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泓域/瀝青基碳纖維公司治理分析瀝青基碳纖維公司治理分析xx集團有限公司目錄 TOC o 1-3 h z u HYPERLINK l _Toc111120839 一、 治理環境的演化 PAGEREF _Toc111120839 h 3 HYPERLINK l _Toc111120840 二、 治理目標的演化 PAGEREF _Toc111120840 h 4 HYPERLINK l _Toc111120841 三、 群體極化的影響因素 PAGEREF _Toc111120841 h 6 HYPERLINK l _Toc111120842 四、 群體極化的解釋機制 PAGEREF _Toc1111

2、20842 h 9 HYPERLINK l _Toc111120843 五、 研究變量的因子分析 PAGEREF _Toc111120843 h 12 HYPERLINK l _Toc111120844 六、 數據的收集與處理 PAGEREF _Toc111120844 h 16 HYPERLINK l _Toc111120845 七、 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 PAGEREF _Toc111120845 h 19 HYPERLINK l _Toc111120846 八、 董事會特征與技術創新 PAGEREF _Toc111120846 h 23 HYPERLINK l _Toc111120847

3、九、 決策制定過程的影響因素 PAGEREF _Toc111120847 h 26 HYPERLINK l _Toc111120848 十、 決策行為的影響因素 PAGEREF _Toc111120848 h 31 HYPERLINK l _Toc111120849 十一、 公司治理研究的趨勢 PAGEREF _Toc111120849 h 34 HYPERLINK l _Toc111120850 十二、 戰略決策研究的發展 PAGEREF _Toc111120850 h 40 HYPERLINK l _Toc111120851 十三、 公司基本情況 PAGEREF _Toc111120851

4、 h 45 HYPERLINK l _Toc111120852 十四、 產業環境分析 PAGEREF _Toc111120852 h 47 HYPERLINK l _Toc111120853 十五、 性能角度：與其他材料復合實現性能互補共振是大趨勢 PAGEREF _Toc111120853 h 48 HYPERLINK l _Toc111120854 十六、 必要性分析 PAGEREF _Toc111120854 h 49 HYPERLINK l _Toc111120855 十七、 項目概況 PAGEREF _Toc111120855 h 49 HYPERLINK l _Toc1111208

5、56 十八、 組織機構及人力資源 PAGEREF _Toc111120856 h 52 HYPERLINK l _Toc111120857 勞動定員一覽表 PAGEREF _Toc111120857 h 53 HYPERLINK l _Toc111120858 十九、 發展規劃 PAGEREF _Toc111120858 h 54 HYPERLINK l _Toc111120859 二十、 SWOT分析說明 PAGEREF _Toc111120859 h 57治理環境的演化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指出“企業與市場是經濟組織制度的兩極”，企業是以非市場方式一一科層組織對市場進行替代的。科層治理與市

6、場治理被認為是兩種基本的治理形式。科層治理以“股東利益至上”為原則，屬于企業內的制度安排，主要與董事會的功能結構以及股東的權力安排有關。而市場治理則是以節約交易成本為原則。威廉姆森以三重維度不確定性、資產專用性與交易頻率對不同的交易范式加以界定。科層治理的架構則是以三重維度為基礎來試圖解決企業的代理成本的問題，通過治理機制（激勵機制、約束機制為其兩大重要機制）來保護股東或委托人的權益，并使其利益最大化；監督經營者或代理人的行為，以防止其偏離所有者的利益。在企業與市場之間，存在一個中間組織，這種中間組織并不是對企業與市場的替代，而是以兼有企業與市場某些特性的雜交形式而存在。社會資本通過企業間的關

7、系或紐帶嵌入網絡組織，網絡組織中的各種交易也不再僅僅依靠科層組織治理的方式進行規制。社會資本因素加入組織網絡拓寬了公司治理機制的范疇。治理環境的變化使治理任務所依賴的路徑發生改變，引發治理形式由以科層組織為基礎，董事會為核心的治理形式向以中間組織狀態為基礎，社會網絡治理形式的方向演化。治理目標的演化金融市場理論認為，股東擁有公司，且承擔經營風險，所以公司應該按照股東的利益進行管理，公司治理的目標應該是股東財富最大化。基于委托代理問題的視角，Hitt（2005）對公司治理的目標有如下描述，“公司治理就是安排各種手段，以便那些公司資金的提供者可以以此保證他們自己能夠獲得投資收益”，或者說“公司治理

8、的標準定義是指對股東利益的保護”。根據金融市場理論，當管理者做出有損股東利益的行為時，股東可以通過控制權市場保護自己的利益。相對于股東利益至上的觀點，許多學者指出，企業是一系列資產的集合，除了股東對企業進行金融資本的投資以外，企業的其他參與者，如工人、企業經營者、供應商等都對企業進行了專有資產投資，也承擔了相應的風險。因此，公司治理的目標就應該是所有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不同于以防止風險為核心的治理理論，Rajan&Zingales提出，新興企業的公司治理問題不能簡單地追求最優的財產所有權配置，應該聚焦于關鍵物質或人力資產的使用權如何進行管理。他們認為，在以人力資本為核心資源的新型企業

9、中，維護企業的整體性是企業治理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新任務。此時，最大化股東價值也許不再是一個恰當的目標，因為股東可能不再是企業存續的關鍵利益相關者。Rajan&Zingales的公司治理理論實際上是在強調企業運作過程中人力資本的重要性，特別是人力資本專用性投資衍生出來的權力配置問題，這是現代公司治理的核心。根據Zingales（1998）等人的觀點，企業是一個包括共同所有的關鍵資源（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和擁有這些關鍵資源的人（股東、經理和員工）的集合。如果關鍵資源是一系列決策權和支付權的組合，關鍵資源的所有者將通過專用性投資控制對關鍵資源的決策及損益。國內外學者對公司治理結構給予了不同的定義，一

10、些學者把公司治理結構看作一種制度安排，如Mayer認為，“公司是賴以代表和服務于它的投資者利益的一種制度安排，它包括從公司董事會到執行人員激勵計劃的一切東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隨市場經濟中現代股份公司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而產生”。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公司治理問題是公司的所有利益相關者相互作用的結果。當前主要討論的是公司的董事會、股東和高級管理者之間的權力配置問題。Monks（1995）認為，“公司治理是影響公司的方向和業績表現的各類參與者的關系，他們之間的關系涉及主要參與者的權利、責任和影響”。本書認為，如果將企業看作一系列資產（人力資本和非人力資本）的集合，而每一項資產又是一系列決策權和支付權的集合

11、，那么企業的正常運作就是這一系列決策權和支付權的配置和實施的過程。從權力視角分析企業制度與治理結構，其實質上是研究企業一系列決策權和支付權的組合與配置問題。區別在于企業制度大多是解決可以契約化的權力安排問題，公司治理更多是研究企業運行中非契約化的權力安排與制衡的問題。兩者不是對應的，相同的企業制度可以有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雖然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對權力配置的側重點不同，但他們卻有著相同的發展趨勢。從公司治理理論的演變可以看出，從新古典經濟學的古典管家理論到組織行為學的現代管家理論，從信息經濟學的委托代理理論到現代公司治理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公司治理的發展趨勢是認為公司是各契約方共同參與的制衡體系，

12、公司治理需要各方參與，并且權力應該賦予公司契約各方的參與者。借鑒陳傳明對企業制度的觀點，企業制度演變過程經歷了資本邏輯的企業制度到勞動邏輯的企業制度，再到知識邏輯的企業制度及綜合邏輯的企業制度，在不同企業制度之間決策權和支付權的配置狀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從權力泛化的角度考察公司治理和企業制度的演變，兩者有著共同的趨勢，都是根據企業的關鍵資源配置企業的決策權和支付權，由傳統的資本雇傭勞動發展為勞動雇傭資本，再到綜合邏輯的協同治理。群體極化的影響因素究竟是什么觸發了群體極化，James（1968）對群體極化現象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明確的闡述。群體極化之所以會發生，主要原因是所有決策問題都是與人類普遍

13、持有的價值觀相互關聯。比如管理者的宗教信仰、道德觀念、風險態度等會影響他的國際化決策、并購決策或研發決策等。Myers&David（1976）通過實驗發現，決策者對決策問題的熟悉程度也會影響群體極化的發生。如果群體討論很熟悉的問題，那么群體極化就不容易發生。反之，如果問題對群體成員來說很陌生，那么群體極化就容易發生。另外，社會參照也是影響群體極化的因素。Hogg（1990）等人的實驗發現，如果決策群體面臨冒險的外部集團，決策群體會向謹慎極化；面臨謹慎的外部集團，則決策群體會向冒險極化；而一個處于社會參照中部的，同時面臨冒險和謹慎外部集團的群體則不會極化。Shupp&Williams（2008）

14、及Masclet等（2009）的研究表明，群體轉移會隨著風險的變化而變化：當獲利的可能性很高時，群體較個體表現得更厭惡風險（高風險情境），而在獲利可能性比較低的情況下群體傾向比較冒險的方案（低風險情境）。不同設計的博弈條件也會影響群體極化的結果。Davis等（1974）通過實驗調查了雙倍賭局對個體和群體決策的吸引力，他們發現群體轉移取決于對打賭的未來期望值。若期望值為負，個人偏好分布呈正偏態，反之，則為負偏態。群體分布服從放大的個體分布。期望價值為零的賭局不能引起任何轉移效應。但是，之后的群體決策會圍繞選擇類別模型聚攏得更為緊密（對稱性的）。Asch（1956）用實驗證明從眾行為是導致群體極化

15、現象的行為基礎，持異見的個體人數達到一定規模，從眾行為才會發生。同時，只有群體中持有相同意見的成員達到大多數時，才會發生極化行為。即當群體成員的意見分布滿足一定條件的時候，群體極化現象才會發生。決策群體中個體最初的觀點差異對群體極化的影響并不明確Durham的研究支持個體最初的觀點差異性越大，討論之后，群體極化程度越高；而Swol（2009）認為持有獨特見解的成員對于團隊的討論貢獻更大，但不一定會激發極化現象。社會決策方案模型假設若存在簡單的多數人小集體，那么他們基本上可以控制群體的選擇或者（缺乏多數人小集體時）這個群體的多數人可以讓群體按他們自己的偏好進行選擇。Zajonc等（1968）進行

16、了不斷的事項選擇，嘗試完成了類似的實驗，結論支持規模較大的團隊更可能出現風險性轉移。Cason&Mul（1997）在一個獨裁者博奔的實驗中發現，團隊決策往往由那些更關心他人的群體成員所主導，使得群體的決策比個人的決策更加利他。而Luhan等（2009）重做了這一實驗，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他們發現越自私的群體成員對群體決策的影響越大，使得群體的決策比個人的決策更加自私。Ambrus等（2009）通過禮物交換和彩票選擇的游戲發現，如果沒有審議和表決程序，群體的決策不會出現極化現象。當有審議過程但不制定決策規則時，群體的決策會往更自私的方向偏移。Lee（2007）發現群體極化現象發生，通常需要具備以下

17、條件：第一，必須具有群體討論的平臺：第二，成員在群體討論中自由表達意見；第三，群體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去個性化成員會導致更強的群體認同，從而提高群體極化程度。群體偏移也取決于群體采用的決策規則的類型。比如，Harrison等（2007）的研究和大多數研究一樣，主要考察當群體采用大多數原則而非一致性原則時的群體轉移。他們的研究表明，在樂透的選擇實驗中，個體和群體的風險態度沒有明顯差異。群體極化的解釋機制不同的學者已經從多個理論視角解釋了群體極化現象的產生邏輯。社會比較理論利用社會動機和社會情感過程來解釋群體決策結果的轉移。社會比較理論認為，在團隊討論中，個體成員會通過與他人比較來對自己的觀點和能力

18、作出評價。該理論強調個體期望獲得有利的自我感知與自我呈現，會為了維持社會期許的形象而調整自己的反應，群體討論后加強了個體原本的傾向。群體成員在作決策時，首先是將個人觀點暴露在持有不同偏好的團隊中，然后會將自己的觀點與群體其他成員的觀點相互比較，在了解群體中大多數成員所接受的觀點后，個體可能會使自己的意見順從群體的偏好。而且當個體發現其他人和自己保持相同觀點時，為了得到其他人的認可和喜歡，會將自己的觀點表達得更為強烈，群體極化就會發生。Pruitt等（1971）認為，當個體發現他人比自己預期得更偏好自己所持有的傾向時，他的態度會發生偏移，可能因為他發現群體比自己想象得更偏好自己的初始傾向，也可能

19、是因為當個體發現群體中的其他人比自己更為極端以后，為了獲得更高的群體認同，會更強烈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社會理論認為，群體討論時所產生的新論點起不到實質作用。些學者基于說服理論，從信息影響的角度解釋群體極化現象，即個人根據從群體開始討論時獲得的贊成與反對的論據，來作出自己的決策。該理論考慮信息對群體決策產生的影響。群體討論時，一開始的論據非常有限，而且容易被引導至某個特別的方向。如果群體成員已經傾向于某個方向，他們就會在這個方向上提供更多的論據，只有極小部分的論據會轉移到另一個方向。因此，與最初觀點一致的論據就會呈現出更強的說服力，進而使群體成員更加確信原來的觀點。最后，開始時的討論傾向經過群體討

20、論后可能得到進一步放大的結果。根據以上的理論解釋，如果分別考慮社會比較與說服性論據的影響，則均能觀測到群體極化現象。但是現實中，社會比較與說服性的論據并不是各自獨立地運作的，而是通過一定的機制相互影響著。論據的表達和社會動機的影響在整個交流過程中往往是同步存在的。論據清晰地表達出個人的觀點，另一方面社會動機也會影響論據的傳播。Myers（1976）通過對先前群體極化研究的總結提出了一個群體極化產生原因的概念整合框架：論據是引發溝通的起點，在假定人都是受社會情境影響且都是理性的前提下，社會動機直接促使人們以言語表達出符合社會期許且符合自己內心觀點的論據。通過提供那些快要達到自己接受程度上限的論據

21、，個體依據他人觀點測試了自己的觀點，并且開始按照群體偏好的方向表達自己。觀點的表達會通過降低不和諧程度或自我歸因過程對個人的態度產生直接的影響。同時，觀點的表達還構成了觀點陳述者的認知復述以及其他群體成員作出反應的信息來源。由此產生的認知學習和復述過程能夠顯著地導致后續態度的轉變。自我分類理論認為，成員在群體中會先定義自己的身份，再基于身份對自己的觀點進行修正。該理論認為成員在群體中共享一個群體準則，是能夠最好地定義某一群體與其他群體有所區別的內容，是群體的原型。個體會將自己與原型比較，差別越小，他與群體外個體的差異就越大，個體對所在群體的歸屬感就越強。歸屬感可以促進群體內部成員之間的互相交流

22、，這有利于彼此認同身份。群體成員向群體一致認同的準則趨近強度越大，群體極化越有可能發生。研究變量的因子分析我們把182個樣本企業數據隨機地均分成兩部分。第一半的91個樣本數據用于各概念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第二半的91個樣本數據用于各概念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總體182個樣本用于研究假設的驗證。在本研究中，問卷中各概念的測量均為17的7點評價刻度，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本書采用SPSS13.0中因子分析法對問卷的信度和效度進行了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要是對調整之后的測量量表進行因子分析，測量問卷的結構效度。對結構效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經過方差最大旋轉后得到分類因子，將因子負荷值低于

23、0.5的測量條目全部刪去。董事會的職能包含監督和建議兩個方面，本書主要借鑒Hitt（1996）,Pearce&Zahra（1991）和Westphal（1999）的測量量表。通過對該量表11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均大于0.65，總體的MSA為0.83，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575.83，并且11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兩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63.41%。1、戰略決策質量戰略決策質量的量表主要借鑒Dooley&Fryell（1999）的測量量表，決定戰略決策質量的因素主要包括環境因素和過程因素兩方面。根據對該量表7個條目的

24、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70，總體的MSA為0.78，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250.92，并且7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兩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65.80%。2、決策承諾決策承諾的量表主要借鑒Dooley&Fryell（1999），Wooldridge&Floyd（1990）和Sapienza&Korsgaard（1996）關于決策承諾的測量量表。對該量表7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75，總體的MSA為0.84，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362.

25、86，并且8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單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59.93%。3、聲譽借鑒Mustakallio對聲譽的測量量表，根據對該量表6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80，總體的MSA為0.835，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425.884，并且6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單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57.283%。根據彼得圣吉對共同愿景的定義和討論，對共同愿景的測量量表包含5個條目。根據對該量表5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79，總

26、體的MSA為0.830，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390.672，并且7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兩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62.781%。4、信任本書對信任的測量量表包含6個條目，測量條目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來衡量。本書的量表主要包括的6個條目，分解出兩個因子。其中反映“單向信任關系的”的有4個條目，反映“相互信任關系”的有2個條目。根據對該量表6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600，總體的MSA為0.738，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344.750，并且7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

27、因子分析的條件。兩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67.211%。社會交往5、本書的社會交往測量量表包含3個條目，測量條目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來衡量。根據對該量表3個條目的相關系數矩陣的初步分析，各條目的MSA（取樣合適性測度）均大于0.60，總體的MSA為0.647，總體的Bartlett球形檢驗x2值為105.787，并且3個條目間均在0.001上顯著相關，因此滿足因子分析的條件。兩因子模型解釋總方差的63.365%在探測性因子分析的基礎上，本書用另外一半數據對各變量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目標是對各變量的結構效度和問卷的信度進行檢驗，同時為后面的結構方程模型檢驗作可行性分析。在驗證性因子分析中，主要關注以

28、下評價指數。近似誤差指數RMSEA，近似誤差指數越小越好，一般要小于0.1，低于0.05表示非常好的擬合。擬合優度指數GFI，指數值越高，模型擬合越好，一般最好大于0.90。擬合指數CFI和NNFI，一般最好大于0.90。本書按照上述指標對第二份數據的驗證性因子分析進行評價。數據分析結果顯示，董事會職能的兩個因子結構能較好地擬合樣本數據，“監督”和“建議”這兩個因子的信度分別為：0.733，0.847。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戰略決策質量的兩因子結構對數據的擬合程度較好，“環境”和“過程”這兩個因子的信度分別為：0.718，0.878。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決策承諾的一個因子結構能較好地擬合程度數據，決

29、策承諾的信度為0.889。聲譽的一個因子結構能較好地擬合樣本數據，因子的信度分別為：0.825。共同愿景的單因子結構能較好地擬合樣本數據，因子的信度分別為：0.840。信任的第一個因子結構能較好地擬合樣本數據，單向“信任關系”因子的信度。“互相信任”兩個因子的信度Cronbacha系數只有0.522。所以，本書將關于信任的量表調整為4個條目，去掉探索性因子析出的本書命名為雙向信任的因子條目。上述指標值表明，各概念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的各項指標均符合最基本的要求。這說明進行下一步的各概念間的關系分析是可行的。數據的收集與處理根據設定的研究框架和理論分析，以及問卷回收數據的特點，主要采用SPSS和LI

30、SREL等統計軟件作為數據分析和實證研究的分析工具，文章中對數據進行統計并畫圖的工具主要是Excel。分析方法包括被調查企業的基本資料問題、問卷回收情況分析、問卷的信度和效度分析，每個變量的探測性因子分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及結構方程模型。調查問卷是以公司治理機制對企業戰略決策的影響關系為研究對象，對企業的規模和所在行業沒有特別的要求。但要求企業必須要有董事會這一機構，并有過戰略決策行為。問卷的主要問題是圍繞企業的股東、董事會和高層管理者展開的，所以要求答題者最好是高層管理者，有機會參與戰略決策的中層管理者也可以。研究樣本的采集是采用直接發放問卷、郵寄問卷和傳真問卷相結合的方式。我們的研究對象的行

31、業分布涵蓋了制造業、電信/信息業、房地產/建筑業、能源/化工業等行業，其中在制造業、房地產/建筑業、能源/化工業和電信/信息業的企業所占的比重相對稍高。問卷的信度和效度是實證分析結果準確性的基本保障，因此在進行結構方程的實證分析之前，先對問卷的信度和效度進行檢驗，保證后續實證結果的真實和可靠。信度是指測量工具的可靠性或穩定性，反映問卷結果的內部一致性，是反映問卷結構質量的基本指標之一。一個具有良好信度的檢驗，在對不同的調查對象、不同的時間進行調查所得到的分數應該具有一致性。在用SPSS的量表分析工具進行信度分析時，用Cronbacha系數檢查多因子變量中條目之間的信度。Cronbacha系數值

32、越高，反映問卷的信度越高。一般認為，Cronbacha系數的值在0.6以上可以接受，高于0.7則為高信度。本書對調查問卷信度的分析表明，各變量的總體信度值都比較高。其中對戰略決策質量的Cronbacha為0.844，決策承諾的Cronbacha為0.893，董事會監督的Cronbacha為0.769，董事會協商的Cronbacha為0.861，社會資本機制層面聲譽的Cronbacha為0.823，共同愿景的Cronbacha為0.840，信任的Cronbacha為0.749，社會交往的Cronbacha為0.702。從本書研究的總體信度分析結果來看，各層面變量的總體信度值都很高。戰略決策質量和

33、決策承諾的Cronbacha值都超過了0.8，董事會職能的總體Cronbacha值在0.75以上，社會資本機制的相關變量的總體Cronbacha值大于0.7。問卷的效度包含內容效度、結構效度和準則效度三種不同的類型（風笑天，2001）。內容效度又稱邏輯效度，是指測量內容或測量指標與測量目標之間的合適性和邏輯相符性；評價內容效度，關鍵是看問卷收集的信息是否與所測概念的內涵相符，如果兩者的內容相符，則問卷的內容效度較高，否則說明問卷的內容效度較低。結構效度主要是指，測量工具是否反映了所測量的概念及變量的內部結構。采用的方法是因子分析法。準則效度又稱預測效度，結合某個理論選擇一種指標作為準則，分析問

34、題條目與準則的聯系。風險投資與技術創新Lacetera（2001）、Aghionet等（2013）認為公司治理對企業創新的影響表現為：公司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分配，本質上即公司的所有權結構。這些權利的分配決定了企業決策者對資源分配的控制權，以及這些資源決策者在創新過程中的投資動機。股權集中度的提高，能夠減少代理成本，約束管理者行為，從而影響企業創新。但是，當股權過于集中時，大股東的獨斷專行以及可能的“隧道行為”將不利于創新活動的開展，適度集中的股權結構更有利于企業技術創新。對股權結構與創新的研究，主要圍繞股權集中度與投資者類型尤其是外部投資者兩個方面。從資源依賴角度，將外部投資者看作擁有豐富資

35、源的利益相關者，從而對公司戰略施加重大影響；長期戰略投資者往往傾向于促進公司創新。技術創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等明顯特征，需要長期性地投入大量的人、財、物資源來支撐。與成熟企業不同，新創企業的天生劣勢和外部環境的約束使其在技術創新過程中承擔很大的風險。新創企業純粹依靠自身的知識和技術積累進行技術研發的模式根本無法適應當前動蕩的環境，因此企業必須充分利用內部和外部的有利資源以提升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風險投資為新創企業帶來財務資源的同時，也為其帶了各種不同的非財務資源，如渠道、知識、信息、經驗等。獨立風險投資更多地提供資金上的支持，雖然某種程度上有效地緩解了新創企業的融資困境，對

36、其技術創新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新創企業的技術創新不僅需要財務上的支持，技術、知識、經驗等非財務資源的支持也非常重要，近年來新創企業開始意識到公司風險投資的重要性。因為風險投資不僅提供資金上的支持，更能為技術基礎薄弱的新創企業提供技術創新所需的非財務資源支持，如專業知識、技術開發經驗、用于產品開發的物理設施等，從而更有助于促進其技術創新，提升整體競爭優勢。以往關于風險投資的研究，主要關注于風險投資的目標導向性及專業背景特征對被投資企業績效的影響。卻忽視了不同類型風險投資對被投資企業不同決策影響的差異性。事實上不同類型的風險投資擁有的互補性資產存在較大差異，投資企業的目的也差異顯著，所以可能會對

37、新創企業的決策及長短期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現有關于公司風險投資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投資企業角度，即大公司視角，分析大公司參與公司風險投資活動對其自身創新績效以及大公司參與公司風險投資的投資動機等，而忽略了從被投資企業視角的研究。在研究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因素時，學者們大多從企業的內部視角出發，如組織學習、公司治理先天能力等，忽視了從企業的外部視角進行相應的理論研究。風險投資者在為企業帶來資源的同時也在企業內部擁有一定的決策話語權，進而影響企業決策，特別是高風險性的創新決策。創新是關乎企業存亡和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純粹依賴內部創新已無法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自主創新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很少有企業可

38、以維持持續且高強度的創新能力。在天生資源約束的情形下，越來越多的新創企業把目光聚焦于外部創新的源泉，如引入公司風險投資。與處于初創期的企業建立新商業關系或加強現有關系而進行的權益投資，如技術交換協定、客戶/供應關系等，其目的在于尋找與母公司戰略技術相匹配或降低成本的投資機會，或尋求自身與初創企業之間的協同性。由于市場競爭的加劇以及限制因素的存在，大公司參與風險投資常常是為了促進技術更新、提高市場地位、尋找潛在的收購機會和實現與公司核心業務的戰略協同。對大公司來說，開展公司風險投資活動可以重新注入企業家精神和創新意識，而且通過向新創企業分配研究項目，可以提高自身的研發效率，增加大公司的無形資產價

39、值，提高核心競爭力。對于被投資企業而言，公司風險投資相較于一般的風險投資具有顯著優勢，不僅能使新創企業獲得資金支持，而且大公司能夠促進必要的知識向新創企業轉移，從而使新創企業表現出更高的創新績效。技術創新已然成為企業獲得持久競爭優勢的關鍵驅動力，越來越多的企業重視技術創新決策的戰略地位，尤其是新創企業。但是與成熟企業相比，新創企業規模小、資金匱乏、技術基礎薄弱以及知識和社會關系積累少，具有天生資源稟賦劣勢。資源短缺成為新創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障礙，其必須在匹配內部、外部能力的基礎上，通過資源利用形成競爭對手難以模仿的技術創新。通過外部融資獲取技術創新所需要的資源，成為新創企業維持持續創新能力的主

40、要選擇。公司風險投資相較于獨立風險投資，壽命不受限制，對失敗容忍度高，具有較長的投資視野，能夠為新創企業提供長期穩定的投資。實力雄厚的大公司為新創企業提供互補性資源，如研發實驗室、生產設備、技術支持、與行業內的技術專家進行經常性的互動等，這些對新創企業來說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源。因為技術創新需要高昂的成本和知識、經驗等互補性資產的積累，然而新創企業由于內外部因素的制約，無法在短時間內低成本地擁有這些互補性資產，但是成功地進行技術創新的重要因素是以有效而及時的方式獲得這些互補性資產。大公司擁有許多這些互補性資產，從而幫助新創企業開發和測試有前途的新技術。相對于獨立風險投資，公司風險投資在擁有新創企業

41、技術創新所需的互補性資產上具備天然優勢，而在提供資金方面的支持與獨立風險投資之間是可替代的。所以相對于獨立風險投資，公司風險投資能更好地滿足新創企業的資金和互補性資產需求，進而提升新創企業的創新績效。環境的不確定性本質上增加了企業決策的風險。環境的不確定性使得技術創新成為一項高度復雜的活動，可能需要跨越多個領域，組合各種資源。而處于不確定環境中的企業更傾向于創新以維持甚至提升市場地位，但是企業無法擁有持續創新所需的全部知識、技術和資源等要素，所以必須從外界尋求幫助。擁有公司風險投資的新創企業由于與大公司之間存在股權關聯，大公司出于戰略意圖，有能力而且愿意幫助新創企業。新創企業可以及時且低成本地

42、利用大公司擁有或控制的關鍵性互補資產，降低環境不確定性對創新產生的不利影響。董事會特征與技術創新自熊彼特提出創新理論以來，創新一直被視為是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在傳統創新理論的范式中，學者更多地關注競爭、市場結構、高管團隊特征等因素與創新的關系，但是得出了很多相互矛盾的結論。為了解釋為什么在同樣或相似外部環境下的企業會顯示出不同的創新活動，學者們不再將公司視為一個在市場上競爭的黑箱，而是從公司治理層面分析公司的創新行為。與之前將公司內部視為相同整體，忽視公司內部結構的研究不同，公司治理的多個方面都與技術創新密切相關。但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被普遍接受的理論框架可以從公司層面解釋公司治理與

43、技術創新的關系，導致對該領域的文獻仍然分散且內容涉及多個方面。董事會是現代公司治理的核心，而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標是進行科學決策，提高決策質量。技術創新作為重要決策之一，打開董事會決策過程黑箱，探究其對技術創新決策的影響非常必要。考慮到董事之間知識的差異性和互補性，董事會規模和結構特征是最多被提及的兩個影響因素。董事會規模指董事會成員數量。隨著董事會規模的擴大，董事的多樣性也隨之增加，能夠為技術創新決策提供各種互補性知識的概率也會增加。這就保證有足夠多的觀點進行碰撞，提高決策的準確性從而提高技術創新效率、降低創新風險，顯著提高技術創新水平。但是，規模擴大所帶來的成本也將超過由其帶來的利益，而這些成

44、本的來源一般為決策的低效率、對風險分擔的偏離以及搭便車效應等。而規模較小的董事會擁有更靈活的決策機制，對環境的應變能力也更強，因此對企業的技術創新具有更明顯的促進作用。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董事會規模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是倒U型的非線性關系。較高的獨立董事比例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在技術創新決策中，獨立董事可以提供專業化的咨詢服務，有利于企業提高創新效率。獨立董事在董事會人數中占比越大，那么該企業有關研發投資的決策就更可能容易得到高級管理層的支持和認可。管理層通過提高創新決策的決策承諾，進而提高企業的創新水平，所以，提升董事會獨立性能更好地促進企業創新。但是，獨立董事的任期越長，他們與其他董事會成

45、員共享的團隊特定經驗水平越高，其功能異質性的水平就越低對公司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將有可能越弱。董事會的部分職能對創新具有顯著影響。董事會成員職能背景和任期等認知層面的異質性更有助于激發建設性辯論和創新決策。董事長與總經理兩職合一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但不利于權力監督和制約；兩職分離有利于職責分工，但是還會產生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董事會直接參與風險監控對整合風險管理與技術產品創新的關系起著正向調節作用，而董事會利用外部審計進行風險監督會削弱整合風險管理對技術產品創新的正向關系。Yasemin（2006）指出，對外部董事的監控不能作為研發投入戰略方面普遍有效的治理機制。Sapra等（2014）則提出

46、，管理者受到的監管水平的提高將有助于創新水平的提高。資源基礎觀視角下，董事任期的異質性能促成更多的產品創新。董事性別差異對企業技術創新也有影響，研究發現女性高管參與對企業技術創新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基于關鍵多數理論，Torchia等（2011）發現當女性董事在董事會中達到關鍵人數時，她們便會對董事會會議的過程、動態性與信息交互產生顯著影響，當董事會內有至少3名女性時，董事會對企業創新的貢獻更高。決策制定過程的影響因素1、決策制定的影響因素戰略管理理論研究了組織目標的形成過程和組織目標的實現。戰略的固化過程是非常復雜的，一種主流的分析思路是考慮在連續性的戰略形成過程中，一般先決定組織的目標，然后

47、為了實現目標才形成戰略，而且戰略被不斷地發展。另外一類研究文獻強調戰略形成的適應性特點，適應性觀點在分析戰略形成過程中引入政治因素，這些因素出現在沖突性目標的形成和整合的過程中。如果管理者考慮到局部條件或決策制定的約束，那么目標的模糊性可能具有適應性價值。組織目標和戰略的好壞可以反映一個公司內外部關系的變化，對一個公司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組織目標的設定和戰略的選擇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且在動態決策環境中進行戰略選擇和目標設定需要使用不同的程序。許多關于戰略決策制定的研究都將視角放在戰略選擇和外部環境的問題上，這也意味著管理者和外部環境的因素是戰略決策制定分析中的重要元素。公司的管理者或普通員

48、工都可能影響決策的制定及決策制定的結果。戰略選擇觀點強調高層管理者對戰略決策的影響，認為一個組織進行戰略選擇是在對組織條件進行評估的基礎上進行的，在此過程中要考慮到股東的期望、環境的趨勢及內部條件的變化。一個正式的決策制定結構影響組織決策制定的效率，但早期的行為決策理論沒有提出決策過程中的結構元素。通過對戰略決策制定小組的研究，戰略選擇觀點認為高層管理者的個人和群體的不同特征影響戰略決策的制定和組織業績。外部控制觀點則強調在戰略決策制定中環境的作用，該觀點認為外部環境極大地約束了管理者的決策制定，資源依賴觀點也認為組織設計和戰略選擇受環境復雜性的影響。2、決策制定的分析模型Allison（19

49、72）關于決策制定的分析提出了三種概念模型：理性參與者、組織程序和官僚政治。理性參與者的連續的決策程序包含四個方面：實際存在的目標，解決戰略問題的選擇權產生，可能結果的分析，以及制定一個對組織而言可以最大化其價值的理性選擇。理性參與者實際上描述了戰略決策制定的一個簡單模型，在該模型中決策者是一個有完全信息、絕對控制力和價值最大化的決策制定者。組織程序是一個更為現實的決策制定模型，認為決策制定是組織行為的結果，而不是管理者的選擇結果，因為管理者的決策制定實際上受到企業規范的決策程序的約束，在評價企業業績時應該充分考慮組織目標的約束作用。官僚政治模型認為，決策制定過程是一個競爭性博弈，決策就是討價

50、還價的結果。一個決策的選擇是在組織決策者的競爭和調和的過程中形成的。Pfeffer（1987）將組織決策制定模型分為四類：理性選擇模型、官僚模型、決策過程模型和政治模型。理性選擇模型也一樣強調信息獲取的重要性，而官僚模型中的決策制定是以過去的決策制定規則和程序為基礎的，該模型強調過程理性及目標對決策的影響。決策過程模型放寬在決策制定中的目標設定的自由度，而政治模型允許在組織中存在不同的目標和興趣，每個參與者的權力和表現決定了決策程序的結果。3、決策制定的過程公平Mintzberg（1979）將戰略決策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包括確認、發展和選擇過程。一個決策過程的效率可以通過不同的標準來衡量。決策過

51、程可以通過決策過程本身的質量和決策的結果來評價，決策過程的質量可以通過衡量其是否理性來進行評價。決策過程是否理性可以通過決策包容性來進行評價，決策的包容性是指一個組織的決策程序對戰略決策整合和決策制定過程的詳盡程度。過程公平理論關注決策制定過程的公平對參與決策以及受決策影響的人員的態度和行為的影響。公平理論的基本假設是，被公平地對待是人們所關注的核心，同時也是影響他們如何對決策進行反應的重要決定因素。人們往往受決策制定過程公平感的影響，而不是決策本身的公平感的影響。過程公平理論辨別了決策結果控制和決策過程控制之間的差別，并且特別關注決策制定過程中的困難的含義。決策制定過程的很多方面與公平感的產

52、生有關，我們關注兩個方面：對成員投入的關注以及成員投入對決策的影響。對成員投入的關注，是指團隊領導者考慮團隊成員在決策制定過程中的投入程度；影響是指團隊成員的投入對最終決策的影響或者由最終決策反映的程度。這種區分是很重要的，因為時間的壓力以及競爭性的內外部需求會阻止團隊成員對每一個戰略決策都產生重要的影響。過程公平理論提供了構建最大化公平感的程序的方針。一個主要的手段就是發言權：通過發言讓受決策影響的個體表達與決策相關的信息。如果團隊成員具有發言權，即使一個決策是他們所反對的，他們也會感到其利益還是被保護的，并且會認為過程是公平的。對決策具有一定的投入同樣也會使人們認為決策制定者重視他們以及肯

53、定了其在組織中或者團隊中的地位。程序如果可以向參與者表明，他們在團隊中是被尊重的，那么這種程序被認為是公平的。盡管如此，個體僅具有發言的機會并不能確保他們的過程公平感。對于投入的關注，即決策者對別人的投入的承認以及所顯示出來的關注的程度，是發言權影響公平感所必需的。如果人們的投入是自己懇求來的，但是又被忽視了，那么發言權就沒有意義了；個體也感覺不到他們對決策的間接控制，以及他們在組織中的地位和被尊重。關注對人們而言尤其重要，因為它使成員確信他們的觀點是被尊重的，并且他們也有機會影響決策。這種邏輯表明，當團隊成員的投入不能影響領導者的時候，可能會對在決策過程中他們的觀點被考慮了多少尤其敏感。Ei

54、senhardt（1989）在對一個團隊研究的背景下證實了這種觀點，他發現團隊成員會想要確定團隊領導者已經聽到并且理解他們的觀點，尤其是當領導者獨自制定決策的時候。過程公平理論認為，公平的過程具有兩個功能：一個功能是保護團隊成員的利益。從長期的角度看，公平的過程將會使團隊成員接受他們的職責。相應的，公平的過程與團隊成員對一項決策的積極態度有關，比如滿意感、認同感和承諾。公平過程的另一個功能是加強團隊成員與團隊領導和組織的關系。公平的過程可以向團隊成員傳遞一個信號：他們是團隊或組織中有價值的和被尊重的，公平的過程可以促進團隊成員之間的協調和信任。因此，公平的過程與團隊成員對團隊、團隊的領導者以及

55、組織的積極態度有關，比如團隊協調性、對領導者的信任和組織承諾。戰略決策制定過程會影響團隊個體成員的承諾、共同愿景及信任，同時，這些情感性的反應又是成員在實施戰略決策過程中進行合作的重要前提。利用過程公平理論作為研究框架，Kim&Maubo-rgne發現，管理者對過程公平的感知，以及他們對戰略決策的情感性反應與他們在執行戰略決策時的合作水平存在聯系。他們工作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更進一步證明了情感與合作的執行行為之間的理論關系，還在于它證明了組織的公平理論在認識戰略決策制定過程中的潛在價值。關于戰略決策制定的程序理性和企業業績關系的研究沒有統一的結論，所以戰略決策過程的效率只能通過決策過程的直接結果

56、來評價，而不是財務業績。要評價決策過程，通常有三個主要方面：第，可以通過決策的質量來評價，考察決策對解決特殊問題或實現組織目標的貢獻；第二，可以通過考察已經選擇的決策的執行情況來評價；第三，要將時間要素考慮進來，好的決策程序能夠處理決策計劃和決策實施階段的所有時間壓力。決策行為的影響因素理性的概念可以有三個層面：認知理性、實踐理性和評價理性。認知理性指人類特有的一種認知能力，能夠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的邏輯思維能力，能夠借助于“規律一趨勢”的理論模型對未來的實踐活動給予設計、評估和預見的能力。實踐理性主要指人類特有的一種規范行為的自控能力，人類對個體行為與群體行為有著協調一致的調控、平衡、組織與

57、指導的能力，同時也有著自主、自決和創造的能力。評價理性主要是主體對自身行為的目的、過程和結果的評價能力和評價原則。主體的活動總是被納入由利益、需要所設定的價值尺度的評判程序中，理性表現為尺度的規范性、有序性和合理性的持有。Simon（1976）在批判理性人假設時指出，人在制定決策時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因為人獲取和處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們通常只在比較可替代選擇之后才制定決策。人類行為的“主觀理性”推廣到企業行為問題，企業的決策就能夠依據正確的目標而采取某種行動。現實經濟活動中的決策者并不能完全符合傳統理性的概念，他們并非是全知全能的，其決策時會存在不完全信息、有限的知識和計算能力。因此，現實

58、決策者的決策過程將是簡化支付函數、有限的信息搜集和支付的部分排序。考慮到限制決策者處理信息能力的約束，決策者的理性將是有限的。因為將人看作信息加工系統的觀點的出現，決策理論中對理性研究的模式發生了改變。由于人必須從外界接收信息，所以必須把決策置于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人在與環境的積極相互作用中，其能動性和智慧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現，而不再是機械的環境接受者。在真實世界中的決策環境里，有限的計算能力和對環境的認知能力必然意味著人類理性是有限的，而有限理性的心理機制正是人類有限的信息加工和處理能力。Simon認為，與其把決策看成一種行動，不如把它看作一種程序，一種找出問題、分析比較、選擇解

59、決途徑的程序。他提出了決策程序的四個步驟：找到需要決定的條件和環境；發現、發展和分析可能的行動過程；從那些可選擇行動中選擇一個最合適的方案；評價過去的選擇。以上四步實際上是決策的一般過程。Simon的有限理性理論探討了有限理性的心理機制，其相關論述認為，人類理性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內起作用的，即理性的適用范圍是有限的。“一切管理決策都有一個內在約束，即可用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約束“可能就是（生物學定義的）生物自身的生理、心理限度”。決策理論的社會模型又稱為決策的社會心理學模型，它認為人的行為大部分是由人的潛意識指導的。按照此觀點，人們是沒有能力作出理性決策的，社會因素對決策行為有深遠的影響，社會的

60、壓力和影響甚至會導致決策者作出完全非理性的決策。Simon提出的有限理性觀點彌補了傳統完全理性觀點的不足，但他并沒有把情緒納入決策分析框架。Goleman認為理性和情緒在決策過程中是互補的，兩者共同作用于決策結果。雖然情緒對決策分析的影響機制還不能完全確定，但情緒可能對偏好和感知產生影響，間接影響認知、控制思考，從根本上改變決策者的理性，影響最終的決策行為。當決策條件完全不確定時，決策者傾向于進行完全情緒認知的決策分析，此時得到的決策結果處于模糊狀態。公司治理研究的趨勢公司治理和戰略決策密切相關，根據公司的戰略規劃，公司的高層管理者都有一套決策規則，并根據此規則進行戰略選擇。考慮到有限理性和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