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交媒體和體育商業化浪潮的推動下，體育飯圈化現象逐漸成為公眾矚目的議題。運用文獻資料、邏輯分析、沉浸式研究等方法，立足于倫理學視角，系統分析體育飯圈化現象及其背后的倫理沖突，包括個人隱私與公眾權利的矛盾、消費主義對體育精神的侵蝕、行為規范與核心價值觀的背離、以及法律與道德協同治理的挑戰。研究發現，個人需要、資本深入、技術異化、責任缺失和治理缺位是導致體育飯圈化失范的關鍵因素。為此，提出推進體育倫理發展、加強商業倫理建設、強化技術倫理構建、規范新聞倫理準則及形成多方治理體系治理策略，以期營造一個健康、理性的體育文化環境，促進運動員和粉絲之間的和諧相處。關"鍵"詞：體育倫理學；體育飯圈化；體育價值觀；體育治理；和諧共生隨著社交媒體和粉絲文化的蓬勃發展，體育界逐漸被飯圈化現象滲透，這一趨勢在增強體育賽事市場吸引力的同時，也帶來體育娛樂化、商業化的融合。然而，近年來體育飯圈化失范現象愈演愈烈，從線上粉絲間的互撕、控評，到線下的圍堵攻擊，再到觀賽中的不文明行為，部分極端且失控的體育飯圈行為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尤其是2024年巴黎奧運會乒乓球女單決賽，極端粉絲行為代替精彩的賽事成為輿論的焦點。可見整治體育領域畸形飯圈文化，已成為整個社會的高度共識。巴黎奧運會期間，公安機關依法偵辦多起涉及體育領域飯圈造謠誹謗、謾罵攻擊等網絡暴力事件。奧運會結束后，體育總局召開治理體育飯圈化專題工作會，明確指出要從意識形態工作角度遏制體育飯圈化現象的蔓延，以保障體育強國建設的順利推進[1]。體育飯圈亂象背后折射出一系列倫理問題，如隱私侵犯、網絡暴力、人身攻擊等，嚴重侵犯運動員的個人權益，破壞體育精神與社會價值觀。學界對飯圈文化的研究已有所積累，但針對體育飯圈化行為的研究仍顯不足，且現有研究多側重于傳播學和經濟學視角，忽視倫理學深刻分析。從倫理學視角審視體育飯圈化，不僅關注粉絲行為的表層效應，更關注行為的道德動機、價值導向，揭示體育飯圈化亂象背后價值觀扭曲和道德失范的根源，幫助厘清體育飯圈化現象中粉絲行為的表達合理性與界限。因此，研究旨在從倫理學視角系統審視體育飯圈化現象，探討其形成與特征、失范成因與治理對策，以期為構建健康的體育文化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建議。1"體育飯圈化的形成與特征1.1"體育飯圈化的理論溯源“飯圈”這一概念，實際上是源自西方的舶來品，是對“粉絲文化”（fandom）的一個擴展和深化，屬于青年亞文化的一種。這種文化不僅是一種對偶像的追隨，更是一種對特定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的認同與實踐。法國學者米歇爾·德·塞爾托[2]從消費者創造性角度出發，闡述粉絲如何以文化產品為“原材料”，構建自己的意義體系。約翰·費斯克[3]將“fandom”定義為“工業社會中通俗文化的一個普遍特征，粉都從批量生產和批量發行的娛樂清單中挑出某些表演者、敘事或文本類型，并將其納入自主選擇的一部分人群的文化當中。他在《粉都的文化經濟》提出：“粉絲”用自己的生產和發行系統創造出一種擁有自己生產體系的粉絲文化，形成我所謂“影子文化經濟”。中國社會對“圈子”現象的學術探討，主要來自于20世紀初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論，強調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具有層次性和動態性。近年來，中國粉絲文化研究經歷了從翻譯解釋到獨立探索的過程，特別是2005年“超女”選秀后，粉絲文化逐漸受到關注。西方的社會網絡理論逐漸被引入，進一步解釋了因共同興趣聚集的“粉都”現象，趣緣群體通過網絡平臺跨越物理空間，構建基于身份認同的亞文化體系。成員間強烈的歸屬感促使“圈子化”文化傳播機制的構建，使特定興趣文化得以持續擴展和傳播[4]。2009年粉絲文化研究在中國迎來突破性發展，研究聚焦于媒介的發展對中國粉絲群體的網絡參與和社群構建的影響，粉絲如何通過互聯網形成共同體并影響文化發展[5]。2014年以“超級星飯團”“愛豆”為代表的“飯圈”追星應援APP在網絡上線，自此飯圈文化群體有了專屬的社交媒體平臺。同年，互聯網平臺依靠大數據思維改變影視文化產業的游戲規則，“做數據”“打榜”“應援”“集資”“流量”等概念開始出現[6]。與以往傳統粉絲不同的是，飯圈展現出高度的商業化、組織化和媒介化的特征[7]。近些年，飯圈文化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追星與娛樂范疇，而是以更加開放和多元的姿態跨越原有界限，滲透到更為廣泛的文化和社會領域，尤其在體育界，體育迷通過構建豐富的文化符號，實現文體界限的進一步模糊與融合。1.2"體育飯圈化的概念界定在討論體育飯圈概念之前，有必要首先區分體育迷和體育觀眾的定義。體育迷是指對某項體育運動、球隊、運動員具有深厚興趣，并且長期關注和支持的個人。他們通常對所關注的運動、球隊、運動員有深入了解，并對其表現和成績非常關心。體育觀眾則是指以觀賞為目的，親自或通過媒體（如互聯網、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等）觀看體育賽事的個人[8]。與體育迷相比，體育觀眾的參與程度通常較低，他們的關注更多集中在賽事本身，而非特定的運動員或球隊。互聯網技術結構的變革、資本運作和媒體傳播的推動，極大豐富了球迷的信息來源和交流平臺。球迷互動逐漸延伸到體育場之外，互動方式也隨之發生變化，挑戰傳統的體育粉絲身份認同[9]。所以，相比于體育迷，體育飯圈的粉絲行為已超越傳統體育迷的模式，運動員走向IP化，球迷不再是賽事的被動觀看者，而成為主動參與者，不僅關注運動員的競技表現，還對其個人生活、社交動態等方面深入介入。粉絲群體表現出高度的組織性和強烈的情感投入，對體育明星全方位、深度的追逐和狂熱，其行為和文化與傳統的娛樂飯圈類似，但追逐對象為運動員。對比得出：體育飯圈化是指體育領域——原本以競技為核心、注重團隊協作和個人技能展現的領域——逐漸受到娛樂化、偶像化和粉絲經濟等因素影響，形成類似娛樂圈粉絲文化的現象[10]。體育飯圈化本身無明顯褒貶之意，但由于粉絲行為的頻繁失范，使得這種現象逐漸帶有負面色彩。體育觀眾、體育迷、體育飯圈三者差異主要體現在對體育關注程度、參與深度、行為特征以及社會影響等多個維度（見第63頁表1）。1.3"體育飯圈化的生成機制萬物的變化和發展并非隨機，而是依據某種內在的“道”在運行，這種道可以理解為宇宙或社會運行的基本機制。而“勢”則是指事物在一定時空條件下自然產生的趨勢或力量，某種機制的有效性往往依賴于是否順應這“勢”。這就是《易經》所探討的“道”與“勢”，也可以視為對機制的一種理解，其核心在于展現這些在經驗事實中反復出現的因果關聯過程，強調在給定條件下，這些過程的穩定性和重復性[11]。基于此視角，體育飯圈化現象的生成機制從技術變遷、社會結構變遷、消費主義的興起這3個方面出發，探討其內在的邏輯、驅動力和社會條件。技術結構的變遷，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使得公眾擁有前所未有的話語權，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聯網上發表意見、分享觀點。這一技術變革極大改變了粉絲與偶像之間的互動模式。通過社交媒體等現代技術，粉絲與偶像的互動變得更加即時、虛擬化，粉絲可以實時關注運動員的生活和比賽，增強了情感連接和歸屬感。大數據技術則通過精準推送，強化了粉絲對運動員的關注，使其沉浸在特定的信息繭房中，加劇了情感依賴。網絡直播的互動功能進一步提升群體凝聚力，推動體育飯圈文化的壯大和極端化發展。社會結構的變遷，個體情感寄托與身份認同的尋求。隨著技術和社會變革加速，個體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難以獲得歸屬感與確定性。現代社會主體“被一個巨大而不可見的時間體制管制、支配與壓迫”[12]。盡管物質財富總值增加，但精神空虛和關系疏離愈加嚴重，現代人陷入被物化的生存狀態，精神需求得不到滿足，存在主義與虛無主義興起。存在主義關注個體對人生意義的追尋，隨著傳統信仰和價值體系的解體，個體在尋找新的身份和意義感時，容易轉向娛樂和偶像崇拜。在現代社會的孤立與疏離感中，體育飯圈為粉絲提供某種意義感的替代來源。通過支持和追隨運動員，個體暫時緩解了生活中的無意義感，找到一種情感寄托和歸屬感。此時，體育飯圈形成了一個次文化圈層，為粉絲提供集體互動、分享與參與的空間，短暫擺脫生活中的焦慮與虛無。作為社會結構影響個體行為的中介[13]，媒體與資本的結合推動體育圈層化的形成。在這一消費文化中，體育飯圈被視為一種高度媒介化和去中心化的社會現象，個體身份不再單一，而是通過多種消費活動展現出來。粉絲通過各種消費行為表達自我認同，從而形成不斷重塑的身份。在傳統體育文化中，運動員主要依靠競技表現獲得認可。偶像經濟的興起進一步加深體育粉絲群體的商業化、情感化和群體極化，與此相關的產業鏈被激活，進而產生“體育明星”消費模式[14]。運動員作為消費符號被商品化，粉絲通過支持偶像的商業活動（如應援和購買代言商品）獲得情感滿足，從而推動了體育飯圈文化的生成。網絡技術和社交媒體的變革為體育飯圈化提供傳播平臺，社會結構變遷下個體在情感寄托與身份認同中的需求成為飯圈化的心理動因，偶像經濟與消費主義為其提供商業化的推動。三者的相互作用，使得體育飯圈化現象得以快速生成并蔓延。1.4"體育飯圈化的權力結構布爾迪厄的“場域”概念描述了社會由多個相互獨立卻互聯的領域組成，每個領域有自身的規則和權力結構[15]。在體育飯圈中，表現為對特定體育明星或球隊的共同興趣，通過網絡平臺建立虛擬共同體。成員通過文化資本和符號資本進行互動，形成緊密的權力結構。體育飯圈的權力結構包括內部的層級化及與運動員、體育組織、商業公司和媒體之間的外部權力關系。為深入研究體育飯圈中的權力分層與內部動態，選擇多個具有代表性的體育明星（如王楚欽、樊振東、王昶等）的超話，進行沉浸式觀察。通過積極觀察與參與超話的日常事務、討論與交流，得以深入了解該群體的行為規范與角色分工。同時，在這些超話里根據粉絲活躍度隨機選取的10位粉絲成員，涵蓋管理員、資深粉絲、普通成員等不同等級，進行半結構性訪談。訪談形式為線上線下相結合，收集材料涵蓋文字、語音和視頻等內容。為確保訪談信息的完整性，將所有訪談內容整理成約3.5萬字的文稿，并進行總結歸納。為減少因個人偏見而偏離主題的可能性，在訪談開始之前，向受訪者明確研究目的與大概問題。訪談結束后，將訪談內容分為參與情況、角色擔當、行為規范等部分，反饋給受訪者審核，允許受訪者就任何誤解或不準確之處進行反饋和修正，以確保理解準確無誤。根據沉浸式體驗與半結構訪談研究發現，體育飯圈粉絲群體內部通常形成層級結構，呈金字塔形態（見圖1）。在此結構中，不同層級的粉絲群體在資源、信息以及影響力分配上差異顯著。頂層粉絲（如后援會會長、粉絲站負責人）人數最少但掌握最大的權力，負責資源配置、信息管理以及戰略規劃。核心粉絲（大粉）則作為意見領袖，具備較強號召力和專業知識，在群體中積累了較高影響力。普通粉絲數量最多，為群體提供基礎支持，但在權力和影響力上相對較弱。邊緣粉絲的參與度較低，影響力有限，通常僅在少數情況下參與活動。總體來看，不同粉絲等級所具有成員數量與權力、影響力呈現出負相關的關系，粉絲等級越高，其中成員數量越少，權力與影響力越大。這種層級制度的集體主義傾向可能抑制個體的獨立思考，促使粉絲在群體壓力下做出非理性的決策。此外，飯圈中的意見領袖以及網絡的匿名性也為粉絲提供無需承擔個人責任的空間，進一步助長失范行為的發生[16]。體育飯圈化的外部權力結構涉及多個主體，包括運動員、體育組織、商業贊助商、媒體和粉絲。這些主體之間存在著復雜關系，共同構成體育飯圈化的外部權力機構（見圖2）。粉絲群體作為高度組織化的情感共同體，通過集體行動影響運動員的形象與市場價值，同時也施加影響于媒體和體育組織的決策。反之，媒體通過社交媒體的信息流控制和敘事塑造，引導粉絲的行為和情緒。商業資本將粉絲裹挾進打造體育明星這條產業鏈，形成一種相互制約又相互依存的關系。運動員作為體育飯圈化的核心，依賴于粉絲的支持維持其人氣和商業價值，粉絲通過購買票務、商品支持以及在線上的互動行為，賦予運動員一定的社會地位和市場價值，這種相互依賴的關系構成權力的動態平衡。體育組織在這一生態系統中負責監督和管理，平衡粉絲的行為與賽事的公平性，確保體育精神不被飯圈文化侵蝕，同時各主體之間的相互依存與動態平衡共同構建體育飯圈化的生態系統。2"體育飯圈化倫理沖突2.1"個人隱私與公眾權利的沖突應用倫理學的興起加深了人們對權利重要性的認識，尤其在解決權利沖突時[17]，揭示公共與私人領域的分化問題。現代社會的個體崛起，強化了隱私作為個人自主性的象征[18]。隱私象征著個體自主性和自由，運動員的隱私權是維護其作為個體尊嚴和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體育明星因其公眾人物的身份，隱私權長期被模糊化。由于粉絲在情感和經濟上對運動員的巨大投入，致使他們希望了解更多關于運動員賽場意外的信息。特別是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近距離”的接觸滿足粉絲的參與感和沉浸感，誘發飯圈非理性行為。汪順接機現場被其前超話主持人強行戴帽，全紅嬋遭百名粉絲圍堵并被跟蹤至女廁，WTT法蘭克福冠軍賽后王楚欽在北京機場遭遇粉絲大規模堵截……種種行為都揭示了粉絲希望通過介入運動員的私生活，獲得對偶像的強大控制力。粉絲與體育明星間權力關系從“他者的凝視”，轉變為粉絲通過數據生產和輿論操控對明星的反向控制。運動員與粉絲之間權力結構的失衡，不僅加重了運動員的心理壓力，也使得運動員與粉絲之間的關系愈發復雜。因此，如何平衡運動員個體隱私與公眾的知情權成為體育飯圈化主要倫理沖突之一。2.2"消費主義與體育精神的沖突體育明星作為公眾人物具備示范效應，然而當商業利益驅動時，體育明星可能為了經濟收益而忽視其應有的社會責任。其原因如下，首先是體育明星的象征性與角色轉變。體育明星歷來被視為愛國精神、強健體魄和榮譽象征。然而，在消費主義推動下其形象從傳統的榜樣變為偶像符號，粉絲通過購買相關商品實現“情感消費”。其次，粉絲通過數據生產與話題制造影響體育明星的市場價值。他們既期望運動員成為“飯圈頂流”，又要求其專注訓練取得佳績，兩者日趨割裂。最后，為迎合資本和粉絲市場需求，運動員可能忽視道德榜樣責任，甚至因代言影響訓練與比賽，出現“罷訓”或“退隊”等行為[19]。功利主義追求利益最大化，推動消費主義對運動員的改造；而德性倫理則強調公平、專注和團隊合作等體育精神。在此背景下，短期的經濟利益與運動員職業的長期發展產生矛盾，這不僅消耗運動員的職業素養，也削弱了體育精神的核心價值。2.3"行為方式與核心價值的沖突在體育飯圈化現象中，行為方式與核心價值之間的沖突主要表現為以下3個方面。首先，排他性與體育文化包容性的沖突。體育飯圈文化的極端追隨常引發對其他選手的排斥甚至攻擊，粉絲間“拉踩”現象頻發。例如，在巴黎奧運會開賽前，由于品牌方文案，兩家粉絲互相質疑其“捧一踩一”，引發激烈罵戰。倫理學中，善意被視為美德，但粉絲因偶像的競爭關系而展開對立的行為，不僅違背善意倫理，也違背奧林匹克提倡的和諧包容、團結友善的體育精神，造成行為規范和社會道德的沖突。其次，極端情感表達與社會理性期望的沖突。一些粉絲通過非法手段獲取運動員的行程信息，進行圍追堵截，甚至非法侵入運動員所住酒店的房間，這種極端化行為與社會期望的理性行為發生沖突，影響社會和諧與公共秩序。最后，個人崇拜與體育純粹性的沖突。部分粉絲無原則地吹捧偶像，拒絕接受失敗并將責任歸咎于外界。例如，2023年全國跳水錦標賽后，部分全紅嬋粉絲指責裁判壓分，攻擊陳芋汐及其家人。在網絡暴力中，粉絲的匿名性弱化了責任意識，導致極端行為的頻發。這種過度的個人崇拜，為維護偶像“社會印象”扭曲了對事件的理性判斷，損害體育公平競爭的輿論環境，違背了“拼搏進取、公平競爭”的體育精神。2.4"法治與德治協同治理的沖突在粉絲失范行為的規制和治理中，法治與德治的協同治理為主要沖突之一。首先，道德約束的廣泛性與法律規制的有限性。體育飯圈中，許多失范行為可能不違反法律，但違反公眾對公平競爭、尊重對手等體育精神的道德期望；而法律側重于規制嚴重的失范行為，諸如惡意網絡攻擊、侵犯隱私等行為觸犯了法律，能夠被追究法律責任。其次，社會道德標準與法律要求之間的差距。雖然社會期望粉絲行為理性文明，強調內心自律，但法律無法強制實施這一標準，因此某些未觸犯法律的行為仍被視為不道德，產生法律與倫理的要求差距。最后，法律與倫理的邊界不清。法律允許的言論可能涉及謾罵或攻擊，即使這些言論不違法，也可能引發道德批評。體育飯圈粉絲行為常徘徊在法律與道德的灰色地帶，輕微的失范行為雖受到道德批評卻難以通過法律手段有效約束，導致在法律與德治運行中的沖突，如網絡暴力、虛假控評等行為經常游走于法律與倫理的邊界，難以精確規制。3"體育飯圈化失范的成因3.1"個人需要：情感共鳴與價值觀錯位心理需求外顯下的情感共鳴成為粉絲飯圈化的驅動力。后現代主義文化中，目標和意義的模糊性使得個體更易陷入精神焦慮，而“虛假融入”逐漸成為網絡圈層社區普遍存在的現象。這種環境對個體生活體驗和價值觀念的影響前所未有，導致個體被單一的欲望所驅動，陷入精神焦慮與空虛感[20]，忽視精神內涵的建設和深層次需求。新媒體技術通過沉浸式互動體驗打破地理界限，賦予個體更多情感宣泄與自我表達的機會，使得自我的情感需求以更為直接的方式展現出來。在這種背景下，體育飯圈通過情感捆綁將粉絲聚集成緊密社群，形成一種以運動員為中心的虛擬社群歸屬感，運動員被視為情感寄托和精神支柱。體育飯圈中的年輕粉絲，因社會化過程中的自我認同危機和人生閱歷的有限性，難以通過常規手段實現自我調適。體育飯圈在某種程度上幫助個體與群體的整合，滿足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歸屬感的需求，但粉絲群體對運動員情感的過度依賴，關注其形象和私生活，偏離體育的真正價值，也將運動員變成滿足個人情感需求的工具，消解了體育文化應有的教育功能和社會責任感。個人主義的膨脹與價值實現的錯位。運動員不僅被視為體育競技的參與者，還常常被看作是國家或地區的代表，承載著民族榮譽感和社會期望，部分粉絲為“提高”自我品味，盲目開啟對運動員的偏愛。粉絲對運動員的偏愛，某種程度上是將運動員的成就內化為自我價值的一部分，通過支持和認同運動員，粉絲在心理上也能感受到榮譽和成就，從而實現自我價值的間接提升，這是一種“替代性成功”或“借來的榮耀”。這種現象反映了社會心理學中的“替代性自我實現”機制，人們往往會通過與成功或受尊敬的個體建立心理聯系，提升自己的自尊和自我形象[21]。然而，這種心理可能導致個人主義的膨脹和價值實現的錯位。當粉絲將運動員的成就過度內化為自己的價值時，可能會忽視個人自身的努力和成就。同時，粉絲將自己與運動員的成功和失敗深度綁定，一旦運動員受到質疑或比賽失利，粉絲會感到身份認同受到威脅，進而采取極端措施。運動員也可能面臨來自粉絲的過度關注和壓力，會對他們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發展造成負面影響。3.2"資本深入：社會環境商業化助推資本增殖邏輯促使體育明星的高度商業化。商業為體育飯圈化提供物質基礎，但也加劇體育飯圈化的功利化傾向。在資本主義體系下，商品、貨幣和資本成為經濟活動的核心。商品基于市場需求生產，貨幣作為交換工具，資本追求增值，這一系列的經濟要素與機制，金錢成為一切權威的權威[22]。資本的增值主要依賴于商品的交換價值，而在體育飯圈文化中，這一趨勢被放大，粉絲購買的不僅是商品，更是偶像的象征意義和社會認同[23]。隨著資本的深入介入，運動員逐漸從競技者轉化為品牌形象，其IP化使得商業價值超越競技成就，邊緣化了體育本身的核心價值。通過制造話題和爭議獲取經濟利益。經紀公司和媒體機構為了追求更高經濟回報，有時會采取制造爭議和炒作事件的策略，以此吸引公眾的注意力和激發粉絲群體的激情。這種做法不僅助長了體育界的失范行為，也破壞了體育精神的本質。運動員作為體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應以其競技表現和體育精神贏得尊重，但在商業炒作的影響下，他們的形象和價值往往被簡化為可以被消費的商品。當體育明星缺乏對商業操作的警覺性時，他們可能會不自覺地成為商業資本的工具，被用來推動各種營銷活動，而忽視了他們作為運動員的真正使命和社會責任。這種趨勢不僅影響運動員的個人發展，也對粉絲群體產生負面影響，使他們在追求偶像過程中忽視道德規范，甚至失去自我。粉絲應援經濟迅速擴展，引發的道德與法律問題。資本和平臺通過功利性文化操控粉絲，加速偶像文化的商業化。粉絲通過“打投”“集資”等方式表達忠誠，卻無形中成為文化資本的附庸，扭曲文化與人的發展[24]。體育品牌商利用社交媒體和數字技術增強粉絲的參與感和歸屬感，促進商品銷售[25]。例如，粉絲通過購買限量版商品、數字商品或其他衍生產品展現對偶像的支持。這種行為在粉絲眼中不僅僅是消費，還涉及到身份認同的表達，于是在社交媒體上展示購買力成為粉絲群體凝聚力和互動的重要方式之一。如王楚欽限量雜志兩小時銷售額突破1800萬元，孫穎莎拍攝的雜志預售不到5分鐘，銷量突破10萬，最后超過50萬。粉絲經濟帶來的“千萬級銷售額”逐步成為衡量頂流運動員的市場潛力標準。這種通過消費強化的品牌效應顯示資本對體育偶像化的深入滲透。與此同時，應援經濟還催生了代拍、跟拍等灰色產業鏈。根據某位游泳運動員的站姐透露，部分機構利用粉絲情感謀利，售賣比賽門票和代拍服務等，如在微博“追星代拍周邊中轉”超話內，常見“接dp（代拍）”“fo（直拍）”等詞條。此類行為不僅引發道德困境，還涉及到一定的法律問題，挑戰現有法律和監管體系的邊界。3.3"技術異化：算法成為萬物的尺度技術異化是指技術在發展過程中逐漸脫離人類的控制，反過來對人類社會和個體行為產生影響[26]。技術作為一種工具，其本質是中立的，其有效性和道德性取決于使用者的意圖和行為。體育飯圈化中的技術異化，主要集中于大數據與人工智能驅動的深度算法，這些技術正塑造著新的意識形態與價值體系，替代人成為萬物的尺度[27]。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伴隨著復雜的倫理挑戰，核心議題涵蓋隱私侵犯、算法透明度缺失（算法黑箱）、消費者畫像濫用、輿論操控及價值觀引導等。第一，社交媒體利用其對內容審查和算法推薦的控制權，影響受眾接收的信息，塑造參與用戶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通過算法強化用戶的興趣和行為模式，飯圈成員可能會不斷接收到與其觀點一致的信息，粉絲在網絡上通過點贊、評論和轉發等方式傳播符合自己觀點的信息，形成“病毒式傳播”。這種回聲室效應通過屏蔽不同聲音，維持同質化信息的認同，限制成員接觸多元化信息的機會，導致道德標準的認知偏差在相對封閉的網絡圈層中愈發明顯[28]。同理，體育飯圈成員反復接收同質化信息、排斥異見，形成顯著的圈內圈外對立，加劇認知偏差與極化現象。如支持某位運動員或球隊的粉絲會加強自身立場，排斥異見，將其他運動員或球隊視為威脅。第二，商業資本利用算法技術收集粉絲數據，分析其消費習慣，制定精準的營銷策略。這種對粉絲行為的跟蹤和分析不僅影響粉絲的自主選擇權，還侵犯其隱私權。商家利用追蹤數據操縱市場或制造虛假的消費熱潮，削弱粉絲在決策過程中的獨立性。在隱私保護方面，商家通過追蹤飯圈成員的在線行為，可能收集大量個人數據，包括消費習慣、社交媒體活動等。這種未經授權的數據收集引發隱私權侵犯與數據安全的法律和倫理問題。若發生數據泄露或非法訪問，粉絲的個人信息將面臨嚴重風險。此外，商家通過定向營銷和潛在的市場操縱行為，破壞市場的公平性與透明度，進一步加劇技術異化的倫理挑戰。3.4"責任缺失：運動員和媒體的失職運動員的自我異化與道德失范在現代體育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現代體育不僅要求運動員在賽場上表現出色，還需要在市場中保持競爭力，這種雙重壓力往往導致運動員在道德和自我認同方面出現問題。“自我異化”是個體在社會角色和期望壓力下，對自己本質的疏離和改變[29]，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身份模糊與價值觀偏離。運動員往往以競技表現定義自我，但當市場與粉絲的期待變得過于強烈時，他們的身份容易被商業利益主導，真實自我被忽視。第二，過度關注公眾形象。為維護與粉絲的關系，運動員可能參與不喜歡的活動或做出違背個人意愿的決定，從而塑造出一種“完美”的虛假形象，這種形象與真實身份的沖突導致認同危機。第三，道德責任的忽視。互聯網與資本驅動使運動員在追求流量時，往往忽視作為榜樣的道德責任，可能采取惡意炒作或短視行為。這種功利思維使他們的行為變得浮躁與脆弱，加劇自我異化與道德失范。這一系列因素不僅削弱了大眾對運動員及其所代表的體育精神的信任，還可能將其推向“塔西佗陷阱”，使他們因不當行為而失去公眾支持與信任，最終陷入孤立困境。在數字信息社會中，媒體倫理責任的缺失對個人隱私和社會道德構成嚴重挑戰。在探討這一問題時，首先需要認識到，社會關系的形成是與物質生產方式的變革緊密相關的，當物質生產方式發生變革時，人們的需求結構、滿足方式以及行為模式都會隨之發生深刻變化[30]。第一，去中心化。網絡媒介的去中心化特質使個體和群體的界限更加模糊、責任承擔的分散化。在網絡空間，用戶可以匿名表達意見，賦予言論自由的同時，也帶來了責任模糊化的問題，誘發飯圈網絡暴力、虛假信息傳播等亂象。第二，利益化導向。社交平臺作為由私人公司運營的商業平臺，同時承載著用戶生成內容的公共空間功能，這種共有性與私有性的內在矛盾導致了“私有化公共設施”的危險[31]，平臺可能利用其市場壟斷地位，將公共空間私有化，轉化為盈利工具。第三，環境擬態化。媒體通過報道和評論構建的“擬態環境”往往與現實存在偏差。大量、無用、碎片化信息難以提供深刻的精神或理性意義結構，運動員形象的過度包裝和美化，體育的核心價值被逐漸邊緣化。在此環境中，粉絲容易將虛擬形象視為現實，影響其價值觀和行為模式。第四，流量至上。一些媒體平臺為追求點擊率和眼球經濟，犧牲了倫理底線，過度炒作體育飯圈現象，侵犯運動員隱私、引導對立情緒。未經運動員同意會曝光運動員的家庭背景或個人生活細節。某些媒體還故意夸大比賽的對立性，放大極端言論和情緒化表達，煽動粉絲情緒，引發網絡暴力。3.5"治理缺位：引導與監管機制的不足道德真空與教育缺失造成的引導欠缺。隨著社會結構的快速變化和科技的飛速發展，傳統道德規范在某些方面難以完全適應新時代的需求，而新的道德規范體系尚未健全，這種“道德真空”成為體育飯圈化現象中的失范行為滋生的溫床。首先，隱私問題上的“倫理滯后”加劇這一困境，不僅阻礙公眾隱私文明意識的健康塑造，也在司法實踐中造成隱私概念的模糊性和解釋的粗泛性[18]。這使得運動員隱私權經常在法律和道德之間陷入灰色地帶，導致粉絲在獲取信息時不尊重運動員的個人邊界。其次，部分體育飯圈粉絲，尤其是年輕群體，常被情感與熱情驅動，缺乏理性思考和對道德邊界的清晰認知。他們對體育運動和運動員的尊重不足，易將個人情感凌駕于理性與法律之上，導致網絡暴力、隱私侵犯等問題頻發。此外，官方體育組織、學校、家庭以及社會整體在倫理道德教育方面的缺失，未能有效引導公眾，特別是年輕粉絲樹立正確的道德觀。法律法規滯后，政策執行不足。在義務倫理框架內，權利指向個體利益的法律保障，而法律則通過規范行為解決沖突與保護權利[32]。面對體育飯圈亂象，現行法律法規對網絡暴力、隱私泄露等行為的界定不夠明確，執法難度增加，許多違法行為未得到有效懲處。由于粉絲群體龐大且分散、網絡匿名性等特點，使得法律執行面臨諸多困難。因此，健全相關法律體系、加大懲處力度至關重要。在監管方面，盡管有了法律支持，但執行力度不足使得體育飯圈的失范難以有效遏制。監管機構對新興現象的反應滯后，也導致政策措施無法及時落實，加強監管與建立快速反應機制是維護體育文化健康發展的關鍵。4"體育飯圈化治理對策治理體育飯圈化引發的亂象需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僅靠傳統的政府單向監管模式已難以應對這一復雜問題。因此，亟需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33]。在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實踐中，面對體育飯圈的非理性行為需各方協同努力。具體而言，平臺企業、粉絲群體、商業資本以及公共部門應共同參與到飯圈亂象的治理過程中，通過協同治理機制，平衡各方利益，強化社會責任意識，從而有效應對體育飯圈化中的失范行為，推動體育文化健康有序發展。4.1"推進體育倫理發展，引領價值導向第一，積極傳承與發揚中華體育精神。中華體育精神倡導愛國主義、奮斗精神、公平競爭和團隊合作，這與體育倫理的核心原則高度一致。中華體育精神為體育倫理建設提供文化支撐和思想基礎。中華體育精神的道德準則正是對這些倫理價值的具體體現，尤其在比賽中的尊重對手、遵守規則、維護體育公平等方面。通過推廣中華體育精神，體育倫理能夠在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形成共識，促使體育界從業者在遵守規則的同時，追求更高的道德標準，推動體育事業和社會的雙重進步。對畸形體育飯圈化的正本清源，必須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抵制泛娛樂化和消費主義，確保主流價值觀和正能量在體育文化中的主導地位。第二，明確核心價值觀，提升粉絲群體的正向健康價值認同。體育倫理學在推動體育運動發展、振奮民族精神、提升社會工作者及體育參與者道德素質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34]。體育倫理不僅為競技設立道德標準，還塑造了粉絲群體的道德觀念。體育倫理學應通過明確的核心價值觀（如尊重、包容、公正）引導粉絲避免盲目崇拜，樹立健康價值認同。康德的“實踐理性”原則強調，粉絲應以理性行為為導向，追求理性的偶像崇拜，尊重運動員隱私，關注競技表現和精神風貌，推動形成和諧、公正的體育秩序。粉絲組織應加強自律與倡導，頂級和核心粉絲應發揮自主性，倡導理性支持，抵制不理性行為，共同推動健康的體育粉絲文化發展。第三，加強對運動員的道德教育，重塑偶像道德示范。道德的核心在于行為主體的道德素質，不僅構成個體的自我意識與內在動機，也在引導外在道德行為時起到關鍵作用[32]，直接影響運動員的品德形象。運動員作為體育道德建設的重要“旗幟”，其模范作用尤為突出。加強運動員道德教育，旨在培養運動員的社會責任感與自我價值認知，擺脫對虛名浮利的追逐，轉而追求內在價值的實現。這不僅關乎個人形象，更對粉絲群體及體育事業有著深遠影響。最后，面對自我身份認同的異化，體育明星需要在維護個人品牌和保持真實自我之間找到平衡。要認識到運動員真正的價值在于展現競技精神與人格魅力，而非外界賦予的標簽。通過真實自我與粉絲建立深層次聯系，堅守真實自我，避免身份認同的異化。4.2"加強商業倫理建設，推動良性消費商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緊密相連，二者共同構成企業行為的道德框架[35]。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商業資本應超越法律底線，主動履行對社會的道德承諾。建立并維護商業倫理規范不僅是為了保障消費者和運動員的權益，也是推動體育產業健康發展與社會文化正面引導的基礎。尤其在體育飯圈化現象中，商業資本應當自覺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促進體育消費的良性循環。第一，推動可持續的粉絲經濟模式。商業倫理要求企業在追求短期利潤時，亦需關注對社會的長遠貢獻。體育品牌和俱樂部應避免通過制造稀缺感和情感操控引導粉絲過度消費。相反，應設計高品質、具有文化內涵的商品，鼓勵粉絲關注背后的體育價值，而非單純的身份認同。此外，體育組織和運動員的商業機構需承擔道德責任，杜絕不正當商業操作，確保粉絲與運動員的互動在合理框架內進行。目前我國缺乏針對飯圈集資的審查與預警機制，存在金融和道德風險，特別是對低齡粉絲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各方應建立行業道德標準和透明化商業模式，在運營中遵循公平、透明的原則，確保資本運作符合市場規則。第二，避免對運動員的過度商業化。體育飯圈化帶來的一大問題是運動員被過度商業化，比賽本身的娛樂性或市場價值超過體育的競技屬性。這種現象常常使得媒體關注流量明星和熱點話題，而忽視比賽的專業性。商業倫理應當規范媒體和贊助商的行為，避免對運動員進行商品化包裝和過度宣傳，使體育賽事的關注點回歸競技本身。商業倫理應規范資本與運動員的關系，確保商業合作的合理性，避免運動員成為資本操作的工具，影響其職業表現和公眾形象。第三，限制過度消費主義的引導，培養粉絲消費的自制意識。首先，限制過度消費主義引導。企業在營銷和宣傳中，明確區分付費行為與正常支持行為，防止利用粉絲情感進行商業操控。其次，引導粉絲培養消費的自制意識。通過企業的正向引導，例如提供真實有效的信息、尊重粉絲的知情權和自主權，避免過度營銷。讓他們能夠在信息透明的環境中，基于真實需求和價值選擇進行理性消費，避免被無良商家和社交媒體的誘導信息影響。當企業通過負責任的商業行為培養粉絲的理性消費觀念時，不僅有助于保護粉絲的利益，也有利于企業在市場中的長期信譽和可持續發展。4.3"強化技術倫理構建，完善監管機制文明不僅僅是技術進步或社會組織的標志，還包括道德和倫理的進步。互聯網平臺作為連接粉絲與體育明星的中介，不僅是信息傳播的渠道，事實上已成為大眾參與公共活動的重要場所[31]，具有半公共領域的屬性，在引導公眾行為和價值觀方面起到關鍵作用。第一，以人為本的算法設計。平臺應將粉絲視為具有尊嚴的個體，而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的來源。為了鼓勵更健康的體育文化討論，平臺需要主動減少煽動性內容和算法驅動的極端化傳播。在算法設計與內容管理中，將用戶權利的保護放在首位。隱私權、自主決定權、知情權等基本權利應重新得到重視和保護[27]，確保用戶能夠自由選擇參與討論的方式與內容，避免被算法操控。為應對體育飯圈中的信息繭房，互聯網平臺應保持信息開放性和多樣性，改善內容推薦算法，確保用戶接觸多元化觀點。同時，平臺還需制定明確的社區規范，禁止網絡暴力和惡意攻擊等行為。及時發現并干預不良言論，鼓勵正面、理性、建設性的內容討論，減少對對抗性話題的算法偏好。第二，主動監管與問責機制的構建。網絡平臺作為信息分發的核心主體，深刻影響用戶思想與行為，應更加主動地承擔起社會責任。平臺可利用先進的算法技術自動識別并過濾不良信息，提升內容管理的效率和準確性。對爭議性或煽動性內容應實施嚴格審查，并定期審核。提供透明申訴機制，讓用戶舉報不當行為并獲得快速回應。此外，平臺應公開算法的工作原理與決策依據，保障用戶的知情權，從而實現對人工智能倫理的有效監督，確保技術應用的公正性與合法性[36]。第三，文化引導與網絡生態治理。互聯網不僅是信息傳播工具，還是文化教育和價值觀引導的重要渠道。尤其對年輕粉絲群體，平臺應主動承擔起文化引導責任，傳播正向體育精神與社會正能量，幫助粉絲樹立理性認同，避免情感過度投入與盲目崇拜等現象。平臺應將粉絲的追星熱情轉化為對運動員體育成就與社會貢獻的關注，提升其社會責任感。此外，平臺不僅需加強行業自律，還應與其他互聯網企業、監管機構和體育組織合作，形成網絡生態治理的多方合力，預防并治理體育飯圈亂象。4.4"規范新聞倫理準則，堅守職業道德新聞倫理是新聞從業人員在職業實踐中形成的行為規范，指導其在媒體工作中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標準。其核心原則涵蓋誠實、準確、公正、平衡及對信息來源的尊重，強調新聞工作者應避免偏見和利益沖突，維護媒體的公信力與社會責任。新聞倫理的核心目標是追求新聞實踐的德性，確保新聞對公共權利的道德承諾[37]。第一，堅守職業道德，抵制利益與偏見。媒體應當嚴格遵守職業道德，抵制受利益驅動或個人偏見影響。客觀、公正的報道原則應貫穿新聞工作，尤其是在體育報道中，保護運動員隱私是新聞倫理的重要內容。報道應聚焦賽事，避免對運動員私生活的過度干預或不當曝光。新聞工作者應以中立態度呈現事件全貌，避免因煽動性標題和內容激化粉絲情緒，引發對立或沖突。只有基于事實的報道，才能維持媒體的公信力，避免失衡的報道引發粉絲群體的矛盾。第二，引導健康輿論，構建理性認知。在數字化時代，媒體應超越傳統框架，融合主流與民間媒體的聲音，積極引導健康的輿論環境。首先需強化主流媒體的輿論導向功能，諸如《人民日報》等權威媒體，在引導公共議題、遏制體育飯圈化極端行為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抖音、微博等社交平臺應充分利用其情感化內容的優勢，展現運動員的多元形象，減少社會對立與矛盾。在數字技術賦能下，受眾從被動的內容消費者轉變為積極的內容生產者，人人都是傳播者，但這也帶來媒介素養不足的問題。媒體需承擔教育功能，普及體育精神和法律知識，幫助粉絲形成理性的認知框架，減少新聞倫理失范帶來負面影響。第三，強化正面報道，傳播體育正能量。媒體應強化正面話語體系，使用正面、建設性的語言與音圖影。通過講述團隊精神、公平競爭等體育正能量，媒體不僅能夠塑造運動員的人格魅力，還能激發公眾對體育的熱愛與尊重。應對體育飯圈化失范行為時，媒體需利用技術手段加強對網絡暴力和謠言的管理，避免極端粉絲文化蔓延。通過正向報道與深入分析，媒體能夠引導公眾關注體育本質，摒棄對偶像的過度崇拜和情感對立，營造健康、理性的體育文化氛圍。第四，加強內部審查與自律，提升職業素養。媒體機構應加強內部審查與自律，確保新聞從業人員遵循職業道德，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