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論文-簡論馬克思的理性主義特征論文關鍵詞：馬克思；理性主義；方法特點論文摘要：美國學者AllanMegill認為馬克思之所以在未來社會的設想中排除了“市場”和“政治”，是由于馬克思在研究過程中一直堅持以追尋研究對象中的普遍性、必然性、可預測性和通過事物內在的矛盾理解事物的發展的理性主義的方法。這個結論是不準確的。馬克思在學術生涯中堅持通過事物的內在的矛盾來理解事物的發展，并試圖以此發現研究對象發展過程中的必然性。追求研究對象中的普遍性和可預測性并不是馬克思的研究目標。美國學者AllanMegill以下簡稱作者在他的理性的負擔馬克思為什么拒絕政治和市場一書中認為：馬克思在關于未來社會的設想中之所以排除了“政治”和“市場”，是由于馬克思的理性主義的方法無法處理“市場”和“政治”現象中的偶然性、不可預測性使然。2作者在此書中所說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相對，是指發現事物內在的邏輯本質的一種方法。3作者認為，除了唯物主義的立場外，馬克思的理性主義的特點還在于著力探索研究對象中的普遍性、必然性、可預測性和通過事物內部矛盾來理解事物的發展。4作者認為馬克思的理性主義方法來自黑格爾，但黑格爾的理性主義是反思的理性主義，而馬克思的理性主義是面向未來的，馬克思更注重預測。在此書的扉頁中，作者將馬克思和拉普拉斯并列，將馬克思描繪為一個決定論者。5作者所謂的“政治”是指人們通過協調、協商和讓步來決定如何組織他們的生活，6而“市場”是指通過買賣來交換屬于自己的物品。作者認為市場=私有財產，所以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的設想中拒絕了市場，也就是拒絕了私有財產。7那么馬克思是一個什么樣的理性主義者呢？是作者認為的追尋事物中的普遍性、必然性、可預測性和通過內在的矛盾來理解事物的發展的理性主義者嗎？關于馬克思的理性主義的特點，作者提供了兩個文本證據。8一個是馬克思在1837年11月10-11日寫給父親的信，另一個是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準備材料中的部分內容。在給父親的信中，馬克思寫道：“在生動的思想世界的具體表現方面，例如，在法、國家、自然界、全部哲學方面，情況就完全不同：在這里，我們必須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絕不應任意分割它們；事物本身的理性在這里應該作為一種自身矛盾的東西展開，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統一。”9這段文字有這樣幾個要點：一是對法、國家、自然界、全部哲學的研究與數學不同，應該從它們的發展過程去研究對象；二是從這些事物的內在矛盾的展開過程中研究事物本身的理性；三是研究的結果應是用事物本身的理性來說明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簡言之，就是從事物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矛盾來研究事物內在的理性。從馬克思在此封信中所談到的他所讀的書籍來看，在一年之內，馬克思所讀的書主要是法學的書籍，還寫了幾本詩集、小說，馬克思還沒有開始研究古希臘哲學，對黑格爾的書也只是讀了一些片斷。在信中，馬克思這樣評價黑格爾:“我讀過黑格爾哲學的一些片斷，我不喜歡它那種離奇古怪的調子。我想再度潛入大海，不過有個明確的目的，這就是要證實精神本性也和肉體本性一樣是必要的、具體的并有著堅實的基礎”。馬克思還談到他寫了一本克萊安泰斯，或論哲學的起點和比然的發展的書，“我最后的結論是黑格爾體系的開端”。10在信中對于形式和內容的關系，馬克思說：“我則認為形式是概念形成的必要結構，而實體是概念形成的必要品質。錯誤就在于，我認為實體與形式可以而且必須毫不相干地發展，結果我所得到的不是實在的形式，而是一個帶抽屜的書桌，而抽屜后來又被我裝了沙子。”“概念也是形式與內容之間的中介環節。因此，用哲學來說明法時，形式必然從內容產生出來；而且，形式只能是內容的進一步發展。”11這兩段文字與前面的相對應，主張從內容出發而不是從形式出發，與上段文字中的“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是一致的。從馬克思在信中談及的內容推斷，對此時馬克思的哲學觀點最合理的解釋是：在研究法律的過程中，他發現哲學對于法律的研究非常重要。黑格爾的哲學只注重“精神本性”，而馬克思認為“肉體本性一樣是必要的、具體的并有著堅實的基礎”，因此，對具體事物的研究的思路是應該從對象本身的發展上、從自身矛盾的展開上去發現事物的理性。因此，作者這段引文能支持作者所說的馬克思的理性主義的第四個特點。再看作者所引證的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準備材料中的相關論述。在論述伊壁鳩魯的哲學時馬克思說：“編篡哲學史的任務，不是要把哲學家的個性，即使是他的精神上的個性理解為好像是他的體系的焦點和形象，更不是要羅列心理上的瑣屑小事和賣弄聰明。哲學史因該找出每個體系的動因和貫穿整個知識體系的真正的精華，并把它們同那些以對話形式出現的證明和論證區別開來，同哲學家對它們的闡述區別開來，因為哲學家是了解它們自己的。哲學史應該把那種象田鼠一樣不聲不響地前進的真正的哲學認識同那種滔滔不絕的、公開的、具有多種形式的現象學的主體意識區別開來。”12關于這段引文，作者認為體現了馬克思的哲學史應該關注普遍性和必然性、忽略特殊性和偶然性的主張，同時也能說明馬克思主張科學研究應該基于必然性的基礎之上和發現研究對象各部分的必然聯系。13但由于作者的總結忽視了馬克思在此處談論的主題的特點，因而并不準確。馬克思在此處談論的是在寫作哲學史時，著書者不應當關注哲學家個人的人格特點，而應當從各種途徑著力研究各個哲學體系的特點和本質。要寫出某個哲學家的體系特點和本質，也就是從共性和個性兩個角度來寫。從共性來說，可以從論證的主題、論證的方法來比較某個哲學家屬于哪一個流派，這其實也是說明個性或特點的一個維度，與別的流派相比，這是他的特點，與所屬流派相比，這是他的共性。就個性的第二個層次來說，就是找出該哲學家與所屬流派其他哲學家的不同之處。而判斷共性和個性的標準也就是哲學家的基本假設或命題、基本方法、研究的問題。所用方法也就是通過分類和比較，找出各個哲學家之間的思想如何相互吸收和發展的問題。對哲學史而言，所謂的內在理性也就是通過哲學家們思想之間的聯系來說明思想發展的歷史，也就是各個思想家之間的相互繼承發展的關系，也就是用同與不同來說明問題。對于編寫哲學史來說，這種做法可以看作是通過舍棄偶然性來探尋思想發展的必然性，但是這種方式所得到的結論卻不是普遍性的，各種哲學流派和各個哲學家的思想之所以得以成立就在于他們各自的特殊性。即使有某些共性的因素存在，也只能是在一個流派內部，流派之間應該是差異性占主導地位。事物中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是否能等同？這是作者沒有說明的。從作者引證的兩處文本來看，能說明的只有作者所聲稱的馬克思的理性主義的四個特點中的“從自身矛盾的展開上去發現事物的理性”和“必然性”這兩點，其它兩點從這兩處引文來看并沒有明顯體現出來。那么通過事物內在的矛盾來研究、理解事物發展的特點和統一性、探索研究對象發展的必然性是否就意味著以研究事物的普遍性和可預測性為目標呢？作者在“普遍性”、“必然性”和“可預測性”之間作了個簡單的推理，認為只要主張從事物的“必然性、普遍性”出發來研究事物，就必然以事物發展的可預測性為研究目標。14這個結論對于象拉普拉斯這樣的嚴格決定論者來說是正確的，但對于馬克思卻是不正確的。在此書中，作者的引文有一個特點，即所有的引文證據都來自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馬克思的1857-58、1861-63經濟學手稿以及資本論中，馬克思反復強調一點：即生產、分配、交換、消費是所有社會形式都共有的，但各種生產方式中這四個環節具體結合的方式卻是不同的。馬克思提出社會生產方式中的“普照的光”的觀點，認為社會生產的四個環節雖然是普遍的，但卻是無用的抽象，“一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些抽象要素，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15馬克思一直批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生產一般當作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特點，從而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永恒的觀點。“有些規定是最新時代和最古時代共有的，沒有它們，任何生產都無從設想。但是，如果說最發達的語言和最不發達的語言共同具有一些規律和規定，那么，構成語言發展的恰恰是有別于這個一般和共同的差別點，那些證明現存社會關系永存與和諧的現代經濟學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記這種差別。”16從以上兩處引文來看，馬克思的理性主義是將尋求研究對象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結合的，普遍性是抽象的結果，有助于理解研究歷史，并不能作為科學研究的結束，只是科學研究的第一階段，科學研究就是要證實普遍性的要素是具體如何運行的。在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史中，曾有過關于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普遍性”還是“特殊性”的爭論。馬克思雖然沒有參與這場爭論，但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的立場是明確的，即先研究普遍性，再研究特殊性，是兩者的有機結合。那么這個最終研究結果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呢？當有人認為資本論中關于原始積累部分描述的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途徑時，馬克思的回答是：他研究的只是西歐的資本主義起源史，并認為這樣的說法是給予他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是對他過多的侮辱。17如果馬克思的研究不追求普遍性，那么如何看待馬克思所說的“規律”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大量使用了“規律”、“決定”等自然科學的術語。有代表性的文本有這樣幾處：1867年資本論的德文版序言：“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18“調節社會分工的規律在這里以自然規律的不可抗拒的權威起著作用，而每一個手工業者，例如鐵匠等等，在他的工廠內按照傳統方式完成他職業范圍內的一切操作，但是他是獨立的，不承認任何權威。”19“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20馬克思這里所說“規律”和“必然性”并不是象牛頓所描述的運動規律那樣，而是借用自然規律的特點來類比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些趨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也經常使用“趨勢”一詞來描述一些社會發展過程，而不是用“規律”一詞。如“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來使商品便宜，并通過商品便宜來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資本的內在的沖動和經常的趨勢。”21“這樣一個一般的剩余價值率，象一切經濟規律一樣，要當作一種趨勢來看，是我們為了理論上的簡便而假定出來的”22這句話應引起我們特別的注意。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使用了許多數學公式來表達自己的結論。如剩余價值率m=m/（c+v），如果分別給出相應的數值，確實可以計算出相應的剩余價值率。但是應當注意的是這里的“C”和“V”，不僅時刻隨著市場供需、技術的進步的變化而變動，而且還受政府政策的干預、政治形勢和各種政治力量對比（如工會和資方力量對比上的強弱）的影響，這里的兩個量不僅是不斷變動的，而且隨時受各種主觀因素的影響。這一點與自然科學中的表達式明顯不同，馬克思當然明白。那么，“規律”和“趨勢”有什么區別呢？劇場中中間靠前排的座椅容易損壞，這屬于趨勢，而不是規律。因為觀眾傾向于優先選擇中間靠前排的位置并不是必需這樣做，不是因為沒有選擇的余地，而是出于便利的原因。而規律則不同，它是普適的、沒有選擇的、唯一的一種關系。除了這一點，規律和趨勢的不同還在于：趨勢是從事物發展的過程描述事物的。事物發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段時間的發展趨勢，也可以叫做發展方向，但這種方向能否始終保持下去是未知的。如果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各個學科，那么社會科學、包括大多數自然科學的發現都不是規律。我們經常稱為“規律”的命題，一種是對事物之間因果關系的概括，即A是B發生的原因。許多學科的研究結論都屬于此種類型。僅僅知道A與B之間的因果關系只是科學研究的起步階段，如知道感染艾滋病病毒是艾滋病發病的原因，并不意味著人類憑此就能夠治愈艾滋病。只有全面弄清A與B之間的發生機制，才是科學研究的最終目標，這個發生機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規律”。所以“規律”的內涵比“趨勢”豐富，如果用來預測事物的未來發展狀況，“規律”預測的結果應該比靠“趨勢”得到的結果更準確、可靠。如果以這個標準衡量的話，馬克思的研究發現大多數是屬于因果關系類型的規律和對事物發展過程的描述。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清楚的，如馬克思在1843年給盧格的信中就提出：“我不主張我們豎起任何教條主義的旗幟。”“新思潮的優點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條主義地預想未來，而只是希望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23恩格斯說：“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對包含著一連串相互銜接的階段的發展過程的闡明。”24“我們的理論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的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25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發現了與物理學的規律有同樣客觀效果和表現的社會規律，完全沒有必要這么謙虛，直接宣稱自己發現了普適的社會規律有什么不可以呢？如果嚴格遵循從事物本身研究事物的內在理性的話，就不會追求預測，預測是以某種狀態或關系保持不變為前提的，而在馬克思看來，“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地運動中，因而也是從他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26在評價巴黎的實證論者評論對資本論評價時，馬克思說：“巴黎的實證論者評論一方面責備我形而上學地研究經濟學，另一方面責備我你們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繼承的事實，而沒有為未來的食堂開出調味單。”27馬克思之所以對這個指責報以嘲笑，是因為用他自己的方法是無法對未來進行預測的。所以當1881年1月6日，荷蘭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紐文胡斯寫信給馬克思，提出一個問題：社會主義者如果獲得政權，為了保證社會主義者的勝利，他們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應當首先采取哪些立法措施？紐文胡斯請求馬克思做出回答，并且準備把這個問題提交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討論。對此，馬克思在復信中明確指出，這個問題“提的不正確。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么，因該馬上做什么，這當然完全取決于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既定的歷史環境。”28既然馬克思的理性主義方法不具備作者所說的四個特征中的兩個，那么馬克思為什么拒絕市場和政治呢？其實這個問題應該這樣來提出：馬克思為什么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