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城市二元化”城市化，在當下中國人的腦海中,有著特別豐富的想象。它是引領現代化巨輪遠航的飄揚的旗幟,它是撬動全球化大國崛起的神奇的支點,它是普通中國人從傳統走向未來的一個璀璨的夢想。在中國應對后危機時代挑戰、加快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之際,城市化又被賦予特殊的使命。可是，當我們激情澎湃地去鼓呼、去追趕、去推動的時候,有沒有思考過、詰問過：城市化的真諦、城市化的意義是什么?我們需要的究竟是如何的城市化、為誰的城市化？聆聽各級政府宏大敘事中的城市化構想，投身今日中國咆哮前進的城市化浪潮，我們一方面應當關注、應當警惕的，不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指數,而是城市化的內質和價值。許多地方正鋪開改天換地的“新造城運動”。鄉村城鄉化、郊區城市化、縣城城區化，由此引發了緊鑼密鼓的“圈地運動”，更有暗潮洶涌的“圈縣運動”。可是，假如脫離制造業服務業的支撐，僅僅靠爆炒房市股市做大資產泡沫就能舉托新城崛起？在城市空心化的格局中，新市民生存發展、就業謀生的機會在哪里？許多地方正熱衷經濟增長的“新城市拉動”。旨在加快城市化進程,拉動進城打工農民和失地農民的消費升級，進而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創新。可是，在城市ＧＤP化的偏向中,百姓消費的基礎是什么？城市化并非僅僅是建制的擴大、土地的圈占和人口的膨脹,城市功能的開發，公共空間的拓展，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福利的普及與提高,如何及時跟進？許多地方正推動城市經營的“新地標活動”。政府一味追求“現代城市形象”：更高的樓房,更豪華的商務區，更宏大的花園廣場，更具動感的都是韻律……令人目眩的種種商業地標、產業地標、文化地標，往往變成造價驚人的工程，變成財富和技術的炫耀。可是,在城市化泡沫化的幻象中,普通人的地位和尊嚴如何提高?在人類歷史的演進中，城市化意味著什么?是一種新的發展，人的發明力量的解放和財富源泉的涌流;是一種新的生活，人的生活方式的變革和生活品質的提高；是一種新的文明,人的道德精神的進步和人文價值的升華。城市化的靈魂應是以人為本。踐行以人為本的重心在哪里？在于堅守社會的公平正義，在于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于保障弱勢群體基本的生存條件和發展機會。我們的城市化除了要努力開掘“管理者的財源”、打造“投資者的樂園”，更當努力建設“勞動者的家園”。看一看身邊的城市化浪潮,我們應當警惕:不少城市借助于區區一紙戶口登記的戶籍改革，借助于統籌城鄉一體化的制度創新，便擁有了更多的土地資源和發展空間，同時也產生了眾多的從鄉村涌向城市的失地農民。當城市化難認為其提供基本的生存條件、足夠的就業機會和有效的福利保障時，“失地”和“變市民”更也許換來的僅僅是無業市民的身份。尚有億萬進城謀生的打工農民,承受著危機沖擊和產業轉型的巨大壓力，甘冒著減薪欠薪和隨時失業的現實風險，支付者種種職業病患的侵害和留守子女的成長的人生代價，托舉起城市的高樓大廈,召喚出城市的昌盛繁榮。可是，至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還被拒絕于城市的發展之外、社會之外、體制之外。讀一讀媒體關于南京農民工凍死街頭橋洞的新聞吧，我們如何卸下心頭這不能承受之重?看一看眼前的城市化景象,我們亦當清醒：交通歷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密集，然而，與之隨著的是機動車對路道資源的一再擴張,是自行車道、步行者道的一再被擠占、被壓縮,有的地段甚至已被斷然取締。中國是一個自行車大國，是一個恰逢低碳社會到來、無法反復美國消費故事的國情,步行和自行車交通仍是我國城市居民出行的重要方式，占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者還難以進入“有車一族”，他們平常的出路又在哪里?他們行走的路權如何保障?房地產歷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火熱，然而，與之隨著的是房價對普通百姓的重壓和裹挾。有業內人士表達，房改十年最大的遺憾就是經濟合用房和廉租房問題。當時希望通過經濟合用房既解決百姓住房,又拉動經濟增長，卻出現了有錢人買了多套經濟合用房,有的城市還沒有廉租房的政策。后來，國家下達保障性住房建設計劃,結果也基本踩空，從而導致民生住房體系的嚴重缺位。于是，我們在一些大都市中,隨處可見這樣的場景:馬路一邊的高檔社區里居住的是擁有一套或多套房產的“有錢人”，而僅一墻或一路之隔的“棚戶區”里則擠滿了城市低收入人群和外來流動人口。社區圍墻,成了貧富的“楚河漢界”。尚有,城市普通教育發展中門檻不斷抬高的擇校和地產與名校牟利的“勾兌”,文化設施建設中競相攀比的豪華和風格樣式的崇洋,道路環境整治中對馬路攤點的清理和對“美麗城市”的追求,等等，日益加劇城市平民生活的窘迫和艱辛。當我們還在問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艱難求解之時，一個新的城市二元結構圖像又已隱約浮現。這里,有城市的財力問題，有發展的階段問題。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的執政理念，是發展的價值取向，是城市化得途徑選擇。人民城市,應當人民做主，人民創建,人民共享。必須從根子上鏟除“拉票”行為堅持在干部選拔任用過程中擴大民主,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黨中央前不久頒布的《２02３——２023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專門就擴大干部提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問題提出了新的規定。干部選拔工作中的民主程序是干部工作的生命,缺失民主程序的干部選拔工作不僅是沒有群眾基礎，并且貽害無窮。任何事物在發展進程中，都不會一帆風順，也許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近年來我們在干部選拔任用過程中擴大民主,隨之卻出現了一些“拉票”現象。“拉票”行為破壞了干部選拔工作的正常秩序和民主的真實性，影響極壞。因此，必須從根子上鏟除“拉票”這個毒瘤,這是當前乃至此后一段時期干部工作的重點。所謂“拉票”就是在干部推薦過程中,打招呼或者暗示具有推薦資格的一些同志投票推薦自己，從而使自己達成升遷的目的。這種靠“拉”，不靠“干”的行為,不符合黨的干部任用工作原則。假如縱容這種行為，就會形成一種誤導：“干得好”不如“拉得好”。有些人平時不是把心思用在干好工作上,而是把重要精力放在經營關系上。整天吃吃喝喝，工作上馬馬虎虎,關系方面卻是左右逢源。隨著打擊和查處“拉票”行為力度的加大，“拉票”行為從本來的赤裸裸地進行,轉變成了悄悄地進行。拉票者把工夫用在了“詩外”,用在了平時。變換把戲的“拉票”行為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新特點。一是在平常工作中送人情。一些領導干部在工作中公權私用，該堅持的原則不堅持，做老好人，搭順水人情。甚至，明明是正常的工作，也要暗示對方對自己心存感激，讓對方背上人情債。這種人對上如此,對同級、下級也是如此。可以想象,以這樣的態度和工作出發點，能不耽誤工作和事業!當然,在這種人看來,耽誤工作和事業不要緊,要緊的是自己的選票不能丟!他們認為，堅持原則,不光得罪人，還丟了選票,沒有群眾基礎，你干得再好也是白搭。更何況,評價有些工作好與不好沒有硬性指標，對這種人來說,上下擁護，大家“認可”才是最重要的。二是依靠手下親信幫忙。手下培植幾個信得過的人，平時在故意無意間幫自己鼓與呼，往自己臉上燙金。這事實上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他們有一條共同的“利益鏈”。這些“抬轎子”的人,一般都是領導干部的親信，都是靠依附某位領導受提拔重用的,平時領導信任,關鍵時刻為領導挺身而出。這些親信們時時處處維護領導權威,運用手中的職權，與方方面面搞好關系。這種行為看起來是無可厚非，事實上在拿組織原則做交易,他們是在用公權為上司爭取“票倉”。三是在親朋好友中搞感情投資。民主是個好東西，好就好在它對權力起到了約束和反制作用。以前,在人們的印象中，有些人為了職務升遷,總往領導家里跑。如今，情況有點變化,他們的親朋好友們平時也會積極“出訪”,走家串戶送出自己的“關心和愛惜”。事實上，對于這種感情投資,大家都心知肚明。他們去的人家,一定是對他們有用的,是手中有選舉權的人，那些沒有選舉權的人自然不會享受到如此待遇。四是“大款朋友們”出面保駕護航。這些年,領導干部傍大款現象屢禁不止。在查處的領導干部腐敗案件中，往往是領導干部的大款朋友出了事,自己也被牽扯出來。領導干部的大款朋友往往神通廣大，憑借手頭闊綽,他們結交了方方面面的“朋友”,結成了一張張的關系網。到了關鍵時刻,沒有這些大款擺不平的事。領導干部平時結交大款朋友，認真經營關系，關鍵時刻大款們會異常活躍,到處游說，為他們的領導朋友賣力地爭取每一張選票。上述種種行為，比干部自己直接“拉票”危害更大，這些手段具有較強的隱蔽性和欺騙性,必須加大力度予以根治。在選人用人問題上,要防止簡樸的以票取人。一方面,要認真分析、比對，把干部平時的表現和考核獲得的各項指標進行綜合評價,科學論證，防止工作簡樸化、公式化和抱負化。另一方面,要早防止，要建立起防止和杜絕“拉票”行為的相關工作機制，讓那些“拉票”者無可乘之機,無可鉆之空,無生存的土壤。第三,要加大查處力度，要有鋼性的措施，對“拉票”行為決不手軟。鏟除毒瘤要下猛藥。要從輿論上形成聲勢，在舉措上形成機制，讓“拉票”行為無處藏身,沒有市場，沒有機會。在這個基礎上,還要讓被查實的“拉票”者受到嚴厲解決。只有這樣,才干從根子上鏟除“拉票”行為。迎接一億新生代農民工的到來今年中央一號文獻初次明確提出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新生代農民工重要指1９80年、19９0年后出生，現在外面打工的青年。他們占到全國1.5億農民工的6成，大約有一億人。對一號文獻的這一新提法,社會給予了高度關注。正如人們所議論的,拖著“拉桿箱”進城的他們和“扛著蛇皮袋”進城的父輩們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后者可工可農,可進城可返鄉，而前者當中很多是“五谷”不識、從沒下過田土的“農盲”,他們的人生目的是圓“城市夢”。受教育限度高、職業盼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規定高，工作耐受力低——有人把這一群體描述為“三高一低”。改革開放３０數年，中國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是，正如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等最近發布的研究報告稱，中國“社會結構滯后經濟2０2３”。以這一億新生代農民工為例,他們身處城市,城市卻拒絕接納,根在鄉村，鄉村已無法回歸。在社會保障、就業培訓等很多方面沒有被城市所充足容納。他們,正是“社會結構滯后”的代表性群體。當這一億新生代農民工在中國的舞臺上走來，我們首要的姿態應是擁抱、歡呼。他們,是中國產業發展可依賴的人才大軍。一切資源之中,人的資源最寶貴。相比父輩而言,他們的文化水平大幅提高,見識大為豐富,接受新技術、新知識、新信息、新生活方式的能力大大加強。事實上,他們大部分已經成為中國制造業、服務業等的重要勞動力來源。當中國步入老齡化時代，他們將是中國發展最活躍的生產力群體。他們,是中國城市化最有潛力的群體。今年的一號文獻，側重支持城鄉統籌以及城鄉化發展。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更深刻地意識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可靠支柱與巨大潛力在農村的消費與農民的城鄉化。這一億人的父輩，或許半輩子在城里尋找生存發展的機會,但靈魂深處還是頑強維系著“葉落歸根”、還鄉定居的鄉土情結。而夢想城市生活、積累一定資本的他們,無疑將是城鄉化的熱烈響應者。但我們的確不能回避,這一億新生代農民工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新課題。驀然回首，他們來得如此快，如此龐大,以至于我們必須認可,政府與社會還缺少足夠的準備。迎接他們,須總結借鑒近3０年對待農民工的經驗與教訓，政府的治理要創新，民間的力量要參與。迎接他們，就不應使之成為被城市冷漠對待的一群。他們雖然擺脫了收容遣送等舊規定的束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也開始得以分享，然而在就業機會的獲得、同工同酬、勞動維權以及社會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許多不平等、被歧視的方面。他們雖然在城市里奮斗，但經常只能棲身工棚或棚戶區，無法像城里人同樣進入廉租房居住。假如說,他們的父輩給社會的壓力重要是就業，那么他們面臨的身份認同、性、婚姻、保障等問題,則遠遠超過了就業的范疇。迎接他們,就要避免他們成為頹廢悲觀的一群。南方一個大省3大監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農民工罪犯9成在２6歲以下。他們當中有的已經完全看不出他們父輩們所具有的勤勞、堅忍、節儉與執著，在城里找工作挑肥揀瘦、嫌累怕苦，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或滯留城里游蕩,或回鄉后偷雞摸狗，令留守村里的老農搖頭嘆息,令基層派出所頭痛。他們當中部分人極易形成游民,成為社會秩序的潛在挑戰者。迎接他們，就要力爭使他們在社會結構中成為可以向上流動的一群。人出生之初的不平等，是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存在的普遍社會現實,但是一個正常、健康的社會，除了以健全的社會保障保護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利,還應當給每一個人的發展提供公平均等的機會。假如貧民可以通過努力成為富有者，文盲可以通過努力成為知識分子，新生代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弟可以通過奮斗，成為公司家、官員、專家——這樣的社會，才會充滿活力、和諧穩定。迎接他們,就要讓他們成為可以發出自己聲音的一群。盡管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盡管他們就居住在城里，但是在城市的輿論場里，他們如同隱士，社會很少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的戶籍在鄉村，但是很多人沒有回鄉參與村委會主任“海選”，而在城里他們又往往難以參與政治選舉與公共生活。他們應當盡也許被納入到政治參與的進程中來，從而可以理性、大聲地表達利益訴求。半月談2023年第４期:尋找改革前行的航標一、又聞改革悄然涌動的潮聲。抗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加快中國發展模式的轉型，呼應廣大民眾改善民生擴展民權的需求，改革深化的問題,又一次沉重地撞擊著社會緊繃的心弦。我們不必沉湎于昔日的輝煌而盲目陶醉。歷經30數年風雷激蕩，中國改革寫下了壯麗的歷史篇章,蓄積了巨大的發展能量。但是，這還是開始,遠非歷史的終結。我們不必畏難于利益的沖突而裹足不前。改革,歷來就不是在一馬平川的原野上馳騁，“敢闖敢試”,“壯士斷腕”,“背水一戰”，是眾多改革者奮然前行的真實寫照。我們不必受制于危機的應對而轉換方向。危機是改革的助產士。以改革促轉型,恰可增強抵御外來沖擊的力量。關鍵在于，改革的指向是什么?改革的航標在哪里?人們在解決溫飽之后,必然更加關注平等、公平、正義。推動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頸，必然引發公民權利保障的強烈訴求。新年前夕，有媒體舉辦了題為“影響當前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問題”的經濟學家問卷調查,結果位列前十的大多是與大眾福祉相關的社會發展問題。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問題，也是中央新近提出的進一步貫徹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重要任務。加快改革的任務，更多地指向“社會事業”,指向“公共領域”，指向“公民權益”。二改革的推動，或因制度框架的引領,或因問題危機的倒逼。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中，推動當下的社會改革,我們更應著力求解的是倒逼中的現實問題。發展代價,是中國實現經濟社會轉型的最直接的制約。本來的投資主導出口依賴、粗放型外延型增長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伴生而來的是貧富差距拉大、民生問題積聚、利益矛盾激化、生態環境破壞、價值體系紊亂的繁多的成長煩惱、沉痛的社會代價。市場機制必然帶來利益分化、優勝劣汰,加以權力干預的資源配置、增長主導的制度安排和扭曲變形的市場環境,加劇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社會階層之間利益關系的全面失衡。維權事件，是對地方政府執政能力最嚴峻的考驗。在咆哮前進的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浪潮中，我們也當看到那些難以承受之痛。公司改制，勞資矛盾，房屋拆遷，農村征地，環境污染，等等,不少地方百姓利益被漠視、被剝奪,難以通過正常渠道維護合法權益,于是便將自己特殊的民生利益訴求,以“群體事件”的體制外行為表達出來。并且，暴力限度顯著上升，事件發生頻率加快，輿論共振張力加大。貪腐現象,是百姓高度關注的最持久的熱點。利益集團化、利益部門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頑疾。權力與資本聯手形成的利益集團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讓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許多改革政策被變形，權錢交易的手段把戲不斷翻新，＊*＊*斂財的環節鏈條不斷拉長。如土地開發,已成滋生既得利益集團和扭曲國民收入分派的土壤。加快社會改革,已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問題在于，如何重燃改革的激情？重振改革的信心?三民眾中蘊藏著極大的改革積極性、發明性。改革初期，放權讓利,打破舊體制僵化的框框套套,社會共同分享改革帶來的成果。那是一個狂飆突進的年代。如今,改革進入新的階段。要重構發展格局,重組利益關系，難度、風險驟然加大，社會的共識在分化,民眾的熱情在下降。但是,在民間，在草根,改革的動力仍然生生不息。面對利益集團的贏家通吃，市場制度的馬太效應,資本時代的競爭強勢,原有改革的扭曲變形,普通民眾更加真切、更為強烈地表達著,要發展,要公平，要社會正義,要共同富裕,要有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改革的權利不可壟斷，改革的動力不可低估，改革的激情不可浪費。正是從普通民眾的需求和意愿中，改革獲有了充足的合法與合法。發生在平常生活中的許多群體性事件，便是民眾規定繼續改革內在動力的一種非常規爆發。當然,我們還當直面、還當破解改革前行的障礙和風險。阻礙改革的,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他們高高地盤踞在社會資源財富分派的金字塔尖，他們貪婪的欲望便是鞏固，便是坐穩。由于，他們心中一片透亮:獲取這些既得利益在計劃經濟時代是無法想象的，在市場經濟國家同樣是無法想象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坐大,不僅表現在他們對自然資源的壟斷，并且表現在他們擁有影響市場交易潛顯規則制定的能力，擁有影響社會輿論熱點流向議題設立的能力。在公然的商業利益追逐中，在服務“高端”讀者群的標榜中,多少媒體昧于是非，熱衷為其代言。替代改革的，是政府和資本的主導。在公司，“通鋼悲劇”的一個重要成因,在于廣大職工被排除在改革重組的決策之外，職工在利益遭遇侵害之時,沒有正常的渠道表達自己的意愿,維護自身的尊嚴。在鄉村,“加快土地流轉”，“發展規模經營”，“提速新農村建設”，“推動城鄉一體化進程”,等等,是當下最為熱烈的改革行動。在改革的旗幟下,不少地方拼命追求發展速度、經濟效益。我們歡呼改革,我們還當追問，改革帶來的究竟是誰的發展、誰的效益？農民的權益是否在改革中得到充足保障?每一處改革的推動動員中，都會有“尊重農民意愿”的字樣，只是在改革實踐中,是否有政府與資本聯手，用種種高壓手段,把他們的意愿強加給農民,用堂皇的包裝，將他們的意愿同化了農民？不少地方,農民的土地經營權難以保障，農民的市場交易權無法對等,農民的收益分派權受到擠壓,農民的現代農業發展權被容易剝奪。問題的實質在于,諸多改革,我們在其中看到的多是政府的發明,資本的發明，而真正的主體——農民的發明在哪里?扭曲改革的,是改革取向的偏離。教育改革新招迭出，各地相繼啟動普通高中新課程改革，推動素質教育,進行高考制度改革,擴大自主招生。罔顧城鄉二元結構、教育資源嚴重失衡的現實,“一刀切”的改革結果呢?“百科全書”式素質教育下還是“穿新鞋走老路”,“自主招生”對農村學校只是一塊誘人的“畫餅”而已。正是在“改革”的推動中，農村孩子越落越遠，他們在呼喊:“不要讓我們既輸在起跑線上,又輸在跑道上!”四中國改革再出發,從何處啟航?向何處揚帆?從經濟改革進發,于社會改革突破,向政治改革進一步。社會改革,是經濟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改革的支持、承載和奠基。收入分派合理化、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結構開放化、政府治理民主化,應當成為當下社會改革推動的重點。收入分派合理化。重點是理順分派關系,調整利益格局，解決利潤侵蝕工資、機器排擠勞動的問題，解決壟斷行業收入分派過度向個人傾斜的問題。還需堅定不移地推動政府管理體制、財政體制改革和資源要素價格體系改革，矯正資源特別是土地、礦產資源收益分派扭曲的現象。加劇社會分化的,尚有權力與資本在合流中對國家財富的肆意侵吞，如官煤勾結而來的暴富，尚有既得利益集團在贏家通吃中對民眾利益的貪婪剝奪,如房地產價格一路上漲中底層百姓遭遇的生存擠壓。如何從深刻的體制變革而非簡樸的國進民退中去遏制,去根治?公共服務均等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義務教育免費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農民工保險轉移接續制度，公共醫療衛生制度,……努力推動城鄉統籌一體化，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社會公認的“十一五”的最大亮點，也是“十二五”推動社會改革的重要內容。社會結構開放化。保障社會結構開放，當前要特別警惕日漸彌漫的“隱性世襲”現象。據媒體報道，在社會公共資源的支配和掌控中,在一些政府部門或具有壟斷能力的經濟部門,這種現象接連發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勢。看來，社會就業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進程必須加快,以真正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流動格局。結構改革的重點，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改變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要警惕出現新的“城市二元結構”,為進城農民積極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為新生代農民工更為順利地融入城市社會，拓開多樣的渠道。發明底層上升機會的主線，是實現教育公平。貧窮很可怕，更可怕的是連改變貧窮命運的機會都沒有。城市普通教育發展中門檻不斷抬高的擇校,背離了教育公平。更突出的，是鄉村教育資源的急劇流失帶來的農民子女向上流動機會的萎縮。越來越多的農民子女放棄上高中的機會,表白弱勢群體對“知識改變命運”的信仰已經開始動搖。同一個世界,每一個夢想。改革30數年,普通民眾心中的“中國夢”不應當就此邃然遠去，底層群體改變自身命運的希望之光不應當就此暗淡下去。政府治理民主化。政府要從直接控制經濟資源、參與經濟活動中解放出來,把維護社會事業的公益性、保障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作為自己的重要職責。民主行政要拓展。民主的要義在于探索人民當家作主的多種實現形式,努力把民眾的各種利益訴求納入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軌道。基層群眾自治的發展，顯示了民主成長新的態勢。基層民主懇談的實踐，開辟了協商民主新的途徑。公民社會要成長。公民社會是一個追求民主和諧的社會,一個強化權力監督的社會,一個保障權利平等的社會。改革30數年來，國家和社會逐步分離開來，蓬蓬勃勃的公民意識在發育,多種多樣的公民組織在興起，自由平等的公民領域在生成。不少媒體相繼評選刊出“2023公民社會十大事件”，就是公民意識蓬勃發育、提高的真實鏡照。各色各樣的社團與我們平常生活的關系正日益密切。2０23年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國人采用了令人矚目的民間援助行動,成千上萬的志愿者大軍源源不斷地涌入震區。輿論認為,這是中國公民社會覺醒的一個標志。越來越多的公民可以通過互聯網表達自己的意見，并由此影響社會生活,最終參與到政府決策之中。網絡民主成為中國政治文明的新鮮符號。一個不斷發展的公民社會,正在并且必將更有力地對轉變政府職能、推動基層民主、改善社會管理、促進公益事業等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公民社會的興起，我們也應防止民間組織在極端利益的操縱中出現反社會化、黑社會化的悲觀現象,防止網絡輿論在民粹主義的左右中出現激進化、暴力化的不良偏向。政府在加大對社會力量哺育力度的同時，還應為民間組織的發展和規范發明良好的法治環境。五改革在社會領域的突破和深化,直接推動著改革的轉型。改革的現實理性是發展第一,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改革的核心價值是以人為本,是以人民為本,促進廣大民眾的利益追求、權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發展。改革的轉型，就是樹立科學改革觀,就是使改革的取向從現實理性向核心價值挺進、深化。當前尤須著力的是民眾的權利保障，不僅保障公民在平常中生存發展的權利,并且保障公民在改革中話語主體的權利。以教育改革為例。近年來,改革不乏新舉，有的也轟轟烈烈,但多是教育行政部門的獨角戲,廣大師生大多靠“道聽途說”得來風聲，無緣置喙。這些改革涉及千千萬萬家庭及其子女未來前程、生存狀況、經濟利益,他們可以在多大限度、多大空間反映自己的呼聲,表達自己的意愿呢?“被改革”、“被自愿”、“被時代”,這些聽來尚覺生澀、拗口的網絡語言,折射的正是許多人內心充斥著的“被折騰”的疲倦與傷痛。改革的順利前進,離不開政府的引領、動員和表率。但同時，我們更應當清醒認知：普通民眾，不僅是改革成果的共享者,改革代價的承受者，改革遲滯的敗北者,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他們是改革最深厚的基礎,是改革最重要的主體,是改革最堅強的支撐。3０數年前,安徽小崗農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偉大實踐，顯示了中國普通民眾巨大的改革力量。３0數年來,民間發明，群體事件，公民社會,廣大民眾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訴求,堅韌、頑強地開辟著改革的道路,堅持著改革的事業。今天,改革再出發，激情再燃燒,我們當倍加尊重、愛惜這種民間的改革力量，保護好、開發好這種民間的改革資源。這是我們應當永遠銘記的歷史啟示。半月談20２3年第5期【半月評論】穿越轉型之痛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已是當下中國推動強國戰略的最重要主題。轉型,意味著變革。要解放思想,轉換觀念,打破深層次的制度瓶頸，擺脫模式化得途徑依賴。轉型，意味著新生。中國經濟將從要素驅動進入創新驅動，從高碳增長進入低碳時代。轉型，也意味著痛苦。要支付轉型的成本和代價,從我們如何順暢地、勇敢地去承受,去化解，去穿越?轉型，就像彎道超車,難免影響經濟增速,這是政府難言之痛,與速度鏈接的,不僅是政府的政績考核、形象塑造,尚有財政收入、就業機會等剛性的無法回避的巨大壓力。轉型,對眾多在市場紅海的狂風巨浪中沉浮的公司而言，更有切膚之痛。本來就在利潤的刀片上跳舞，如今更難立足。產品的淘汰,行業的消失，產業鏈條斷裂，渠道體系破壞，經營模式再造，這些在經濟學大家熊彼特口中的“發明性破壞”,拷問著公司的競爭力、生命力。尤須直面的,是轉型牽扯的勞動群體在深切利害關系中難以承受之痛：資本機器對勞動密集的投入替代，轉型過程對在公司工的利益調整,產業升級對就業市場的直接沖擊。更其痛苦的，是我們對轉型痛苦無法回避、無法超越的境遇。我們不是第一次面臨調整、改革、轉型的壓力,也不是第一次痛下調整、改革、轉型的決心,只是每一次我們都心存僥幸，雨過天晴，在“等一等”、“挺一挺”的應對中將挑戰一再拖后，與機遇擦肩而過。有人調侃地方的“煤改”:“我們煤價一跌就調產，煤價一漲就好了瘡疤忘了痛，就像那只一到冬天就喊冷的寒號鳥。”當我們虛擲了一個個冬天之后,等過來、挺過來,我們還能充足享有春天里那陽光的明媚和希望的蓬勃嗎?延續30數年的發展方式帶給我們許多令世人稱奇的業績，但它埋下的許多沉重的伏筆也開始顯現。貧富分化日顯，環境污染嚴重,資源破壞加劇，利益矛盾突出,由此引發的各類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警鐘在我們耳邊一再敲響。進入后危機時代，再放眼全球經濟,“山也不是那座山,梁也不是那道梁”,中國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發達國家在金融業泡沫破裂之后，紛紛回歸實業，喊出“重振制造業”的標語,全力推涌科技革命、能源革命新浪潮，尋找搶占未來經濟競爭和減排道德制高點新引擎。“全球經濟再平衡”中,世界市場格局在轉換，國際分工體系在重構，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在昂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空間遭遇強勢進逼和更多擠壓。而我們的周邊,尚有不少人一味沉浸于“改革奇跡”、“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贊美和羨慕而不能自省。聽一聽專家提醒：當年巴西從“可以從經濟和政治上挑戰美國”的“奇跡年代”,陷入“經濟和政治動蕩不寧”的“丟失的十年”的歷史教訓，值得記取。我們還是多想一想“中國風險”、“中國轉型”、“中國道路”吧!歷史在給你關上一扇門的時候，同時也會給你打開更多的機會之窗。洶涌而來的“用工荒”,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便宜勞動力富余的人口紅利，是一個強烈的沖擊,對經濟結構升級、發展方式轉型,則是一個強力的倒逼。我們從戰略性產業的新興、低碳型經濟的生長、傳統產業高新技術的突破中已經看到，機遇正在展開，希望正在升騰。“先人一步，遍地黃金”。珠三角東莞的主政者提出“忍得住暫時陣痛,忍得住經濟一定限度放緩,忍得住社會非議，忍得住暫時的利益”,強調防止經濟形勢好轉,傳統發展模式復歸,東莞要堅定不移調結構、促轉型。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大刀闊斧,壯士斷腕，紛紛行動起來。問題在于,淘汰落后產能,發展新興產業,其間出現的“轉型盲區”、“產業斷層”、“技術鴻溝”，如何順利跨越?產業重組，“退二進三”，我們開始去做產業轉移、整合的減法,但對產業升級、創新的加法、乘法掌握、嫻熟了沒有?提高資源運用效率，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提高核心競爭能力，沿海公司已經審時度勢，投棋布子，搶占轉型先機。在長江角江陰,原有產業在自主創新中向高新技術突破,本土公司在招商引資中將微笑曲線延伸，區域經濟再海外引才中讓彎道超車提速。它們的“新型升級版”經濟，是生長出來的,嫁接出來的，孵化出來的,實現了“零縫隙對接”、“低風險跨越”、“高增長轉型”,堪稱沿海公司轉型的一個經典文本。作為政府,則應加快推動壟斷行業改革,減少市場準入門檻,消除政府采購中的國貨歧視,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加快資源價格改革，建立技術、融資等公共服務平臺，為中小公司在轉型中閃轉騰挪拓開更廣闊的空間。當前不少地方推行“煤改”，那些被整合、被重組的煤老板,向何處尋找他們“化蛹為蝶”、“華麗轉身”的二次創業之路?是往非洲神覓金礦,去海南熱炒房產，還是進民間投資金融，回家鄉開發農業?政府還當扶下馬,送一程。我們更應當關注轉型中人的調整。新生代農民工將逐漸成文產業工人的主體，他們的勞動環境、薪酬標準、發展空間亟待改善;勞動力需求開始從增量粗放擴張向存量結構提高轉變，政府保障教育供應，提高勞動力專業技能，已成推動轉型升級、實現充足就業的重要支撐;公司在轉型中遷移，轉行,兼并,破產，必然伴生著員工失業、換崗、挪位等工作和生活的變化。如何在幫助公司順利轉型的同時,充足保障公司員工的合法權益,將轉型期雙方的艱難和陣痛都降到最低限度,考驗著政府執政的價值取向和運籌能力。發展轉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畢。既要加強政府的推動，也要借重市場的力量;既要順應轉型的大勢,也要考慮現實的國情;既要贏得未來的發展，也要減輕當下的痛苦。半月談2０23年第6期【半月評論】愿公平正義光輝普照“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總理的*＊話語，再次有力地傳遞出政府解決民生難題的莊重承諾,張揚了推動社會發展轉型的價值取向。在中國經濟蓬勃前進、迅速崛起的宏大圖景中，吏治**、司法不公、分派失衡、貧富分化,也是分外鮮明的社會現象,“被邊沿”、“被剝奪”、“被鎖定”，也見弱勢群體分外焦急的社會心態。如何使廣大民眾，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合理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充足擁有發明財富的機會，切實保障社會參與的權利?已經提上中國轉型的重要議程。公平正義，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基石，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核心價值。它在當下的實踐指向，是社會的民生進步，是公民的權益保障，是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看民生進步。這是近年來政府施政下功夫最深、績效最顯的地方，也是社會**點擊率最高、考問最多的話題。假如說改革之初的民生問題更多地受制于發展滯后，是如何盡快打破短缺經濟的格局,今天則更多地聚焦于公平正義，是如何共同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如城市房價狂漲、居高不下,但求一房安居,直耗盡許多家庭的幾代積累。其中演變出房地產開發商、南北炒房團們一場場積累財富的盛宴，也催生了萬千“蟻族”、“蝸居”平民一個個飽嘗人生失敗滋味的夢魘，給大眾導致社會財富分派的集體恐慌。類似現象，尚有居民收入差距在二元結構中越拉越大的“城鄉分化”;“惡意欠薪”屢禁不絕、“血汗工廠”大行其道中愈演愈烈的“資本掠奪”;拼命挖掘“投資洼地”,不惜將寶貴資源便宜奉送給外來資本，損害子孫立足主線導致代際公平斷裂的“發展赤字”……更讓人迷惑的是一些*＊的辯解:“這是市場經濟的正常”。須知,市場失靈，還當有政府調控和社會保護。“這是發展階段的特性”。須知，東亞國家的高速成長歷史,并未必然出現失衡的貧富分化。“這是改革進一步的代價”。須知,是誰認定，改革的代價應由普通大眾、弱勢群體支付和承擔,而改革的成果則由既得利益集團獨享、通吃?看公民權益保障。公平正義的主線，是保證不同群體都能享受相同的權利，并由法律和秩序為這種權利表達提供保障。顯然,在官本位根深蒂固、潛規則風行一時、既得利益集團肆意膨脹之際，普通民眾的權利保障亟待夯實。我們可以瀏覽一下“土地城市化”的路線圖：強制征地是第一步,政府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先將城市周邊農民的土地征用過來,稍加整理開發，轉手招拍掛，土地財政從中賺取巨額利潤,農民也由此作出巨大犧牲;城市一味擴張,遭遇１８億畝耕地紅線，于是就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強行大搞城市拆遷,公然漠視公民合法的財產權利,衍生了一出出居民“以死抗爭”的悲劇事件;拆遷的空間畢竟有限，主政者們又有錦囊妙計,轉身瞄準廣大鄉村,隨意推行土地整理、村莊合并,以騰出土地指標,也不管農民自愿與否，不管農民的權益保障與否。城市化進程加速,還當端正方向。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經濟學大師阿瑪蒂亞·森有言，自由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同時,自由也是發展的重要手段。促進人的自由發展，就是要提高每一個人選擇生活、發明財富的能力,為每一個人發明公平競爭的環境和社會流動的機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就是要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拓展人們自我實現的廣闊空間，增進人們共同擁有的尊嚴和幸福。對于中國最為弱勢的農民群體而言,我曾講過三句話:只有轉移農民，才干富裕農民;只有組織農民,才干壯大農民;只有提高農民,才干發展農民。著眼點,正在于“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由此,我們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使進城農民更為迅捷地走進城市的發展之內、體制之內、社會之內，要加大村民自治、哺育鄉村合作組織力度，提高農民的組織化限度,強化農民的主體性力量,要大力提高農民的科技水平、經營素質，就地開辟更多的發展機會,而不是簡樸地吸引資本下鄉，去替代農民經營，從而壓縮、剝奪他們發展的權利和機會。我們正處在深刻的社會轉型期。社會的現實理性是發展第一，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社會的核心價值是以人為本，是以人民為本,促進廣大普通民眾的利益追求、權利保障和自由全面的發展。社會的轉型,就是樹立科學發展觀,從發展本位走向民生本位,從國家本位走向公民本位,從權力本位走向權利本位。公平正義，就是我們在轉型中應當始終堅守的價值取向。重識公平正義,它不僅是政策宣示，并且是施政實踐,是每一級政府決策的基點和工作的目的;它不僅是**導向,并且是發展力量,只有追求公平正義的發展，才干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發明活力，才會更有效率,更可連續;它不僅是政府形象,并且是**文明。滲透在社會的秩序規范中,它是一種制度平等;引領在發展的途徑轉換中，它是一種科學理念;貫徹在政黨的*＊建設中,它是一種執政倫理。推動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政府應當肩起的責任,更有賴于公民的努力、改革的深化、法治的建設和文明的哺育。半月談２0２3年第7期讓批評政府成為一件自然的事情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提出:發明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話語諄諄，話語錚錚。諄諄在于告誡我們的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要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有清醒的自覺，錚錚在于服從人民權力、維護人民權利、捍衛人民尊嚴的態度旗幟鮮明。在現代社會，出于完畢公共建設和公共服務的需要，公民把自己的權力讓渡出來成為一種公共權力賦予政府，以完畢個體公民不也許完畢的一些公共事務。但公民讓渡出了權力，卻收回了權利。因此,在政府是否體現了公民的意愿,政府是否保障了公民的權益,政府是否滿足了公民的規定等方面,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去批評政府、監督政府的絕對權利。我國憲法第四十一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正是對這一政治事實與政治理念的法律回應。人民也應當批評政府。所謂人非賢圣,孰能無過。政府和政府的工作人員不也許一點錯誤都不犯。加之現代社會發展環境的復雜，發展任務的艱巨，發展規定的提高,政府的工作的確也很難做到盡善盡美。比如，經濟總量增長了，增長速度加快了,但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仿佛并沒有相應提高,并且環境還被嚴重破壞了,資源也被大量消耗了;又比如,財富的蛋糕的確做得比過去大多了,但在如何切蛋糕方面考慮得仿佛不周詳,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正常拉大凸現出公平正義的缺位;還比如,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老百姓的生活雖然小康了但仍然節儉,可是政府消費卻老是"大手筆＂,政府工作人員總是不差錢，巨大的反差怎么能讓群眾服氣。所有這些都強化了人民批評政府的必要性。批評與自我批評，本是我們黨三大優良作風之一,是我們黨奪取各項勝利的制勝法寶，但在時下卻成了一件極不自然甚至十分困難的事情。溫家寶總理這么一句尊重道理、遵循法律、順應事實的平實話語,在社會上引發如此之大的關注、贏得如此之多的支持，就說明批評政府并沒有成為一件自然的事情。毋庸諱言，在現實社會中人民批評政府實在不易,甚至尚有些危險。就由于在新聞報道中沒有說領導的好話,縣委書記就不惜大動干戈派人進北京教訓記者;普通公務員通過短信對所在地方的不良風氣發表點意見，居然遭到刑事拘留;青年農民在異地網上匿名舉報政府的一些不端行為，也難逃政府的"法眼",被跨省千里追捕歸案。更讓人感慨的是,這些批評政府的公眾固然難堪，好歹人身還算安全，比起有的地方針對政府違法行為而被報復致死的舉報人來說,他們已經算很幸運的了。當然,政府不喜歡被批評,不接受被批評，除了的確有些政府和有些政府工作人員諱疾忌醫,老虎屁股摸不得外,更多的是緊張批評引來的負面效應。比如，現代社會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眾口難調，做任何一件事不也許讓百分之百的群眾都滿意,那么不滿意的群眾就會故意見，就會來批評。你也批評我也批評，政府工作還怎么干？又比如,有一些批評純屬子虛烏有，甚至就是誹謗，如此放縱下去怎還了得,政府威嚴何在?這些顧慮貌似有理，實乃借口。群眾歷來沒有規定政府做的事情必須"一致批準",只要你兼顧了最大多數群眾的利益，公理自在人心，不怕無理取鬧,怕就怕我們一些政府的一些行為一方面考慮的是小圈子小群體的利益,這樣的行為群眾當然要批評。群眾的批評變成誹謗同樣不可怕,政府自證清白的途徑和渠道肯定比老百姓要多，只要政府把事實大白于天下,誹謗怎會有存在的空間？關鍵是我們的一些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的確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只好封鎖消息，故作神秘。從表面上消除批評并不難,我們的一些政府現在正在這樣做。問題是沒有批評不等于就是滿意,更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不讓批評將會導致更嚴重的對立。在不讓批評的情況下，群眾難免會有情緒，會有負面的東西。這個時候不是去消除批評，而是要消除阻礙批評的各種因素,既涉及技術性障礙，更涉及一些政府傲慢的心態、拒斥的舉動。這也就是溫家寶總理強調"發明條件"的深意所在。我們之所以講讓批評政府成為一件自然的事情,是由于在自然狀態下的批評不是破壞性的而是建設性的,不是負面的而是正面的。當批評政府對群眾來說成為一件自然的事情,就好比渴了可以喝水、餓了可以吃飯，群眾就會以平和的心態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奉獻民力,這樣的批評可以幫助政府和社會少走彎路,少付出代價。當政府視批評為自然，就會滿懷感謝之心,及時、充足、有效、真誠地汲取人民群眾批評中的有益成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未雨綢繆、防微杜漸。這樣一個良性互動的過程就是中國社會戰勝困難走向繁榮的過程。半月談2０2３年第8期【半月評論】世博,也是一個挑戰世博,也是一個挑戰世博會的大幕即將拉開，上海，又一次燃燒國人的激情,聚焦世界的目光這里有難得的發展契機如上海的交通設施、環境建設“也許要花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完畢改造，世博會加速了這一進程”,這里也有城市成長的挑戰。挑戰的主題，便是國際展覽局主席讓·皮埃爾·拉豐所言：對城市發展作出革命性的思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在全球城市化的主潮中，它既是基于中國對城市化發展的自我反思.也是中國對人類承諾的新的奉獻的形象呈現。我們不必滿足于展館內容的“中國元素、中國氣派、中國特色”，也不必爭議于“睡衣睡褲不出門,做個世博文明人”的社區標語。更重要的，是提高城市在真實自然的平常運營中顯現出來的現代生活品質、人文精神和社會生態上海，是中國城市發展最閃亮的品牌,是中國人追趕現代文明最生動的詮釋它給中國城市帶來了許多的驕傲和自信,尚有豐富的啟示和鏡鑒同一座城市,每一個夢想突破制度的壁壘，跨越歷史的鴻溝,讓每一個弱勢群體,都能從城市文明進步中平等地分享發展機會,擁有國民待遇，讓每一個外來人員，都能從城市的產業成長中公平地參與市場競爭，謀得生存空間,這是城市應當堅守的底線倫理、去年初,上海戶籍改革已率先破冰,“持居住證滿7年可申辦‘落滬’”，條件準入體現了“憑奉獻”落戶的特性。當然,在對待農民工問題上仍有較長的路要走民生進步，是城市深切的人文關懷,也是城市真切的幸福考問當下最嚴峻的考問是住房。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干部會議上推薦觀看《蝸居》，以體驗住房困難狀況，并宣示:遏制房地產投資性需求，健全房地產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到2023年，上海將新建70萬套保障性住房。那些與近在咫尺的豪宅無關、與這個城市不斷飆升的房價無關的棚戶區居民,急切地期待可以沐浴這比太陽更加溫暖的福祉。社會正義的張揚,法治權威的維護,是城市治理的文明奠基。上海曾經發生的“釣魚執法”事件，嚴重背離行政倫理，損害法律尊嚴，蠶食社會信任。對于這個歷來以契約精神、規則意識深厚著稱的城市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警醒讓人較為滿意的是,不久,浦東新區政府就此向社會公眾公開道歉,啟動相應的問責程序。執法部門的反思,政府施政的進步,保護并改善著一個城市的社會正義生態。現代城市，還應是建設公民社會的先鋒和楷模。公民意識的覺醒,公民權利的保護,正在建構新型公共關系，提高城市政治文明。想當年,一些上海市民出于自身健康的權利以及環境的憂慮，為了磁懸浮項目而進行溫和的“集體散步”,在合法表達渠道不夠通暢的情況下,以平和的方式維護自己的權益。政府迅速反映，開設居民意見采納點，領導也走進街道與居民對話,拓寬了民意表達的途徑。政府更加注重從民間吸納真切的社情民意,傾聽不同的利益訴求,支持公民的政治參與，及時修正自己的公共決策,在與民眾的良性互動和共同進步中形成發展共識,實現社會和諧。這是一個城市的進步和成熟。民眾的素養、性格,就是城市的文明、氣質。上海,自信，包容，是中國最具國際化風格的都市。海派文化，就是東西方文明融合的結晶。在這里，處處可以感受到新與舊的混搭、傳統與現代的交織、本土與外來的沖撞。但是,城市的進步永遠是一個過程。前不久，一家報紙登載了一位日本女士在滬“咖啡好喝口難開”的經歷。作者敘述了幾家咖啡館服務員區別對待“外國臉”和“中國臉”的做法,特提出“小小的請求”:希望向外國人展示可愛之處的同時，對自己人也要可愛點。俗話說“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送走客人后大家還是要過回尋常日子。這是一個善意的提醒。讓生活更美好,我們自己得先有容、更博大起來。現代城市的文明進步,是一個注定要承受種種磨難和痛苦、要經歷深刻變革和轉型的艱難歷程。上海，正是在這些艱難的承受和經歷中，在從容和智慧的應變、學習和超越的求索中,涌流著城市旺盛的發明力、生命力，傳遞出城市嶄新的發展現、價值觀。世博會的挑戰是上海的，也是中國的。中國經濟快速崛起,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對外貿易世界第二,經濟總量世界第三。但是，社會心態的涵養,公共道德的哺育，核心價值的建設呢?一個精神失重、無所依傍的民族,絕難承載現代化的歷史使命，絕難贏取全球化的實力競爭。我們把城市化當作轉變發展方式的支點，當作后危機時代經濟增長的動力．當作跨入全面現代化的臺階。可是,城市中的“人”,我們關注了多少?城市的主體,普通大眾的幸福和尊嚴，需要更有力地去保障、去增進。在世博會璀璨的夢想中,在展覽館繽紛的色彩中,在上海魅力的放射中,在世界文明的交融中，眾多的中國城市,如何去為更“美好”的生活而奮起直追，而加快轉型?讓城市成為人類可以過上有尊嚴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滿希望的美滿生活的地方!這就是上海的應答,也當是中國的應答。半月談20２3年第9期政治觀測-重新結識勞動的價值勞動是惟一的價值源泉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價值發明的基礎上,沒有價值的發明就沒有社會的發展，而勞動是惟一的價值源泉，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像土地、資本等都只是承擔了價值轉移的功能。這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結論。價值的發明與社會財富的發明不完全是一回事,社會財富依賴于價值又不完全等同于價值。價值的源泉只有一個就是勞動,財富的源泉卻有很多，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等等生產要素在財富發明過程中缺一不可。既然這些生產要素也參與了財富的發明，而這些生產要素又是稀缺的，是有歸屬權的,在財富的分派過程中,其所有者當然也可認為付出這些生產要素而獲得一些收益。對于這一點，我們尊重經濟運營的實際規定，我們并不絕對反對。這也就是為什么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派制度是按勞分派為主體、多種分派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派和按生產要素分派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奉獻參與收益分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此為借口否認了勞動在財富發明中的基礎性地位。由于離開價值的財富只能是財富的泡沫。勞動對于民眾生活具有基礎性地位有的同志會說,就算我們不否認勞動的主線性地位，在中國社會已經基本小康的今天，突出強調勞動價值尚有現實意義嗎？我們群眾不是也可以去獲得財產性收入嗎?此論雖話出有因，卻與我們的社會現實嚴重不相符合。我們認可社會在發展，人民在富裕，但他們的富裕重要還是靠勞動致富。別看我們有少數群體可以炒房炒股，一夜暴富,但對于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來說,他們在本質上還是勞動者，他們重要靠甚至也只能靠自己的勞動來獲得收入。據財政部數據顯示，20２3年我國城鄉居民工薪收入占所有收入的比重仍然到達66.2%，假如算上轉移支付的收入（也相稱于間接的勞動收入)甚至達成97．7%.財產性收入比重只有２.３%。當然,對于普通群眾來說，把財產性收入作為飯后甜點，有總比沒有好,但必須明白飯后甜點是不能替代主食的,否則會餓肚子。由于對他們來說那點財產性收入是很不擬定的，甚至對于很多群眾來說，往往是賠得多賺得少。當我們面對這一客觀事實時，我們就只能有一個選擇了，尊重勞動。由于一個社會必須對在該社會中占主體地位的生存形式給予充足的關注,假如說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群體獲取收入的途徑不能成為一個社會財富分派的主渠道，不能在一個社會的財富分派中占主體,它就背離了公平正義.更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宗旨。尊重勞動要體現在社會財富分派中從黨的十七大把“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派中的比重”寫入黨代會報告以來，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要對這一問題給予強調,但現實情況并不容樂觀。由于特定期期內社會財富是既定的,其他要素索取多了,留給勞動的肯定就少了。要把“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派中的比重”這句話貫徹到位,就要對其他要素不妥得利或過當得利進行適度控制。一方面就是科學劃定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在社會財富分派中的比重。前些年，由于資本的稀缺,我們對資本過度的規定相對縱容，反倒對勞動的規定克制比較多,結果資本在財富分派中的比重越來越高，遠離了起碼的公平正義。徹底扭轉勞動與資本分派比例格局是大勢所趨、當務之急。同時，還要限制壟斷行業的畸高收入。眾所周知,壟斷行業的收入顯然不全是靠勞動的付出,更多的是倚仗其對資源的控制，對其他行業勞動的侵蝕，當然不能放縱。我們必須遏制過度的投機性收入。這些年來有很多的公司家發現與其辛辛勞苦在實體經濟領域于一年,不如到資本市場賭一夜。結果越來越多的資金從實體經濟進入資本市場,不僅損害了經濟的健康運營,還嚴重制造了資產泡沫。半月談2０23年第10期建好分好公租房考驗政府執政能力規劃建設公租房,正在各地開展起來,這是政府對民生期待的回應。但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清醒地結識到，建好公租房，體現著政府的責任和良知;而分好公租房則考驗著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水平。與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派的公共產品”特性,這一特性附加著政府責任。建立并完善嚴格的準入和退出機制，考問著政府智慧,關系到能否分好公租房這塊“蛋糕”。政府有責任為中低收入人群建設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已成為共識。然而，房地產市場仍有一些困擾著決策者的聲音：政府應不應當免費或低價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應不應當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設施?甚至有極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廁所。何去何從，體現著政府的責任。從國外的成熟經驗看，政府對公租房采用劃撥土地的方式,選址往往避開市中心，定在郊區，同時政府拿錢輔以比較完善的各類配套,既滿足了需求，也適當減少了成本，可是,讓我國地方政府免費或低價拿出土地，難免會沖擊已成為財政重要來源的土地出讓金這一塊收入,進而影響財政收入等政績指標。而完善的教育、商業、交通等配套設施及社區環境，意味著財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時，政府的選擇就應是變“與民爭利”為“讓利于民”，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是政府在二次分派中的應盡之責，同時也是踐行“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承諾。對某些地方政府“與民爭利”的緊張，并非空穴來風。近年來，在保障房建設過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沒有足夠的積極性讓保障房建設回歸民生屬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遠離城區、交通不便、生活設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長了人們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對此,老百姓并不滿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設進度緩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國人大常委會調研發現，全國當年任務完畢率僅為23．6%。在高房價面前,每個大中城市都有30%~4０%的農民工和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為他們撐起一個家,是社會良性發育的需要，也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體現,遠非土地出讓金和財政收入減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帶來的收益與付出，實際是政府思維方式的分水嶺。公租房是帶有社會福利性質的公共產品，分派是否合理、公平,其意義不亞于安居自身，這是擺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題、前幾年，面對經濟合用房這道考題，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種開著奔馳汽車申請經適房的怪事屢見不鮮,公共資源成了少數有權有勢者“尋租”的商品。這個教訓，當引認為戒。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地方政府應當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建立以個人資產和收入限制為標準的準入和退出機制,將的確需要住房、又買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納入租住范圍。特別是對于沒有取得本地戶口的外來農民工更需敞開胸懷接納，對于收入水平已經提高、不再符合條件者,建立嚴格的退出機制。？??建立準入和退出機制，說起來容易,實行起來千頭萬緒。需要銀行、公司、稅務、勞動保障、公安等部門形成合力，建立完備的個人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才干真正多渠道核算公租房申請者的收入和資產狀況,對于隱瞞真實信息或拒不退出者,則需要通過立法等措施解決問題。為了嚴格審查,香港成立了“打擊濫用公屋資源特遣隊”,抽查公屋住戶的戶籍和居住情況，審查公屋住戶、申請人的收入和資產申報,一旦發現有弄虛作假的，將依法刑事起訴。這些成熟的經驗,我們應盡早結合本地情況加以借鑒，建立完備的機構,出臺相關的法規．避免公租房成為有權有勢者的“盤中餐”。相反，假如沒有嚴格的準入和退出機制,被尋租的公租房將會導致更大的社會不公。公租房雖是政府“二次分派的公共產品”，但是同樣有著房地產市場特有的商品性,要考慮供求平衡,建少了，“僧多粥少”,難以發揮社會保障的功能；建多了,導致公租房大量空置,也是對公共資源的巨大浪費。這一道“新考題”還沒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夠重視。新加坡在為中低收入階層建設組屋時,也曾一度出現過組屋供大于求、積壓的問題,新加坡政府及時吸取教訓，完善制度設計,比如設立預購制度，只有認購率達成7０%以上,才開始興建,有效解決了問題。政府開建公租房以解決民生問題,值得肯定，但在市場規律面前,拍腦袋或拍胸脯式的決策方式卻需要摒棄,地方政府需要廣泛問計于民、問需于民、問政于民.要通過廣泛吸納民意來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只有這樣，才干將好事辦好,辦扎實。半月談2０2３年第11期人才工作需要科學的人才理念最近,全國人才工作會議對人才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興旺發達，關鍵在人才。誰擁有了人才優勢,誰就擁有了競爭優勢。各級領導干部在重視人才工作的同時,也需要樹立科學的人才理念。人才工作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知人善任。知人善任是領導者政治智慧與領導才干的重要體現。人事工作，從本質上講是用人治事，用合適的人，做對的的事。我們常說，人才難得。人才特別是杰出人才之所以難得，不是由于沒有,而是由于凡眼不識、世俗不容。發明性人才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不簡樸認同既成的事實,不拘泥于固定的想法，具有求異思維和批判精神。他們敢于打破常規，挑戰權威，不按常理行事,不按規矩出牌，“擾亂”了現有的秩序,因而不易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經常被現有秩序的維護者認為是危險人物，加以襲擊和扼殺。從古至今，那些改革創新人才經常遭受很多誤解和冤屈,大多緣于此因。古人講:“有高山者必有深谷，有奇才者必有怪癖。”那些杰出人才經常特立獨行,具有鮮明的個性、強烈的獨立意識和某種反叛精神。他們自信、自尊、清高、固執,甚至有些古怪，我行我素而不在意別人說什么。一個人越是把聰明智慧集中在某一方面,其他方面就越是平常甚至笨拙。他們這種不合時宜的舉動,經常遭到世俗力量的冷遇、白眼和孤立。正由于杰出人才難得,因此作為一個高明的領導者,更應當細心地發掘,大膽地起用,加倍地庇護。識才需要智慧，用人需要膽略，護才需要勇氣,有時需要付出代價。大規模選拔人才必須依照制度進行,但“制度選人”不能代替“伯樂相馬”。現在通行的標準化的選人方法，只能選出一般性的優秀人才，而那些特殊性的杰出人才則很難被選拔出來，甚至會被當作“不合格產品”加以淘汰。只有領導者獨具匠心和慧眼,才干將他們挑選出來。一個開明的社會，不僅要為大批常規性優秀人才開辟寬闊的通道,并且要為少數與眾不同的特殊人才,如天才、奇才、偏才、怪才留有發展的空間。人才是人不是神,任何人都是優點和缺陷、長處和短處的集合體，一個人的優點和缺陷往往在一條直線上，優點的延長線就是他的缺陷。比如一個勤于學習、善于思考、有獨立見解的人往往固執;一個處事果斷、敢于負責、很有魄力的人有時失之魯莽等等。人才的與眾不同不在于他沒有缺陷，而在于他具有常人所沒有的優點和專長。對待人才，不僅要善于發現和發揮他們的長處，并且要對的對待他們的短處,在解決人才長處和短處的關系上，應當遵循以下三項基本原則：第一,就培養人才而言,應當揚長補短。既要發揚和發展他們的長處，又要填補他們的缺失和局限性。一個人才總是長處越多、短處越少、素質越全面越好。第二,就使用人才而言,應當揚長避短。用人之道千條萬條，最主線的一條就是用其所長、避其所短。每個人最大的成長空間在其最強的優勢領域。一個人才的奇跡都是在最適合自己的崗位上和最能發揮自己優勢的領域中發明出來的。使用人才應當校短量長，唯器是適,用其所長,各得其宜。大才大用,中才中用,小才小用。第三，就保護人才而言，應當揚長容短，必要時敢于護短。古人講：“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特別是一些初出茅廬、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才，他們有棱有角，敢想敢干,“初生牛犢不怕虎”，有時處事毛躁,難免“灑湯漏水”，說話也會得罪人。作為領導者,對成長中的年輕人才應當多一點偏愛,多一點袒護，多做一些補臺的事情,使他們逐漸成熟起來、強壯起來。人才是一個多樣化的群體,“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每個領域都有自己的領軍人物,都能產生優秀人才。比如辦好一所大學，需要從事教學、科研、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人才，缺了哪一部分人都不行。毛澤東曾說過,學校的問題，重要是校長和教員問題。他又講過,大師傅也不好惹。民以食為天，假如學校的食堂辦不好,那會天天每刻影響著師生員工的情緒，學校就不得安寧。人才尚有著層次性的特點,層層遞進，錯落有致。每個層面都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每個層面的人才都有上下優劣之分,很難用同一把尺子來衡量、比如優秀的博士生導師是人才，優秀的小學教師、幼兒教師同樣是人才。鑒于人才的多樣性、多層次性，因此在選拔人才上必須尊重特點,認可差別,各取所長,各得其所，絕不能用一個模子去套所有的人。總之，對待人才我們應當有一種“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懷，網羅眾家，博采眾長,努力促成一種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生動局面。半月談２023年第１2期【半月評論】路在基層蘇北貧富分化，勞資沖突，***＊蔓延，權利侵蝕，生活重壓……我們正進入一個矛盾凸顯、問題叢生的風險社會。難關在前,挑戰在即。在新的執政理念的引領下,在新的政策精神的宣示中，一批批改革志士挺身而出，敢闖敢試，紛紛推出頗具地方特色的改革新政:神木縣的全民免費醫療，石排鎮的民生福利樣本，溫嶺市的參與式預算實驗,巴中市的陽光化政務公開……基層社會的自主發明，給焦急、躁動中的人們帶來了豁然的清新和久違的感奮。回望３0數年來中國改革的重大突破,幾乎都可以看到普通民眾大膽前行的足跡,看到基層中堅一路闖關的身影。第一波,是中國農民為主體，爭取經濟自由的發明。實行家庭承包，創辦鄉鎮公司，進城務工經商，發展合作經濟,中國農民以全新的姿態登上市場經濟的廣闊舞臺。第二波，是地方精英為主導,推動基層政改的實驗。“成安鄉改”,“步云直選”，“長治現象”，“宿遷新政”，鮮明的英雄色彩，映照著基層政府的自我革命。當下的改革第三波,是基層社會為平臺,改善社會民生的新政。一些地方政府不等不靠,在社會學者的智力支持和基層民眾的熱烈響應中,各辟蹊徑,風生水起——從“府谷經驗”看收入分派。政府積極引導鼓勵，老板熱情回饋家鄉,通過對富的三次分派,投入了“百工礦公司帶百村”工程,提高了全縣教育、衛生等項公益事業。從“神木現象”看公共服務。20２３免費教育，殘疾人、孤寡老人免費供養，城鄉統籌全民免費醫療,神木縣朝著中國普惠型社會福利體系第一縣目的邁開了堅實步伐。從“溫嶺模式”看社會治理。對話型溝通具體問題，決策型協商公共事務,參與式財政預算監督，基層民眾擁有了有序參與民主的綠色通道。從“白廟典型”看政務公開。大至公款招待，小至購買紙杯,歷歷在目,毫無遮掩，最大限度尊重了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和參與權……基層發明，蘊涵著社會前進的標本意義，也見證其敢為人先的分外艱難。難在哪里?一是創新途徑的求索，二是配套改革的跟進,三是干部制度的導向,四是利益格局的重構，五是官場文化的轉換。單以看似簡樸的政府“財務公開”而論.“上面來人,你買包煙買瓶酒都寫那么細，領導看到能快樂?”“一應開支全曬在網上.以后怎么向上面爭取項目?”不少敢于“吃螃蟹”的地方都曾遭遇這樣的改革困境。如何讓基層改革的路越走越寬,能越走越遠?基層改革者那種不怕丟“烏紗帽”的膽識智慧，搶抓機遇的風險意識，“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百姓情懷,不甘平庸的事業追求,為了人民的主線利益敢于獻身的政治品質，自是改革不可或缺的精神。立足于基層社會自主發明基礎上的制度化、整體化、民主化推動，應是改革不可動搖的取向。如何使基層改革葆有對的的方向和鮮活的價值?一方面.改革當貼近民眾需求。要從百姓的情緒、意愿、需求中把握改革的重點,凝聚改革的共識，集聚改革的力量。另一方面,改革當堅持民眾參與。這些年來,政府和資本的發明不少,但是，更有生命力的還是百姓自主的發明和百姓參與的發明。再次．改革當保障民眾分享。改革不是形象工程,改革不能一廂情愿，改革不可尋租自肥。借機向社會“甩財政包袱”、推脫政府公共服務責任的改革,最終必然得不到群眾擁護。神木改革，就是將不斷增長的財政用來搬摔壓在老百姓頭上的“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三座大山，通過二次分派，縮小貧富差距，讓老百姓真正從經濟快速發展中受益,讓公共財政的陽光真正照耀城鄉社會的每一片土地。如何為基層改革發明更為適宜的氣候和更為寬松的環境?我們不能停步于理念的解放和政策的宣示,一味地等待觀望，那是改革的不作為。經濟發展的轉型，利益關系的和諧，社會公正的建設，都容不得我們一再遲滯和遲延。我們不應求全責備改革的缺陷和運作的疏漏,由于沒有人是按照現成的圖紙和成功的經驗去探路的。基層工作錯綜復雜，基層干部勞累艱辛，“不是一種真誠情感所在，不是一種獻身精神支撐，誰樂意去背負那份額外的沉重、去承受那些未知的風險呢？”我們不必質疑普通百姓主體的素質和參與的能力。溫嶺當初推行參與式預算時，一些專家反對說老百姓看不懂，沒愛好，是白搞。事實上，主導改革者言:“這個預算開支清單比百姓家里開支列出的賬目還要細”，代表和公眾不經專門培訓就能看懂。“老百姓很有愛好，還能提出很好的意見。這最復雜的財政預算他們都能參與，其他的事情怎么不可以參與?”改革，最可貴的是行動,是實踐,是發明。改革者,最需要的是鼓呼,是推動,是庇護,是與他們一道前行。半月談2023年第13期【半月評論】我們心中的天際線呢低俗化的電視相親節目風波在“寧愿坐在寶馬車中哭泣”拜金話語的熱議中剛剛過去,炫富式的“全球私人甄選佳麗”又在風水大師坐鎮，數千名單身女競相參與海選中拉開帷幕……這樣的故事還會一再上演,我們只是在大眾的道德叩問中撩開了又一層社會面紗而已。記得哲學大師康德說過：“有兩樣東西,我們愈經常、愈持久地加以思考,它們就愈使人心靈充滿日新月異、與日俱增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當我們仰望星空,令我們景仰和敬畏的那一道天際線在哪里呢?什么時候,我們對金錢崇敬,對財富炫耀，從克制、批判、抵抗，演變成麻木、默然、包容，進而轉換為今天的附和、向往、張揚？什么時候，我們在多元化、世俗化、市場化的現代話語中，將利己主義、享樂主義,平常化、合理化、漂白化?誠然,“隨著時代的變更,觀念也在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應當是文明的進步，而非道德的蛻化。誠然,“勇敢地表達對金錢的溺愛，是一種進步”,但這是社會環境的寬容,而絕非意味生活品質的提高。誠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人類的本性”，但拜金歷來就不等同于美好。誠然,“生活的選擇是個體的自由”，但這種自由掩蓋不了群體的主體意識的失落。有學者坦言:“這是一種典型的感情、婚姻和良心的鈔票交易，家庭已不是溫馨的港灣，僅僅停留在物質層面,這是社會轉型期出現的金錢崇敬和家庭婚姻關系的異化。”這種公然的拜金、分明的異化,正肆意侵蝕著社會良知，扭曲著主流價值，傷害著世道人心。這是一個市場經濟的時代。商品的互換價值,侵襲著心靈世界，物化著社會關系這是一個大眾消費的時代。人們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負和夢想發生了改變。這是一個價值重估的時代。在急劇的社會轉型期,隨著著財富分派的失衡、生存環境的劣化和多元文化的沖擊，主流價值的凝聚力正被弱化。但是，這并不能成為我們縱容拜金主義現象的理由。一雙“看得見的手”終于強勢干預:政府有關部門敲響了警鐘,亮出了紅牌。但是,這并不能成為社會遏制拜金主義現象唯一的依賴。更需要的，是道德的自我救贖。社會良知，公民責任,生命倫理，是每一個人應當堅守的道德底線，應當完善的生活方式。無數的平凡人物，草根英雄，在生活的艱難困苦和社會的邊沿擠壓中,捍衛著做人的良知和尊嚴，守護著自己的一片精神家園。那些特別年輕的富豪群體，在短暫的時光里發明著中國財富積累的奇跡,也在人生的起飛中感受了心理和精神的暈眩。今天怎么學會做富人?看一看身邊的陳光標們,富而思仁，扶貧濟困,回饋社會。當然，不是要大家只是去走慈善一途,富豪們的錢包也未必都愿隨身攜帶。但是,學著去融入社會,貼近民眾,開拓胸襟,提高品行,于個人事業的拓展也當大有裨益。那些一心要走生活捷徑、放棄自我實現的女大學生們，人生的前程是什么?聽一聽華中科大校長“根叔”的叮囑吧：我知道,你們不喜歡“被就業”、“被堅強”,那就挺直你們的脊梁，挺起你們的胸膛，自己去就業,堅強而勇敢地到社會中去闖蕩。價值的社會引領,同樣不可或缺。作為社會公器的傳媒，理當提倡健康、良性的人生觀、價值觀。一夜暴富的神話故事，揮金如土的眼球效應,官員明星的傍款現象……在對現實社會的誤導中,對廣大觀眾的戕害中,恣意張揚拜金,何談社會責任?財富，代表著成功,意味著高貴,象征著品位……在這樣的評價譜系中，何談勞動者的地位和尊嚴?有“破”就當有“立”。價值“立”在何處？傳統文化的振興,現代文明的進步,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還仍然在途中。如何加快構建社會的價值體系,去填空、去置換、去引領?如何真正踐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踐行讓每一個人都有幸福、都有尊嚴的國家哲學?公平的制度建設,則更具主線意義。我們必須直面拜金主義現象背后日益顯現的社會動因:房奴,孩奴,蝸居,蟻族,這是值得關注的年輕一代的生存;踏實勞動，為什么脫貧致富那么難?艱苦奮斗,為什么改變命運那么難?這是值得深思的底層民眾的詰問。尚有，勞動與資本,利益關系的嚴重失衡;城市與鄉村,教育格局的二元結構；二代與二代，就業崗位的階層世襲；權貴與平民,公共資源的私人占有。這是亟待求解的轉型社會的難題。當下最主線的，是公民的權利平等，是社會的規則公正,是發展的機會公平。最緊迫的,是消解社會結構出現的板結現象，為底層民眾的向上流動,拓開更加開放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