺口會快速擴大。對于拆遷安置戶來說，新區建設，最缺的就是教育資源。”岷東新區的9所幼兒園中，只有兩所公立幼兒園，每生年收費1600元：其余7所均為私立幼兒園，每生年收費2800元到3600元不等，收費較公立幼兒園貴得多。“公立幼兒園收費便宜、教育質量相對有保障，很多家長都是沒辦法才選擇送孩子到私立幼兒園。”石勇表示。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放開，教育資源緊張的問題將會進一步加劇。如何緩解“入園難”“人園貴”？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被擺上桌面。2015年5月10日，恒博教育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與岷東新區統籌局負責人的手握在一起，這意味著M市正式成為S省首批通過PPP模式建設幼兒園試點區之一。長久以來，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大多應用在污水處理、交通等公共領域，而像學前教育這樣的半公共領域則較為鮮見。不久前，S省財政廳、省教育廳印發文件，支持社會資本建設公益性幼兒園，全省20個試點逐步展開。恒博投建的幼兒園，投資1580萬元，建筑面積5600多平方米，學位360個。根據合同規定，政府按新增學位每個5000元的標準，對試點項目給予一次性建設資金補助，恒博可獲180萬元。合同規定，對社會投資方為項目建設從銀行類金融機構獲得的固定資產投資貸款，政府按6%的年貼息率和18個月以內的期限并依實際貸款平均余額計算，給予一次性貼息，單個幼兒園最高貼息金額不超過50萬元。據此計算，恒博可獲50萬元貼息。幼兒園正式營運滿一年后，政府根據實際入園情況，按入園人數每人每月50元、空置學位每個每月20元的標準給予營運補貼。如果按照全部招滿計算，恒博每年可獲21.6萬元。在項目持續正常營運的情況下，可連續獲補助20年。“這種方式可以大大減少我們的初期投入，風險也就相應降低了。”李某表示，即便幼兒園初期未招滿，也可以借助這些補貼，維持運營。“合同規定，幼兒園建成后，必須每年接收岷東新區拆遷安置戶子女就學，并且按每生每年1600元的公立幼兒園價格收取。”岷東新區統籌局負責人表示，項目雙方約定有多少收多少的原則，保障該園公益性的最大化。經李某測算，以低價接收拆遷安置戶子女人園，再加上政府補貼，將可以維持8%左右的利潤。“考慮到教育產業風險較小，盈利期長，這一利潤率可以接受。”李某表示。“社會資本要追求利潤，如果沒有清晰的盈利預期.PPP模式就成了政府一廂情愿的買賣。”四川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鄧翔表示，但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PPP項目都具有公益性，不能單純成為企業追逐利潤的平臺。雙方在合同設計時，就要堅持盈利但不暴利的原則，兼顧企業的盈利和項目的公益性。“PPP模式可以實現財政‘小投入’撬動民間‘大資本’的效果，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省財政廳相關負責人表示，完全用財政資金建設幼兒園，財政難以承擔，更重要的是建設速度較慢。如果該幼兒園全部由財政資金投入，可以測算，初期建設投入1500萬元；后期運營成本，包括教職工36人（按師生比1:10計算）的工資180萬元，每年水電雜費等50萬元。按每生每年1600元計算，收入57萬元左右。成本減去收入，每年財政凈投入170萬元。以20年為期，一個幼兒園從投建到運營，共需投入4900萬元。但按照PPP模式，初期180萬元一次性補貼，加上50萬元貼息，再加上20年內每年21.6萬元運營補貼，投建一個幼兒園共需662萬元。財政投入662萬元就達到了4900萬元的效果，撬動比達到1:7.4。“我們打算繼續用這種方式建幼兒園，合作7所可能只花建1所的錢。”岷東新區統籌局負責人介紹。【答案】“入園難、入園貴”是我省較為普遍的問題，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放開，教育資源緊張的問題將會進一步加劇。由此，我省正在逐步推進PPP模式建設幼兒園的工作，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支持社會資本建設公益性幼兒園。一方面，實行財政補助，保證幼兒園能夠盈利。政府給予社會投資方建設資金補助和貸款貼息，并按標準給予營運補貼，降低企業初期投入的風險，同時保證企業能夠盈利。另一方面，規定招生范圍，保障幼兒園公益性的最大化。在政府的補貼下，規定合作建設的幼兒園必須接收某些特定的幼兒，并以公立幼兒園的價格收費。在政府財政不足、建設速度跟不上的情況下，PPP模式可以實現財政“小投入”撬動民間“大資本”的效果，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幼兒學位供給。三、給定資料：2016年7月7日，國務院辦公廳向社會發布《關于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對指導和督促各地區、各部門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依法及時有效化解行政糾紛、自覺接受司法監督、不斷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義。1989年我國《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時，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因為它突破了計劃經濟年代的那種“官管民，民服官”的行政模式，要求“官”必須依法“管民”，而“民”（泛指自然人／法人），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不“服官”，甚至可以依法起訴（俗稱“民告官”）。政府部門官員的情緒則遠遜于“民”，或埋怨，或尷尬，或困惑，或漠視，甚或覺得一旦“民告官”，便是“官”的“恥辱”。幾年后，態勢有了明顯的變化。諸多的行政訴訟案，民，不亢不卑；官，不驚不乍。可新的問題又產生了：被告一方，即政府部門的首長或不愿、不敢出庭應訴，或出庭應訴卻不“應聲”，一言不發，形同虛設，或指派律師作為法律顧問到庭應付一下了事。時下行政部門延聘律師當自己的法律顧問，是常有的事，即使官司臨頭，臨時尋找一位律師代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律師的代言并不能全然代表行政首長的職能。就法律知識、訴訟程序、現場應變、辯論能力而言，律師自然比行政首長厲害，但本部門的具體情況、本案件的癥結所在以及應訴時將作何種“讓步”、將有何種結局、將產生何種影響，這些唯有行政首長心知肚明，律師是無法越俎代庖的。行政首長在庭上所擺出的事實、所陳述的道理、所表示的態度，都不僅僅是一個言語的“分寸感”、法律的“適應度”所能替代和包括的。正因如此，行政首長應訴就顯得極為重要。與民事訴訟一樣，行政訴訟的原告和被告在法律地位上是絕對平等的。“民告官”并不存在民眾輕視甚或污蔑政府的意味，它是起用法律的手段來控告政府某些具體行政行為或抽象行政行為（“紅頭文件”）的不合法，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民告官”堪為民意、民聲的極致，政府強化行政應訴，是一種對民意、民聲的尊重。至于“民告官”是否有利、是否合法，則由法院來定奪裁決。人們常說：政府權力是“國之公器”。這是因為它是抽象的國家權力在日常生活中最具體、最集中的表現形式，其觸角深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方面直接護衛著公民權益和社會秩序，另一方面也可能較易地侵害到公民的合法權益。政府的行政行為是否存在亂作為、不作為而使得公民權益受到損奪，政府自己說了不算，得通過一系列的行政訴訟得出結論。行政訴訟常態化，可令政府決策、辦事都以法律為圭臬，設若如此，建成法治政府將指日可待。著名法學家伯爾曼曾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一個政治文明的國度，民眾要信仰法律，政府更要信仰法律。政府信仰法律的一個重要表征便是自覺接受來自各個方面的法律監督，諸如人大監督、司法監督、輿論監督、民間監督等，“民告官”是最為有效、最為堅挺的民間監督，因為從應然角度而言，它無疑受到司法機關的支持，以法律為強大后盾。“給定資料”提到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請根據“給定資料”指出：(1)政府領導應訴的必要性；(2)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的意義。要求：(1)準確全面，分條作答；(2)不超過300字。【答案】(1)政府領導應訴的必要性：一是利于真正落實《行政訴訟法》，維護民眾合法權益。二是唯有政府領導了解具體情況、案件癥結、如何讓步、有何結局及影響，其擺出的事實、道理、態度才無可替代。(2)加強和改進行政應訴工作的意義：一是有利于尊重民意民聲。二是有利于建設法治政府。三是有利于監督政府行為。四、給定資料：現在，有一些人口無遮攔，屢出“最牛官話”“雷語”，絲毫沒有“怕”字。也有一些干部害怕“說錯話”。面對群眾的質疑，面對輿論的“圍觀”，要么三緘其口，做什么都不說的“泥菩薩”；要么套話連篇，做“空心傳聲筒”的“太極手”。其結果，不僅導致政府形象受損、公信力流失，而且容易使小問題變成大事件，小矛盾釀成大危機。官員，是公眾人物，其一言一行代表黨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應處處謹言慎行。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曾在會見中外記者時說：“媒體在采訪一些官員時遭到拒絕，是因為這些官員在工作過程中很少學過如何面對媒體。再一個，群眾現在還不適應官員在媒體上說錯話，要求官員說的基本上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所以他希望剛開始要給一個機會，允許他們說錯一句話、兩句話。2016年3月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黑龍江團組開放。在會上，黑龍江省省長陸吳稱，“龍煤井下職工8萬人，到現在為止，沒有少發一個月工資，沒有減一分收入。”這一言論，引起了媒體爭相報道。但是，劇情卻在一個星期后發生了反轉。3月13日，陸昊省長在代表團駐地接受采訪時直言：“井上職工欠薪我們一直是掌握的。井下職工確實有欠薪，這個情況，我說錯了，不管什么層級報告錯了，不管任何原因，錯了就要改。改了，還要努力解決問題，同時深刻吸取教訓。”新聞一出，輿論嘩然，不少網友直呼“省長都被騙了”。不過，令人欣喜的是，陸昊省長說錯話一事，沒有遭到輿論的“炮轟”，相反，輿論還對其知錯就改的真誠態度給予了點贊。“允許官員說錯話”，這種輿論的轉變是一種進步。很多時候，官員之所以害怕面對媒體，不愿意接受媒體采訪，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輿論不允許官員說錯話。因此，一個官員說話稍有不慎，或者考慮得不太周全，就會被網友斥之為“說謊”，甚至歸結為“雷語”，進而對其開啟“痛批”模式。迫于輿論的壓力，部分說錯話的官員還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如果說，那些因為說錯話遭到輿論“圍攻”的官員，還可以理解，那么一些委員代表的輿論遭遇就頗有點冤枉了。2016年全國兩會上，對于近年來屢次提到的法官流失嚴重、工資待遇不高等問題，政協委員朱某認為，法官待遇應達到30萬元年薪，人均到手收入15萬。20萬元是比較合理的。此言一出，立即就引來了網民無數的“板磚”，更有些網友憤怒的質問朱某，“到底在替誰說話”。朱某的話說錯了嗎？未必。只不過是，他說的話沒有迎合民意。但是，這樣的聲音雖然說不上是“好聲音”，但是至少是“真聲音”。一個健康的輿論生態，應該是既要容得下悅耳的“好聲音”，又要容得下刺耳的“真聲音”。其實，不少人都呼吁過“允許官員說錯話”。王岐山2004年在任職北京市市長時，就曾經說過，“老百姓應允許官員有時說句錯話，要不然政府工作人員一對著鏡頭就緊張，又去念稿，說話怎么會生動？”“美國總統布什還老說錯話呢！說錯后，新聞發言人再去糾正就是了！”類似的話，現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2008年在任職廣東省委書記時也說過，“要讓領導同志講真話不講套話，講實話不講空話，講有感而發的話不講照本宣科的話，就必須允許他講不準確的話，或者是允許他講錯話。”政府官員也是普通人，對社會公共問題的認識也有其個人的一面，他們不可能是真理的化身，不可能總是對的。一旦某個政府官員在面對公眾質詢和媒體采訪時，出于各種原因講一些錯話，只要不是本質性的重大錯誤，就不應當輕率地、簡單地被處理。要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對講了錯話的政府官員進行嚴肅批評，讓他們在認識錯誤后，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公眾也應調整心態，給他們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對于具體的政府官員來說，講了錯話，就應當主動承認錯誤，就應當在已經產生不良影響的范圍內采取措施消除這些影響，并且要以此為鑒，加強政治學習，提高政策水平，力爭不講錯話。總之，允許官員說錯話，這是一種輿論進步。敢于承認錯誤的官員也不失為一名好官員。“給定資料”提到：“‘允許官員說錯話’，這種輿論的轉變是一種進步。”請根據“給定資料3”，談談你對這句話的理解。要求：觀點明確，條理清晰。不超過200字。【答案】“允許官員說錯話”是一種寬容，彰顯輿論進步。輿論對官員言論要求嚴格，不允許其說錯話，導致官員因輿論壓力而不敢講真話，或是照本宣科，這不僅影響官員的公信力，也不利于民眾了解實情。事實上，官員不可能總是對的，允許其說錯話，對官員來說，是一種輿論松綁；對民眾而言，意味著將會聽到更多“真聲音”。因此，民眾應調整心態，對官員多些寬容；官員要勇于承認錯誤，加強政治學習，提高政策水平，力爭不講錯話。五、給定資料：讓城市如大自然般環境優美是每個人的愿景。近年來，“生態城”“宜居城”“山水田園都市”等理念的提出，意味著生態建設已列入政府工作重心。但“綠色”最好看也最難“畫”，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二次污染的困境。2016年8月8日，有網友曝料稱，河南省商丘市一條街道兩邊的樹根被人用水泥澆灌，目的是抑制空氣浮塵。有媒體指出，把樹根用水泥澆灌，會阻礙樹的成長，甚至把樹“逼死”。此事引起商丘市相關部門重視。當天下午，他們組織人員連夜切割水泥，為樹揭蓋松綁。10日上午，商丘市委宣傳部通報了該事件的調查進展，承認在施工中存在“監管不到位”。通報稱，經查，梁園區公用事業局在大氣污染防治工作中，為減少黃土裸露，對破損嚴重的哈森路人行道實施硬化，但“由于時間緊，監管不到位，局二級機構區市政工程管理處人力不足，招用的社會施工隊沒有按照要求施工，致使部分行道樹池被一體硬化”。盡管此次事件中4名涉事官員已被迫責處理，但近些年，用不可思議的“環保”方式挑戰公眾神經的事件，屢見不鮮。英國《衛報》曾刊文《中國的綠色承諾只有一層油漆那么厚》，將矛頭對準“云南富民荒山刷綠漆”事件；2009年，我國全國綠化委員會和國家林業局印發了《關于禁止大樹古樹移植進城的通知》，但是“大樹進城”充景觀之風仍在各縣市盛行……無論是“水泥封樹”，還是“荒山涂綠漆”，這些打著保護生態旗號，卻破壞生態的行為，在北京生態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長賈衛列看來，都屬于“偽生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硬化河道。為了防洪排澇，修筑堤壩是必要的。但是，很多城市把整個河流的堤岸全部硬化.甚至為了排水方便，把原先自然狀態的河道截彎取直，并用水泥、石頭等砌壘住河堤、河床，致使河流的自凈、蓄洪能力下降。拔除雜草。雖然這能讓草坪看上去更整齊劃一，但會造成地皮裸露，在一定程度上破壞生態。此外，把城市林地落葉掃掉，表面看似“干凈”，實質是將養分掃走，導致森林樹木儲水、降塵功能降低。人造綠化。利用“冷冰冰”的水泥隔離帶和“擺花壇”等假綠化來刻意營造城市的色彩，或者栽植人工草皮，把道路、河流原有的林帶砍掉，栽植上所謂的“色帶”。這些人為營造城市綠景行為，忽略了景觀生物生命力和整個生態系統的協調性，猶如一個生命體“有頭有腳卻沒有身子”。大樹移植。在許多城鄉規劃建設中，移植外來植物，造成當地原有的生態系統破壞。調查數據顯示：有些城市大樹移植成活率很低，死亡率超過70%。更有甚者，今天栽大樹，明天改花園，后天植草坪，這種反復折騰，使得當地的植被、生態反復被破壞。轉移污染。打著建設生態文明的旗號，進行污染跨區域轉移，把嚴重污染環境的項目經過包裝后，以生態項目的名義遷到農村或者不發達地區，加重當地污染。此外，有些生態建設只是空喊口號，卻沒有落實措施。比如，建設統一的垃圾處理場和污水處理廠后，卻不按規范運營，或者是在生態農村建設中，鋪設下水管道后，污水不做處理直接排入河道，這些都使得污染加劇。賈衛列強調，“偽生態”與生態文明建設背道而馳，如果它長期存在，將會混淆保護生態和破壞生態的界限，致使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成為烏托邦。在賈衛列看來，“偽生態”的存在，是由于我們仍用工業文明的思維去詮釋“生態”，片面理解建設生態文明就是治污、種樹，忽視了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絕對增長，以至于把中央提出的建設生態文明戰略，當作政治口號和爭奪資源、牟取經濟利益的工具。此外，環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使得老百姓不能有效地進行監督，而決策者缺乏最基本的生態環境基礎知識，也使得“拍腦袋”的決定存在。要使“偽生態”轉變為“真生態”，必須正確理解生態文明的內涵，它是人類在適應自然、利用自然過程中，建立的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模式。【答案】“偽生態”是對生態文明的片面理解，屬于破壞生態的行為，與“真生態”背道而馳。硬化河道、拔除雜草、人造綠化、大樹移植、轉移污染等都屬于“偽生態”，此類現象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用工業文明思維詮釋“生態”、將建設生態文明作為政治口號和牟利工具，以及環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導致的。“偽生態”的長期存在，會混淆保護生態和破壞生態的界限，并且阻礙生態文明建設。因此，必須正確理解生態文明的內涵，才能“去偽存真”實現“真生態”。六、給定資料：一直以來，基層計生干部們執行著國家人口政策，開罰單、限制超生。而外界也在猜測，“全面二孩”后，中國30年來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宣告終結，那么，從事計劃生育相關工作的人員也就無事可做了。這不是一個小問題，與之有關的人員數量動輒以百萬計算。《第四次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系統人事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05年年底，全國計生系統共有約50萬名工作人員。原國家計生委公布的《國人口發[2009]5號》文件顯示，除上述人員之外，還有約120萬名村級管理員（服務員）和600萬名村（居）民小組長承擔村級人口計生工作。2015年11月10日，國家衛計委王副主任在新聞發布會上對此問題的回答是“不會”。“政策調整后，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任務，我們認為不是減輕了，而是更重了，內容更豐富了，要求也更高了”，因此.“基層計劃生育的網絡隊伍只能加強，不能削弱”。街道辦事處計生干部坦言，“全面二孩”新政策意味著“街道的計生考核壓力可能會減輕”，但他們的工作早已不只是控制人口，還有整治出生性別比、城市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計劃生育獎勵扶助、獨生子女傷殘死亡特別扶助等專門項目。L省H市的69位計生干部除了管人生孩子，他們還積極探索新的工作模式：做給農村嬰幼兒提供免費早教服務的“養育師”。這個名為“養育未來”的嬰幼兒早期發展項目，是由國家衛計委和“農村教育行動計劃”共同推動的，后者主要由陜西師范大學教育實驗經濟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美國斯坦福大學等學校和研究機構的師生組成。他們希望借助69個計生干部的“腿”，跑進最荒僻的農村，彌補農民對嬰幼兒早期發展知識的匱乏。經過一周培訓的69名計生干部，帶著玩具、教材和繪本，每周三去0到3歲孩子家中上一次課——既要給孩子講故事、唱歌，陪他們做游戲，也要給家長上課——他們的父母多在外地打工。他們的行動得到了村民們的一致肯定。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副秘書長俞華介紹，很多年前，一些具有服務理念的計生官員就開始思考未來出路。從1995年起，原國家計生委開始了“計劃生育優質服務試點”，希望“改變過去計生工作過分依靠行政措施強力推行的狀況”。一些新詞翩然而至：“以人為本”“優質服務”“生殖健康”“知情選擇”。“試點”的第一步，是改變基層計生服務站的服務態度和重視民眾的生殖健康。俞華介紹，計生干部被要求不能再不由分說地讓群眾節育，而是要向群眾講解各種避孕方法的優缺點，并根據群眾身體條件，指導其科學選用。而以往群眾是得不到這些信息的，即使知道，也沒有選擇權。江蘇省蘇州市昆山市一位張姓退休干部告訴記者，當地計生服務站早在數年前就啟動了避孕方法的“知情選擇”。而這里的人早已經習慣獨生子女家庭，大家因為經濟壓力等原因都不愿意多生。這也驗證了“優質服務”的支持者的初衷。但在西部欠發達省份，計生部門對“知情選擇”始終舉棋不定。貴州某縣級市的一位街道計生干部就告訴記者，省級計生部門在2004年、2005年都曾短暫實施過一陣子“知情選擇”，2008年到2009年又重新執行過一段時間，最終都因為農村超生人數增加而作罷。“未來肯定會做一些調整，一方面是國家衛計委在頂層設計上會有方向性的引導，二是基層實踐。”國家衛計委基層指導司相關工作人員說。而在已經與基層計生干部共同探索過一段時間的史某看來，“計生干部的意愿是一個方面，國家高層的決策對于他們的轉型更加重要”。首要問題是：職責如何界定？俞華指出，隨著低生育水平的穩定，很多計劃生育工作先進地區開始拓展工作內容。在基層，計生部門常常被當作了“第二國務院”。衛計委基層指導司相關工作人員介紹，一些基層計生干部甚至要幫計劃生育家庭發展生產、申請住房補貼和小額貸款。另外，在目前基層衛生計生服務機構的合并方式中，亦沒有涉及老年人服務。原國家計生委科技司肖司長在考察了瑞典家庭服務中心的經驗后認為，中國的計生工作網絡像一塊“和氏璧”，他們正好可以轉型為積極應對老齡化家庭服務業骨干，特別關注計劃生育家庭。【答案】這種觀點是忽略現實的主觀臆斷，“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后，從事計劃生育相關工作的人員工作更重。第一，不僅要控制人口，還要整治出生性別比、城市流動人口計劃生育、計劃生育獎勵扶助、獨生子女傷殘死亡特別扶助等專門項目。第二，給農村嬰幼兒提供早教服務，彌補對嬰幼兒早期發展知識的匱乏。第三，改變基層計生服務站的服務態度，重視民眾的生殖健康，指導群眾科學節育。第四，拓展工作內容，幫計劃生育家庭發展生產，提供生活幫助。第五，與民政部門協作，應對老齡化問題。為此，“全面二孩”政策施行，從事計劃生育的相關人員的工作至關重要，要肯定和支持其工作，使政策落實得徹底、有效。七、給定資料：德國是最早對城市雨水采用政府管制制度的國家，目前已經形成針對低影響開發的雨水管理較為系統的法律法規、技術指引和經濟激勵政策。在政府的引導下，目前德國的雨洪利用技術已經進入標準化。德國的聯邦水法、建設法規和地區法規以法律條文或規定的形式，對自然環境的保護和水的可持續利用提出明確的要求。聯邦水法以優化生態環境，保持生態平衡為政策導向，成為各州制定相關法規的基本依據。1995年德國頒布了歐洲首個標準“室外排水溝和排水管道標準”，提出通過雨水收集系統盡可能地減少公共地區建筑物底層發生洪水的危險性。1996年，在水法的補充條款中增加了“水的可持續利用”理念，強調“為了保證水的利用效率，要避免排水量增加”，實現“排水量零增長”。在此背景下，德國建設規劃導則規定：“在建設項目的用地規劃中，要確保雨水下滲用地，并通過法規進一步落實。”雖各州的具體落實方式不同，但都規定：除了特定情況外，降水不能排放到公共管網中；新建項目的業主必須對雨水進行處置和利用。德國的雨水利用技術經過多年發展已經日漸成熟，目前德國的城市雨水利用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屋面雨水集蓄系統，收集的雨水經簡單處理后，達到雜用水水質標準，主要用于家庭、公共場所和企業的非飲用水，如街區公寓的廁所沖洗和庭院澆灑。二是雨水截污與滲透系統。道路雨洪通過下水道排入沿途大型蓄水池或通過滲透補充地下水。德國城市街道雨洪管道口均設有截污掛籃，以攔截雨洪徑流攜帶的污染物。城市地面使用可滲透地磚，以減小徑流。行道樹周圍以疏松的樹皮、木屑、碎石、鏤空金屬蓋板覆蓋。三是生態小區雨水利用系統。小區沿著排水道修建可滲透淺溝，表面植有草皮，供雨水徑流時下滲。超過滲透能力的雨水則進入雨洪池或人工濕地，作為水景或繼續下滲。為了實現排入管網的徑流量零增長的目標，在國家法律法規和技術導則的指引下，各城市根據生態法、水法、地方行政費用管理等相關法規，制定了各自的雨水費用（也稱為管道使用費）征收標準。并結合各地降水狀況、業主所擁有的不透水地面面積，由地方行政主管部門核算并收取業主應繳納的雨水費。此項資金主要用于雨水項目的投資補貼，以鼓勵雨水利用項目的建設。日本是個水資源較缺乏的國家，政府十分重視對雨水的收集和利用，早在1980年日本建設省就開始推行雨水貯留滲透計劃。1992年頒布的“第二代城市下水總體規劃”正式將雨水滲溝、滲塘及透水地面作為城市總體規劃的組成部分，要求新建和改建的大型公共建筑群必須設置雨水就地下滲設施，要求在城市中的新開發土地每公頃土地應附設500立方米的雨洪調蓄池。日本的雨水利用的具體技術措施包括：降低操場、綠地、公園、花壇、樓間空地的地面高程；在停車場、廣場鋪設透水路面或碎石路面，并建設滲水井，加速雨水滲流；在運動場下修建大型地下水庫，并利用高層建筑的地下室作為水庫調蓄雨洪：在東京、大阪等特大城市建設地下河，將低洼地區雨水導入地下河；在城市上游側修建分洪水路；在城市河道狹窄處修筑旁通水道；在低洼處建設大型泵站排水，等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技術手段是建設雨水調節池，在傳統的、功能單一的雨水調節池的基礎上發展了多功能調蓄設施，具有設計標準高、規模大、效益投資高的特點。在非雨季或沒有大暴雨時，多功能調蓄設施還可以全部或部分地發揮城市景觀、公園、綠地、停車場、運動場、市民休閑集會和娛樂場所等多種功能。日本對雨水利用實行補助金制度，各個地區和城市的補助政策不一。例如東京都墨田區1996年開始建立促進雨水利用補助金制度，對地下儲雨裝置、中型儲雨裝置和小型儲雨裝置給予一定的補助，水池每立方米補40-120美元，雨水凈化器補1/3-2/3的設備價，以此促進雨水利用技術的應用以及雨水資源化。德國、日本在建設海綿城市方面具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經驗，請你談談我國能從中獲得的啟示。要求：緊扣材料，全面準確，語言流暢。不超過350字。【答案】我國能獲得以下啟示：一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法律法規引導水資源保護與雨水綜合運用。二是加強頂層規劃。制定、推行雨水貯留滲透計劃。三是加強技術研發、運用。開發、推廣雨水集蓄、截污滲透、利用系統，具體包括：收集、處理雨水；設置截污掛籃；降低操場等場所的高程，鋪設透水路面，建設可滲透淺溝、滲水井等；修建地下水庫、地下河、分洪水路等，發展多功能調蓄設施。四是以經濟手段加強雨水管理。各地根據相關法規及當地實際，制定雨水費用征收標準，由主管部門核算并收取雨水費；實行投資補貼制度，鼓勵雨水利用項目建設。八、給定資料：“扶貧先扶志，一個不愿奮斗、只知道‘等靠要’的人，你能幫他真正脫貧嗎？文化扶貧，扶其志氣，扶其精神，迫不及待。”全國人大代表龔曙光表示，在全國吹響扶貧攻堅號角的背景下，文化扶貧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文化企業應當積極參與扶貧，挖掘、創作和傳播一系列優秀的農村題材文化作品，激發農村青少年積極向上的奮斗精神，激發農村脫貧的內在動力。龔曙光長期關注扶貧問題。他介紹，貧困的因素很多，自然因素、經濟因素和健康因素等廣為人知，但文化因素容易被忽視。“由于文化的缺失，精神的貧弱，造成整個家庭的生存能力的缺乏，并導致貧困代際傳遞。”他打了一比方，比如有的農民害怕市場和開拓，政府給免息貸款，鼓勵他們發展產業，他們也拒絕，而是守著家里幾畝薄田，過著貧困生活。“在這種意義上，文化扶貧和經濟扶貧，是各有其用、并行不悖的兩種方式，而且文化扶貧更能激發他們脫貧致富的內在動力。”龔曙光表示，文化扶貧能扶志、更新農民的思想，有效破除“等靠要”觀念，起到固本培元的作用。但是，相比大量人力、資金、產業項目進入農村，文化扶貧的內容則嚴重偏少，尤其缺乏一些滿足和刺激農村發展精神需求的文化作品。“當年路遙先生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激勵了很多農村青少年奮斗，最終走出農村，不僅幫家里脫貧，還成為城市發展的引領者和建設者，現在非常缺乏這樣的作品。”龔曙光表示，扶貧攻堅與每一個公民息息相關，有愛心者應當參與進來，文化企業更責無旁貸。所以，他建議文化企業要加快挖掘、創作和傳播一批新時期優秀農村文學作品，引導農村青年一代積極向上。同時，文化企業也可以通過免費捐贈等途徑，讓大量優秀的文化產品下鄉，滿足農民群體的精神文化需求。“給定資料”中提到“扶貧先扶志”，請你從對這句話引發的思考說開去，寫一篇文章。要求：(1)自選角度，自擬題目，見解明確、深刻；(2)思路明晰.語言流暢；(3)參考“給定資料”，但不拘泥于“給定資料”；(4)1000字左右。【答案】例文：脫貧拒絕“等靠要”文化脫貧志需高“實現精準扶貧，要做到扶貧先扶志。”志氣提升主要來自學識、素養等文化內涵的提升，因此，我們要重視精準扶貧中文化對人心的浸潤。可以說，文化脫貧比經濟脫貧更重要。一個沒有學識素養之人，難免缺乏“我要脫貧”的志氣，而其脫貧主觀意愿不強，是很難脫離貧困的。扶貧就要先扶志，通過文化扶貧，提升扶貧的效果。過去扶貧，人們往往會拿些淘汰的舊衣裳、舊書籍送到貧困地區去，這樣并不能完全滿足貧困地區的實際需要。我們要做到“精準扶貧”，更要“精品扶貧”，通過文化扶貧的手段，利用優秀的各類文藝作品去滿足貧困地區的文化需求，這樣才能起到更大的教化作用，發揮更強的引領功能。文化扶貧有利于精準扶貧。長期以來，人們較多從物質或經濟、技術層面來看待貧困問題，而忽視文化因素的潛在影響，而經濟貧困的背后正是文化的貧困。過去大水漫灌式的扶貧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我們要找到貧困的癥結，才能做到精準扶貧。而貧困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文化的貧困，所以扶貧就要先扶人，“治貧”必先“治愚”。曾經有位記者采訪西北的一個放羊娃，問他“你每天干什么？”“放羊。”“放羊為了什么？”“掙錢。”“掙了錢呢？”“娶媳婦。”“娶了媳婦呢？”“生娃。”“生了娃，讓他干什么？”“放羊。”可想而知，如果不先治愚，脫貧之日遙遙無期，精準扶貧更無從談起。文化扶貧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貧困地區精神文化生活的貧乏容易被忽視，導致一些低俗愚昧的陋習滋生，這就在不同程度上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當地社會治安也因此受到挑戰。有些貧困地區至今還流傳著“有病不吃藥，大神跳一跳”的惡俗。這些惡俗不僅腐蝕人們的思想，阻礙先進文化的傳播，而且還擾亂社會秩序，阻礙和諧社會建設。所以，要開展文化扶貧，普及科學知識，豐富文化生活。只有文化素養提升了，低俗文化才會無處遁形，高雅文化、正能量才能占領高地，國家自然國泰民安。實現精準扶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文化建設不可缺位。正所謂“沒有文化富不了，有了文化窮不長”，扶貧先扶志，文化扶貧有利于提高貧困地區人民脫貧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高人民志氣，擺脫舊時“等靠要”的脫貧方式，讓脫貧更加容易。九、給定資料1：2016年1月，中央一號文件再次聚焦“三農”。與不久前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精神相一致，文件強調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讓農業成為充滿希望的朝陽產業。2015年，我國糧食產量喜迎“十二連增”，然而在這傲人的成績背后，卻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國農業品質低下、效益不高等問題突出，與人民群眾日益提高的需求明顯脫節。粗放式的農業生產帶來的農產品安全問題，屢屢牽動著社會各界的神經，讓人們在消費時顧忌頗多，最終導致國外的農產品大行其道，而國內的農產品則屢陷價格踐踏，價格傷農事件頻出，甚至出現“奶農倒奶”等極端情況。表面上看，這是農產品過剩導致的結果，或者農產品流通環節出了問題，實際上病根卻在供給端：我國農民提供的農產品都是中低端農產品，一方面這類產品的消費需求日益萎縮，另一方面彼此之間形成了同質化惡性競爭。B省自2004年國家實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以來，共啟動了25次最低收購價執行預案和8次臨時存儲收購。多次啟動的最低收購價收儲表明，B省產出的部分糧食在質量上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B省農經學會陳會長說：“雖然我國糧食產量達到十二連增，然而去年糧食進口量可能也創下新紀錄。現在逢年過節，大家買的年貨很多是泰國、日本的大米，因為他們的大米質量好，哪怕價格高一些，消費者們也愿意購買”。針對B省目前的情況而言，農業供給側改革，重點在于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改善農業生產上的薄弱環節，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提高農業領域的科學技術水平。“在我看來，要達到這些目標，必須首先實現‘兩個提高’，即提高農產品的有效供給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陳會長表示，實現農產品的有效供給，最重要的是抓住農業生產的中間環節。在國外，農業會有一些行業協會，通過調度和指導，告訴農戶當年種什么品種、什么品質的作物會有好銷量，有效地把農戶和市場對接起來。而在我國，這個環節需要合作社、種糧大戶、新型農場主以及適度規模的農業經營者與農民對接，讓他們起到一個“橋梁作用”，引導農民去生產更優質的農產品。為了探訪“橋梁作用”突出的合作社，記者走進了王守興的植物大棚。他領辦的宿州市埇橋區富民瓜菜專業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其合作社充分聯系農民，如今已有社員680戶，擁有工廠化育苗中心4000平方米、新型無支架鋼構大棚3900多畝。王守興說，所有種苗都會在大棚內經過統一培育，確定存活和健康后再交給合作社的社員種植。“除了統一育苗栽培，我們后期還會統一提供生產資料、技術指導、銷售服務等，充分引導農民去生產更優質的農產品。合作社實行的是訂單農業，與全國很多蔬菜批發市場有長期的合作關系，他們需要什么蔬菜瓜果、什么品種，都由他們提供種子，我們提供農資和種植技術。”王守興說，這樣就能保證種出來的東西是他們需要的，而且會有一個收購的最低保護價，為合作社社員提供穩定的收入保障。早在成立那年，合作社就注冊了自有商標，還建立了網站。近年來，合作社也開始嘗試有機蔬菜種植、物理方法和生態環境調控等，加大綠色生產和物聯網融入的比重，積極推動“互聯網+”現代農業行動，全力打造新型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突破農業農村電子商務、農業信息進村入戶等發展瓶頸，很快贏得了市場認可，在北京新發地、合肥周谷堆、武漢白沙洲等批發市場建立了銷售窗口，與蘇果超市、華夏超市等簽訂了合作協議，還通過自家的網站平臺銷售。“每到收獲的時候，門口的大馬路邊停的全是來拉貨的大貨車，隊排得可長了！”王守興高興地說。給定資料2：近年來，農業方興未艾，而且不斷掙脫傳統“舊殼”，換穿新興“外衣”。很多昔日并不從事農業的企業紛紛“下鄉”，產業群體不斷擴大，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各類“下鄉”的產業組織達356萬家，其中各種級別的龍頭企業12萬多家，國家級的龍頭企業1240多個。這一切，說明我國農業生產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前路將愈加平坦。所謂農業生產的供給側改革，其目的在于高端農產品生產，講求效益與競爭力，若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將希望寄托在多如牛毛的企業身上。據統計，在農業生產企業中，1245家國家級龍頭企業.90%建立了研發中心。如聯想集團，早在2010年便成立佳沃集團，在成立之初，通過研究重點發展兩大產品：一為山東藍莓，一為四川獼猴桃。為什么集中力量發展這兩大產品？原因是該集團研發中心通過調研發現，這兩大產業的發展前景良好。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城市中的中高端消費群體不斷膨脹，新興中產階級對這兩大產品的消費需求越來越大，而且當時并沒有領軍企業關注這兩項產品。為了打好這兩個產品的生產，聯想佳沃搞了三全戰略，第一為全產業鏈條。從田間到餐桌，全程由聯想佳沃公司進行布局，生產基地、加工車間、營銷商店，打造全程全產業鏈。第二為全程化布局。為了把產業做大做強，在山東和四川分別搞藍莓和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