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對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貢獻,經濟思想史論文迄今為止,根據武漢大學(李達全集〕編纂委員會的收集成果,李達撰寫主義經濟學的專著有(中國產業革命概觀〕(1929年)、(經濟學大綱〕(1935年)、(貨幣學概論〕(1937年)等3本;譯著(含合譯)6本:(蘇)米哈列夫斯基的(經濟學入門〕(1930年,1932年)、(蘇)拉比托斯和渥斯特羅夫的(政治經濟學教程〕(1932年,1933年,1936年)、(日)河田嗣郎的(土地經濟論〕(1930年,1933年)、(日)河西太一郎的(農業問題之理論〕(1930年)、(日)高柳松一郎的(中國關稅制度論〕(1924年,1927年,1933年)、(日)河上肇的(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1930年,1938年).另外兩部譯著可惜踏破鐵鞋無覓處,(李達全集〕至今暫付闕如,一是的(經濟學批評〕即(政治經濟學批判〕(上海昆侖書局,1930年1月版);二是考茨基的(經濟學講〕(中華書局,1921年4月版).這是他在1918年日本留學時期翻譯的成果.此書被李大釗發起的主義研究會列為必讀文獻之一.李達還先后撰寫了15篇經濟學領域的論文,華而不實包括(佃租論〕(2篇)(載(當代中國〕,1928年)、(論廣義經濟學〕(載(讀書月報〕,1939年)、(土地問題研究〕(載(雙十月刊〕,1928年)、(中國當代經濟史概觀〕(載(法學專刊〕,1935年)、(物價管理與強化金融統制〕(載(申報月刊〕復刊,1944年)等.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論著中,如(學講與中國〕(載(現代〕,1923年)、(當代社會學〕(1926年)、(社會學大綱〕(1937年)和(中國社會發展遲滯之原因〕(1941年)等,也闡述了不少的經濟問題這些嘔心瀝血之作奠定了李達在主義經濟學界的聲望,以及在主義經濟學中國化中的地位,以致于早期的中國主義者無一人出李達之右(侯外廬語).早期的主義理論家大都以研究和宣傳哲學和科學社會學講見長,而李達對于經濟學研究有很深的造詣和理論修養,并且十分重視對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他是中國早期主義理論者中屈指可數的經濟學家.李達以主義這一新視角討論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的時代性問題,最早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和中國經濟的特殊的發展法則.早在1921年,他在(新青年〕發表了2篇振聾發聵的檄文,一方面,以(復原〕為題,批判德國社會民主對于真面目的歪曲,稱贊列寧恢復的真相,大聲疾呼復原另一方面,以(派社會〕為題,指出:中國何時能夠發生社會革命?中國社會革命究竟采用何種范疇的社會,大概也是要根據國情和國民性決定的.①他嚴厲批判了各種假社會言論,華而不實包括無主義((無主義之解剖〕,1921年)、走狗社會((張東蓀現原形〕,1920年)和溫情的社會((社會與江亢虎〕,1923年),并在(什么叫社會〕(1919年)、(社會的目的〕(1919年)以及(當代社會學〕(1926年)等論著中系統地宣傳科學社會.在(中國產業革命概觀〕(1929年)、(中國當代經濟史之序幕〕(1935年)、(中國當代經濟史概觀〕(1935年)這3本著作中,李達運用主義經濟學原理對中國詳細的經濟社會問題作了深切進入的分析,尤其在1936年發表的代表性論著(經濟學大綱〕等論著中,他以為,理解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詳細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態,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詳細的經濟理論,才能知道中國經濟的來綜與去跡.②可見,李達固然沒有明確地提出主義中國化這一術語,但是早在20世紀20年代已經領悟了華而不實之真理和精華真髓,并且對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做了論證和解讀.李達實際上還是倡導和力行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第一人③.二、李達力行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三大階段李達力行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經過大致能夠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一)早期階段(20世紀20年代)李達在的二大宣言中提出民主革命的綱領后,發表了(學講與中國〕(1923年)一文.李達鮮明地提出用學講改造中國社會的口號,并運用主義分析了中國經濟的演變經過,指出,學講,已是由介紹時期而進到實行時期了.我們研究經濟學講的人,對于這樣重大的事實,似有慎重研究和考校的必要,尤其要討論三大問題,即當前的中國能夠應用學講改造社會嗎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如何準備,如何實行應該采用何種政策,并且力圖從經濟上為中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作有力的論證,并且預測:無產階級把握政權后,應根據學講的原則和中國的產業狀況及文化程度來確定各種政策④.李達于1929年出版的(中國產業革命概觀〕是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狀況及其演變趨勢的緊要關頭為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個重大課題而作,是中國人用主義觀點系統闡述中國近代經濟的第一本著作.他在書中開宗明義指出:要曉得當代的中國社會究竟是如何的社會,只要從經濟里去探求,只要就中國經濟發展的傾向作正確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論,樹立建設的計劃.這是我所以要編這本小冊子的動機⑤.他首先指出了中國革命與中國產業革命的關系,接著運用大量統計資料詳盡地分析了鴉片戰爭以后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的雙重壓迫下中國經濟的演變趨勢,并在這里基礎上說明了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闡述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與前途,指出:要發展中國產業,必須打倒帝國主義的侵略,廓清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樹立民眾政權,發展國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①該書出版后很快就被譯成俄、日等多國文字.李達在這一時期還翻譯出版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和(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有力地促進了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十分需要指出的是,這時,他就已經注意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重要理論價值,是當時的主義者中有如此認識的第一人.(二)中期階段(20世紀30-40年代)20世紀30年代是李達研究主義經濟學成果斐然的多產時期,一共撰寫出版了4本代表性著作即(經濟學大綱〕教學資料(1935年)、(貨幣學概論〕教學資料(1937年)、(社會學大綱〕(1937年)、(社會進化史〕(1935年)以及5本譯著.40年代,撰寫了(中國社會發展遲滯之原因〕(1941年)、(法理學大綱〕(1947年)等論著,(經濟學大綱〕和(貨幣學概論〕也由生活書店和三聯書店正式出版.(經濟學大綱〕是我們國家主義學者全面系統闡述(資本論〕原理的最早著作,通俗易懂地向中國人民介紹了主義經濟學,極大地促進了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固然該書系介紹(資本論〕原理的專著,但仍然有很多極為深入的個人見解和富有創見的發揮,是中國人自個寫的第一本主義經濟學教學材料.曾向延安理論界推薦此書:李達還寄給我一本(經濟學大綱〕,我如今已讀了三遍半,也準備讀它十遍.②在給李達的信中,稱贊他是真正的人③.(貨幣學概論〕表示清楚:李達不僅僅是在中國獨立撰寫主義經濟學教學材料的第一人,而且也是中國主義貨幣理論的開拓者.尹進教授將其與同類國內外書籍做了比擬,以為它是中國最早系統地闡述主義貨幣理論的一部專著,它不僅標志著中國貨幣理論領域發展的一個嶄新的階段;同時,從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角度來看,也是主義理論向部門經濟學浸透的開端,顯示著主義理論在中國的運用與發展的新的里程碑④.從內容的全面性和體系的嚴謹性以及內容的深度來講,即便放在30年代世界主義貨幣理論水平上來衡量,(貨幣學概論〕書稿也是高水平的⑤.(三)后期階段(20世紀50-60年代)全國解放后,李達大部分精神放在教育行政等領域,以及著重于主義哲學思想尤其哲學思想的詮釋和闡發,關于經濟問題的研究則散見于很多論著之中,其經濟思想即便在今天看來也不乏深入之處.例如,(關于過渡時期總道路和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規律〕(1955年)、(我們國家現前階段的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1958年),以及在1959年,針對當時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發表的系列論文和講話,如(正確認識由社會到過渡的問題〕(社會的兩個階段〕(關于我們國家由社會過渡到的問題〕等,提出了關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整個社會階段,不但不會取消,而且要繼續發展⑥的觀點,這在當時大刮之風、跑步進入的大背景下,是切中時弊,難能可貴,具有大無畏的理論膽略的.綜上所述,李達對于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奉獻.綜觀李達力行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全經過,一個鮮明的特點是:有的放矢,實事求是,應用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矢)詳細分析了置于國情和國民性基礎上(實事)的中國當代經濟的特殊性,中國經濟的發展規律、出路和對策(的和是).他是最早用主義經濟學講以及主義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主義理論家.其次,他既是一位理論素養深切厚重的主義經濟學家,更是一位哲學功底深切厚重的主義哲學家.毋庸置疑,李達擅長運用哲學方式方法論研究經濟問題,也擅長通過經濟分析來深化和提升哲學觀點.這是李達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特征.下面分門別類地分析和解讀李達在這一領域的理論奉獻.三、李達對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獨到理解李達在(經濟學大綱〕緒論中,肯定了經濟學的社會科學的學科性質: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一種.社會科學,是以各種社會關系為對象的.①由此他進而明示:經濟學的對象,是社會構成經過中的生產關系的總體,即社會的經濟構造.②李達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的角度來理解經濟構造: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即適應于生產力的各種發展階段的生產關系的總體,就是社會的經濟構造.③這是在中國化主義經濟學講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生產關系的總體這一話語.建國以來比擬流行的觀點,是根本源頭于斯大林經濟學形式的,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僅定位于單一的生產關系及其三分法.這是對研究對象總體觀的倒退.改革開放以來,生產力(熊映梧,1978年)、生產方式(馬家駒,1981年)、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吳易風,1997年),以及生產關系總體(胡鈞,2018年)、生產力-中介范疇-與生產關系(顏鵬飛,2020),先后被列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引起學界的討論和爭鳴.總的來看,其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逼近的研究對象總體論.而追根溯源,是李達開中國化主義經濟學研究對象之先河.在李達看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是內容與形式的統一.在他看來,生產力是生產關系的內容,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的運動及作用的形式.生產力是勞動力(從屬于勞動者)與生產手段結合為一而發揮的一種能力,因此勞動力與生產手段的結合,乃是勞動力所有者與生產手段所有者的結合.勞動者的勞動力與其生產手段相結合,就發揮出生產力,勞動力所有者與生產手段所有者相結合,就構成生產關系.李達進一步指出:這兩種結合實是一種結合的兩個方面,前一方面是內容,后一方面是形式,而內容與形式,構成為對立的統一.④這就深入地講明了社會的經濟構造,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對立的統一⑤.除此之外,他還著重提出了經濟學的研究任務,即科學的經濟學所要集中注意的焦點:歷史上的各種經濟形態發展法則的特殊性,以及順次由一種形態推移到次一形態的轉變法則的特殊性.⑥四、李達的廣義經濟學主張李達把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劃分為廣義經濟學與狹義經濟學,前者研究歷史上各種經濟構造的發生、發展與衰敗及其相互轉變的法則,后者單只研究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發展及衰敗的法則⑦,并進而指出:我的研究所以要采取廣義經濟學的立場,不僅僅是具有純理論的意義,并且還具有實踐的意義,由于廣義經濟學,并不僅僅是為了求得經濟學的知識才去研究一切經濟構造,而實在是為了求得社會的實踐的指導原理才去研究它們.⑧我們不是為了研究經濟學才研究經濟學,而是為了要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才研究經濟學⑨,并批評那種專門研究外國經濟卻把中國經濟忽略的做法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是極大的缺點瑏瑠.換而言之,經濟理論價值及其實踐上的指導意義,成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在中國近代經濟學講史上,李達能夠講是最先提出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一位主義學者.他極為重視對中國經濟特殊性的研究,在他看來,廣義經濟學必須包括對中國經濟的特殊的發展法則的研究,只要理解經濟進化的一般原理在詳細的中國經濟狀況中所顯現的特殊的姿態,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詳細的經濟理論,才能知道中國經濟的來蹤和去跡①.因而,就必須把握住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經濟的進化之客觀的法則,同時詳細的考察中國經濟的特殊的發展法則,以期建立普遍與特殊之統一的理論②.李達的這些觀點在當時的中國是卓越的和獨到的,并對構建中國的主義政治經濟學起到理論的先導作用.李達還詳細分析了中國當代經濟的特殊性:它不是一個階段上的獨立的經濟形態,而是還停滯在由封建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狀態中,但是深深的烙上了國際帝國主義殖民地的火印③,成為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是資本主義列強的附庸④、國際資本主義殖民地化的經濟⑤.詳細而言,中國的經濟存在著三個相互交織的經過:帝國主義侵略的經過,民族資本萎縮的經過和封建農業崩潰的經過.這三個經過中,第一經過占據統制的地位,第二經過已是第一經過的附屬物,第三經過固然被第一第二所統制著,卻仍然表現頑強抵抗的氣力,仍在困苦狀態中掙扎著⑥.上述關于中國經濟特殊性的分析,對當時理論界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討論以及革命道路和革命綱領的制定,都有著特別重要的影響.因而,能夠講,李達關于廣義經濟學的論斷,對于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化和構建中國的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開拓性的意義.五、李達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李達非常重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法則的暴露,在當前實是人類的最高問題.⑦在(經濟學大綱〕一書中,李達不僅嚴謹地遵循(資本論〕的基本原理,還有很多非常深入的個人見解和富有創見的發揮,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及其根本源頭、資本主義社會剝削的本質進行了深切進入的分析.他總結道:我們的研究,采取了如次的順序,即商品的二重性勞動的二重性社會的生產與個人的占有間的矛盾.從這個順序的另一方面看來,是交換價值價值抽象的勞動.在這些對立的契機之中,決定的契機,是社會的矛盾、商品經濟所固有的社會的生產與個人的占有間的矛盾.這個根本矛盾的發展,必然出現為勞動的二重性.而勞動的二重性又表現于商品的二重性之中.從交換價值價值抽象勞動這順序講,抽象勞動是決定的契機,這抽象勞動,采取勞動生產物的價值那種形式,而價值通過交換價值而實現.⑧李達通過這種研究順序,層層深切進入,鞭辟入里,透過商品外表的現象看到其內在的本質,入門三分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矛盾的根本源頭.剩余價值理論是該書分析的重點.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在支配的一般的平等的外形之后,隱藏著本質上與奴隸經濟及農奴經濟諸條件下所有的完全一樣的榨取它是外觀上在自由平等的旗幟下面,以交換契約的形式來進行的,而這契約是兩個在形式上獨立的而且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一個是貨幣所有者,另一個是勞動力這商品的所有者---所訂立的.他把剩余價值的索取視為資本主義下技術發展的界線:假若某種新機械的價值,比它所能代替的勞動者的勞動力的價值更高層次些,那末,無論這種機械是如何好,如何能減輕人們的勞動,資本家是不會采用它的.⑨他以中國為例,就是由于中國苦力的勞動非常便宜,所以資本家寧愿放棄購買和使用起重機及其他西式的碼頭上所必要的大汽舶起運貨物的一切設備.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時他指出:勞動者貧窮的根本源頭就是他沒有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這是一種無形的鞭子,比擬驅使奴隸或農奴的有形的鞭子或法律的強迫更要厲害,它把勞動者趕到工場里使他做資本家的奴隸①,進而生動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社會性與資本家私人占有性之間的基本矛盾,并由此采取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對抗的形式.他還進而分析資本主義無限地擴大生產以及生產的消費(即生產手段的消費)之增大的傾向,與消費資料的生產尤其個人的消費(即消費資料的消費)的縮小的矛盾,這是由于資本主義根本矛盾之使然:廣泛的群眾,卻一天一天的貧困化了,結果自然把消費限制在極度狹隘的范圍中.②這種根本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中,即在生產的無限擴大的傾向與具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對縮減之間的矛盾中,最明顯地表現出來③.他進一步指出,生產的社會性與占有的私人形式之間的矛盾④正是恐慌即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他以為,這種恐慌是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集中表現,會劇烈震動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他還深入分析了這種恐慌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是由于生產縮小或商品缺乏以及某種自然災禍而生出的,而是由于過剩生產而生出的⑤,因而,這種恐慌只會在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發生,而絕不會在其他經濟形態發生.李達的這些論斷,在當時是頗為少見和難能可貴的,具有啟蒙和傳播的開拓性質,由于當時的出版界尚未提供(資本論〕譯本.六、李達的社會經濟思想首先,李達在大論戰中論證了社會是中國的唯一出路20世紀20年代,(改造〕雜志開拓社會研究專欄,引發了關于中國走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的道路之爭.李達以(新青年〕雜志為陣地,開展了與資產階級改進主義的大論戰.在(討論社會并致梁任公〕(1921年)一文中,他把梁啟超等人關于社會不合適中國國情的主張斥之為空想:中國是萬國的商場,是各資本國經濟競爭的焦點產業萬分幼稚的時代又伏在各國政治的經濟的重重勢力之下的中國,要想發展資本主義和各資本國為經濟戰爭,恐怕要糟到極點了.梁任公認此是唯一可行之道,我看著唯一可行之道,反不免是空想罷.⑥他以為中國的唯一出路在于實行社會,社會對中國來講不僅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符合世界發展趨勢的,具有客觀的必然性.他指出:就中國現在狀況而論,國內新式生產機關絕少,在今日而言開發實業,最好莫如采用社會⑦,將來社會的經濟組織必歸著于社會⑧.這樣,他在批判梁啟超等人觀點的同時,旗幟鮮明地回答了中國到底應該和必然會走什么道路這樣一個具有根本方向性的重大問題.其次,李達還對社會經濟構造和經濟特征作了初步的描繪敘述.一是從生產目的上看,在社會社會里,生產的目的在供應社會全體的消費,并不是生了產就完了的⑨.社會在根本改造經濟組織謀社會中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實行將一切生產機關歸為公有,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瑏瑠,這同時也表示清楚了社會的所有制構造為公有制;二是批判了社會派別中的無主義,強調社會社會的生產必須集中統一領導,非有權利去干預不可,各地方的各職業的單位非絕對服從權利不可瑏瑡;三是在分配上,他明確指出社會時期還不能實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譬如今日行了社會革命,明日組織新社會,而新社會都是繼承舊社會的生產力,繼續發展的,這生產力是有一定的限制的,生產力既有限制,生產物當然也有限制了,以這有限的生產,聽個人消費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絕對辦不到的.若果社會的生產力發到達無限制的程度,生產物特別豐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是很可行的.①能夠講李達是較早對社會經濟構造和經濟特征作出較為全面描繪敘述的一位主義理論家.除此之外,李達在(社會學大綱〕(1937年)一書中對社會過渡時期經濟的特征和根本法則作了前瞻性的討論.他講:過渡期經濟,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完全的社會.在這種經濟中,存在著很多不同的形態的生產關系(由舊社會經濟構成中遺留下來的及在新政治機構下從新發生的),即在這種經濟中,存在著資本主義與社會的諸要素、小部分、小片.②他還指出:在過渡期經濟中,不僅有上述種種經濟要素同時混合存在,而且在資本主義要素與社會要素之間,必然要發生不斷的劇烈的斗爭.③這是過渡期經濟的最大特征④.實現社會社會化---社會部分的擴大再生產,小商品生產之社會的改造及資本主義要素的限制和消滅⑤---的法則就是關于過渡期經濟的根本法則.李達這些在20世紀30年代就提出的觀點和理論討論,基本上已為后來的實踐所證實.應該強調指出,在中國化主義經濟學講史上,李達對于社會商品經濟一直是持肯定態度的.早在1920年發表的(社會革命底商榷〕中,他便明確主張社會應用貨幣經濟,借助貨幣的形式,分配生產物⑥.他指出,社會時期生產力的發展還有一定的限制,生產力既有制限,生產出來的物質當然也有制跟,我們分配這有限的物質要求其平等,就不可不行使貨幣經濟,對于各人所收入的貨幣額加以制限⑦.而在30年代,李達也以為社會過渡期仍然存在著商品和貨幣,并且是從社會生產關系本質之中派生出來的,只是它們與資本主義的商品和貨幣,盡了完全不同的作用⑧.他以為蘇聯的商品和貨幣同資本主義的商品和貨幣的作用完全不同:蘇聯的商業和貨幣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們不是具體表現出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運動之盲目的法則---價值法則,不是統治人們的氣力,而是新政治機構之下的社會建設的工具.⑨50年代末,李達對這一問題又有新的認識.這時,他摒棄了借助論和工具論,而是上升到指導思想層面和社會經濟規律層面.在他看來,社會的各種經濟規律是相互補充、相互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