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人民觀點：用制度管住權力“任性”——“讓百姓辦事不求人”=1\*GB3①編者按：讓人民對改革有更多獲得感，“辦事不求人”無疑是題中之義。這是普通人期盼的愿景，是法治中國最為生動的情形之一。從改革的角度來看，“辦事”既是人與事打交道，也是人與人打交道，前者關系制度優化，后者考驗政治倫理。中辦、國辦印發有關《意見》，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就是要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用制度管住權力“任性”，以規則重塑權力運行，以責任校準權力觀念。今天起，我們將連續推出三篇本報評論部文章，與您一起探討改革中的人與事、權與法、公與私，一起瞻望“辦事不求人”的新時代。破解“辦事難”，必須管住管好權力，讓其規范運行。權力清單的出臺，讓“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有了更堅實的制度依托有這樣一個相聲，至今仍讓人記憶深刻。演員老馬在外地表演，向飯店服務員提出“晚上有演出，能不能提前半個小時吃飯”，服務員答應為他煮碗面，但得“填個表”。表填完后，經過層層審批，結果四天過去了。老馬乘火車回京的時候，飯店經理居然趕來——“那碗面條批下來啦！”四天才批下一碗面，這樣荒誕的故事，過去有，今天也并未完全消失。今年全國兩會上，人大代表陳義龍講述了他的親身經歷，引發共鳴。他所在企業的一些新技術產品需要審批，可“一項審批時限20天，拖到第十九天才通知，缺某某材料辦不了！”“權力任性，小鬼難纏，辦事太難。”老百姓的調侃，道出了問題的所在。應該說，這些年來，尤其是經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洗禮，以及政府簡政放權的自我革命，“公章長征”的事情有所減少，臉好看了，門好進了，話也好聽了。但在不少地方，群眾仍然面臨“中梗阻”的問題，“最后一公里”現象也依然存在。癥結到底出在哪里？從權力運行本身反思，群眾辦事難，與制度不完善、問責機制不健全、一些干部手中自由裁量權過大不無關系。在不少地方，由于沒有明確而細致的權力清單和程序規定，一些工作人員想怎么辦就怎么辦，甚至故意刁難、拖延。有的則想著拿好處、吃“回扣”，明里暗里拿權力變現。正常渠道沒法辦，老百姓只好考慮托關系，找熟人，塞點“辛苦費”，送點土特產。“敲門敲斷手，蓋章跑斷腿，電話永遠沒人接，等終于見到領導了，吃飯唱歌帶洗腳，領導一摸紅包薄，結果事兒又黃了。”網上流傳的這個段子，生動地刻畫了群眾辦事求人的無奈心理。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破解“辦事難”，必須管住管好權力，讓其規范化運行。最近，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的指導意見》。《意見》要求，哪些權力是要保留的，各項行政職權的行使主體是誰，都有哪些運行流程，權力清單都要作具體而微的規定，并向老百姓公布。《意見》還要求強化權力監督和問責，不按權力清單履行職責的單位和人員，將被依法依紀追究責任。通過這些制度設計，行政權力將納入法治的軌道。權力清單的出臺，讓“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有了更堅實的制度依托，“任性”的權力將被套上制度的“轡頭”。具體說，百姓找政府辦事，該找什么部門、該走什么程序、政府該怎么辦、多長時限內辦結，都由制度、清單規定得清清楚楚。政府工作人員不能刁難、拖延，否則百姓就可投訴，相關人員就會被問責，政府工作人員的自由裁量權被限制到最低。“民者，國之根也”。解決老百姓“辦事難”的問題，是黨員干部應有的責任，也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標。推行權力清單制度，促進辦事規范化、法治化，將開啟“辦事不求人”時代。可以說，每一份權力清單，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諾書，都是對法治中國這本巨著最具體的注解。辦事不求人，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最鮮活、最生動的情形之一。用法治的陽光，清除灰色地帶，增強服務意識，才能讓“辦事難”成為歷史的塵埃。從這個角度而言，中辦、國辦出臺《意見》，用權力清單管住“任性”的權力，乃是人心所向、勢之必然。當然，改革永無止境。推出權力清單，解決“辦事難”，僅僅是邁出“讓百姓辦事不求人”的第一步。怎樣提高辦事效率，如何提高便利程度，諸如這些問題，也是“讓百姓辦事不求人”必須邁過的坎。“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沿著法治軌道，發揮制度效力，管住權力“任性”，我們就能在每一個事項、每一個環節中讓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啃下“辦事難”這塊硬骨頭。《人民日報》（2015年03月25日05版）人民日報評論部：靠規則重塑權力運行——讓百姓辦事不求人②本報評論部用法律和規則再造權力運行、規范自由裁量，從整體上明確權力的運行軌跡，在微觀上劃定部門的權責邊界，才能描繪一幅來路清晰、去向明確的“權力流程圖”有位剛參加工作、負責審驗車輛的年輕人發現，同事們的桌子上經常擺滿種類不同的“散煙”。觀察之后才發現，幾乎每一名來辦手續的駕駛員都要非常客氣地向他們敬煙，無論如何都推辭不掉。于是，不到半天桌子上就積了一大把，看上去像個香煙鋪子。“不敬煙不辦事，敬了煙好辦事”的壞風氣，折射出的是權力為誰運行、如何運行的大課題。讓百姓辦事不求人、權力運行不打折，也是剛剛過去的全國兩會上的熱議話題。有的代表委員提出，有些地方搞簡政放權、一站式服務，卻只收材料不辦事，審批還是要在“后臺”完成，服務大廳成了“收發室”，背后原因還是因為權力清單不清晰、權力流程不順暢。還有代表委員提出，一些地方雖然有了權力清單制度，卻偷偷開了“制度后門”：表面上取消審批事項，轉身又巧妙地轉移給“二政府”或者“紅頂中介”，于是權力清單看上去“清”了，但辦事手續反而多了。這些現象，值得深思。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正是為了有利于服務人民、有利于群眾辦事。靠什么堵住“制度后門”？“規則是最好的治理者”。必須運用規則重塑權力運行，實現權力運行的程序化、規范化、法治化。看看網上曬出的“行政審批長征圖”，上百個章、200多個審批日令人徒嘆“一個項目的命運太艱難”；想想“準生證”帶來的煩惱，手續流程五花八門甚至相互“打架”，“辦準生證比生孩子的周期還長”。更何況，程序復雜不清，必然導致責任模糊不定，工作人員更容易“打官腔、甩冷臉、踢皮球”，傷了公信力，寒了群眾心。正因如此，推行權力清單制度，就要抓好清權、減權、制權、曬權等主要環節。許多時候，程序與規則之所以難以落地生根，非不能也，是不愿也。一位“局中人”坦言，“有審批權和沒審批權大不一樣，有審批權，人家就事事求你拜你，把你當財神爺般供著。”正是這種“財神爺”的感覺，讓一些領導干部視審批權為囊中私物、上下其手、突破規則，甚至曾有某環保局長放言，“分分鐘搞垮一間廠”，造成群眾“見佛就得拜，見廟就燒香”。因此，讓權力清單運轉起來，內驅力正在于規則意識和法治觀念。以制度程序取代“領導意志”，以法治規則規范自由裁量，權力才能真正運行在為民造福的軌道上。靠規則重塑權力運行，這里的“規則”不是冰冷僵硬的制度，而是富有人性關懷、能感知群眾冷暖的法治文明的呈現。很多人心知肚明的是，當一些領導干部表示“那就按規矩辦吧”，常常意味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字面上的“遵守規則”，另一種則意味著“板起面孔、故意為難”。比如，審批事項規定了法定期限，一天內可以辦結，一周辦結亦可，這中間的自由裁量權就成了一些人“拿捏”的空間，對“不懂事”“不夠意思”的申請者“頂格辦理”，把規則內的權力用到極致。而對行政相對人來說，一個項目耽誤一天的成本或許就高達數十萬元乃至更多。現代法治文明當然需要自由裁量權，但正確的規則意識應該是對自由裁量權的善意使用，以最大限度方便群眾為出發點，否則規則制定得再復雜，也難免為人所乘。在這個意義上，法治與規則也是對人心的治理，嚴以用權更要心存敬畏。在現代社會，正當程序是權力的運行軌道，依法依規是權力的運行方式。用法律和規則再造權力運行、規范自由裁量，從整體上明確權力的運行軌跡，在微觀上劃定部門的權責邊界，才能描繪一幅來路清晰、去向明確的“權力流程圖”。對領導干部而言，這是一個“隔音空間”，在這里，只按程序確定進退行止，不管權力和關系的無孔不入；對人民群眾來說，這是一種保護機制，在這里，可按規則監督政府效率，不怕拖延推諉的懶政，無懼打點關系的暗示。以規則取代關系人情，以規則清除尋租空間，才能防止隨意性、壓縮模糊性、杜絕逐利性，營造健康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態。《人民日報》（2015年03月26日05版）人民日報評論部：以責任校準權力觀念——“讓百姓辦事不求人”③之所以強調權力的責任屬性，關鍵原因就在于，如果責任太虛、權力太實、權責不對等，便會延長權力的觸手，大大增加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發生幾率辦個護照要返鄉6次、行程3000公里，蓋個科研樓前前后后要蓋200多個章，為什么群眾磨破嘴皮子、踏破了鐵鞋，到頭來依然“事難辦”？礦泉水跨省銷售要審批，割草機操作工、木材搬運工也要資格認定，隨著簡政放權的深入，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正在得以整改，但其背后折射的理念，仍然發人深思。“官不大，官架子不小”“身在基層卻缺少為民情懷”“自己的事情穿心過，人家的事情風吹過”……聽聽百姓的“點評”就能明白，權力一旦丟掉了宗旨和情懷，松懈了責任和擔當，結果必然是不作為和亂作為。或是把權力當資源，追求等價交換、有償使用；或是把權力當成權利，想怎樣來便怎樣來；或是把權力當待遇，將正當的辦事當做私人恩賜……在這些權力觀念的指揮下，權力怎么可能不任性？由此可以理解，簡政放權之所以難，就是因為舍不得放下附著在權力上頭的資源和利益。有清理審批事項的干部坦承，對幾千項權力一一進行梳理很艱辛，但“最難的不是體力勞動，而是與有關部門的爭執”。部門利益兇猛“圍獵”，改革者如果意志不堅，放權“割肉”就會變成“割韭菜”，該下放的權力換個馬甲又冒出來，開個足浴店都需要環評中介審批之類的“審批控”很難說不會繼續上演。由此也可以理解，“為官不為”在許多領域都不同程度存在，就是因為不少人離開審批就不會監管，下放權力就甩走了責任。兩會上就有代表委員反映，一家食品企業申請一項食品包裝標準，食藥部門說只管食品，質監部門說只管包裝，兩家都借口缺少法律授權，“不敢”出面制定相關標準。放權成了自由落體，履職成了大撒把，百姓的事情豈不無人問津？無論是變相放權、刻意刁難，還是為官不為、握權塞責，都照見了責任缺失、權力觀念扭曲的危害。從法律的視角看，權力是一種在授權范圍內必須履行的責任義務，由不得任性和傲慢，也容不得淡漠和怠惰。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叮囑“權力是人民賦予的，要為人民用好權”“權力就是責任，權力越大責任也越大”，申明的就是這個道理。之所以強調權力的責任屬性，關鍵原因就在于，如果責任太虛、權力太實、權責不對等，便會延長權力的觸手，大大增加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發生幾率。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行政機關要勇于負責、敢于擔當，堅決糾正不作為、亂作為，堅決克服懶政、怠政，堅決懲處失職、瀆職。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把為人民謀發展增福祉作為最大責任”“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貫穿其中的一個基本邏輯，就是要用責任意識校準權力觀念，讓為民服務成為政府職能的內核，讓恪盡職守成為權力的底色。此種糾偏之舉，可謂切中為官不為、權力任性的肯綮。何以增強責任意識？一方面，法無授權不可為，打造權力清單和負面清單，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消除權力的灰色地帶；另一方面，法定職責必須為，建立責任清單，照亮責任的黑暗角落，消除有權無責、有責無為等權責不匹配情形。在某種意義上，責任清單是認識并落實好前兩個清單的關鍵。有了責任清單，還要有問責機制，讓群眾遇到推諉、刁難時投訴有門，確保問責到位。制訂并落實好責任清單，才能從根本上厘清權力的責任邊界和運作規則，達成現代法治政府權責一致、有限有為、便民高效的基本要求。建立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的另一層意思，就是要讓公眾“看得見”政府權力和責任。以清單的形式告訴群眾每一項權力的依據、流程、時限、責任義務等內容，消除信息上的不對稱，激發群眾監督積極性，無疑是抑制權力異化和擴張本能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