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選取22個省市為案例，依托“技術創新－組織運行－環境支持”（TOE）分析框架，綜合運用組態比較思維和QCA方法，在明晰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各要素之間交互式關系基礎上，系統探究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各因素之間的因果機制、組合效應和組態路徑。研究認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并非單一條件驅動下的“線性發展”，而是呈現“殊途同歸”為特點“多重并發”的復合式發展；體育產業的發展表征出非對稱性，體現為“高質量”和“非高質量”兩種組態。其中，驅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存在“雙核型”與“多維型”兩類組態路徑。據此提出如下建議：新質生產力賦能，創新驅動發展，強化“以新提質”；政策拉動，營造良好政策環境，夯實體育產業根基；消費推動，創新體育消費新模式，搭建體育消費新載體。關"鍵"詞：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TOE框架；組態路徑；定性比較分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預計到2035年，體育產業總量占GDP的比重將達到4%左右，屆時將成為我國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1-2]。體育產業是幸福產業、朝陽產業、綠色產業，體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在價值、效益、要素、過程層面具備一定特性，體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效益提升是我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本質要求[3-4]。2019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促進全民健身和體育消費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首次從國家層面確立我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戰略目標，意味著體育產業發展更加注重質量與效益，面臨著轉型升級和迭代發展的機遇與挑戰。與此同時，學界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問題給予高度重視，主要圍繞高質量發展、數字經濟、新質生產力、雙循環等主題，聚焦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綜合評價[5]、動力機制[6-7]、理論邏輯[8]等問題，進行大量的理論與實踐探索。相關研究認為，體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是從“量”到“質”的演變過程[9]，產品供需不匹配、區域發展失衡、技術創新不足[10-11]等問題嚴重制約體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而新質生產力[12-13]、數字經濟[14-15]賦能則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新方向和新動能。總體而言，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邏輯理路與實踐路徑、產業發展與體育消費的關系以及運動項目產業化發展等具體領域，多討論高質量發展單個因素的獨立作用，較少關注多重因素間的聯動匹配效應。鑒于此，本研究綜合運用TOE分析框架和QCA分析方法，嘗試討論復雜組態視角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和組態路徑，以期為我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理論參考和路徑借鑒。1"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TOE分析框架TOE分析框架實質是一個綜合分析模型，具有較強的系統性和靈活性[16]，目前廣泛應用在政府治理[17]、數字經濟[18]等領域。該框架中各維度和條件并不獨立起作用，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QCA分析方法是探究“聯動關系”與“協同關系”的有效方式，該方法主要討論組態效應，研究前因條件與結果變量間的復雜因果關系，有助于探討前因條件的聯動匹配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因此，將該分析框架與QCA方法結合是可行的。基于此，本研究將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在技術、組織、環境3個維度選取6個條件變量，結合體育產業發展的實際情況形成一個整合性的分析框架（見圖1）。1.1"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是引領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創新能夠使產業催生新的業態和需求，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轉型[19]，科技創新是產業發展的重要推力，體育與科技的結合更是為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帶來新契機和新動力，是新時代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趨勢[20]。研發（Ramp;D）是在進行科學研究過程中，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是衡量一個地區科技活動規模和投入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在科技推動下，體育競賽表演業、場館服務業、健身培訓業的科技投入將為體育產業開拓新的業務生態鏈[21]。數字化時代，數字經濟成為促進經濟轉型和增長的驅動力[22]，數字經濟可以改善“政企”一體化的機制，促使體育產業資源與各生產要素之間的協作開發[10]。因此，數字經濟是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綜上，在技術創新維度上選取Ramp;D經費投入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作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前因條件。1.2"組織運行組織運行機構是產業發展的“領頭雁”，是推動我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中堅力量，政府的重視和支持在產業發展中起著扶持和導向作用。譬如，政府部門通過制定體育產業政策統籌協調體育資源、夯實體育產業發展基礎、加大財政支持來引導體育產業的發展。作為產業的實踐者和推動者，企業是促進產業關系形成的主體[23]，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核心環節。規模化的企業群落會形成良性的競爭市場[24]，并且能夠使產業集群發展，加快產業優化布局，推動產業多方面融合發展。因此，將政府重視程度和體育企業規模作為組織運行維度的前因條件。1.3"環境支持經濟環境是產業發展的堅實基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與體育產業的發展息息相關，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越高，對體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越有利。譬如完善的基礎設施、多樣的體育消費場景等，能夠促使體育用品消費增長。而體育消費對體育產業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是經濟內循環的重要動力[25]，并且體育消費在體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中具有推動作用。此外，通過提高體育消費的質量和規模，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26]，能夠有效推動體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發展，促進體育業態多元融合，進而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因此，選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體育消費作為環境支持維度的前因條件。以上分別討論技術、組織、環境3個維度6個前因條件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尤為重要的是這些條件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依賴、聯動匹配地產生復合式效應。首先，隨著新一輪信息技術革命的深入，加快數字經濟與體育產業的深度融合，為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增添強勁動能[27]。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背后離不開Ramp;D經費的投入，也從側面反映出區域經濟發展以及人均體育消費狀況。其次，數字經濟的發展和Ramp;D經費投入需要依賴于組織的運行和管理。政府對體育產業重視程度是體育產業得以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體育企業的規模是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現實表征之一，二者相輔相成推進組織的創新發展，進而推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最后，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能彰顯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反之，地區經濟的發展水平也需要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作為現實依托，體育消費作為內嵌于體育產業的核心內容[28]為體育消費市場的擴張奠定堅實基礎，是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源動力。故此，體育產業亟需“有依托（環境）—定基調（組織）—沿主線（技術）”共同作用于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2"研究設計2.1"研究方法QCA方法是通過探索條件變量和結果變量之間的關系，尋找多種因果導致的復雜問題是“如何”發生的，該方法主要聚焦于解決研究中的多重并發因果關系的問題[29-30]。前文運用TOE分析框架探討驅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多重因素，涵蓋數字經濟發展、政府重視程度、人均體育消費等多重因素，但該分析框架不能對多重因素相互關系的廓清提供方法支撐。鑒于此，引入QCA方法，通過運用組態思維和定性比較，來探究體育產業發展多重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和組合效應。2.2"變量選擇根據前文TOE分析框架，從技術創新、組織運行、環境支持3個維度中選取數字經濟發展水平、Ramp;D經費投入、體育企業規模、政府重視程度、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體育消費6個前因條件，以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為結果變量。1）條件變量。（1）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根據前人的相關研究[31-33]，構建基礎條件、企業數字化、產業數字化、經濟總量4個一級指標，數字基礎設施等9個二級指標、34個三級指標，采取熵值法測算研究樣本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算時間范圍為2022年。（2）Ramp;D經費投入。作為衡量國家（區域）核心競爭力、社會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關鍵指標，Ramp;D經費投入的規模、強度，對于提高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均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因此，選取2022年Ramp;D經費投入來衡量各地區的創新投入情況。（3）體育企業規模。本研究選取各地區體育企業的數量來衡量該地區企業規模水平。運用“天眼查”企業信用查詢系統平臺，檢索企業時以“體育”為關鍵詞，企業狀態為“存續或在業”，以“經營范圍”為篩選條件，時間范圍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4）政府重視程度。根據已有研究[34]，以各地區出臺有關促進體育產業發展的政策數量來衡量該地區政府對體育產業發展的重視程度。使用“法律之星”，以“體育產業+各地區”聯合關鍵詞進行檢索，時間截至2022年12月31日。（5）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采用各樣本地區的地區生產總值（GDP）來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數據來源于2022年各地區國民經濟發展統計公報。（6）人均體育消費。體育消費是引領體育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支撐，也是經濟內循環的重要動力[35]。因此，選取人均體育消費來衡量各地區的體育消費水平。數據來源于2022年各地區體育消費調查報告。2）結果變量。產業的高質量發展，是指產業總規模大、結構優化、質量效益不斷提高[36]。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主要是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思想、以“三大變革”為主要路徑、以“深化供給側改革、強化需求側管理”為發展主線、以建設現代化體育產業體系為戰略目標[4]。本研究以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為結果變量，根據相關研究[37-38]，構建產業基礎、產業效率、產業動力、產業質量等6個一級指標、17個二級指標、32個三級指標，運用熵權TOPSIS法測算各地區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綜合得分作為結果變量，各地區相關數據時間范圍為2022年。2.3"案例選擇研究最終選取22個省市為樣本，包括浙江、上海、江蘇、山東、河南等地。選取以上樣本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一是這些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資源投入情況方面具有較好的表現，能較為全面地反映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狀況，具有較強的借鑒性。二是按照華中、華南、華東等地區分類選取，從地理位置分布上來看，樣本分布較為均勻，能客觀反映各地區的整體樣貌。三是在搜集西部地區相關數據過程中，新疆、內蒙古、甘肅等地的數據存在斷層、失效等現實問題，為保證數據來源的真實性、客觀性和有效性，綜合考慮，剔除以上樣本。另外，QCA常用于10～60個案例的小樣本研究[39]，故選取22個研究樣本具有適配性。其中，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政府網、國家體育總局、國家統計局等。2.4"數據校準QCA是一種基于布爾代數的集合論組態分析方法，因此需要將原始數據轉化為0～1的集合隸屬度才能進行下一步分析[40]。數據校準方法分為間接校準和直接校準，直接校準法更凸顯正式化，是最為常用的校準方法[41]。本研究采用直接校準法，基于理論和實踐將95%、50%、5%分位數值分別作為完全隸屬、交叉點和完全不隸屬的閾值，結果見表1。2.5"必要條件分析在進行QCA的標準分析前，需要對各前因條件變量進行必要性檢驗。依據QCA方法的研究流程和標準，采用fsQCA3.0對6個前因條件進行必要性檢驗，結果見表2。通常一致性大于或等于0.9并且有足夠的覆蓋度，則將該條件變量視為結果變量的必要條件。由表2可知，所有前因條件變量的一致性均低于0.9，表明不存在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進一步說明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并不是單一因素導致的，而是多種因素共同影響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因此，需要進一步探究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多重并發因果關系，并對前因變量的不同組合進行分析。3"結果與分析構建真值表，需要設置相應的閾值，頻數閾值一般是根據研究案例規模確定的，對于中小樣本，頻數閾值為1即可[42]，因此將案例頻數閾值設定為1。已有研究表明，判定充分性的一致性水平一般不應小于0.75[43]，故將一致性設定為0.8。參考現有研究，PRI一致性設置為0.7[44]。3.1"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組態分析設置好相應的閾值后，通過QCA軟件進行計算得到復雜解、簡約解和中間解。在QCA研究中，中間解通常是結果詮釋的首選，并在此基礎上通過簡約解來確定核心條件[45]。以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為結果變量，最后呈現3個條件組態結果。由表3可以看出，單個組態的一致性水平均在0.9以上，總體一致性水平達到0.934，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標準（0.75）。總體覆蓋度為0.683，說明3條組態結果覆蓋68%以上的案例。從表3可以看出，在3個組態中都同時存在3個以上的核心條件，且分屬于技術、組織、環境3個維度，可見所構建TOE分析框架適用于該方法并且通過必要性檢驗，該核心條件并不是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如上所述，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并不是某一維度或某一個前因條件獨立的作用，而是多個前因條件共同作用才能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并且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也不是具備所有的前因條件，是優勢和劣勢的多元結合，并且不同的前因條件之間可能存在代替或互補作用，最終呈現多元的“殊途同歸”的高質量發展路徑。通過集合模型運算，本研究獲得用以解釋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3個組態，依據核心條件來看可以分為3種驅動型路徑。1）“技術-組織”型路徑。組態1顯示，高Ramp;D經費投入、高體育企業規模、高政府重視程度為核心條件，高體育消費水平為輔助條件的組態，能夠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這表明，Ramp;D經費投入較高和政府更加關注體育產業發展的地區來講。若體育企業能夠創造有利于體育產業發展的市場環境，提高體育消費水平，便能夠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根據核心條件，這條組態可以命名為“技術-組織”型。這種模式說明，不管該區域經濟發展情況如何，只要該地區具備較高的技術創新水平并且擁有較多的體育企業，在政府的重視下就能夠實現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該組態對應的典型案例是河北，河北省張家口市作為北京冬奧會的主要賽區之一，以推動實施體育產業、冰雪產業兩個“十四五”規劃為抓手，積極搶抓后冬奧發展紅利，走出一條獨具特色的體育產業發展之路。在創新投入方面，舉辦2022年京津冀體育用品產業發展論壇，促進體育用品制造業轉型升級，推動京津冀地區體育用品產業交流合作、融合發展。在政府重視程度方面，積極參與制定促進體育產業、體育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文件，如《關于加快推進后奧運經濟發展的意見》等，推動后奧運經濟發展，促進體育產業發展。2）“技術-環境”型路徑。由組態2可知，Ramp;D經費投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為核心條件，在不考慮體育企業規模和體育消費水平的情況下，政府重視作為輔助條件可以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該路徑表明，在具備良好的經濟環境和技術創新水平較高的地區，在政府重視體育產業發展和體育消費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往往會借助擴大體育企業規模，加大Ramp;D經費投入、加強數字創新來促進體育產業的發展。此組態命名為“技術-環境”型。這一組態表明，在不考慮組織運行的情況下，如果該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并且具有完備的技術要素，可通過技術創新與經濟環境的聯動配合來促進體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該組態對應的典型案例是山東，在創新投入方面，為國家隊備戰北京冬奧會提供強有力的科技保障。此外，還打造新媒體矩陣助力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在經濟環境方面，2022年該地區生產總值達到87435億元，位居全國第三，為體育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經濟環境。3）“技術-組織-環境”型路徑。組態3說明，高Ramp;D經費投入、高政府重視程度、高體育消費水平為核心條件，高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經濟水平為輔助條件的組合能夠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該路徑表明在政府足夠重視體育產業發展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提高體育消費水平、加大科技創新優化升級體育產業結構，推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因此，該組態可以命名為“技術-組織-環境”均衡驅動型。該類型意味著在不考慮體育企業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情況下，政府重視體育產業的發展、擴大市場主體規模，通過提高體育消費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可以實現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該組態對應的典型案例有江蘇、浙江、上海，三省市具有良好的體育產業基礎。在政府重視方面，近年來《長三角地區體育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政策性、指導性文件的相繼出臺，進一步促進長三角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政策的出臺以及實際項目的落地，為這些區域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打下基礎、繪就藍圖，并且建立較為完備的治理體系。在環境支持方面，浙江、江蘇生產總值均位居前列。2022年，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人均體育消費分別為3435.60元、2667.00元、2843.83元，整體體育消費水平較高，能夠通過體育消費帶動體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江蘇、浙江、上海三省市均能夠憑借自身優勢，在數字經濟推動下加強數字體育建設、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3.2"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的組態分析QCA方法具有因果不對稱的特征[46]，通過對導致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的組態分析，能夠增強研究成果的可信性。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共有5個組態，一致性為0.987，總體覆蓋度為0.664，表示5個組態解釋66%的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的案例（見表4）。組態a顯示，技術創新水平低、體育企業少、政府重視程度不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將導致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該組態的原始覆蓋率和唯一覆蓋率分別為0.599和0.186，均高于其他4個組態，表明該路徑是導致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原因。組態b表明，盡管該地區體育消費水平較高，因為經濟發展水平不高、政府缺乏重視、區域企業規模小、組織條件不佳，并且Ramp;D經費投入低的情況下也將會導致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組態c顯示，在技術創新能力不足、體育企業少、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即使擁有較好的消費環境仍然難以實現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組態d說明，在經濟發展較好地區且Ramp;D經費投入較高的情況下，由于政府重視程度不夠，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和體育消費水平較低，沒有成規模的企業主體，也有可能導致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組態e表示，僅重視體育消費拉動和科技創新投入，但卻忽視數字經濟發展和組織運行條件，也將阻礙體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通過對比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3個組態和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的5個組態，綜合來看，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的組態，并不是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組態的對立面，表明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與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的實現路徑具有非對稱性。3.3"穩健性檢驗相關研究認為，QCA的研究結果是以集合論為基礎，因此應該優先選擇集合論特點的穩健性檢驗方法[41]，主要包括調整校準點、改變案例頻數、變動一致性門檻值、補充或剔除案例。基于此，本研究對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組態進行如下穩健性檢驗：首先，將PRI一致性閾值由0.80調為0.85，產生的組態基本一致（見表5）；其次，將案例頻數由1調至2，所產生的組態基本一致（見表6）；最后，考慮到樣本中有直轄市，可能與其他省份有一定的差異，刪除4個直轄市（北京、重慶、上海、天津）后再進行分析，得到組態依舊基本一致。為進一步證實結果，研究收集2023年的樣本數據進行分析（見表7），結果顯示其核心條件基本一致，每一個組態至少有3個核心條件，依舊分屬于技術、組織、環境3個維度并且總體一致性相近，再次說明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是多個前因條件共同作用，呈現出“殊途同歸”的多元高質量發展路徑。通過以上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顯示結果較為穩健。4"結論與建議4.1"結論1）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并非單一條件驅動下的“線性發展”，而是呈現“殊途同歸”為特點“多重并發”的復合式發展。通過必要性條件檢驗發現，單一條件都不足以構成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需要通過各前因條件之間聯動匹配來實現體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2）研究識別出驅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雙核型”與“多維型”組態路徑。通過QCA軟件統計得出，每一個組態都具有3個核心條件，但想要實現體育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在技術創新、組織運行、環境支持3個方面均具備一定優勢。3）體育產業的發展表征出非對稱性，體現為“高質量”“非高質量”兩種組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組態路徑總結為“技術-組織”型、“技術-環境”型、“技術-組織-環境”型3種類型，同時也存在5條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組態路徑。4）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組態路徑中，“技術-組織”型路徑表明在政府的重視下，體育企業加大科技研發投入，生產更多的專利產品，帶動體育消費，進而實現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技術-環境”型路徑表明以地區經濟發展為基礎，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在政府的重視管理下提高數字經濟與體育產業的深度融合，進而促進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技術-組織-環境”型路徑表明以經濟環境為依托，提高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政府的組織管理下增加體育企業的科技研發投入，產出更多的體育科技產品，促進更多人群體育消費，驅動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5）體育產業非高質量發展組態路徑中，組態a體育消費可有可無，缺乏組織運行條件，組態b和組態c體育消費水平高，但Ramp;D經費投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體育企業、政府重視、經濟發展條件缺乏，組態dRamp;D經費投入高和經濟發展好，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體育企業、政府重視、體育消費能力缺乏，組態e體育消費水平和Ramp;D經費投入高，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體育企業、政府重視、經濟發展條件缺乏。4.2"建議1）新質生產力賦能，創新驅動發展，強化“以新提質”。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質生產力”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和重要論述，為我國體育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科學指引，為加速我國體育產業的轉型升級提供行動指南。在新一輪的科學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推動下，科技創新持續地釋放出巨大活力，對生產和生活方式產生深遠影響。在新時代互聯網高速發展階段，科技創新是產業創新發展的新機遇。數字生產力作為信息化時代的產物，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同時還能推動商業模式創新，促進體育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發展，推動體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