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探討初中生應對方式在班級環境和生命意義感關系間的中介作用，采用我的班級問卷（MCQ）、中學生應對方式量表（CSSMSS）和生命意義感量表（PIL）對764名初中生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班級環境總分與生命意義感總分呈正相關，問題指向應對得分與班級環境總分、生命意義感總分均存在正相關，情緒指向應對得分分別與班級環境總分、生命意義感總分呈負相關；班級環境能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應對方式中介了班級環境與生命意義感之間的關系。因此，班級環境在直接預測初中生的生命意義感方面具有顯著效應，同時也可以通過影響應對方式來實現對生命意義感的間接預測。關鍵詞：生命意義感；班級環境；應對方式；初中生一、引言生命意義感是指個體對自己生命意義和價值的體驗與理解，同時包括對自身生活目的、使命以及目標等方面的覺察[1]。隨著積極心理學的興起，生命意義感日益成為研究者們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已有研究表明，生命意義感對個體生活滿意度、獲得感以及身心健康均具有重要的預測作用[2-3]，生命意義感缺乏會導致抑郁、孤獨、自傷或自殺、網絡成癮等內外化問題行為[4-9]。生命意義感在促進個體幸福和健康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深入研究其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近幾年的研究表明：創造力、積極情緒、心理模擬、直覺和自尊均會影響生命意義感[10-13]。但這些研究多從個體層面考察影響生命意義感的因素。然而，個體生命意義感的產生和發展是個體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對生命意義感影響因素的考察，既要深入分析個體自身因素，也不可忽視外部環境的作用。對青少年而言，學校作為除家庭之外的另一個影響其發展的微觀生態環境[14]，其中班級環境在塑造學生的發展中顯得格外重要且具有獨特的價值。研究表明，班級環境對生命意義感的發展具有顯著的影響，班級管理對小學生生命質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15]；人際關系與大學生生命意義感之間存在相關，且人際關系顯著預測其生命意義感[16-17]。但目前較少有研究考察班級環境是否會影響以及怎樣影響青少年的生命意義感。初中階段是個體發展的關鍵期，是孤獨、焦慮和自殺等問題的多發時期，此階段的個體具有尋找生命意義的強烈動機，對生命意義的感受最敏感[15]。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班級環境能夠預測初中生的生命意義感。生命意義感作為一種主觀體驗，當不同個體在面臨同一刺激或情境時，他們所感知到的生命意義感具有差異性，而這可能與個體的應對方式有關。已有研究表明，高壓力的生活事件會對個體的生命意義感產生嚴重影響[18]；在面對此類事件時，積極的應對方式有助于個體重建對生活的信心，相反，采用消極的方式則可能加劇事件的負面影響[19-21]。初中生處于身體快速發育但身心發展失衡的時期，面對自身心理發展的矛盾性、情緒的多變性以及來自學業、交往等方面的壓力，采用不同的應對方式將不同程度地影響著初中生的生活質量和對自己生命價值的感受。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設2：應對方式很可能在班級環境和初中生生命意義感之間發揮中介作用。綜上所述，本研究擬考察班級環境對初中生生命意義感的影響，并探究應對方式在二者關系之間的中介效應。二、研究方法（一）研究對象采取整群抽樣法，從四川省成都市和南充市的各兩所中學中隨機選擇初一、初二和初三各一個班級的學生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共發問卷800份，回收764份，有效回收率為95.5%。其中重點中學兩所，非重點中學兩所；初一、初二和初三年級學生分別為284人、253人和227人；男生408人，女生356人；來自城市者323人，來自農村者441人；獨生子女394人，非獨生子女370人。（二）研究工具1.我的班級問卷（MyClassQuestionnaire，MCQ）該問卷由江光榮[22]編制，共38個項目，涵蓋同學關系、師生關系、學習負擔、競爭、秩序和紀律5個維度，采用Likert5點計分，用于評價初中生感知到的班級社會心理氣氛。學習負擔維度全部反向計分，得分越高，學業壓力越低。該問卷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4。2.中學生應對方式量表（CopingStyleScaleofMiddleSchoolStudents，CSSMSS）研究采用陳樹林、鄭全全和潘建男等[23]編制的中學生應對方式量表，共36個項目，由指向問題應對和指向情緒應對兩個分量表構成，其中指向問題應對分量表由問題解決、尋求支持、合理解釋三個因素組成，指向情緒應對分量表包含忍耐、逃避、發泄情緒、幻想/否認四個因素，采用Likert4點計分。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6。3.生命意義感量表（PurposeinLifeTest，PIL）該量表是根據宋秋蓉[24]編制的生命意義感量表修訂而成，共有20個項目，分為生活目標、生命自由、生活品質與生命價值4個維度，采用Likert5點計分。該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3。（三）數據處理采用SPSS17.0統計軟件包和MPLUS7.4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運用因素分析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采用均數、標準差進行描述；使用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探究班級環境、應對方式與生命意義感的相關性；采用結構方程模型考查應對方式在班級環境與初中生生命意義感之間的中介作用，并利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對應對方式在兩者間的中介效應進行顯著性檢驗。三、結果分析（一）共同方法偏差檢驗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對所有項目進行未旋轉的主成分因素分析，結果表明共有23個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且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14.63%，小于臨界標準40%[25]，這說明本研究不具有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二）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對班級環境、應對方式和生命意義感進行描述統計和相關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相關分析結果表明，班級環境總分與生命意義感總分及各維度得分均呈正相關（r=0.15～0.36，plt;0.01或plt;0.001）；班級環境總分與問題指向應對得分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r=0.55，plt;0.001），與情緒指向應對得分則呈現負相關關系（r=-0.19，plt;0.01）；問題指向應對得分與生命意義感總分及各維度得分均呈正相關（r=0.22～0.48，均plt;0.001），情緒指向應對得分與生命意義感總分及各維度得分均呈負相關（r=-0.30～-0.12，plt;0.001或plt;0.05）。（三）中介模型檢驗運用結構方程模型來驗證應對方式在班級環境與生命意義感之間起中介作用的假設模型，其中，模型擬合指數為：χ2=346.01，df=99，χ2/df=3.50lt;5，RMSEA=0.05lt;0.08，CFI=0.93gt;0.90，TLI=0.92gt;0.90，說明模型擬合良好。由圖1可見，應對方式在班級環境與生命意義感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且班級環境正向預測指向問題應對（β=0.71，plt;0.001），指向問題應對正向預測生命意義感（β=0.31，plt;0.001）；班級環境負向預測指向情緒應對（β=-0.26，plt;0.001），指向情緒應對負向預測生命意義感（β=-0.37，plt;0.001）。班級環境對生命意義感的總效應為0.59，其中直接效應值為0.28，占總效應值的47.46%；應對方式在班級環境和生命意義感之間的中介效應值為0.31，間接效應占總效應值的52.54%。其中指向問題應對的間接效應值為0.22，占總間接效應值的71%；指向情緒應對的間接效應值為0.09，占總間接效應值的29%。使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抽取1000次）對該模型中介效應的顯著性進行檢驗，如果路徑系數95%的置信區間不包括0，則表明在統計學上中介效應是顯著的[26]。本研究“班級環境－應對方式（指向問題應對和指向情緒應對）－生命意義感”路徑的95%置信區間分別為[0.147，0.293]和[0.058，0.129]，均plt;0.001，即應對方式在班級環境與生命意義感之間的中介效應有統計學意義。四、討論本研究結果發現，班級環境總分與初中生生命意義感有正相關關系，這說明初中生擁有良好的師生關系和同伴關系，感知到班級活動的有序性、紀律的有效性、良好的競爭氛圍以及較小的學業壓力，其生命意義感水平較高。雖然目前關于班級環境與生命意義感的研究甚少，但本研究結果與前人校園氛圍與青少年自殺意念的研究結果類似[27]。依戀理論指出，個體與重要他人（如同學、教師）之間的互動模式可能影響個體對自身和他人的看法，從而對個體的社會適應產生影響[28]。在良好的班級環境中，初中生感受到教師的關愛、理解和尊重，得到教師的信任、鼓勵、支持和幫助等。這不僅向學生傳遞一種積極的情感信息，給予他們心理上的溫暖和安全感，而且還蘊含著教師對學生某種能力與表現的肯定和較高的期望，有利于學生形成較高的自尊和自信，提高其成就感，使其面對生活時更積極、樂觀，從而影響其自我認同感和生命價值感。而同伴是影響初中生發展的另一重要他人。置身于同伴中并與其他人進行比較，初中生才能形成對自己的認知和評價。與同伴建立聯系并被其接納，獲得他們的認同，這是滿足初中生社交需求、歸屬和愛的需要的關鍵。所以，良好的同伴關系有利于初中生形成積極的自我概念，讓其感到自己是有價值的，同時基本心理需要的滿足會促進初中生更積極地追尋和發現生活中能夠給他們帶來意義感和滿足感的體驗，從而促使他們感受到更深層次的生命意義[29]。其次，在中國，嚴謹的班級秩序和紀律是學生學業成功的必要條件，對學生的自尊和學習興趣等具有促進作用[30-31]。同時，較強但不過度的競爭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內在動機，促使其力求上進，提高其學習成績[22]。這既影響學生對自己和生活價值的認知、感受以及生活態度的形成，同時直接影響了他們對生活目標的把握和對未來規劃的看法等，由此塑造了學生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感知。但學習負擔過重則會使學生覺得生活單調和枯燥，降低其生活熱情和對自我能力的評價，從而影響其生活信念和生命意義感。從中介作用結果看，應對方式能有效地在班級環境與初中生生命意義感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班級環境既能直接作用于初中生的生命意義感，又能通過應對方式間接影響其生命意義感。基于社會生態學理論[32]，個體的應對行為與其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存在緊密聯系。班級環境既能在較長時間內影響初中生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態度，同時為他們提供解決一般問題的策略和模式，以及在其面對壓力時直接給予支持。這均影響著初中生應對壓力的策略和行為。而面對困難和挫折時，個體采用不同的應對方式將不同程度地影響他們對生命的感受。采用問題指向應對方式既有助于提高初中生問題分析和解決的能力，形成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又有利于減緩初中生的心理負擔，宣泄其負性情緒，改變對事物的態度和對自身的認知，從而有助于其重樹生活的信心，提升生命意義感。如初中生使用情緒指向的應對方式，雖可使其獲得暫時的心理或行為解脫，卻不利于問題的根本解決，甚至會擴大事件的負面影響，會使初中生形成消極的生活態度和較低的自信心。所以常使用指向情緒應對的初中生容易對自己和生活感到失望，否認自己及生活的價值，降低其生命意義感水平。五、教育建議與研究不足本研究的結果啟示教育工作者，為了提升初中生的生命意義感，既要加強班級環境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