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東南亞地區的現代化一、什么是現代化？現代化的實質是工業化，是指經濟落后國家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的過程；現代化又是以經濟變遷為中心的人類社會急劇變動過程的總稱；現代化同時還是一種“文明的進程”，包括政治制度、社會關系結構、人們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由傳統向現代的改變過程。

一、現代化是什么？作為經濟發展概念的現代化：在經濟活動中不斷采納和運用先進的技術與管理方式，提高社會生產力；作為社會變化概念的現代化：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結構組成與人們生活方式發生相應轉變，即走向現代化；作為政治概念的現代化：建立和發展合理的政治體制與有效的治理體系；作為文化概念的現代化：人們社會價值觀念的變化和更新；總之，現代化意味著經濟的迅速發展或變化、社會結構的轉型重組、政治體制和政策的不斷調整、文化與價值觀念的吐故納新。二、現代化的動力內源性與外源性；現代化的兩大類型：內源的現代化和外源的現代化。內源的現代化主要是由于自身社會發展出現的創新因素，導致了自發的、自下而上的、漸進性的社會變革，經過漫長的社會變革道路，使社會發展進入現代化。歐美發達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是典型的內源的現代化。二、現代化的動力外源的現代化指由于受外部的沖擊而導致各種社會矛盾尖銳化，從而引起內部的思想和政治變革并進而推動經濟變革，促使其社會發展走向現代化。外部因素成為主要推動力，內部創新居于次要地位。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則是典型的外源的現代化；作為發展中地區，東南亞各國也不例外。其現代化主要是全球工業化擴散潮流下的現代化。其中既有通過經濟發展尋求政治合法性的內部動力，也有技術、資金等生產要素尋求新興市場的外部動力。三、當代東南亞經濟發展東南亞現代化的基礎——起飛前的準備階段；第一次進口替代（1950-1960’s）；第一次出口導向（1970’s）；第二次進口替代（1970’s末—1985）；第二次進口替代（1985—1997）；危機以來的調整。東南亞（東盟部分）現代化的基礎自然條件與自然資源；殖民遺產：政治體制——前殖民地國家對西式民主體制的普遍認可，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合法性的壓力，推動威權主義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工業化運動；市場融入——前宗主國對殖民地種植、礦產的大規模開發使得東南亞各國有著較高的市場化程度，世界市場的融入度高。但經濟結構較為單一——以農礦產品出口為主；社會發展——在英屬馬來亞、新加坡和美（西）屬菲律賓，居民的識字率在第三世界屬較高水平；但多元化的族群結構使得各國的社會整合難度更大。第一次進口替代時期（1950、60年代）殖民地時期形成的以農礦業為主的單一經濟結構，產品主要面向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出口貿易條件又不斷惡化；整個國民經濟對外國工業品的依賴極大，國內所需的工業品主要依賴進口；發展本國工業，以國產工業品代替進口工業品，逐步減少工業品尤其是消費品的進口，減少國際貿易赤字，平衡外匯收支；并且由此逐步實現工業化，改變落后的、單一的經濟結構，實現經濟上的獨立；采取高關稅、限額制、加強外匯管制等措施限制進口，鼓勵外資和國內私人資本投資于工業，政府集中資金投資有關的基礎設施、大型企業和文化教育；規模小、效率低，競爭力弱；由于各國經濟規模較小，國內市場相對狹小，難以支持這些工業的持續擴大；工業發展又需要大量的進口設備和原料，因而工業的發展仍未能解決國內的外匯平衡問題。

第一次出口導向工業化（1970s’）為了解決大量進口造成的外匯短缺，東盟部分國家開始重新重視資源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加工；發展礦物資源的生產與加工出口：大量引進投資，加強石油、天然氣的勘探和開采，礦物產品出口比重迅速上升，從1970年占出口總額的28.6%上升到1975年的43.6%；發展經濟作物的生產與出口，將出口農業作為農業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以馬來西亞為典型，發展了多元化的農產品加工與出口產業。到80年代，馬來西亞的棕油、胡椒、可可出口躍居世界首位，菲律賓成為最大的椰油出口國；效果：經濟增速加快，70年代后期開始連續出現外貿盈余；東盟各國的出口比重過高，又以一種或幾種初級產品出口為主，國民經濟受國際市場影響較大，經濟發展很不穩定。第二次進口替代工業化（70s’末—1985）為了盡量減少外部沖擊對國內經濟的不利影響，東盟各國先制定新的發展計劃。由于各國發展水平不同，計劃的基本目標也有所不同；新加坡針從1979年開始進行“第二次技術革命”，著重發展知識、技術密集產業，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東盟其他國家則進一步發展國內工業，特別是以國家財政支持發展一些重工業部門，節約外匯開支，同時也可擴大內需，減少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主要發展造紙、化肥、煉油、橡膠、水泥、造船、鋼鐵等重化工業；

由于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升級必須保證大量的資金投入，東盟各國（除新加坡外）發展水平較低、經濟規模較小，國內儲蓄難以滿足投資需求；過多利用外資加重了外匯負擔，1984-85年國際經濟衰退使得利率上升，東盟外債負擔加重，不得不匆忙修定新的發展戰略。第二次出口導向工業化（1985-1997）放松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以多種優惠政策刺激出口加工工業和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以此帶動經濟的恢復與持續增長，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有利環境：80年代后半期，世界經濟逐步復蘇，東盟主要出口市場美、日都達到了較快的經濟增長，周邊的韓國、香港和臺灣也保持了快速增長，對于東盟發展出口、分散市場十分有利；其次，“四小龍”產業升級后大量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彌補了東盟資金缺口，又可促使產業升級，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工業；第三，國際資本市場活躍，資金利率逐步下降，有利于東盟國家對外籌資；第四，日元和亞洲“四小”的貨幣升值，美元相對貶值，使與之掛鉤的東盟國家貨幣也跟隨貶值，產品出口能力增強。第二次出口導向工業化-2截止到危機之前，東盟5個主要國家（新、馬、泰、印尼、菲律賓）制造業和服務業占GDP的絕大部分，步入新興工業化國家行列（*為1978年價格計算）；但由于自80年代后期以來對外來資本的過分依賴，以自由化吸引外資的大量流入，導致90年代中期以后各國債務、尤其是短期債務規模極其龐大，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能力，成為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關鍵原因。危機之后的調整與發展（1997年—）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通過投資驅動和國內消費共同拉動經濟；加快國內金融機構的重組，實施銀行金融機構合并，積極處理不良資產；制定新的產業升級計劃（2010年后）：新加坡加大創新密集產業領域的開發；馬來西亞經濟轉型計劃設計12項國家關鍵經濟領域和131項計劃，旨在建設高收入國家；印尼推出6大經濟走廊計劃，推動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礎建設，2025年躋身十大經濟強國。加快公司治理結構的調整與改革；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至2010年，東南亞徹底走出1997和2008年危機陰影。農礦產品加工與出口、旅游服務業迅速發展；電子信息、石化、紡織等產業區位優勢明顯（世界上最大的集成電路和電子元件出口地區、第三大辦公自動化和通信器材出口地區）。四、當代東南亞政治發展戰后東南亞政治體系的多元化：印尼、菲律賓和新加坡的共和制；文萊的絕對君權制；泰國、柬埔寨和馬來西亞的君主立憲制；越南和老撾的人民代表制；緬甸的軍人政治；另一種劃分：民主政體、威權政體和極權政體。戰后東盟政治變遷——議會民主階段議會民主制階段（50-60年代）——菲律賓獨立后的20多年，菲律賓實行的是美國主持制定的憲法、美式的兩黨制（國民黨和自由黨交替執政）、美式的總統制、定期的議會和總統選舉、第三世界最充分的新聞和言論自由——以此號稱“東方的民主櫥窗”；1965年，馬科斯通過強大的經濟實力、美國的背后支持和夫人的魅力當選總統，開始著意打造家族王朝。在第一任內，馬科斯通過整頓吏治、振興工業和基礎設施、推行土地改革贏得了一定支持，其保持菲美特殊關系前提下的“菲律賓第一”外交政策也使之贏得了周邊的親睞；1969年，馬科斯通過賄選、干預、舞弊和謀殺等手段連任成功。耗費驚人的大選費用（馬科斯本人耗費1.68億美元）加劇了菲經濟進而政治形勢的惡化。工農和學生對馬科斯不滿、共產黨活動重新興起、南部獨立運動掀起；1972年，馬科斯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實行軍管、中止憲法、解散國會、禁止一切政黨活動，菲律賓進入馬科斯的集權統治時期，直到1986年；在馬科斯時期，土改繼續推行，農業產量迅速提高，菲律賓從糧食進口國變為大米出口國；工業年增長率在70年代后期超過8%，經濟增長率中止70年代達到6.4%，菲律賓躍升為中等收入國家。戰后東盟政治變遷——議會民主階段議會民主制和有領導的民主階段（50-60年代）——印尼議會民主制的失敗（1950—1957）。這一階段，印尼高舉反帝大旗舉行了萬隆會議，提高了國際地位；但國內忽視了經濟恢復工作，1952~53年生產水平不到戰前的80%；各派政黨勢力爭權奪利、分裂力量和反叛力量趁機崛起；1957年“有領導的民主”推出，蘇加諾試圖通過“納沙貢”將民族主義、伊斯蘭教和共產主義三大勢力糅合在一起，共同執掌政權，共產黨得以進入印尼的政權；隨后出現的地方分裂運動、地方軍隊的叛亂行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全國軍管為代表右翼的陸軍打通了通往權力的道路；60年代之后，為了遏制陸軍勢力，蘇加諾公開扶植印尼共，并同意共產黨成立以工農為主體的“第五軍種”，導致印尼共同陸軍右翼矛盾的激化；1965年初趁蘇加諾患病之機，陸軍“將領委員會”加緊活動，籌劃政變；9月30日，總統府衛隊翁東中校先發制人發動“九卅零”事變，隨后為蘇哈托所鎮壓；至1968年，蘇哈托被正式授予總統職位，印尼進入蘇哈托的“新秩序”時期。戰后東盟政治變遷——（泰國）戰后泰國的歷史幾乎是一部軍事政變和軍人統治的歷史，60余年的戰后史，泰國經歷了20次軍事政變，其中14次成功；21位總理相繼組建了49屆內閣，其中24屆屬軍人政府，8屆是軍人為主的政府，17屆為文官政府；泰國有80%的時間是在軍人的統治之下；從自由泰政府到披汶的軍人專政：1947年陸軍中將屏春哈旺在“恢復軍人榮譽”的號召下，推翻自由泰的文人政府，1948年披汶自任總理，開始軍人專政。披汶政府后期建立起披汶-沙立-炮的三頭政治，1957年9月，沙立因選舉矛盾發動政變，推翻政府、解散議會、中止憲法，披汶和炮逃往國外；沙立-他儂軍人獨裁政權：1959年沙立（1963年死后他儂繼任）自任總理、武裝部隊最高司令和警察總監，他儂由總理改任國防部長；1968年泰國頒行新憲法，次年舉行大選組成他儂-巴博（副總理兼武裝部隊最高司令）-巴碩（警察總監）三頭政治；1971年他儂再次政變，清除巴碩警察勢力，建立他儂-巴博-納儂吉滴卡宗家族王朝，直到1973年“爭取通過永久憲法運動”中被迫流亡國外；1974-1976年，泰國文人在國王的支持下進行了不到兩年的民主實驗，社會中下層并未得到任何利益，相反卻通過民主舞臺獲得了政治參與的機會，最終為軍人繼續利用。1976年他寧軍人上臺，進入溫和的軍人執政時期。戰后東盟政治變遷——（新加坡、馬來西亞）戰后新、馬自獨立伊始，即建立起兼具西式民主體制和維權主義特色的政治制度。新加坡自1959年自治后長期由李光耀“賢明集權”，馬來亞1957年獨立后則主要由東姑拉赫曼（1957-1970）、馬哈蒂爾（1981-2003）兩人執政；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拉赫曼或馬哈蒂爾的巫統（馬來民族統一戰線）作為執政黨，均建立起了比較健全和穩定的政治運行機制；新加坡集權的理由主要在于國力、尤其是人才缺乏，李光耀希望把盡可能多的人才集中在人民行動黨而不是多個政黨競爭之下；馬來西亞集權的主要背景則是難解的族群問題，在這一背景下，巫統并非一黨專制，而是聯合馬華公會、印度人國大黨組成馬華印聯盟（1974年后擴大為國民陣線），將主要大黨團結在一起；新、馬的威權主義政治和前述三國顯著不同，軍隊從未對政治運行構成任何挑戰。90年代以來的政治變化1990年，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擔任新加坡“內閣資政”直到2011年），將總理職務傳給吳作棟（1990—2004），完成了新加坡領導人的第一次交接；2004年，吳作棟辭去總理職務，李顯龍繼任，2011年5月，李光耀和吳作棟雙雙宣布不再擔任內閣資政或進入內閣，標志著老人政治的終結；90年代以來，隨著新加坡公民社會的形成和政黨政策的放松，以工人黨和人民黨為主的反對黨獲得了一定的發展。2011年5月新加坡大選是具有標志性的發展。發對黨工人黨共獲得8個國會議席、人民黨1席；其中，工人黨在阿裕尼集選取擊敗執政的人民行動黨，獲得國會5席和該選區市政理事會權力；本次大選，人民行動黨得票率第一次降到2/3以下；2011年8月，新加坡第一次出現多人競選總統的局面，也標志指定繼承人的制度開始松動。90年代以來的政治變化（馬來西亞）1998年，馬哈蒂爾清理執不同政見的繼承人安瓦爾之后，逐步實現權力交接；2003年，執政22年的馬哈蒂爾總理職位由巴達維繼任，2009年，納吉布阿卜杜勒拉扎克當選第6任總理，馬來西亞權力交接正式步入常態；2008年3月8日全國大選，執政的國民陣線第一次失去2/3的絕對多數，吉蘭丹、檳城、雪蘭莪、霹靂和吉打等四個州政權為反對黨掌握，這種情況在整個東南亞是絕無僅有的；根據既有的選舉程序，馬來西亞應于2013年4月28日前舉行全國大選，但執政的拉扎克首相迄今尚未宣布解散下院并召集大選的日期；充滿懸念的大選或許意味著馬來西亞民主政治正處于十字路口。90年代以來的政治變化（印尼和菲律賓）1998年，蘇哈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