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最新盧永根時代楷模觀后感范文3篇

2019年8月12日4時41分廣州，我們又永遠失去了一位科學家，盧永根院士享年89歲。他是我國著名作物遺傳學家，1930年12月2日生于香港，廣東花都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小編整理了2019最新盧永根時代楷模觀后感范文3篇，歡迎參考分享。

盧永根時代楷模觀后感

1983年，盧永根擔任華南農學院院長，開始了長達13年的校長生涯。上任之初在接受《光明日報》記者的專訪時，盧永根談到自己的黨員、校長、教授這三個角色的關系，說自己謹記“先黨員，后校長;先校長，后教授”的原則，這個簡單原則體現了盧永根對黨的教育事業高度負責、學校利益高于一切的責任感。

這句話雖然簡單，但真正要把握好這三種角色的關系很難。盧永根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他真正做到了。

在盧永根看來，很多人是有多重身份的，比如說既是專家，又是黨員。如果他們在黨內以專家自居，在黨外的專家面前又標榜自己為黨員，這是不行的。而他自己首先是一個黨員，工作上首先要從大局出發;在校長和教授身份上，自己首先應該考慮校長這個角色。既然是校長，就要著眼于學校的發展，就要把自己教授的工作和身份暫時放下。特別是不能利用校長的身份，給自己的教授身份獲得好處，比如學校的資源向自己的研究方向或實驗室傾斜，利用自己的地位幫助自己的團隊獲取研究經費等種種好處。

這一點，給張桂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據他回憶，老師盧永根擔任校長的13年，完全是全心全意站在學校的高度，為學校全局謀發展，但也恰恰是他自己的實驗室發展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期。

身為校長，盧永根堅持著自己的治校理念。在他的回憶中，當校長期間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擺在首位的是學校的人才隊伍和學科建設;第二，堅決抵制住了學校為主體的商業行為;第三，不遺余力地進行校園環境建設。在若干年后的今天看來，這三件事，都交出了讓人滿意的答卷，而正是這份答卷為學校的未來發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盧永根時代楷模觀后感二

2019年8月12日4時41分廣州，我們又永遠失去了一位科學家，盧永根院士享年89歲。他是我國著名作物遺傳學家，1930年12月2日生于香港，廣東花都人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

由于不在領域內，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盧永根院士，是啊，我們每天都知道某些明星的消息，某些爛七八糟網紅的消息，可是科學家，我們太少知道他們的消息了。我們兒時，有多少人的夢想是成為科學家啊，成為了科學家就更好地回報社會，報效祖國，現在我們都長大了，這份理想早已離我們遠去，科學家，聽起來多么光榮的稱號，漸漸被我們這瑣碎的生活給徹底淹沒了。

還記得小時候最喜歡數學，那時候的想法就是要想成為科學家，必須學好數理化，后來漸漸地，分數就成了我們追逐的目標，高考成了我們必須逾越的龍門。為了分數而學習，為了高考而學習，完全取代了為了理想而學習。很多時候，我們不再愛學習了，考試就是痛苦，分數就是折磨，總是考第一的人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大多數人的努力，都被名次壓垮了。

后來加入了社會，工作了，科學家的夢想就徹底遠離我們了，為了枯燥乏味的瑣碎生活有那么一點色彩，我們拼命掙錢，似乎掙錢就是生命的全部意義，科學，那是別人的生活，那是另一個世界，另一個離我們很遠很遠的世界。

甚至連我們能接觸的所有媒體，都充斥了各種明星、網紅的消息，是啊，他們更具談資，他們表面上的光鮮似乎更值得我們追捧，他們是這個社會浮于表面的美，他們可以使我們暫時忘卻生活的艱辛，以為嘻嘻哈哈地可以這樣走完一輩子，但事實上呢?

真正讓我們這個世界更進步的還是科學家，是他們通過一點一滴的努力，讓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更深刻，讓我們懂得更多的真理，讓技術更先進，讓我們這些普通人的生活更美好。他們仍然是最偉大的，不會因為甚少有人關注就會失去光彩。我們最敬愛的科學家們，他們中的很多人也許一輩子都不會被人知道，他們只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為這個社會，為你我，默默地奉獻了一生，他們是最值得我們銘記的。

盧永根時代楷模觀后感三

丁穎去世之后，盧永根回到華南農學院，繼續從事水稻遺傳育種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他帶回丁穎院士生前收集的七千多份稻種，成為華南農學院開展水稻育種最寶貴的資源。據他的學生劉向東介紹，這個種質資源庫，不僅學校的研咳嗽笨梢岳用，

也開放給中國科學院、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內科研機構，后來逐漸擴充到一萬多份水稻種質資源，是我國水稻種質資源收集、保護、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寶庫之一。

“”運動初期，盧永根被戴上“死不改悔走資派兼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后來被下放廣東翁城干校，在這里度過了十年的時光。直到1978年，盧永根才遷回廣州。

1978年8月，由國家農牧漁業部派遣，盧永根到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參加“遺傳評價與利用”培訓班學習，為期4個月，在培訓班結業考試中，盧永根在來自11個國家的31名學員中，成績名列第一。培訓結束后，盧永根以訪問學者身份又留所從事研究工作2個月。

20世紀50年代，我國的科研人員培育出水稻矮稈品種，大大提高了水稻產量。同時，矮稈也有利于提高水稻的抗倒伏性，因此對水稻矮生性遺傳規律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20世紀70年代末期，盧永根對此進行了研究。他選用矮腳南特等4個早秈稻矮源，分別與高稈品種冷水麻雜交，通過對其雜交后代的遺傳分析，研究矮源的基因型和遺傳方式。通過實驗，盧永根發現水稻品種的半矮生性屬簡單遺傳，受一對隱性主基因控制，同時還存在一些修飾基因。因此，他提出矮稈水稻品種并非越矮越好，半矮生性品種比較符合中國當前育種的要求。與此同時，他將中國現有的水稻矮稈品種劃分為矮生性和半矮生性兩個類型和四個群，其中半矮生性的遺傳方式較簡單，容易在其后代得到穩定。盧永根還強調，理想的矮源不僅遺傳組成應屬于半矮生性，而且要具備優良經濟性狀和高的配合力。這些研究結果為有效利用現有水稻矮源和人工創造新矮源提供了理論依據。

1980年，盧永根以公派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留學，與美國著名水稻遺傳育種專家J.NeilRutger博士合作研究。在這里，他將自己對水稻育種的研究拓展到了細胞生物學層面，進行水稻誘導胞核雄性不育突變體的細胞學研究。盧永根將11個水稻胞核雄性不育突變體劃分成四類：可染花粉敗育型、部分花粉敗育型、完全花粉敗育型和無花粉型，進而在花粉母細胞減數分裂和小孢子發育期對這四類胞核雄性不育突變體進行了細胞學觀察，探討它們的敗育機理。結果表明，明顯的染色體畸變與胞核雄性不育性有著密切的關系。

丁穎在《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其演變》一文中認為，中國栽培稻起源于華南，而分布在華南的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在丁穎的影響下，盧永根也開始密切關注中國稻作的起源問題，并多次與梁家勉等知名農學史家交流。但多年以來，對中國栽培

稻起源的研究，多限于歷史學、考古學等少數幾個領域。盧永根在20世紀80年代從

細胞遺傳學的角度對栽培稻種的起源進行了研究。他選擇了原產中國的普通野稻、藥用野稻和疣粒野稻三個野生稻種，對它們進行粗線期核型的研究，并與栽培稻進行比較分析，建立了中國三個野生稻種的粗線期核型。他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三個野生稻種的粗線期核型存在著差異，其中普通野稻與栽培稻在染色體長度變化范圍、相同類型和編號的染色體數目、核仁組成中心的位置以及染色粒的分布方式等方面均表現出最大相似性，從而進一步印證了丁穎的論點，即普通野稻是中國栽培稻的近緣祖先。

盧永根時代楷模觀后感四

1949年8月，盧永根按照組織上的安排，順利考入私立嶺南大學醫學院，同時領導著嶺南大學的地下學聯工作。之后不久，因承擔社會工作過于繁忙，而醫學院的課程又過于繁重，盧永根轉入了課業負擔稍輕的農學院，自此開始接觸到自己一生的研究事業——農學。

1952年11月，全國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農學院和中山大學農學院合并為華南農學院，盧永根也隨之成為華南農學院大四的學生。

在華南農學院里，盧永根認識了原中山大學農學院院長丁穎教授。丁穎早年留學日本學農，回國后在廣州從事稻作研究，卓有建樹，在20世紀30年代我國的水稻育種領域便有“南丁（穎）北趙（連芳）”之稱。丁穎給高年級學生講授專業補充課，主要內容是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演變和中國稻作區域劃分，這門課程深深吸引了盧永根，也直接促使他日后走上稻作研究之路。

1953年8月，盧永根大學畢業，黨組織安排他留校任教。從此他成為作物遺傳育種學的助教，不僅從事教學，也承擔一定的研究任務。

留校工作之后，盧永根和丁穎在工作上有了更多交集，除了在學院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之外，他們還是華南農學院僅有的兩位廣州市人大代表，常常要一起去參加會議。40多歲的年齡差異，并沒能阻擋兩人互相學習的勁頭：在學術上，盧永根不停地向丁穎靠攏;在政治上，丁穎也經常向盧永根請教。

1955年，經華南農學院選派，盧永根到北京農業大學參加為期兩年的“全國作物

遺傳選種進修班”，課程內容以米丘林遺傳學為主，由蘇聯專家費?米?普羅茨科夫講授。

但盧永根本人根據以往的育種實踐，主張實事求是，反對全盤以米丘林遺傳學作為業務指導。他堅持認為“蘇聯專家的國際主義精神是很感人的，但政治和業務不能混為一談，美國教授業務（注：主要指摩爾根遺傳學）好，但政治上反對我們，這個我們也分開來看”，而當時的狀況是“對蘇聯專家盲目崇拜，對中國專家不夠重視”。在1958年的整風運動中，這些觀點成為盧永根政治上的重大問題，被給予留黨察看一年處分。

1957年，丁穎被任命為中國農業科學院首任院長，調往北京工作，但許多業務工作仍留在華南農學院，盧永根繼續在這里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1961年8月，中央決定為老專家配助手，丁穎選中了盧永根。次年八月，盧永根赴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成為丁穎的科研助手。

身為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的丁穎并沒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