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樹立法治信仰，既是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必然意義，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礎工程。在現代社會，法治不僅是一種治理方式和規范公民行為的制度，更是一種公共信仰理念。在當代中國，厘清法治信仰的科學內涵和價值功能，正視法治信仰存在的問題，是培育法治信仰的可行途徑，并從吸收優秀傳統法治文化、完善法制教育機制、完善法制、增強權利意識等方面促進公民對法律價值的強烈認同。關鍵詞：公民；依法治國；法治信仰；培育途徑

法治信仰的含義在信仰問題的闡述上，論者總是將其與宗教或某種主義聯系起來。如《現代漢語詞典》對信仰的解釋是：“信仰是對某人或某種主張、主義、宗教極度相信和尊敬，拿來作為自己行動的榜樣或指南。”[1]在筆者看來，信仰是指主體基于社會生活的經驗和情感體驗而產生的對人和社會生活終極價值和目的的一種主觀把握方式，對神圣性的信仰對象極度的信服、依賴和尊敬，從而將之作為行動的指南或榜樣。法律信仰與宗教信仰有密切的聯系，在一定意義上講，信仰是宗教的固有內容，這便是人們往往把信仰一詞歸諸宗教名下的根本原因。在宗教史和文化史上，宗教產生的一些規則通常被稱為“教法”或“宗教法”，而人們對這些規則（即宗教法）極度信服、依賴和尊敬，并將之作為行動的指南或榜樣，這就是宗教信仰。與宗教信仰相似，法律信仰即主體在對社會法律現象進行理性認識、發現法律的價值取向與注意內心的價值追求相契合后，對法律油然而生一種神圣的體驗，自覺地認同、依賴、尊敬、信服法律，并將之作為行動的指南或榜樣。可以看出，法律信仰是主體對法律價值（客體價值）及自身價值（主體價值）雙重體現的結果，它得以產生的關鍵在于主體對事物（包括法律和自身）的主觀認識。但由于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總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生產力水平、階級席位、社會制度、社會環境等因素都會影響人們認識的結果，所以說，法律信仰的產生必然是一個諸多主客觀因素制約的復雜過程。我國整體公民法治信仰的現狀法律意識較為單薄、權利義務觀念不強法律的實施以主體之間的平等或相對平等為基礎，強調法律意識即強調規則意識，講求主體要具有權利與義務觀念。而當前一些公民法律意識較為單薄、權利義務觀念不強，他們沒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沒有民族責任感，對社會不負責任、對家庭不負責任、對自己更不負責任，時時刻刻想到的都是自己的私利，而不顧他人、集體、社會甚至國家的利益。另外法律意識單薄，權利義務觀念不強還導致公民社會責任缺失，道德意識不強。一些公民缺乏社會責任感在公共場所肆意妄為，旅游勝地亂涂亂畫，如前段時間曝出的杭州西湖石碑遭無良游客刻畫“某某到此一游”事件；一些公民公共場所大聲喧嘩、不遵守交通規則。這不但讓過錯者本人蒙羞受到社會孤立，跟給他人和社會帶來損失和不便。與此同時當前霧霾已經成為我國當下生態環境治理的一大難題，其罪魁禍首還是民眾自身，公民對生態意識的漠視，污染企業不顧法律明令禁止，偷排偷放，廣大公民對于手中舉報監督的權利置若罔聞，公民法律意識薄弱，未能盡到自己應盡的義務，未能行使好手中應有的權利給自己、他人和社會帶來諸多不便。公民法律維權意識較弱隨著相關法律體系的完善、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我國公民遵法守法的意識逐步增強，可以基本做到依法辦事。但與此同時受限于法律知識的欠缺，很多人對一些體系程序性問題不甚了解，加上一些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很多公民尚停留于被動接受法律規定義務的階段，不能靈活的運用法律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許多時候，因受傳統思想觀念影響，或由于一些負面新聞報道的干擾產生對現行司法制度的不信任的觀念，公民更偏向于選擇“找熟人托關系”、向媒體爆料、暴力救濟等方式，更有甚者選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愿運用法律的武器，通過訴訟的方式來捍衛自身權利。公民法律意識水平差距較大目前，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公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不均衡，從而導致了公民法律意識的地域差距較大。從空間上看，城市地區，公民法律素養較高。而在廣大農村地區，許多人觀念仍舊固守傳統，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仍然根深蒂固。農村地區公民法律意識水平較低直接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發生，如在推進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中賄選現象屢禁不止，另外農村農民法律意識低下直接導致自身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當下針對農村人口的詐騙行為數量不斷攀升，拖欠農民工薪酬事件時有發生……當下的中國農村人口依然占有48%以上，農民法律素質決定國民整體素質水平。提升農村居民法律意識刻不容緩。我國公民法治信仰不足的成因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影響深遠、法律信仰較為缺失在中國的歷史上，封建社會延續數千年，封建思想對我國的法律文化、政治文化和經濟文化有著深刻的影響。儒家思想長期占統治地位的中國歷來講求倫理道德，并將倫理道德運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致使我們缺乏信仰法律的基因。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正確方針政策指引下我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公民整體法律意識逐步提高，公民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意識不斷增強。但對于一部分中國人來說重人情、輕法律的觀念仍然深入人心，反映在現實中比如：在遇到問題的時候首先而是“找熟人，走關系”而不是選擇法律的途徑；信訪不信法的風氣盛興一時；官本位思想濃厚，缺乏公民主體意識和平等觀念；“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缺乏民主監督意識等等。傳統道德觀念與法治觀念并存，邏輯思維上的根本差異導致出現一些難以調和的矛盾沖突。法制社會下一些公民仍習慣于按照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來解決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矛盾糾紛，并表現出對于當前社會法治的不信任，這不但不利于社會矛盾的解決，甚至有時會適得其反，而且對我國法律權威的樹立是極其不利的。相關法律制度法制體系不夠完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法治建設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從根本上改變了無法可依的局面，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也基本形成。但是一些法律的質量尚差強人意。一方面，由于違背立法規律或欠缺立法技術，致使制定出來的法律不能實行或難以實行。例如，有些法律規定太過籠統、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使得公民在遵守和應用的時候不能準確把握；還有些法律規定不嚴謹，缺乏配套措施，使得實施起來困難重重。另一方面，立法中一些相互沖突的情況讓公民無所適從。如新法與舊法之間的沖突，上位法與下位法之間的沖突等等。這些立法質量方面存在的問題往往使專業的司法人員都難以簡單應對，尋常百姓更是無從下手，由此也會產生對于法律的疏遠、不信任等態度。使得法律在實踐中不能得到更好的、有效的、全面的實施。普法教育成效不足、形式單一目前我國普法工作大都由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組織和協調，有著濃重的行政色彩。與此同時，我國普法教育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興起和發展起來的，因此，對普法教育的研究起步較晚、經驗尚淺、創新不足。當下的普法教育主要是“往公民手中塞法條的”，偏重對法律條文的宣傳和考核，缺乏對法律價值的宣傳教育。結果是公民根本無法領會法律條文背后的法律精神，最后，普法教育缺乏針對性。甚至有些部門舉辦的普法活動更是形式大于實質，例如筆者曾參與過某區司法部門舉辦的“12.4”國家憲法日法制宣傳活動，普法當天集結了幾乎該區全部職能部門，但現場公務人員大多靜坐以待來客，而且現場普法人數眾多甚至超過了群眾的人數。我國目前的普法工作在內容上沒有結合不同人群的特征和需求來展開，缺乏針對性；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普法宣傳側重實體法而輕程序法，普法內容嚴重脫離農民關注的實際，未能給農村百姓帶來實際利益，加上本身一些農民文化水平不高使得普法教育在農村的推行舉步維艱。另外普法載體嚴重滯后，難以跟隨時代步伐。當下有些地區有些部門舉辦的普法活動仍然以搬桌子、掛橫幅、攔群眾、發單頁的形式來進行，且不說實際效果如何，形式千篇一律受眾也早已不厭其煩，遠遠看到就避而遠之。欠缺科學性和表現力。這直接導致一些普法宣傳活動不能滿足公眾的需求，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費，也沒有達到預期的宣傳效果。培育我國公民法治信仰的途徑一般說來，信仰作為一種社會價值體系、觀念和精神事物，遵循著社會心理發展的路徑：榜樣鋪墊，即在現實情感中獲得確定性；超越或懸浮，即產生被傳說包圍的崇拜；崇拜聯系，形成信仰；信仰升華為信仰精確的制度，成為主導社會發展的精神力量。法治信仰是社會主體在法治體驗中產生的一種思想和情感，是一種基于感覺和知覺的心理傾向。培育法治信仰，就是在培養公民對公平、正義、秩序、權利等價值觀的強烈認同感的基礎上，激發公民對法治的需求和追求，使其尊重、遵守和保護法律。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入手，培育公民的法治信仰。以我國優秀傳統法治文化為根基，培育現代法治文化培育公民的法治信仰，就是要把法治提升為人們的精神支柱和社會價值共識，使公眾有崇尚法治的心理和意識。一般來說，就是要讓人們對法治寄予強烈的信任，對作為治國之本的法治表現出信任、喜愛和期待。樹立法治信仰，必須理性對待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法治文化源遠流長，可以為樹立法治信仰提供大量的本土資源。培育公民的法治信仰，需要挖掘、學習和運用優秀的傳統法治文化。法治信仰包括用法治思維分析和理解事物的本質、判斷是非、用法律解決問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的“自制還禮”思想和“仁人相愛”思想為法治信仰的確立提供了道德導向。道家在尊重和運用自然法方面為建立法治信仰提供了哲學思維方式。法家從制定制度規范、嚴格執法等方面為法治信仰的確立提供了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借鑒。優秀文化是樹立法治信念的基礎，是形成法治信念的文化基礎。要把弘揚優秀傳統法治文化與建設當代法治文化相協調，借助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促進當代中國法治信仰的形成和發展。以健全社會普法教育機制為依托，培養公民法治思維法治信仰是社會主體尊重和信仰法治的表現。人們對法治有不同的態度和行為。法律帝國不是由邊界、權力或程序來界定的，而是與公民的法治思想密切相關的。法律是由人來執行的，法治取決于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在傳統社會，人們尊崇和遵守法律，主要是因為法律與國家強制力相聯系。在現代社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是反映社會價值共識的制度安排。因此，人們的守法行為并非源于法律背后的國家強制力，而是基于對法律價值取向的認同。在當代中國，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培育公民法治精神和法治思維的過程。它要求在普法宣傳中摒棄功利主義和守法教育運動模式，完善普法社會教育機制，豐富普法宣傳的手段和內容。因此，首先要優化我國法治建設的生態系統。司法機關要擔負起法制宣傳教育的責任，把辦案過程轉化為通過公正司法活動促進法律公正的過程，增強法制教育的感染力、滲透力和實效性。其次，要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要把法治信仰融入社區、企業、校園等文化體系，最大限度地發揮法治信仰的社會性，就必須把法治教育與道德建設結合起來，提高普法教育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最后，要多渠道、多角度、多方向開展法治宣傳教育。要善于利用新聞媒體等新媒體，以人民群眾普遍接受的方式，增強人們的法治意識、情感和思維，從而樹立法治信仰的精神基礎。以規范法律運行機制為保障，維護法治權威人們的法治信仰相互影響，進一步激發了人們對法治的信任感和依賴感。維護法治權威是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保障，但法治權威需要法律的良好運行。良好的法律運行機制可以使人們相信法律，依法解決問題。因此，人們的法律信仰可以逐漸成為他們的法治信仰。規范的法律運行機制包括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平正義和全民守法。良法的基礎是科學立法，因此在立法上應遵循科學、民主、程序的原則。立法時，既要使法律內容適度抽象，又要使法律內容具有可操作性；既要使法律適合解決實際沖突，又要使法律能夠解決前瞻性問題；既要注重法律制度的本土化，又要注重法律的國際化法律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的有效性評價。只有通過嚴格有效的執法，人們才能感受到法律的正義，尊重法律。因此，要完善行政執法體制，完善行政執法監督機制，轉變行政執法方式方法，加強行政執法隊伍建設，使人民群眾對行政法治充滿信心。司法公正最能體現公平正義。司法人員的法律知識和法治信仰是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對促進公眾樹立法治信仰具有很強的示范意義。要完善司法運行管理體制，完善司法監督機制，讓公民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讓公民在不知不覺中樹立起法治信仰。以完善法律制度為基礎，推進陽光法律實踐公民法治信仰的培育應以完善法制為基礎。首先，要進一步明確法律的價值。對法律價值的認識是樹立法治信仰的前提。法治本質上是一種利益關系的調節者。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主體和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導致價值觀的多元化。只有把法律價值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組成部分，才能引導人民群眾崇尚和信仰法治。其次，法律的內容要更加科學。良法是對人民權益的一種保護，這就要求法律的內容更加科學。因此，要立法為民，回應群眾關切，維護群眾切身利益，及時準確反映社會實踐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形成新的法律規范。法律的內容要貼近社會、貼近群眾、貼近實際，讓人民群眾感受到法律是自己意志和利益的體現。最后，完善法律實施制度。法律體系不健全、程序不規范或法律規范過于原則化，都會給法治在法律實施過程中的介入留下靈活的空間，嚴重損害法律的神圣性和權威性，影響人們對法律的尊重和守法。只有科學合理的制度保障法律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才能在實踐中彰顯公平正義，才能形成培育公民法治信仰的良好環境。此外，人們對法律的認知并不意味著他們相信和認同法治。執法過程中的陽光和案件審判中的正義，是形成法治信仰的節點和基石。司法陽光和司法公正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只有讓徇私枉法等司法腐敗無處藏身于陽光之下，群眾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才能通過司法渠道得到及時救濟，公平正義才能為人民群眾切身感受和看到，公民守法信心和信仰才能得到彰顯加強法治建設。

結束語總之，法律信仰是社會主體在對社會法的現象在理性認識基礎上油然而生的一種神圣體驗，它是法治國家形成的內在推動力。注重培養公眾權利意識、法律與經濟緊密結合、消融國家優位理念、國家公職人員的法律意識等，有助于法律信仰的實現。

致謝本論文是在指導老師的悉心指導下完成的。老師淵博的專業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風，誨人不倦的高尚師德，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的崇高風范，樸實無華、平易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