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工程論文-漳水十二渠始創者辨析“漳水十二渠”，是戰國時期魏人在鄴地(今河北磁縣、臨漳一帶)開鑿的一組引水渠道，是黃河流域最早見諸記載的大型農田灌溉工程，并為后代所長期沿用，在中國水利史上極具重要地位。然而關于漳水十二渠的開鑿時間及工程主持人，歷史記載兩歧互出，說法截然相反。后人往往曲為折中，未能深加稽考。雖然也有人撰寫專文，進行探討，但卻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為此，本文將辨析有關文獻記載，以期揭示漳水十二渠的歷史真相。本篇“兼論今本史記河渠書的真偽”。1.一、兩種截然相反的記載傳世文獻中關于漳水十二渠最早的記載，見于呂氏春秋樂成篇：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于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愿王之使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圣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這是說漳水十二渠為史起所創，時間是在魏襄王執政時期，亦即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之間。東漢初班固編纂漢書，在溝洫志中承襲了呂氏春秋的說法。稍后崔寔在東漢桓帝初年著政論，再一次提到了這種說法。以上幾種記述可以作為“史起說”的代表。呂氏春秋載史起指斥西門豹“漳水在其旁”而“弗知用”，可是今本史記河渠書的記載卻與此截然相反，謂“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西漢元、成二帝之間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列傳，記西門豹以“滑稽”之舉而懲治巫俗，又兼及其引渠溉田一事：太平御覽卷七五地部引佚文，三五一頁，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宋本。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余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張緹絳帷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丑。”豹視之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后，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皆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后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后世，無絕已時。魏文侯是魏襄王的曾祖父，西門豹被任用為鄴令是在魏文侯二十五年，亦即公元前421年，比史起出任鄴令要早一百年左右。褚少孫又把灌渠的水源記為“河水”，與河渠書的漳水不同。東漢人王充，約略與班固同時，其所撰論衡率性篇述此事云：“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為膏腴，則畝收一鐘。”對于鄴地田頃的評價與呂氏春秋完全一樣，但開渠人卻由史起換成了西門豹。后漢書安帝紀記載元初二年(公元115年)“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仍然是把西門豹視為漳水十二渠的始創者。以上幾種記述可以作為“西門說”的代表。上述兩種記載本互不相容，因為呂氏春秋不僅把漳水十二渠的始創者記為史起，而且還直接指斥西門豹未能浚引漳水灌溉農田。可是西晉左思著魏都賦，鋪敘鄴城景物，在描述漳水十二渠時，卻曲為折中，謂“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后”，硬是把兩種截然相反的記載，調和成前后相繼的兩件事情。漢晉人作賦，以大量疊壘排比事項為能事，對于歷史事實本不必過分拘泥，不能要求他一定要考稽出西門豹、史起二說孰是孰非。對于這樣令人費解的舊事，左思如此折中彌和，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自此以后，凡論及漳水十二渠史事者，卻幾乎無不踵襲其說，把左思作賦所采用的權宜性處理辦法，視作固有的歷史事實，這是左思所始料不及的事情。在這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記述，是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_史記卷四四魏世家，一八三九頁，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文選卷六，一一頁，中華書局影印清胡克家覆刻宋本。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也，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至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又堰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其后直至清人梁玉繩著史記志疑，仍舊固持此說。現今水利史學界和歷史學界一般也都是沿用這種調和的說法，普遍認為漳水十二渠為西門豹所首開。在水利史學界，如王涌泉、林觀海等人合著黃河水利史述要(1984年出版)、姚漢源著中國水利史綱要(1987年出版)等，都持這一觀點。在歷史學界，如楊寬著戰國史、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等，都是同樣處理這一問題水利史專家姚漢源先生雖然撰有專文，試圖探討這一問題的真相，可是他明知兩說不可調和，卻未能判斷孰是孰非，結果仍舊含糊其辭，兩說并存。見水經濁漳水注，四部備要本，卷一，六頁。案水經注下文緊接著就引及左思魏都賦述漳水十二渠“墱流十二，同源異口”之句，顯然直接受到了魏都賦的影響。見史記志疑卷一六，八二二頁，中華書局排印二十四史研究資料叢刊奉。姚漢源西門豹引漳灌溉，載水利電力科學院科學研究論文集，第12輯，第1版，水利史專輯，7385頁，北京，水利電力出版社。1982。二、論“史起說”之不可動搖“史起說”根本排斥所謂西門豹引渠之說，因此，只要能確認史起首開漳渠一說，就可以得到開鑿漳水十二渠的真相。我想從如下三個方面來說明這一問題。第一，一般來說，文獻記載越接近于歷史事件所發生的年代，其可信程度越高。因此，如果沒有其他明確、有力的證據，在兩說歧出的情況下，人們只能擇取先出的說法，這是治史的基本原則。呂不韋招徠門客編纂呂氏春秋，成書于秦始皇初年，上距史起修渠的魏襄王時期，不過六十年上下時間，差不多可以說是當代人記當代事，何以會憑空杜撰?呂不韋門下有食客三千，來自九州列國，其中自然也不乏魏國舊民，這些人自應更為熟悉本國舊事。呂氏春秋賴“其客人人著所聞”而成書，像漳水十二渠這樣的魏國故事，即應得自魏人所見所聞，因此所記更為可信。姚漢源先生雖然說史起、西門豹兩說之是非不易遽斷，但他事實上偏傾于西門豹一說，故謂呂氏春秋樂成篇所記開鑿漳水灌渠事，系因興修鄭國渠遇有阻抑，“有為而發”，所以，“不能排除有意歪曲附益的可能”。今案史記呂不韋列傳載呂氏春秋書成之后，呂不韋將其“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又豈能肆意無中生有，指是為非，編造滿紙胡話?難道包括來自魏國故地的“諸侯游士賓客”全都蒙昧可欺?姚氏的猜想看來有悖于情理。清人梁玉繩也否認史起開渠說，其理由是后漢書安帝紀和水經注的記述都與史記河渠書相同，謂西門豹首開漳渠。案今本史記之“西門說”誠然有后世的記述相印證，但前文所舉班固漢書溝洫志和崔蹇政論的記述，又何嘗不能印證呂氏春秋的記載?因此這樣不加分析甄辨地引述后世的記述，并不能說明任何問題，更不足以否定呂氏春秋的記載。第二，呂氏春秋記述史起首開漳渠，起因于魏襄王令群臣效法西門豹的為人，而史起則直接指斥西門豹守鄴時不知利用漳水來灌溉當地的“惡田”，結果弄得魏襄王啞口無言。西門豹為魏國名臣，其事跡戰國時人韓非即屢有稱道，魏襄王既然令群臣效法其為人，自然不會不了解他的政績，若漳水十二渠確為西門氏所開，襄王焉能一無所知?史起又何以敢公然欺誑國君?史記卷八五呂不韋列傳，二五一頁，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見韓非子之難言、觀行、外儲悅上諸篇，一一二頁，一一四五頁，一一五一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書局刊二十二子本。第三，史記、論衡等記西門豹開渠史事，具體情節多與呂氏春秋所記史起修渠事契合。如渠道的數目均為十二；再如渠道初開時均受到百姓抱怨，渠成獲利后又都相與慶賀，即所謂“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又如均謂開渠之前魏人行田百畝，鄴以田惡獨為二百畝，開渠后使之成為膏腴之地(按：史記今無行田數額，但論衡有之)。這說明二者之間確實存在著后人“歪曲附益”的可能。西門豹是一代名臣，除前舉韓非子、史記、論衡諸書之外，戰國策、淮南子、說苑等書也記有他的事跡，確實如褚少孫補滑稽列傳所云，是“名聞天下，澤流后世”。而史起的行止則僅見于開挖漳水十二渠一事，并且除了呂氏春秋之外，也絕不見載于東漢以前的其他史籍，與西門豹相比，可謂無名小卒。后人附益往古史事，一般只會把無名小卒的行事附益到人所共知的名人偉士身上，而絕不應該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如果說二者相互附益，那么只能是把史起的事跡附益成西門豹的功績，而絕不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根據如上三點，我認為史起開渠說根本無法動搖，而確認了這一事實，也就不能不排除西門豹開渠的可能。見戰國策魏策一，七七八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淮南子人間訓，一二九一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書局刊二十二子本；說苑政理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諸子百家叢書影印四庫全書文淵閣抄本，五十五頁。按：清人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謂國策、淮南子及說苑諸書所記西門豹事跡，即出自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下的“魏文侯六篇”之中。清人錢大昕廿二史考弄卷三即持此說，叢書集成本，48頁。三、論“西門說”之不足信據“西門說”最早出自今本史記，后人之所以固持此說而不敢置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過分崇信史記的權威性。其實史記的記載本身就極為矛盾，滑稽列傳和河渠書所記內容的真實程度也大可推敲。首先，十二渠的水源，滑稽列傳記為河水，河渠書則記為漳水，二者迥不相同。在唐宋以前，“河水”或“河”一直是特指黃河，史籍中絕無例外；而滑稽列傳中所提到的“河伯”，則是專司黃河的水神，屈原九歌“河伯”一章，吟詠的就是這尊河神。如九歌等文獻中所見，河伯的游處之地是“九河”、“河之渚”，或是河源“昆侖”，總之都在古時稱作“河”或“河水”的黃河干流之中，并非隨意到處游蕩的散仙。所以滑稽列傳所記“河水”只能是特指黃河，不可能是漳水的別稱或訛誤。春秋戰國時期黃河下游干流曾流經鄴縣東側，所以當地會有因“河水”泛濫而為河伯娶婦的習俗。今本史記如此矛盾的記載，說明所謂西門豹開渠之說，在產生之初本十分混亂；而如此混亂的說法，則可以說明它很可能缺乏真實的依據，更像是出自后人附益。那么，是否有可能西門豹確曾開鑿過引黃河灌溉渠道呢?就文獻記載本身來說，如果用呂氏春秋的記載來否定了史記河渠書的西門豹引漳說后，確實并不能排除西門豹有開渠引河的可能，但是從地理形勢上來考察，卻可以完全排除這種假設。因為黃河下游水勢洶涌，泥沙含量極高，直接浚引干流，不僅極為容易壅塞，在汛期也根本無法控制住其進水量，必將引起河流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