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文檔學習資料應用方案 對農業基礎產業多種效應的探討 王國敏 關于農業的基礎作用和地位，理論界已有過許多論述，但都僅僅局限在其經濟價值上。在 40 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人們又往往把農業作為工業和其他產業的輔助性產業或工具來看待。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對農業這一基礎產業的作用和地位的如此認識就極其不足了。我們應當站在政治、經濟、社會統一的高度去重新認識和評價農業的基礎作用與地位。本文僅就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農業的經濟效應 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首先具有經濟效應。 農業的經濟效應是指 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在國民經濟增長中所起的作用和貢獻，其表現在： 1.農業是國民經濟增長的基礎和得以運行的載體。 建國 40 多年來，每一次經濟形勢的惡化都首先是從農業開始的，每次調整的成功也都以農業發展形勢的好轉為前提，而農業波動又成為工業波動和整個國民經濟波動的根源。建國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已四次落入 “李嘉圖陷阱 ”即因糧食等農產品供給不足引起工業化進程的停滯（ 19581963 年， 19691975 年，19781981 年， 19851988 年）。農業波動對工業波動的影響不僅明顯，而且具有放大效應。 從 “一五 ”時期算起，幾十年來農業總產值平均波動幅度為 10.2，而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平均波動幅度達23.9，相當于農業平均波幅的 2.9 倍。 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才能為國民經濟其他產業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同時農業的發展水平又決定著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因此，農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決不能動搖。 2.農業的前方聯鎖效應對國民經濟產業構成的影響。 在國民經濟的產業構成中，農業與采礦業是兩個基本的源頭產業部門，又稱為初始產業，其提供的產品成為其他產業的原材料，從而帶動了這些產業的發 展。這種效應在發展經濟學上定義為 “前方技術經濟聯系 ”，簡稱為 “前聯鎖效應 ”。農業的基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農業的 “前聯鎖效應 ”。在我國國民經濟中至少有 20 個輕工業部門要以農產品為原料。改革開放以來，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產值占輕工業總產值的比重一直穩定在 70 左右， 農業原料供給增長將促進占工業總產值 1 4 的經濟部門的增長。如果農業發生波動，一方面會影響以農業為原料的輕工業部門的發展，輕工業部門的波動又會波及到重工業產品市場的需求，這種聯鎖反應，必然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作為工業原料的農產品 的短缺，為工業設定了增長上限，一旦工業對農產品原料的需求超過了供給的臨界點，無法逾越的 “瓶頸 ”制約迫使工業和國民經濟降低增長速度，壓縮需求，恢復到與農產品供給相適應的水平。農業的波動導致為工業提供原料的農產品供給的短缺。供給與需求的失衡，必然制約著關聯產業的發展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的原料貢獻是國民經濟增長的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 3.農產品供給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農產品供給影響通貨膨脹的內在機制與作用范圍已得到大量的理論解釋和實踐證明。 1994 年在所有商品價格中，農產 品價格上漲幅度最大，當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比上年增長 21.7，其中食品類價格上漲 31.8，糧食、肉禽蛋、鮮菜以及飲食業的價格分別上漲 50.7 、 41.6、 38.2和 29.8。有關方面曾作過統計分析，在全國物價總水平上升過程中，食品類漲價所占比重高達 65。另據國家統計局測算，1994 年由于糧食價格上漲直接和間接影響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 4 個百分點，影響程度為 16.6。1995 年通貨膨脹率與 1994 年相比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商品零售價格漲幅達到 14.8，居民消費價格漲幅達 17.1。在居民消費構成中食品仍占 50左右，食品價格上漲大體上占物價上漲的 60左右。在中國經濟發展現階段，農業生產與國家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有高度的關聯性。這是因為：（ 1 ）農業生產的波動，使農產品供給短缺，引起農產品價格波動。農產品價格上升以及農產品貨幣收入的增加，將引起工業成本的上升，最終引起物價總水平的上漲，導致通貨膨脹。（ 2）通貨膨脹時，社會上貨幣投放量增大， 城鎮居民名義收入增加，又刺激著社會需求的擴張，這種擴張首先反映在對農產品的需求形成強大的壓力，使農產品供求處于非均衡狀態。（ 3 ）通貨膨脹導致農 業生產資料價格猛漲，增加了農業生產成本，降低了農民收益，影響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據統計， 1995 年糧食價格漲幅中有 36.4來自農業生產經典文檔學習資料應用方案 資料價格上漲的推動，全年農資漲價和農村消費品價格上漲使農民出售給國家的糧食所得收入貶值 22，這極大地影響了農民對農業生產再投入的積極性。農產品供給不足而誘發的連鎖反應，政府應高度重視。 4.農業發展對市場規模擴展的作用。 經濟發展離不開市場規模的擴大，市場規模的擴大又是靠經濟發展來實現的，它們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我國有 12 億人口， 9 億在農村，中國農村是 生產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最大市場，而且還有巨大的潛力和廣闊的前景。但是，市場規模的擴展還依賴于農業的發展，其原因在于：（ 1）農業的發展有助于農業生產資料市場的擴展。 從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看，從外延的粗放型向內涵的集約型轉變，這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農業的集約模式是以資源集約為基礎的技術集約將取代勞動力集約。因此，農業生產資料如農業機器、復合肥料、農藥、塑料薄膜等將會有一個潛力巨大的市場。據統計，我國只有 53.7的耕地實現了機耕， 17.7的播種面積實現了機械化播種， 9.1 的播種面積實現了機械化收獲，化肥 的使用占施肥面積的 50以上，而且每公頃耕地化肥施用量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從本世紀 50 年代到 80年代初，全世界拖拉機總數從 580 多萬臺增加到 2100 萬臺，化肥消費量從 1430 萬噸增加到 1.1 億噸，分別增加了 2.5 倍和 6 倍， 而發達國家拖拉機擁有量和化肥消費量分別占全世界的 80和 70。我國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換過程中，農業對生產資料的潛在需求量是巨大的。據測算，我國糧食每上一個臺階，即增產 1000 億斤，需要增加化肥 1500 萬噸，電 100 億度，柴油 130 萬噸，農機動力 360 億瓦，其它配套資金約為 300 多億元。 到本世紀末，我國糧食在現有的基礎上再上一個臺階，對農用工業品的需求量會更大。由此可見，農業的發展必然推動農用工業的發展和市場規模的擴大。（ 2）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民收入增加， 將擴大消費品市場并進一步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據統計，我國農民收入的 60以上來自于農業。 1994 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按當年計算為 1223.6 元，扣除物價因素，比上年實際增長了 5，同年農民生活消費水平實際增長了 6，比上年高出 2.1 個百分點。 農民收入與城市居民收入相比僅為城市居民收入的 1 3，農民較低的收入水平和較高的邊際 消費傾向，使之成為最有潛力的工業品消費群體，而 80的農村人口只占有 40左右的消費市場份額。因此從發展趨勢看，在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條件下，農民對消費品尤其是對耐用消費品的購置欲望將日趨強烈，這必然帶動建筑、家電、維修、交通運輸等產業的發展，從而將進一步擴大市場規模和容量。工業部門的擴張和發展取決于農村市場的拓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農民收入的增加又依賴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展。農業不發展，工業和其他產業都得不到充分的發展。 5.農業在國民經濟結構變動中的引擎作用。 一個國家國 民經濟結構的優劣決定于農業份額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大小，農業份額下降是伴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經濟增長引起結構變革所產生的必然趨勢。農業份額下降是指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和總就業中所占比重下降。據世界銀行公布的世界發展指標，全部低收入國家的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比重， 1980 年為 37， 比 1960 年下降了 12 個百分點；農業就業比重為 72，比 1960 年下降 5 個百分點。中等收入國家這兩個指標下降幅度更大一些，其中下中等收入國家分別為 14 和 15 個百分點，上中等收入國家分別為 7 和 19 個百分點。 發達國家由于農業份額已經很小，因此下降幅度不大，分別為 3 和 12 個百分點。另據國際勞工組織對 92 個發展中國家的調查，這些國家在 19601980 年間，農業產值份額從 30.9下降為 17.3， 農業就業份額從 72.6下降為 59.1。中國從 80 年代后期起農業產業份額和農業就業份額才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1994 年農業份額和勞動力就業份額分別下降到 21.22和 53.3，比 1984 年分別下降了 7.68 和 6.1 個百分點。農業份額的下降決不意味著農業的萎縮和衰落，更不能由此否認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它 反倒表明：（ 1 ）農業份額下降是以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前提的，由于采取了技術革新和投資積聚，使農業勞動力相對減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其結果是更多的勞動力轉移到生產效率更高的工業和服務行業中去，增大了社會財富總量，從而推動了國民經濟結構的現代化。特別是當農業就業份額的下降幅度接近或等于其產值和收入份額的下降幅度時，結構變動的機會成本最小，所釋放的結構生產力量大。（ 2 ）農業份額下降是由于恩格爾定律的作用。這一定律表明當人均收入很低時，總支出中用于食品和必需品的比重很高，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和必需品的消費支出比例下降，如在人均收入 240 美元的國家，人們要把 6070 的收入用來購買食物，而在人均收入為 1000 美元的國家，人們僅用 20的收入購買食物。恩格爾系數的降低，人們必然要把更多的消費支出用于住房、旅游、保險、教育以及舒適和營養品的消費上，從而促進經典文檔學習資料應用方案 二、三產業的發展，使國民經濟結構優化。由此可見，在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動中，沒有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不可能有農業份額的下降。農業份額比重過大，必然影響國家工業化的進程和人民小康生活的實現。因此，農業在國民經濟結構變動中還起 著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6.農業是國家工業化的母體。 農業部門是現代經濟增長所需資本的一個重要來源。農業的資本貢獻在國內資本形成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一直是工業部門擴張所需資金積累的重要源泉。它主要通過三種形式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即稅收、 “剪刀差 ”和儲蓄。農業為我國工業化成長做出了巨大貢獻，據統計， 19521990年農業通過稅收方式為工業化提供積累的資金約為 1527.8 億元；農業以儲蓄方式為工業化提供的資金積累1978 年以前大都在 10 億元以下，這之后迅速上升， 1980 年為 28.6 億元， 1985 年為 92.6 億元， 1990 年為319.4 億元。 19921994 年農村存款占國家銀行各項存款的比重在 710之間。 農業通過 “剪刀差 ”方式為工業提供的資金積累 19521990年間高達 8708億元，年均為 223億元。 1990年 “剪刀差 ”的絕對量是 1952年的近 30 倍。把以上三種方式提供積累的數量相加即為農業在各年份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總量。19521990 年農業提供的資金積累總量高達 11594.14 億元。農業提供的積累在國民收入積累額中所占比重在工業化初期高達 40以上。整個 60 年代也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進入 80 年代才有所減少但仍然在27以上，近幾年來仍在 20以上。總體來講，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國民收入的積累部分大約有 1 3 來自農業。這充分顯示了農業在我國工業化積累中的重大作用。不僅如此，農業還通過增加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收入或擴大農業進口替代品的生產，對平衡國際收支也作出了貢獻。 19501989 年，我國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出口創匯額達 1937 億美元，占全國出口創匯額的比重為 51.23， 近幾年來農產品及其加工品出口創匯占的比例雖有所下降，但仍占 40以上。農業在為國家創匯作出 貢獻的同時，對引進外資和利用外國先進技術進行農業開發也作出了貢獻。盡管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出口構成中農副產品及其加工品出口的比重將有所下降，但在我國今后較長時期內，農業的外匯貢獻仍將占相當大的比重。 二、農業的生態效應 農業是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交織在一起的特殊產業部門。農業生態環境不僅關系到自然再生產的質量和規模，而且直接影響著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生存環境、生存潛力、生活質量與健康水平。在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的轉化過程中，以經濟效益為核心的現代耕作制度與投入品對農業生態產生持續性的破壞， 導致農業生態成本的累積和經濟代價與日俱增。 農業生態效應具有兩重性：一是私人性，如農民在其擁有的一塊陽光、雨量充足的肥沃土地上耕種，就會給他帶來較好的經濟效益；二是公共性，如良好的農業生態會給人們創造共享的綠色資源，美化空間，改善生存環境。相反，水土流失，大氣、水體污染，又會給人們的生存和身心健康帶來嚴重危害。由于農業生態效應具有其特殊的二重性，這就需要人們在把農業作為共享資源的同時，都去保護它，珍惜它。然而，在農業生態產權模糊的情況下，人人都有享受和消費良好生態資源的權利，卻無人對其負有維護和整治的義 務。因而產權的明晰是農業生態經濟運行的社會動力系統，這一社會激勵體系實際上決定著資源配置的方式及其有效性。自然生態資源從現代經濟制度的產權特征來劃分包括兩個部分：生態的私人產權和公共產權。私人產權具有排他性，公共產權則具有非排他性即 “集體消費性 ”。在自然經濟時期（或傳統農業時期），農業生態產權的二重性都作為自然經濟基礎的基本要素加入整個經濟系統的投入一產出循環中，從而使得農業生態得以長期處于一種動態的平衡之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業生態平衡狀態逐漸被打破，農業自然再生產過程特征也被改變，這是因為：（ 1 ）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會按其自身的軌道運行，它的基本功能是使交易雙方的利潤最大化，而不是社會福利最大化。人們在追逐利潤最大化經濟動機的驅使下，社會資源必然向比較利益高、利潤豐厚的環節和部門流動。所以，與市場經濟相伴而來的工業文明，大量地消耗著有限的農業生態資源。加之，農業生態公共性中政府行為的軟弱， “免費乘車 ”或 “搭便車 ”行為普遍存在，從而導致農業生態的趨緊化，產生社會悖論。 （ 2）我國農業資源產權關系模糊造成了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之間的背離和矛盾。這是由于農業生產主體對農業資源所有權的失缺，導致對農業資 源掠奪式經營，使生態系統物質能量的高輸出和低輸入，生態系統得不到充足的物質營養的補充，從而破壞了農業生態的持續性發展。（ 3 ）由于上述原因和人口劇增，打破了農業生態自然平衡狀態和農業自然增長的極限，促使人們不得不通過大量無機物的投入，使原來的生態循環鏈發生變化來支撐農業生態空間的縮小與人們需求的增長。在現實的農業生產活動中，人們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追求農產品的供給上，經典文檔學習資料應用方案 而忽視農業生態環境的惡化將會給人類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農業生態環境的惡化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 1.現代農業技術進步的負面效應使農業 生態環境惡化，增加了成本累積。 現代農業大量地使用化肥、農藥和機械，一方面，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又造成食品、大氣、水體等污染，破壞了土質，加大了農業生態成本。（ 1）食品污染。農藥是食品的直接污染源， 它的足跡無所不至，從人跡罕至的世界屋脊珠穆朗瑪峰到冰封終年的南北極，甚至在冰雪極地的企鵝體內，在格陵蘭不知農藥為何物的愛斯基摩人身上，都檢驗出了有機氯農藥滴滴涕。由于農藥在大氣、土壤、作物、水體、動物體內普遍存在，因而食品污染相當普遍，嚴重影響著人類的健康。美國每年約有 4.5 萬人農藥中毒，其中有 200 多人中毒致死。（ 2 ）大氣污染。大氣中的氮污染物有多種來源，化肥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農業機械排放的煙塵，農藥的揮發和粉劑的污染，都會使大氣中有害成分增加。（ 3）水體污染。大量使用農藥和化肥， 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特別是飲用水污染，不僅危及水生動植物的生長，更危及人體的健康。（ 4）破壞了土質。化肥抑制微生物的繁殖。據國外報道， 長期施用有機肥的農田，每英畝可以有蚯蚓、菌類等微生物 11 噸左右；而長期使用無機物（化肥）的農田，每英畝耕地只有微生物 2 噸。 偏施化肥還會造成營養元素的比例失調，影響農作物的生 長。過多施用化肥，還有可能造成土壤的板結和酸化，破壞土壤的理化性狀。由此可見，現代農業給農業生產帶來了新的活力，但也給人類帶來了危害，它必將面臨新的否定，由生態農業所代替。 2.現代工業對農業生態環境的破壞導致農業生態成本劇增。 現代工業直接以消耗有限的自然資源（煤炭和石油等）為其發展的前提，同時又向生態環境排放廢氣、廢水、垃圾，直接威脅和破壞著農業生態環境。據統計，在我國，由于工業 “三廢 ”污染的河流有 532 條，污染的耕地約為 600 萬公頃，影響糧食減產達 100 億公斤以上， 有 140 萬公頃耕地由 于嚴重污染而完全喪失生產能力；全國酸雨區面積迅速擴大，已約占全國面積的 40，僅江蘇、浙江等 7 省因酸雨造成農田減產年經濟損失約 37 億元；森林受害面積 128.1 萬公頃，年木材損失 6 億元，森林生態效益損失約 54億元。由此可見，農業既是現代工業的受益者，同時又是受害者。 3.經濟發展與資源存量的非均衡狀態，要求農業生態成本投入的政府化。 中國農業長期以來相對緊缺的資源承擔著數量巨大的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產，目前全國 12 億人口，14.4 億畝耕地，人均占有耕地 1.2 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 1 4，是美國 的 1 9，加拿大的 1 20， 澳大利亞的 1 34。加之生態惡化，資源存量銳減，目前我國土地退化達 150180 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 15.618.8， 耕地的水土流失面積約 6 億畝，每年流失土壤 10 億噸，全國沙漠化面積 33.4 萬平方公里， 鹽漬化土壤面積 5.54 億畝，草原退化面積占草原總面積的 1 3 左右。 1949 年以來，我國毀掉的森林超過 10 億畝，湖泊減少了 500 多個， 面積縮小約 1.86 萬平方公里，占現有面積的 26.3，湖泊蓄水量減少 513 億立方米，其中淡水量減少 340 億立方米。惡化的農業生態環境 ， 難以承擔起高速發展的經濟以及人口增長對食品質量、數量、花色、品種上的要求。到 2020 年我國人口預測將達到 15 億，對農業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人們對生態資源需求的無限性和具有穩定型機制的生態系統的資源供給有限性之間必然產生矛盾。要使資源存量與經濟發展保持均衡狀態，遏制農業生態進一步惡化，首先要明確農業生態的產權關系，即農業生產主體應擁有私人產權（私人產權相對公共產權而言，是指農業生產主體對農業資源的實際占有、使用和支配的權利），政府擁有公共產權，同時明確各自的責任和義務。其次，政府在擁有公共產權的前提下，在 常規農業投入之外必須增加對農業生態環境的投入、治理、恢復原有資源存量。最后，強化政府的管理職能，建立制約機制和有利于農業生態發展的產業政策，從制度上消除農業生態外部的不經濟性，保障生物與環境、生產與資源之間的協調發展，從而達到農業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實現生態與經濟之間的雙重持續平衡。 三、農業的社會政治效應 農業的社會政治效應表現在兩個方面： 1.以糧食為軸心的農產品安全是農業社會政治效應的核心。 糧食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比任何一種商品更具有強烈的社會政治效應，因為它的 短缺直接威脅著人民的生存和社會的安寧，所以世界各國都把農業的安全與國防的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農業出了問題，全國就處于 “緊急狀態 ”中，政府不得不采取某些強制性的措施和動員一切力量來確保農產品的供給與公平經典文檔學習資料應用方案 分配，這是因為農產品的 “緊急狀態 ”對社會秩序、經濟發展的破壞性是非常巨大的。世界各國以及中國歷史上出現 “饑荒 ”時的各種記載都足以證明，出現農產品短缺的緊急狀態時，會對一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生態等帶來巨大的災難：（ 1 ）連續幾年的特大災荒，人們普遍出現營養不良甚至饑餓而死亡。（ 2 ）人們生存受到嚴重威脅，災民 逃荒要飯，涌進城鎮，偷盜、搶竊經常發生，危及社會安寧，威脅著政權的穩定。（ 3 ）糧食嚴重短缺導致糧價暴漲，使經濟秩序紊亂，甚至出現停滯和倒退。（ 4 ）饑民為生活所迫砍伐森林，捕殺一切可食用動物，直接破壞生態環境，造成生態失衡。 農產品緊急狀態是直接由農產品市場供給不足導致的。農產品市場供給有兩種渠道，一種是本國本地區農業生產提供，另一種是在國際市場上通過貿易交換提供。農產品緊缺的原因不外乎是上述兩種供給渠道出現阻塞。如果本國本地區農業生產能力較強，儲備充足，有較穩定和暢通的貿易環境，那么，農業安全系數就 比較高。反之，如果本國本地區農業生產能力較弱，儲備空虛，貿易環境較差，農業安全系數則較低，就容易出現農產品緊急狀態。 要使農業處于安全狀態，有兩個模式可供選擇：第一，在 “自給自足 ”的發展戰略下，依靠本國農業的發展，實現農產品安全的模式。其安全系數較高，農業的安全不會因貿易環境的變化而受威脅。第二，依靠農產品的國際貿易來實現農業安全的模式。其安全系數較低，因為農業的安全保障要取決于貿易環境和貿易條件：（ 1 ）是否存在充足的貨源和穩定的糧食生產基地；（ 2）是否有長期、穩定的糧食貿易協定；（ 3）是否有足夠的外 匯支付能力；（ 4）是否有一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和政治局面。 中國是擁有 12 億人口的農產品需求大國，農業安全是國家發展最基本的保證。從宏觀上看，中國不能也不可能選擇第二個農業安全模式，其原因在于：（ 1）世界糧食市場不可能為中國 12 億人口提供足夠的糧食貿易總量。據統計， 19801990 年間國際糧食市場年均總交易量大致在 2.12.3 億噸之間，19961997 年度，世界糧食貿易量下降到只有 1.86 億噸。從全球糧食生產與貿易走勢看，到本世紀末， 年糧食貿易量不會超過 2.5 億噸。同時，世界糧食收獲面積銳減 ，由 80 年代初期的 7.18 億公頃減至 90 年代初期的 6.99 億公頃。從發展趨勢看， 今后還將繼續減少，世界糧食生產并不令人十分樂觀。另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分析，進入 90 年代，全球平均每年增加 1 億人口，需求逐年增加， 而糧食生產與儲備則逐年減少。如 1987 年世界糧食周轉儲備量為 4.65 億噸，相當于全球 104 天消費量。 1988 年世界糧食周轉儲備開始下降，到 1995 年進一步下降到 2.94 億噸，只夠全球消費 62 天，逼近世界糧食儲備 60 天的安全線。據悉， 1996 年世界糧食儲備量又進一步下降到 2.74 億噸，只夠全球 消費 57 天，已低于世界糧食儲備安全系數 1718的警戒線。如果中國放棄 50的糧食生產，就需要從國際市場上進口 2.33 億噸左右的糧食，誰能滿足這么大的需求量？（ 2 ）中國的 “海陸空 ”港口吞吐能力難以承擔巨量的糧食流通及分配。據統計，中國海運港口能承受的進出口糧食的吞吐量大約在 20003000 萬噸左右；鐵路運力， 1993 年的貨物總運量為 15.7 億噸，其中糧食是 6409 萬噸，占 4.2， 1995 年糧食運量有所增大，也只達 8000 萬噸，占 5.1；僅提高 0.9 個百分點；糧食水運量為 2012 萬噸，占水運貨物 總量的 4.8。如果進口 23 億噸糧食，勢必擠壓其他物資的運輸，造成鐵路、港口、水運、公路等運輸秩序的混亂，抑制國民經濟的發展。（ 3）冷戰結束后， 世界形勢依然動蕩不安，某些發達國家仍有可能以糧食作為武器來干涉我國內政。當今國際糧食市場上交易的糧食 85控制在發達國家手中，其中美國掌握最多，約占全世界糧食出口總量的50以上，這種格局還將繼續下去。因此，中國在選擇農業安全模式時，必須立足于自力更生，我們的戰略應是 “國內基本自給，國外適度調劑 ”，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度可選擇在 5 10之間。 從另一個角度來 分析，我們在宏觀上選擇第一個農業安全模式也是從中國國情來考慮的。中國人口多，農業耕地資源十分稀缺，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選擇第一個農業安全模式，必然要求徹底改變以往那種犧牲農業來加速工業發展的作法，而是要依靠發展農業，增加農產品的有效供給，來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同時，也要求各省市、自治區、地（市）縣充分珍惜和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保障農產品的自給自足，國內農產品的基本自給自足是以各地各區域的農產品基本自給自足為基礎的。誠然，這有違比較優勢原則，也可能會犧牲一定的經濟發展速度，但是，一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還要 考慮到機會成本的大小即一國實際付出的代價，考慮國家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發展。如果各地區都按自己的比較優勢來安排產業結構，那么，必然導致部分地區耕地資源的非農化，從而危及整個國家的糧食安全。從這個意義上說，農業社會政治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