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詁經精舍文集與詁經精舍早期學風        摘要詁經精舍文集是阮元編選的唯一一部有關詁經精舍諸生經史文賦之作的結集，入選文章都由其“親為點定”，其中刪繁就簡，首尾排序，頗有抉擇。考察入選文章，可知阮元意在引導詁經精舍諸生于治經研史上擺脫“庸近”，樹立治經宗尚漢人訓詁的門徑；于詩歌文賦方面，也與經史研究相配合，提倡“小學辭賦同源共流”的文風。 關鍵詞阮元；詁經精舍；詁經精舍文集 嘉慶五年，阮元出任浙江巡撫，隨即在杭州設立詁經精舍，選拔“好古力學”之士讀書其中，“日聚徒講議”，每月課士，越二年，“簡其藝之佳

2、者，刊為詁經精舍文集”。文集是阮元編選的唯一一部有關詁經精舍諸生經史文賦之作的結集，入選文章，都由其本人“親為點定”，其中刪繁就簡，首尾排序，頗有抉擇。考察文集所選文章，可以大致推測阮元作為“在上者”意欲在詁經精舍開辟怎樣的學風，意圖引導諸生步入怎樣的學術門徑，與此同時，也可反觀阮元之學問認同。 一 阮元督學兩浙時，觀察到當地“說經之士雖不乏人，而格于庸近者不少。”所謂庸近，大概指泥于近人之學，不能往上探尋古意。其自稱“元少為學，自宋人始，由宋而求唐，求晉魏，求漢，乃愈得其實”，可視為脫離“庸近”的過程。阮元手定詁經精舍文集，不以慣常的“說經之作”為開篇，有意以“六朝經術流派論”為起首，或因六

3、朝上接兩漢下啟隋唐，可引導學生擺脫“庸近”。綜觀詁經精舍文集內諸生所撰“六朝經術流派論”，旗幟鮮明，大體上圍繞李延壽“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的論點展開，火力集中，全力反駁李延壽的論斷，認為北學勝過南學，考察諸人往復辯難之處，頗可見一時學風所向。 阮元引導詁經精舍諸人辨析六朝經術，因其有著特殊的地位。金廷棟指出：“漢學窮經則經明，唐學疏注則注明”，六朝在其中承接上下，處“漢學已往，唐學未起”之時，因而“六朝諸儒之為功經術不少。”為功經術，大概在保存前人師說不至中斷，所謂“六藝之事，固未易言，六朝之學，殆猶近于古矣。”由此既可上探古意，也能下觀隋唐經術，頗能符合阮元的意思，所謂：

4、“圣賢之道存于經，經非詁不明，漢人之詁，去圣賢為尤近。”由此推演，六朝之詁，去漢儒為近。不過六朝畢竟不同于兩漢，在六朝之前，儒者“各守家法，必從一家之言，以名其學，所謂某氏之學，某氏弟子是也。”永嘉之后，六朝經術因承襲師說不同，分為南北迥異的流派，辨明南北孰優孰劣之后，才能尋何種路徑接近、承襲。汪家禧被阮元、臧庸、許宗彥等人認作詁經精舍經術最深的學生，他的文章冠于諸文之首，可見編選者的認同，其實也頗能代表一般。他認為：“師說明，然后流派著。西晉承漢魏后，置五經博士十九人，于時師說均未亡也。厥后永嘉之亂，漸以散佚。”因而指責“十九家師傳之蔑，南北均有過焉。”不過其中程度還是有所分別，他進而指出：

5、“王氏(指王弼，筆者按)以清言衍易，故通老莊者，多遵之。古文尚書聞作偽于王肅，晉徐邈已為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預竊服賈說，掩其名而以臆見亂之，諒闇短喪，顯悖名教，其失更甚。”此三者，南方“諸儒獨信之，至貞觀作正義，遂據以為本，三經漢學之亡，不亦江左之失歟!”隨即指出“至信俗學之失”，“固南人所獨也。”汪家禧論述的重心在于南方諸儒偏信王弼、王肅、杜預之說，遂導致易書傳三經漢學的淪亡。可相對比的是，北方諸儒大概尚能守部分漢人師說，能排斥偽孔古文尚書等亂經之作。孫同元便指出：“江左儒者，當王肅之學盛行，梅賾之書初獻，厭聞古訓，習尚空談，何約簡之足云?豈英華之能得乎?河洛大儒，則有徐遵明講之于前，盧

6、景裕承之于后，恪守漢學，王易孔書，屏而弗道，彬彬盛矣。”因而認為：“以綜貫百氏，該通六藝之倫，而目之為深蕪，斥之為枝葉，豈非耳食之見歟?亦風會使然也。”肯定北方諸儒保存漢人師說為功勞之一。此外還能使后人據此反觀南學之非，汪家禧說道：“孔穎達序禮疏，謂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則當時亦不以為非也。使詩無二劉(獻之、敬和)，禮無徐(遵明)熊(安生)，謹守師傳，以待來學，吾恐南北之從王者未必無人，即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 詁經精舍學生根據南北諸儒解經宗尚的不同，還分別了兩種訓詁，承漢人之學的訓詁稱為“真訓”，承王肅等人的訓詁則稱為“偽詁”，漢儒經解(特別是鄭玄)似成為不言而喻的權威。洪震煊解釋道：“昔

7、漢儒之經術，授受相承，淵源不隔，雖未盡合于微言，要亦自成為古訓。北海鄭君出，由博返約，集其大成。”徐鯤也稱：“經以師訓為主，學以師授為貴”。在這樣的認識前提下，王肅“暗造古文，私撰家語，歷誣經旨，顯斥鄭君，致學無心得者易惑歧途”，便是偽詁，偏用偽詁，致使“偽詁熾而真訓亡矣”，“偽詁熾則人創新義，真訓亡則眾棄舊籍。”永嘉之亂后，南學承襲王肅等人之學，解經偏信偽詁，導致“易亡梁邱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齊。”因而“江左諸儒，習正始之音，主玄虛之學，以至好老易、善玄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視康成，妄訾服氏。”諸人還認為解經尊尚南學，開啟了后人崇虛不務實的門徑。胡敬稱：“南朝諸儒，義宗簡約，乃退

8、孟易于術數，斥鄭學為支離，專事守殘，因陋就寡。后儒騁性道之虛悟，置象數于勿言，其端實肇此焉。”邵保初進而指出：“江左儒風，淵源典午，專尚浮華，務析名理，其去繁就簡，理固宜然。若謂經籍英華，盡在于是，是以漢學為糟粕也，蓋已隱隱開駕空立說之端矣。”若后世根據南學，“行王杜偽孔，則學分為三。故有兩經之疏，同為一人所作，而互相矛盾，使學者茫然不知真是之歸，此宋儒所以乘間而起也。” 詁經精舍文集中，除討論六朝經術流派之文外，還有品評唐朝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考兩漢經師家法的系列文章，三者實際互相支援，不可分割。六朝經術正坐于唐、漢之間，可上探漢儒家法，也可下觀唐儒得失。由兩漢家法的殞失上看，諸人皆認為六朝

9、有咎，因西晉時承兩漢而后猶置五經博士十九人，六朝時“或減為九人，或增為十六人，而不復分列五經”，家法于是紊亂。其中南北諸儒各有過失，不過北方諸儒尚守部分師說，對兩漢家法的保存傳承上還是有功。詁經精舍諸生由北方諸儒尚存的漢人師說家法下觀唐孔穎達五經義疏，得失俱見。陶定山借用朱熹對五經義疏的看法，認為五疏之中，“詩禮為上，春秋次之，易書為下”，便因為詩疏兼采毛、鄭，禮主鄭注，頗能得古訓原本；而易用王弼，書用王肅，致使古訓殞失，混亂家法。由此可以推知，阮元鼓勵大家往復討論六朝南北經術流派，又下觀唐五經義疏，上考兩漢經師家法，實際意圖引導諸生遠離“庸近”，探尋漢人解經的門徑，崇尚漢人訓詁的味道比較濃郁

10、。 二 詁經精舍文集中記載詁經精舍諸人并列崇祀鄭玄、許慎的事情很值得關注，與上節所述探尋漢人家法、擺脫說經之“庸近”密切相關。 鄭玄、許慎都是漢代經師，生前身后的榮衰程度則大不相同。鄭玄在唐朝時便已從祀孔子廟，降至明代時從程敏政言撤祀。清代阮元督學齊魯，曾修鄭司農祀、墓，建通德門，立其后人，在清代恢復了崇祀。相比較而言，許慎“生不過官二百石，歿后并不聞祀于其鄉，使得分特豚之饋。”詁經精舍諸生在最終確定并祀許、鄭前，也只時提出設祠祭祀鄭玄，原因在于“兩漢經學最重師法，各家流派，具詳于班范史傳，而鄭君康成集其大成。”對于許慎，明顯不如對待鄭玄那么尊崇。對于學生請祀鄭玄的建議，孫星衍補充還應該崇祀許

11、慎，阮元欣然接受。阮元西湖詁經精舍記內記有詳情，他說：“諸生謂周秦經訓，至漢高密鄭大司農集其成，請祀于舍。孫君曰：非汝南許長，則三代文字不傳于后世，其有功于經尤重，宜并祀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阮元針對諸生只說鄭玄集周秦經訓之大成，提出許慎、鄭玄都為“集漢詁之成者”，在復述孫星衍之言時，甚至說許慎“有功于經尤重”，似尊崇還超過鄭玄，詁經精舍文集中也以“詁經精舍崇祀許、鄭兩先師記”為定名，許慎排序還在鄭玄之前。 晚清學人俞樾曾扼要描述清代許慎說文之學由衰到盛的過程，稱清朝初期，“以亭林先生之博洽，而始一終亥之說文，未一寓目，棟下老人周亮工，并誤以為始子終亥，可發大噱。直至乾嘉以來，乃始家有其書，

12、人習其學，今則三尺童子皆讀說文。”詁經精舍并祀許、鄭之舉，推動了許慎地位的提高，直接使許慎說文之學在浙江一地繁榮起來，此事應在清代學術史中占有一席之地。阮元推動許、鄭并祀，自有其考慮，大概是試圖在詁經精舍樹立解經的規矩準則。 1         阮元治學頗師承戴震，守以古訓發明義理之意。其自述為學門徑趣向，稱：“余之說經，推明古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推明古經的門徑則在文字訓詁，所謂“圣人之道，譬若宮墻，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茍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他還言傳身教，寫作范文，并收于詁經精舍文集當中

13、。阮元在范文中指出：“圣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就圣賢之言而訓之，或有誤焉，圣賢之道亦誤矣。”門徑的正誤關系到能不能確得古意，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 阮元一面推動許、鄭并祀，一面不時作范文演示法則，學生自然能體會摹擬。陸堯春很能揣摩阮元之意，道：“六書不明，五經不立，二者蓋相輔而行也。今兩先師之書具在，亦既家置一編，知所趣向矣。于以理群類，解謬誤，啟學者之神恉，則說文五百四十部，不待理而董之也。明天道，正人倫，求王教之典籍，則易書詩三禮及大傳諸書箋注，完與不完，皆可寫而定之也。七十子之傳，微言大義之不絕于今者，系于是乎賴。”陸氏所言“知所趣向”或正符合阮元提倡之意，

14、而其推衍之處也正合治經先以文字訓詁的門徑。邵保初也體會道：“說經之法，以訓詁為先，舍訓詁以求圣道，適成為鹵莽滅裂之學而已。后之學者，灼然于詁訓之各有師承，非鑿空而為之說，由是以窺圣道之大全，豈非二君之力歟!”錢福林也表達類似意思：“解經者先通其文，后釋其義。漢許叔重為說文，意在存經之字。或有不備，非久遠脫落，即以隸變篆之偽。又所引故典，動或違棄本書，別用奇字，蓋以通借存古，而非通借解經，微學之存，系君是賴。”大概諸人都能領會阮元欲樹立解經規矩門徑的意思，且具有一定自覺。 阮元以“論語一貫說”一文作為示范，詁經精舍諸生隨即便有對曾子“一貫”的考論，就是尋阮元所示范的治學門徑進行。趙春沂認為有關一

15、貫的說法紛紜異常，其原因在于“不明乎六書之誼者也”，故而從說文人手，引申展開，以肯定說文為功經學結尾，可見阮元提倡的治學規矩的影響。此外還有詁經精舍學生進而辨別漢宋諸儒對于該說考辨的優劣，似可見治學取向的一個大概。洪頤煊以辯駁宋人之解法開端，說：“論語一貫之旨，兩見于經。宋儒謂一貫為孔門不傳之秘，惟曾氏得其真詮，端木氏次之，其余不可得聞，此其說非也。”認為宋人這種解經的作法，是“好言玄妙，幾若孔門一貫別有一物，得其傳即可超凡入圣，孔子秘不示人者。此禪家頓悟法容或有之，以此而語圣人之道，恐失之遠矣。”洪頤煊的批評可與錢福林的說法相印證，錢氏認為：“許、鄭二君，非必于經之外有所發明也，又非必詡詡焉

16、以心學道學相矜，謂吾之學高出乎百代也。而聲名顯乎當世，鴻業垂于無窮者，則以師訓之遞承，而私智之勿用也。”因此進而主張：“以二君為之表率，使窮經之士，高者崇實學而得所依歸，而魯鈍者聞其緒論，知窮經之法不在高深玄遠，亦將自奮其力，以通文義為率，不致放心于冥頑無用之地。此經學之所以昌，而人材之所以出。亦可見國運之盛，非前代所及也。” 詁經精舍諸人對于阮元所提倡的治學門徑之理解，因各人治學功底高下不同而有差異，不過眾人的體會形之以文字，并編選入詁經精舍文集，自然形成一種示范，對于詁經精舍乃至浙江一省學風都有所影響，這大概是阮元樂于看到的。當時曾有蘇州書商告訴阮元，說蘇州許氏說文販脫，都流向浙江去了，可

17、見一時學風所向，阮元提倡之舉的成功。而阮元聽到這個消息后對幕僚說“此好消息也”，頗可見其態度。 三 阮元在詁經精舍提倡為學擺脫“庸近”，尊崇兩漢諸儒師說，并據此樹立治經由文字古訓入手的門徑規矩，此為經學上的問題。與此相配合的，在詩文歌賦方面，阮元也力求于經訓小學相結合，提倡一種別樣的文風。 阮元崇尚文選，不喜當時流行頗廣的桐城古文。因“昭明選例以沈思翰藻為主，經、史、子三者皆所不選。”而“唐、宋古文以經、史、子三者為本”，則“韓昌黎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選。”甚至不以桐城古文為“文”，所謂文統不正。阮元打破“古文”的正統性，自然要樹立駢文的權威，然而其自為駢文其實在所作詩文中占極少數，似更多

18、心意在推崇文選學。文選在治學求古的阮元眼里，不僅文章而已。他說：“古人古文，小學與辭賦同源共流，漢之相如、子雲，無不深通古文雅馴。至隋時，曹憲在江、淮間，其道大明。馬、揚之學，傳于文選，故曹憲既精雅馴，又精選學，傳于一郡。”故其自稱“幼時即為文選學，既而為經籍纂詁二百十二卷，猶此志也。”此處所言雖在嘉慶十年，尚在詁經精舍文集編成之后，大概意思還是可在西湖詁經精舍記中看到，他說：“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出凡將、方言，貫通經詁。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為文者，尚不可以昧經詁，況圣賢之道乎?” “舍詁求經，其經不實”，為阮元在詁經精舍提倡之學風，與此相

19、應的，“舍經而文，其文無質”，則為詁經精舍詩文歌賦的標準。他在詁經精舍文集中收有自己的示范文章，頗能傳達其中的信息。定陶恭王陵鼎為阮元所得之物，原來在山東耆州府定陶縣的西南方，是西漢時期的鼎。當時，眾人多“兢重周彝輕漢鼎”，焦山只有周鼎，故阮元以定陶陵漢鼎配周鼎，共藏于焦山。不過周鼎之事，史籍所載不明晰，阮元說：“若焦孝然之曾隱焦山，并不見于正史，舊志周鼎之曾在鈐山堂，亦不見于明人傳紀，世俗流傳之言，余未敢據焉。”阮元以此為引子，引導學生歌為詩賦，其中自言“世俗流傳之言，余未敢據焉”，其實約束學生作歌記漢鼎之事時，也必須于古有征，要有所依據。 詁經精舍文集中所收學生文賦，有序有歌，其中序言內容

20、以經史為依據，可看作考證小文。例如查揆所作西漢定陶恭王陵鼎歌，其序言稱：此鼎“蓋右扶風所供，定陶恭王陵祭器也。漢書·哀帝紀：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水經注：濟水又東經定陶恭王陵南。太平寰宇記：濟陰縣本漢定陶縣之地。下云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此云隃麋陶陵者，蓋所喻麋供陶陵鼎耳。漢人款識質實類如此。然漢地理志：喻麋、淠皆漢縣，屬右扶風，銘何以并署之?考淠縣以淠水得名，寰宇志：淠陽縣本漢喻麇縣地，又云汧水經縣南一里，則隃麋正在汧水之陽。銘言隃麋以著其所供之縣，言淠以紀其所鑄之地耳。或謂定陶以兩字稱，不得援霸陵、茂陵單舉一字為例。又考戰國策，秦客卿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原注：今定陶縣)。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