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的終極價值追求

一、傳媒的終極價值追求傳媒的價值取向應與社會的價值追求相一致，我們當把人的解放，作為最核心的價值追求。人的解放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物質、精神和社會環境的奴役中解放，使人能夠掌握、支配自己；第二階段是從物質、精神和社會環境的限制中解放，使人能夠全面發展。隨著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諧社會建設的發展，人們日益能夠掌握、支配自己了。于是，我們當越來越多地關注第二階段了。人的全面發展，是包括人的體力和智力、知識和思想、道德和精神、性格和心理等各種素質的發展，是認知和思考、操作和社交、決策和創造等各種能力的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是自由的、和諧的發展。在選擇發展的方向和方式，培育、發揮潛質和潛能方面，受到最小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是不可能的)。需要人們能夠自主掌握、支配自己，擺脫物質和精神的奴役；能有發展自己的時間、物質、社會條件和公平的發展機會。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特征和方向，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是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我們社會的最高價值追求，也應是我們新聞傳媒的終極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正是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具體化——人的全面發展，包括發展的條件、過程和結果，正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傳媒理念上，我們應適時地從服務于人的解放的第一階段，向服務于人的解放的第二階段演進，致力于使人能夠從物質、精神和社會環境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實現全面發展。也就是說，盡可能滿足人的全面發展對傳媒的各種需要，包括信息和知識的需要，表達和交流的需要，參與和創造的需要。盡可能實現人民的各種相應權利，包括知曉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傳媒利用權，自覺、有效地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根據這樣的價值取向，我們的新聞傳媒就要以人為本，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點，包括人民的物質利益、精神利益、政治利益和發展利益。當我們關注傳媒對社會的影響時，我們也要看到這是為了人；當我們關注傳媒對黨的事業的影響時，我們也要看到這是為了人民，從而不偏離根本宗旨。我們的新聞傳媒就要促進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的建設，反對片面追求GDP而降低人的實際生活質量，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貶值為代價；反對生產安全勞動防護缺乏，貧富分化嚴重，少數人的利益獲得以多數人的利益犧牲為代價；反對過度消耗自然資源和污染、破壞環境，自己的、今人的發展以他人的、后人的發展為代價；反對不利于人全面發展的思想文化、體制安排、社會障礙，等等。依照這樣的價值取向，我們應重視人民的傳播需要和權利，取消不必要的限制和禁止，充分發展傳媒事業和產業。數量上，盡可能滿足人的全面發展對傳媒日益增長的需要量；質量上，盡可能提高傳播效率和效果，提高受眾需要的滿足程度。受眾既有接受的需要，也有傳出的需要，這兩種需要的滿足，都關乎人的全面發展，要求我們傳媒提供充分的、優質的、方便的、低價的傳播渠道和交流平臺。二、網絡時代輿論主體的重塑輿論的主體應該是公眾，然而在新聞傳媒發達以后、網絡傳播崛起以前，輿論的主體往往被異化為報刊、廣播電視等新聞傳媒，輿論工作就是新聞傳媒工作，控制了傳媒就等于控制了輿論。傳媒掌控者出于種種目的，往往假借輿論代表之名，冒充、扭曲、強奸民意，公眾則往往成為傀儡或陪襯，“被贊成”、“被反對”。當年我國新聞傳媒對1976年“四?五”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報道和評論，在這方面堪稱典型。網絡傳播崛起以后，尤其是在Web2.0以后的全民表達時代，社會公眾日益重新成為輿論的主體，在輿論的形成和變化中所占的比重、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一旦發現“被贊成”、“被反對”，可以馬上通過網絡傳播予以抵制，從而形成公眾、傳媒人和傳媒機構共同成為輿論主體，并日益向前者傾斜的格局。公眾的參與機會多了，參與意識和能力也會相應增強。我們看到，現在網民的主體意識越來越強，比以往更加積極地關注和參與意見交流。傳統媒體的議題設置權和話語權被分散到公眾和網絡媒體，傳統媒體自己的議題和觀點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網絡媒體的影響，或直接從網絡媒體轉載。于是，公眾的輿論通過傳統媒體這種“意見領袖”進行二級傳播、多級傳播。網絡傳播大大方便了信息傳遞、復制和儲存，并使信息更為廣泛和多元，可從眾多的信息來源、眾多的角度和層面反映同一事物或人物，不斷逼近真相。網上交流觀點的方便性和自由度也是空前的，遠遠高于傳統媒體。這使輿論主體能夠及時、充分地表達意見，能夠心口一致、表達真實的意見。由此，輿論的形成和變化可基于更真實、更準確的事實，可吸納更全面、更合理的觀點，可更迅速地修正或轉變。另一方面，虛假信息、偏激情緒、錯誤觀點也很容易在網上蔓延，使輿論產生偏誤、情緒化、非理性。從網絡傳播對輿論的影響中可得到許多啟示，擇其要者——1.網絡傳播對輿論的影響之利遠大于其弊，當充分保障其積極作用的產生。包括保護合法的事實披露和理性的觀點交流，保護進行網上輿論監督者的安全。2.網絡傳播對輿論的影響具有傳統媒體所不及的長處，當充分開發和利用。包括降低網絡媒體準入門檻，創造寬松的網絡傳播環境，多從網上聽民聲察民情，多在網上引導輿論。3.利用網絡傳播引導輿論時，當根據網絡傳播的特點和規律。包括信息及時，觀點合情，態度平等，幫助、鼓勵草根“意見領袖”，用焦點討論、熱點追蹤等方式引發多級傳播。4.在去中心化、去光環化的網絡時代，傳媒影響力已不能主要依靠權威性和控制力，當更多地依靠服務性和親和力，且不是傳統的居高臨下式或保姆式的。媒體不僅要做信息的發布者和意見的表達者，而且要做信息的整合、解釋者，意見交流平臺的提供者，民意和民智的匯集者。這也是傳播權利向公眾的讓渡，%是民主政治建設的一步。三、以改革精神實現跨媒體、跨地區目前，我們媒體的行業分割與壟斷、地區分割與壟斷仍未解決，使許多在資金、技術、經驗、人才、品牌、管理等方面很有優勢的傳媒機構，不能充分發揮在傳媒領域的經營優勢，不能充分獲得經營規模效應、價值鏈、產業鏈延伸效應和媒體融合效應，只得把余力投入自己不太熟悉、不太擅長的其他領域，效益往往不理想，甚至大量虧損。而一些劣勢媒體則發展能力不夠，競爭壓力不足，長期處于低水平和高消耗。根據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頒發的管理規定，報刊社不能辦廣播電視和時政類網絡視聽節目。主因是避免重復建設和加強內容控制，客觀上對廣播電視系統的利益也是保護。對于廣播電視機構來說，辦報刊和新媒體都沒有體制障礙，但所有機構辦報刊都需經過嚴格審批，這種審批有很嚴的總量、結構、布局等控制，并非符合條件就能獲準，主因也是避免重復建設和加強內容控制。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已經證明，過細的計劃管理弊大于利。如果供應者是獨立的市場主體，就可以發揮市場的優化資源配置作用。至于內容控制，則應向法制化、追懲制過渡。目前新聞機構跨地區辦新聞媒體，國家級的可以在全國各個地方辦，省市級的可以在本省市轄區內各個地方辦，基本不能跨省市辦。限制的主因是各個地方的新聞媒體，都是當地黨政部門的喉舌，如果許多外地的新聞媒體占領了本地市場，本地的新聞媒體乏人光顧，喉舌就形同虛設，客觀上這種限制有利于各地區傳媒的市場壟斷。另外，在事業單位體制下，在新聞機構享有宏觀管理賦予的一定程度壟斷地位的情況下，新聞機構既沒有很強的利益驅動，又沒有淘汰退出機制的威脅，一般不會愿意接受其他行業和地區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