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小說讀書筆記【篇一：《白鹿原》讀書筆記】《白鹿原》讀書筆記《白鹿原》題記說：“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不少評論家贊譽《白鹿原》是史詩或有史詩風格或價值，且不管它是否真能當得起，但說作者的意圖，從題記看來，它有意寫一部史詩性的作品。性文化的豐富表述在作品中是有機的，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起了小說的行進。這篇文章試圖找出小說中的性文化描寫，并做分析。我的方法是從人物入手，抓住有名的個人、無名的眾人的言行，進行思考，梳理，找出規律。首先要抓的是黑娃。鹿三與白嘉軒的關系是長工與地主，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不平等是這種關系的最根本特點。白嘉軒待鹿三如親兄弟，同吃同做，但這并不能改變他兩家的不平等關系和地位，如果有一天，鹿三對白家軒說：“我當地主，你當長工，我待你就像你待我一樣。”白嘉軒是不會同意的。老年的白嘉軒待鹿三更親密，只能說明白嘉軒生存狀況的下降。這種表面上的平等關系使鹿三愚忠于與白家，但本質上的不平等卻使鹿黑娃天生具有叛逆憎恨情緒，黑娃從小懼怕白嘉軒便是一個表現。一個具有這樣精神氣質的人最容易在女人身上出問題。黑娃產生對性的朦朧意識是在白興兒的莊場看畜生交配。黑娃伸手抓鹿兆鵬的襠這一細節具有普遍性。這些都是他對性產生認識的開始，大多數的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是農村里的人都經歷過這樣的“洗禮”，如果順其自然的話它是無害的，但是徐先生和三個家長的嚴厲懲罰打破了這個自然的過程，給黑娃幼小的心靈留下了痕，以致許多年后他還記得這一場景，記得白興兒。《白鹿原》很看重情欲對作品情節的推動作用。形諸文字的情欲往往成為一節故事的線索，從情欲萌動到情欲的煎熬到情欲的釋放，很明顯地構成故事的發展。黑娃在郭舉人家熬活，受到李相的“啟蒙”，引發情欲，遇上情欲旺盛的小娥，干柴烈火，便燃了起來，然后東窗事發，逃離郭家。這是小說中黑娃命運的一個突轉。田小娥很好地滿足了黑娃的性欲，村外的獨窯充滿了人性酣暢淋漓的滿足后的愉悅，也充滿了小家庭的溫馨。性欲對黑娃的制約在小說中到此為止。黑娃的最后一個女人，他的賢淑的妻子是黑娃向儒家回歸的一個“人證”。第二個要寫的是田小娥。田小娥是一個輻射面極廣的人，帶出了許多故事，許多人物在小娥的輻射下人性得以展露。在郭舉人眼中，田小娥是“妾”，每月逢一的性發泄對象。她勾引黑娃是性欲使然，后來和黑娃的兩性關系才建立在愛之上。鹿子霖有老婆，但老婆太老，不中用，性感的田小娥在他眼中是“受活受活”的工具；白孝文在老婆身上完成“受種”的使命后，經不住誘惑一次次去證明自己是男人，最后成功了，也徹底墮落了；寂寞的光棍狗蛋向田小娥獻殷勤，在窯子外面唱“贊詩”，如果沒有鹿子霖這個“第三者”的話，也許狗蛋會成功，但在兩個男人對女性的斗爭中，勝方顯然是有權勢的鹿子霖。這麼多人在田小娥身上花費功夫，這不是田小娥的錯，換了個別的女子也會是一樣的故事，這是封建思想壓抑了的人性潛在的運行。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有一種“潛在的社會運行”，它不以道德為基礎，而以性和金錢為基礎。道德約束越嚴厲，這種運行越具有悲劇性，兩者總是對抗的，力量成正比。田小娥就是這樣一個悲劇人物。孝文媳婦和白嘉軒娘白趙氏之間有一節有關性的精彩的細節，很有震撼力。白嘉軒傳旨讓仙草指點媳婦，仙草難為情，把任務傳達給了白趙氏。白趙氏接了任務后，“竟然有些按奈不住”，想借此機會展示一下做婆婆的對媳婦持有的那種“過來人”和長者的封建家長威力。孝文媳婦就像一只羔羊一樣被她弄得團團轉（她耍盡了威風），最后才做作地“壓低聲一字一板地說：‘你黑間甭跟馬駒稀的那么歡！’”這句話從她那“脫掉牙齒漏風泄氣的嘴”里傳出來，令人恐怖不已。然后她給下了命令——十天稀一回，并且給她倆被窩里打了墻。她的手腕很卑劣，令人毛骨悚然——孝文和她又進入那種歡愉銷魂的時刻，窗外響起婆的僵硬的聲音：“孝文，甭忘了你是個讀書人奧。”隨之就聽見婆的小腳噔噔噔響到上房里去了。白趙氏完全喪失了人性中的羞愧這一本性。最后她失敗了（她的失敗說明人的本性是難以抑制的），她的“權威”遭到了挑戰，她把氣全出在孝文媳婦身上，并說出了令人恐怖的話：“嗬呀，說一千道一萬全成我孫子的不是咧？你個碎屄就沒一點錯咧？你看你那兩個奶！看你這樣子就知道是愛挨毬的身胚子！”??“你要是再管不住，我就拿針把你的碎屄給縫了！”信和神秘不可解的力量，命運的因果報應等等。當然，這也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深刻而真實地反映了那個年代，社會的歷史變遷，人們的生活狀況。最能體現民間男女茍合風流韻事多的要數“棒槌會”了。它體現了人們的思想愚昧，也體現了一種古老的**自由。不管怎么說，性在《白鹿原》里少有真正意義上的原始**，《白鹿原》的性文化主要體現在傳宗接代和**發泄上。它和《白鹿原》的仁義精神相沖突，作者也是矛盾的，一方面，這種性推動了小說的發展，一方面這種性與作者鐘情的儒家文化精華矛盾。但這不是作者自身的矛盾，而是社會的矛盾。其實作者在這里不必要偏重哪一方，因為他在以小說來表達一個民族的秘史。愿《白鹿原》能帶給我們一些不一樣的東西。窮人不要去仇恨富人，富人也不能漠視窮人；任何政黨，都不能只代表某個階級的利益，否則，這樣的政黨就不能得到最廣大人們的擁護；任何人都不要蠻橫的去干預別人的私人空間，每個人都應該擁有自己的自由。因為，生存和快樂是人的本質屬性，也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我相信：人類越文明，窮人會越少，政黨之間的分歧會越少，人的自由空間會越大；我相信：人類越進步，就會越懂得尊重——對自己的尊重，對他人的尊重，對社會和自然的尊重！尊重，是人類文明的核心。我們要尊重一切客觀的存在，不管是歷史，還是現實。唯有如此，我們才會越來越理性地面對一切矛盾；唯有如此，人類社會才能更真更善更美；唯有如此，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才會更加和諧。【篇三：白鹿原讀書筆記】上一趟白鹿原是由來已久的想法了，看過陳忠實的小說，就覺得這是一塊神奇的土地。史念海在《河山集》里也有描述。黃土地貌的塬、墚、峁地貌組合，關中平原上雖然沒有陜北延安那樣的波瀾壯闊，但是這白鹿原畢竟是自己親身登上的，而非透過火車車窗干巴巴的望著。更何況白鹿原被賦予的歷史厚重感，是古城西安，乃至關中大地上的重要標志之一，特別是那本驚世駭俗的《白鹿原》問世之后。白鹿原見證了中國五千年來的榮辱變遷，東周平王，面對犬戎的攻擊，幽王被殺，都城鎬京被毀，至此遇白鹿，據說:凡白鹿經過的地方，祥光照及的地方，盡皆一片郁郁蔥蔥，草木茂盛，百卉竟開，毒蟲殆盡，疫癘滅絕，六畜興旺，人壽年豐。人們為了紀念這只帶來吉祥康樂白鹿，從此便把這原起名為白鹿原。平王遇此吉兆決定回師，不把都城建在原上。白鹿的每一次出現都伴隨著一系列巨大動蕩變遷。小說里白靈之死，朱先生之死均有白鹿跳躍于原野之間，在麥地里奔跑的形象。人之死，雖然是莫大的不幸。靈魂出竅被白鹿領到另一個極樂之師，何嘗一種莫大的幸事，榮耀之事。小說中與白鹿相對應的另一個重要的象征就是”白狼”.賈平凹的小說有《白朗》，講的就是一個土匪。平凹也是個老陜。狼要吃人，牲畜，禍害人間，《白鹿原》里，黑娃革命不成投靠“白狼”土匪窩，走上一條不歸路，白鹿村將其踢出族門；鎮嵩軍在白鹿原逍遙法外，為非作歹，“那些腿上綁著白布條子的兵，更是“白狼”一樣十惡不赦”；原上瘟疫肆虐，也是以“白狼”的出現為征兆。活躍在白鹿原上的不管是鹿還是狼，這塊古原總是靜靜的躺在驪山之西，灞河東岸，左望高帝長陵，右望文帝霸陵。古往今來，不管是項羽，劉邦，還是周亞夫，狄青都在這片土地上留下過濃墨重彩的一筆，這里還曾經是唐玄裝的埋骨地，玄裝初葬白鹿原，數萬秦人送葬。如今的白鹿原建有大學城：西安思源學院，西安海棠學院西安數字技術學院，西安航空旅游學院，西安外貿職工大學，西安財經學院行知學院，西安汽車科技職業學院在這里落戶。思源學院里面有陳忠實文學館。還有小說中出現的白鹿書院，位于新區的圖書館。若是對陳老的小說感興趣，不妨前往一看現實版白鹿書院之貌。五一早晨，閑來無事，乘興而去，在南門上車，坐910公交，南門的公家站牌之多，簡直是把人搞得一頭霧水，不得不吐槽，西安公交站牌設置的不夠人性化，南門站竟然有8處乘車點，而且候車區也沒有一點提示的標示或者地圖。我跑了三處，后來經由以一位熱心的老人指點才找到，我事先按百度地圖，愛幫公交指點的竟然不準，看來度娘也不是萬能的呀。如愿上車，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顛簸，從西北坡上，繞著一小段盤山公路（更確切的說是盤坡公路）。上原后是開闊的土地，若無高大建筑阻擋視線，肯定是一覽無余的勝景，在“汽車科技學院”站下車，馬路對面就是西園。西園門前樹立著一塊碑，上書陳忠實提的“白鹿原”三字，下面碑文我給抄了下來：白鹿原，據《三秦記》載，周平王東遷，有白鹿游于此而得名，《辭源》載，“白鹿原即灞上”。后因宋天圣年間，大將狄青在此安營扎寨，又稱狄寨原。白鹿原歷代為兵家必爭之軍事要地，素為古長安城東的天然屏障，也是解放前曾是共產黨地下活動的和建立黨組織最早的地方之一、千百年來，無數文人墨客，英雄豪杰留下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歷史話劇。當代著名作家陳忠實長篇小說《白鹿原》獲“茅盾文學獎”一舉轟動國內外。《白鹿原》無疑是當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史詩巨作。正如有的評論家所認為：“其可貴之處不在于秘，而在于史。”[1]李建軍則更明確指出：“是我們民族的精神史、心靈史、苦難史、?折騰?史、命運史。”[2]遺憾的是，各類評論對小說的“史”至今只是停留在簡單的概括，沒能深入挖掘其所包含的豐富的歷史信息。“秘”和“史”被抽象地分割，作者苦心追求的民族的秘史反而被模糊了。筆者不揣淺陋，結合自己有限的史學功底，對《白鹿原》做一次文學以外的探究，一窺這被掩蓋的民族秘史。一、縱向歷史的爬梳作為一部全景式展現渭河平原五十年滄桑變遷的史詩性小說，《白鹿原》準確地把握了傳統與現實，歷史與文化的辯證關系。雖然立足于近代，卻透過人物的心理、語言和行為描寫，將一個古老民族千百年來的民間生活毫無保留地曝露在讀者面前。白孝義無疑是幸運的，在他之前已經夭折了三男一女。“白鹿村家家的牛圈里都埋過早夭的孩子，家家的田地里都施過滲著血肉的糞肥。”作者以一種看似拿“萬物為芻狗”的達觀筆調寫下了這一觸目驚心的歷史真相，而作為總結騰之于白趙氏之口的也只是一句麻木不仁的“注定不是陽世的人”。話雖無情，但筆端之外卻實實在在地道出了中國千百年來令人心酸的生育史。“生子早夭”乃至“生子不舉”的現象可以說是伴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即以產生。落后的社會生產力，多子多福的民間信仰是這一悲劇滋生的溫床。這種現象不僅僅存在于偏僻的農村，即便在繁華的都市也是習以為常。1793年，由大洋彼岸千里迢迢過來的馬戛爾尼一行趕上了中國最后一次，也是整個清代最鼎盛的乾隆盛世。這位西方外交家用自己的筆記錄下了這個現象。在北京城里，“每日清早令人驅車巡視街道，見有已死或見棄之于嬰兒，則納之車中拉至義冢埋之，亦有棄于溝中者”，而廣大華人對此早視為“無足輕重，即日日見之，亦不足為怪。”[3]悲涼之情，躍然于紙，而白趙氏豈不正是那千千萬萬個華人中的一員嘛。小說中白稼軒治理村上八個賭徒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他先是命人用干棗刺刷子狠狠地抽打他們，又令贏錢的把錢還給輸家，最后讓這幾個賭徒將手塞進剛燒滾的開水鍋里，直燙得他們“叫爸叫爺叫媽不迭”。一個封建族長的權威就這樣被活脫脫地勾勒了出來，而其剛柔并濟地的處理手段讀來更是叫人拍手稱快。然而，“把手塞進開水鍋”這樣一出頗具鄉野傳奇色彩的情景僅僅是作者的杜撰嗎？其實不然，吳伯簫先生在《難老泉》一文里也有類似的場景。說的是幾百年前山西某地南北兩渠的農民為了水源而爭斗不止，最后官府出面，在一口沸騰的油鍋中放入十枚銅錢，依據雙方從鍋中取出的銅錢數來分配水量。北渠一位青年從油鍋中取得七枚銅錢，使北渠人獲得了勝利，而他自己則因燙傷過重而死。為了紀念這個青年，村民將其尸骨埋在了“中流砥柱”之下[4]。相比以警示為旨的前者，這個故事無論從過程還是程度上顯然都更進了一步。但是，無論前者還是后者，都是有其生活依據的。在山西洪洞的“好漢宮”前立有一碑，碑文上所載內容即與《難老泉》所載大同小異，前后呼應[5]。兩個故事雖然語境迥異，卻殊途同歸，把幾個世紀來民間處理糾紛的手段就這樣殘酷露骨但又痛快直接地呈現出來。田小娥死后引發的瘟疫是全書的一個高潮。作者以一種魔幻的描寫，刻畫下了原上村民在面對瘟疫時的眾生相。看似荒誕不經，卻真實地反映了民間對瘟疫的認識。余新忠先生指出，清人對瘟疫病原的認識主要有鬼神司疫和疫氣致疫兩類[6]。作為一種具有強烈傳染性、病情危重兇險并具有大流行特征的疾病[7]，瘟疫自古就是人類生存繁衍的天敵。古人在面對這來無蹤、去無影的大害時，往往因為現實的無助而心生恐懼，由恐懼而導致迷信。貼桃符、撒石灰、建廟堂、蓋寶塔，也就是這邏輯發展下順理成章的事了。事實上，又豈止面對瘟疫如此，中國歷史上凡是到了社會發生巨大變動需要抉擇而無良方時，上至高居廟堂，飽度詩書的士大夫；下到躬身田間，大字不識的老百姓，都會自覺不自覺地陷入這集體的非理性。君不見，遠有北宋靖康之際的郭京撒豆成兵，近有清末庚子年間的義和拳設神壇，這正是所謂的歷史的慣性啊。在魔幻的外衣下，包裹的是百姓苦難生活的寫照和對現實災害的無助。二、橫向歷史的補闕雖然小說“下筆最精彩、著墨最多的還是關于關中民間生活形態的描寫”[8]，但對發生在本世紀上半葉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也并沒有回避。作者拋開成見，不帶任何政治傾向地記下了那段云譎波詭的人世滄桑，而在故事背后留下了許多值得我們廓清的歷史迷霧。“白狼”是小說中反復出現的一個名詞，是災難和罪惡的化身，也是革命“反正”成了之后在白鹿原上的直接反映。關于他的出現，剛從西安城里回來的冷先生只是用一句“龍一回天，世間的毒蟲猛獸全出山了”的戲言做了簡單的交代。那“白狼”究竟是何物呢？作者在后面又借何縣長的話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原來“白狼是個人，是一幫子匪盜的頭領”，不僅在河南鬧，還打算進潼關，比嘈傳的白狼還惡過百倍。何以始于民國初年，縱橫豫、鄂、皖、陜、甘五省，名噪全國，長達三年的白朗起義在白鹿原上被如此的誤解呢？筆者認為作者在利用“白狼”這個道具巧妙地鋪設了一系列劇情的同時也合理但隱秘地向讀者交待了小說的時空背景。事實上，當沿海城市接受歐風美雨已達半個多世紀之際，西安這個位于中國內陸西北一隅的古城仍是相當閉塞的。一位西方記者在他的旅行著作中這么寫道：“陜西是如此古老而僻遠，古老到即使在中國都無人知曉其歷史的源頭，偏僻到連北京人提到它的時候，都好像在說異國之地。”[9]通過這段描述，我們也許就不難理解白朗在白鹿原上的遭遇了。白鹿原發生過一次饑荒，直接原因是旱災。作為一種常見的自然災害，旱災的存在對于以農業文明為主的中國社會本是一種常態。然而，審視近代中國的災荒史，會發現在這常態背后突現出了幾個以往所沒有的特點。首先是發生次數的增多。劉仰東先生指出：“在近代中國社會并不算太長的時間里，無論是從整體看，還是從局部看，還是從災荒的類別上看，用?十歲九荒?甚至用?無時不在?來形容災荒的頻發,是絕對不為過的。”[10]第二是災害程度的嚴重。以1876-1879年的華北大旱災為例，由于連年的不雨，旱災持續了近四年。覆蓋山西、河南、陜西、直隸和山東五省，并波及隴東、蘇北和皖北等地。殃及災民1.6億—2人，直接死亡人數不少于一千萬人，社會經濟遭到了極大破壞。何以近代災荒發生的頻率是如此之高，危害又如此之大呢？如果孤立地看待這個問題，那么這些災荒和白鹿原上發生的并無二致，最直接的原因都是旱災。這個解釋顯然有點蒼白。其實作者已在開頭借斯諾的《西行漫記》把答案告訴我們了：“陜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二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於鴉片的種植。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都種上了鴉片，一遇到乾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小米、麥子和玉米就嚴重短缺。”這段文字不僅清楚地解釋了近代災荒頻仍的歷史原因，也早早地給“仁義村”打上了灰色的底色。一段秘史被作者這樣不秘密地公布出來，其本身也足以引人沉思。書中白靈和鹿兆海這對昔日的革命情侶的隕落令人扼腕。一位堅持共產理想，卻死于肅反；一位一心抗日，卻死于內戰。兩人的命運構成了一個巨大的諷刺。鹿兆海的死無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