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1.1研究背景與意義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數字貨幣作為一種新興的貨幣形式，正逐漸走進人們的生活，深刻改變著全球金融格局。自2009年比特幣誕生以來，數字貨幣市場呈現出爆發式增長，各類數字貨幣如以太坊、萊特幣等不斷涌現，其應用場景也日益廣泛，涵蓋了跨境支付、投資交易、去中心化金融（DeFi）等多個領域。據統計，截至2023年底，全球數字貨幣市場總市值已超過1.5萬億美元，交易活躍度持續攀升。數字貨幣的興起，帶來了一系列金融變革。在支付領域，數字貨幣以其去中心化、交易便捷、成本低廉等特點，打破了傳統支付體系的地域和時間限制，提高了支付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例如，在跨境支付中，傳統銀行轉賬往往需要數天時間，且手續費高昂，而數字貨幣可以實現即時到賬，手續費大幅降低。在金融創新方面，數字貨幣催生了眾多新型金融業務和模式，如去中心化金融（DeFi）借貸、非同質化代幣（NFT）等，為金融市場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展了金融服務的邊界。然而，數字貨幣的法律界定卻處于模糊狀態。在全球范圍內，各國對數字貨幣的法律定性和監管態度存在較大差異。一些國家將數字貨幣視為合法的支付工具和投資資產，如日本、德國等，制定了相應的法律法規對其進行規范和監管；而另一些國家則對數字貨幣持謹慎態度，甚至采取了嚴格的限制措施，如中國明確禁止虛擬貨幣的交易炒作，俄羅斯也對數字貨幣的使用和交易進行了嚴格管控。這種法律界定的模糊性，導致數字貨幣在發行、交易、監管等方面面臨諸多困境。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對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認識不一致，涉及數字貨幣的案件在定性和處理上存在較大爭議。例如，對于盜竊數字貨幣的行為，有的法院以盜竊罪論處，認為數字貨幣具有財產屬性，應受刑法保護；而有的法院則以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定罪，認為數字貨幣本質上是一種數據，而非傳統意義上的財產。這種司法裁判的不統一，不僅影響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也給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護帶來了困難。在金融監管方面，數字貨幣的匿名性、跨境性和去中心化等特點，使得傳統的金融監管手段難以有效實施。數字貨幣交易平臺的監管缺失，容易引發市場操縱、洗錢、恐怖融資等違法犯罪活動，對金融穩定和安全構成威脅。此外，數字貨幣的價格波動劇烈，市場風險較高，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有效保障。研究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從理論層面來看，明確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有助于完善貨幣法律制度，豐富金融法理論體系，為數字貨幣的法律規制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從實踐層面而言，準確界定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能夠為司法機關處理相關案件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統一司法裁判尺度，維護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同時，也能為金融監管部門制定科學合理的監管政策提供指導，加強對數字貨幣市場的監管，防范金融風險，促進數字貨幣行業的健康、有序發展，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安全。1.2國內外研究現狀在國外，學者們對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的視角。部分學者從貨幣職能角度出發，如英國學者DavidL.Evans在其研究中指出，數字貨幣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交換媒介、價值貯藏和記賬單位的貨幣職能，但由于缺乏國家信用背書，與傳統法定貨幣存在本質區別，應被視為一種新型的數字資產。美國學者CamilleR.Busso則通過對數字貨幣交易機制和市場特點的分析，認為數字貨幣具有金融商品屬性，其價格波動和投資風險與股票、債券等金融商品類似，應納入金融監管范疇，以保護投資者權益。還有一些國外學者從法律關系層面探討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德國學者AndreasL?schel研究發現，在數字貨幣的交易過程中，交易雙方通過智能合約建立起一種特殊的法律關系，這種關系基于代碼和算法，具有自動執行和不可篡改的特點，類似于合同關系，但又有別于傳統的合同法律規范，需要新的法律規則來調整和規范。國內學者對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成果。部分學者從我國金融監管政策出發，分析數字貨幣的法律定位。有學者指出，中國人民銀行等部委發布的相關文件明確否定了數字貨幣的貨幣屬性，將其視為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或非法金融活動的對象。然而，從數字貨幣的價值屬性和交易特性來看，其又具有一定的財產屬性，應在法律層面予以認可和保護，同時加強對其交易活動的監管，防范金融風險。也有國內學者從民法視角對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進行剖析。有學者認為，數字貨幣符合網絡虛擬財產的特征，應將其納入網絡虛擬財產的范疇進行法律保護。根據我國《民法典》中關于網絡虛擬財產保護的相關規定，數字貨幣的持有者對其擁有合法的財產權益，在遭受侵害時有權尋求法律救濟。當前國內外研究在數字貨幣法律屬性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在理論研究上，雖然對數字貨幣的技術原理、經濟特性等方面進行了深入分析，但在法律屬性的界定上尚未形成統一的理論體系，不同觀點之間存在較大分歧，缺乏系統性和權威性的理論支撐。在實踐結合方面，研究成果與數字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和復雜多變的實際情況存在一定脫節，未能充分考慮到數字貨幣在不同應用場景下的法律問題，導致提出的法律規制建議在實際操作中面臨諸多困難，難以有效解決數字貨幣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法律糾紛和監管難題。1.3研究方法與創新點在研究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時，將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以確保研究的全面性、深入性和科學性。案例分析法是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通過收集和分析國內外大量涉及數字貨幣的典型案例，如Mt.Gox比特幣交易平臺倒閉事件、我國ICO（InitialCoinOffering）項目的整治案例等，深入剖析數字貨幣在實際應用中所面臨的法律問題以及司法實踐中的處理方式。從這些案例中總結經驗教訓，探尋數字貨幣法律屬性在不同場景下的具體體現和司法認定標準，為理論研究提供豐富的實踐依據，使研究成果更具現實指導意義。比較研究法也是不可或缺的。對不同國家和地區關于數字貨幣的法律規定、監管政策以及司法實踐進行比較分析。例如，對比日本將比特幣等數字貨幣視為合法支付工具并納入金融監管體系，與中國禁止虛擬貨幣交易炒作的政策差異，分析其背后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通過這種比較，找出不同國家和地區在數字貨幣法律規制方面的優缺點，為我國完善數字貨幣法律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同時也有助于在國際視野下更準確地把握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文獻研究法將貫穿整個研究過程。廣泛查閱國內外相關的學術文獻、政策文件、研究報告等資料，全面了解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研究現狀和前沿動態。梳理不同學者的觀點和研究成果，分析現有研究的不足和空白，在此基礎上確定研究的切入點和方向。通過對文獻的深入研究，吸收前人的研究精華，為構建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理論體系奠定堅實的基礎。跨學科研究法將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數字貨幣作為一種新興的金融現象，涉及到法學、經濟學、計算機科學等多個學科領域。運用法學理論分析數字貨幣的法律地位、權利義務關系以及監管規則；從經濟學角度探討數字貨幣的價值形成機制、市場運行規律以及對金融體系的影響；借助計算機科學知識理解數字貨幣的技術原理和運行機制，如區塊鏈技術的特點和應用。通過跨學科的綜合分析，打破學科壁壘，從多個維度全面深入地理解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提出更具創新性和綜合性的解決方案。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研究視角上，從國際視野出發，全面比較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數字貨幣的法律規制，結合我國國情，提出適合我國數字貨幣發展的法律定位和監管策略，彌補了以往研究在國際比較和本土實踐結合方面的不足。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將法學、經濟學、計算機科學等多學科知識有機融合，對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進行全方位、深層次的剖析，為數字貨幣法律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研究內容上，不僅關注數字貨幣的現有法律屬性，還前瞻性地探討數字貨幣在新興應用場景下的法律問題，如數字貨幣在去中心化金融（DeFi）、非同質化代幣（NFT）等領域的應用所帶來的法律挑戰，為未來數字貨幣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參考。二、數字貨幣的基本概念與發展歷程2.1數字貨幣的定義與特征數字貨幣是一種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化貨幣形式，它以數字代碼的方式存儲于電子設備或網絡中，不具備實體形態。與傳統貨幣依賴中央銀行或政府發行和管控不同，數字貨幣通過去中心化的網絡節點共同維護交易賬本，實現了交易的直接性和自主性。去中心化是數字貨幣的核心特征之一。以比特幣為例，它沒有中央發行機構，而是通過一種稱為“挖礦”的過程，由全球范圍內的眾多節點共同參與記賬和驗證交易。在這個過程中，每個節點都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參與到數字貨幣的運行中，不存在單一的控制中心。這種去中心化的架構，使得數字貨幣擺脫了傳統金融體系中對中央機構的依賴，降低了因單一機構故障或操控而導致的系統風險，提高了交易的自主性和安全性。據統計，比特幣網絡中每天參與交易驗證的節點數量數以萬計，分布在全球各個角落，形成了一個龐大而穩定的去中心化網絡。匿名性也是數字貨幣的重要特征。在數字貨幣交易中，用戶通常只需使用匿名的數字地址進行交易，無需透露個人身份信息，極大地保護了用戶的隱私。例如，在以太坊的智能合約交易中，用戶的身份信息被高度加密，交易記錄僅顯示數字地址之間的交互，外界難以追蹤到真實的交易主體。這種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用戶對隱私保護的需求，同時也為一些非法活動提供了便利，如洗錢、走私等。據國際金融反洗錢組織的報告顯示，部分非法交易活動中，利用數字貨幣匿名性進行資金轉移的比例呈上升趨勢，這也給監管帶來了巨大挑戰。可編程性賦予了數字貨幣更多的創新空間。通過智能合約技術，數字貨幣可以實現自動化的交易和執行特定的業務邏輯。以太坊是可編程數字貨幣的典型代表，它允許開發者在其平臺上創建各種智能合約應用。例如，在去中心化金融（DeFi）領域，基于以太坊的智能合約可以實現自動化的借貸、交易、保險等金融服務。用戶只需將數字貨幣存入智能合約，合約就會按照預設的規則自動執行借貸操作，無需傳統金融機構的介入。這種可編程性不僅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率，還降低了交易成本，為金融創新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2.2數字貨幣的發展脈絡數字貨幣的發展歷程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密碼學技術的發展為數字貨幣的誕生奠定了基礎。1982年，DavidChaum首次提出了數字貨幣的概念，并研發了一種具備匿名性、不可追蹤性的電子現金系統，被視為數字貨幣的雛形。然而，由于技術限制和市場接受度等問題，這一早期嘗試未能取得廣泛應用。2008年，中本聰發表了論文《比特幣：一種點對點式的電子現金系統》，提出了去中心化的數字貨幣——比特幣的構想，并于2009年1月3日成功創建了比特幣區塊鏈，標志著數字貨幣時代的正式開啟。比特幣基于區塊鏈技術，通過去中心化的網絡節點共同維護交易賬本，實現了無需第三方中介的點對點直接交易。其去中心化、匿名性、總量固定等特點，吸引了眾多技術愛好者和投資者的關注。在比特幣誕生初期，其價值較低，主要在技術極客和密碼朋克群體中流通。隨著時間的推移，比特幣的知名度逐漸提高，2011年，數字貨幣交易市場興起，比特幣價格持續攀升，吸引了更多投資者的參與，市場規模不斷擴大。2013年，以太坊的出現進一步推動了數字貨幣的發展，開啟了區塊鏈智能合約時代。以太坊不僅具備數字貨幣的功能，還引入了智能合約技術，允許開發者在其平臺上創建各種去中心化應用（DApps）。這一創新使得數字貨幣的應用場景得到了極大拓展，不再局限于簡單的支付和交易，而是涵蓋了金融、游戲、社交等多個領域。基于以太坊的智能合約，開發者可以創建去中心化的借貸平臺、去中心化交易所（DEX）、非同質化代幣（NFT）等應用，為數字貨幣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許多新興的數字貨幣項目也基于以太坊的技術架構進行開發，形成了豐富的數字貨幣生態系統。在比特幣和以太坊的引領下，數字貨幣市場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各種數字貨幣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萊特幣（Litecoin）作為比特幣的分叉幣，在技術上進行了一些改進，如采用了不同的加密算法，提高了交易處理速度。瑞波幣（Ripple）則專注于跨境支付領域，通過與金融機構合作，提供快速、低成本的國際匯款服務。這些數字貨幣在技術特點、應用場景和市場定位上各有不同，滿足了不同用戶的需求，進一步推動了數字貨幣市場的繁榮發展。據統計，截至2023年底，全球范圍內的數字貨幣種類已超過1萬種，市場總市值達到1.5萬億美元。近年來，隨著數字貨幣市場的不斷發展，一些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以比特幣為代表的數字貨幣價格波動劇烈，投資風險較高，其作為價值貯藏手段和記賬單位的穩定性受到質疑。此外，數字貨幣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點，使得其容易被用于洗錢、走私、恐怖融資等非法活動，給金融監管帶來了巨大挑戰。為了應對這些問題，各國政府和監管機構開始加強對數字貨幣的監管，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監管政策，對數字貨幣的發行、交易、投資等活動進行規范和限制。在這種背景下，數字貨幣市場逐漸進入了一個調整和規范發展的階段，行業參與者更加注重技術創新和合規運營，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監管環境和市場需求。2.3數字貨幣在全球的應用現狀在全球范圍內，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數字貨幣的接受程度和應用領域存在顯著差異。日本在數字貨幣領域處于較為領先的地位，對數字貨幣持相對開放和包容的態度。早在2017年，日本就正式承認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為合法支付工具，并將其納入國家監管體系。截至2023年，日本已有超過20000家商戶接受比特幣支付，涵蓋了餐飲、零售、旅游等多個行業。在東京的澀谷、新宿等繁華商業區，許多餐廳和商店都支持比特幣付款，消費者可以輕松地使用數字貨幣進行日常消費。日本還擁有多家知名的數字貨幣交易平臺，如Bitflyer、Coincheck等，這些平臺為數字貨幣的交易提供了便利，促進了數字貨幣在日本的流通和發展。德國在數字貨幣的應用和監管方面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德國將比特幣等數字貨幣視為一種“私人貨幣”，并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其作為支付手段和投資資產的合法性。德國的一些金融機構已經開始提供數字貨幣相關的服務，如數字貨幣托管、交易咨詢等。在稅收政策方面，德國對數字貨幣交易的稅收規定較為明確，根據數字貨幣的持有時間和交易性質，適用不同的稅率。例如，對于持有超過一年的數字貨幣，在出售時獲得的收益免征資本利得稅；而對于短期交易的數字貨幣，則按照個人所得稅稅率征收稅款。這種明確的稅收政策，為數字貨幣在德國的合規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與日本和德國不同，中國對數字貨幣采取了較為嚴格的監管態度。中國人民銀行等多部委發布了一系列文件，明確禁止虛擬貨幣的交易炒作，強調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屬于非法金融活動。這主要是因為數字貨幣的匿名性、去中心化等特點，容易引發金融風險，如洗錢、非法集資、市場操縱等。同時，數字貨幣市場的價格波動劇烈，投資風險較高，可能對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在這種監管政策下，中國的數字貨幣應用主要集中在法定數字貨幣——數字人民幣的試點和推廣上。截至2023年底，數字人民幣已在全國多個城市開展試點，涵蓋了零售支付、交通出行、政務服務等多個領域。在深圳，市民可以使用數字人民幣乘坐地鐵、公交，還可以在超市、便利店等場所進行購物支付；在蘇州，數字人民幣在政務服務領域得到應用，如發放政府補貼、繳納稅費等，提高了政務服務的效率和便利性。俄羅斯對數字貨幣的態度也較為謹慎，對數字貨幣的使用和交易進行了嚴格管控。俄羅斯央行認為數字貨幣可能對金融穩定和貨幣政策實施構成威脅，因此限制數字貨幣在國內的流通和交易。然而，俄羅斯也在積極探索數字貨幣的技術應用，尤其是在跨境支付和金融結算領域。俄羅斯央行正在研究發行自己的數字貨幣——數字盧布，以提升本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競爭力，加強對貨幣供應和金融交易的監管。數字貨幣的廣泛應用對經濟金融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在支付領域，數字貨幣的出現打破了傳統支付體系的地域和時間限制，提高了支付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以跨境支付為例，傳統的銀行跨境轉賬通常需要3-5個工作日，且手續費較高，而使用數字貨幣進行跨境支付，如瑞波幣（Ripple），可以實現實時到賬，手續費僅為傳統方式的幾分之一。這使得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更加便捷，促進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發展。在金融創新方面，數字貨幣催生了眾多新型金融業務和模式，如去中心化金融（DeFi）。DeFi基于區塊鏈技術，構建了一個無需傳統金融機構參與的金融生態系統，提供借貸、交易、保險等金融服務。據統計，截至2023年，全球DeFi市場的總鎖倉價值（TVL）已超過1000億美元，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者和開發者參與。然而，數字貨幣的發展也帶來了一些風險和挑戰。數字貨幣市場的價格波動劇烈，如比特幣的價格在過去幾年中經歷了多次大幅漲跌，2021年比特幣價格一度突破6萬美元，隨后又大幅下跌，給投資者帶來了巨大的風險。數字貨幣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點，使得監管難度加大，容易被用于非法活動，如洗錢、恐怖融資等，對金融穩定和安全構成威脅。三、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理論爭議3.1貨幣說及其依據貨幣說認為，數字貨幣具備貨幣的基本功能，應被視為一種新型貨幣。從交易媒介功能來看，數字貨幣在全球范圍內被廣泛應用于商品和服務的交換。以比特幣為例，截至2023年，全球已有數萬家商戶接受比特幣支付，涵蓋了線上電商平臺和線下實體店鋪等多種場景。在一些國家的科技園區和創新社區，比特幣的使用更為普遍，人們可以用它購買電子產品、支付餐飲費用等。在價值儲存方面，部分投資者將數字貨幣視為一種資產配置方式，認為其具有保值增值的潛力。例如，以太坊在過去幾年中，其價格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和應用場景的拓展而不斷攀升，許多投資者通過持有以太坊實現了資產的增值。從國際立法實踐來看，德國在數字貨幣立法方面走在前列。德國早在2013年就承認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的合法地位，將其視為一種“私人貨幣”，并允許其在一定范圍內作為支付手段和投資資產。德國的這一舉措，為數字貨幣在德國的流通和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在德國的一些城市，如柏林、漢堡，數字貨幣的應用場景不斷豐富，不僅在科技企業和創新領域得到廣泛應用，還逐漸滲透到日常生活消費中。日本也在2017年通過立法，正式承認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為合法支付工具，并將其納入國家監管體系。這使得日本的數字貨幣市場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數字貨幣交易的重要中心之一。日本的數字貨幣交易平臺數量眾多，交易活躍度高，為數字貨幣的流通和使用提供了便利條件。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和去中心化金融等領域的應用，也進一步凸顯了其貨幣屬性。在跨境支付方面，數字貨幣以其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特點，打破了傳統跨境支付的地域和時間限制。例如，瑞波幣（Ripple）與全球多家銀行合作，實現了跨境支付的實時到賬，大大提高了跨境貿易的效率。在去中心化金融（DeFi）領域，數字貨幣構建了一個無需傳統金融機構參與的金融生態系統，提供借貸、交易、保險等金融服務。據統計，截至2023年，全球DeFi市場的總鎖倉價值（TVL）已超過1000億美元，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者和開發者參與，顯示出數字貨幣在金融領域的重要地位和廣泛應用。3.2非貨幣財產學說3.2.1商品說商品說認為，數字貨幣具有商品的屬性，可將其視為一種特殊的虛擬商品。從價值屬性來看，數字貨幣的產生和獲取需要消耗一定的資源和成本。以比特幣為例，其“挖礦”過程需要大量的計算機算力和電力資源投入。據統計，全球比特幣“挖礦”每年消耗的電量相當于一個中等規模國家的年度用電量。在這個過程中，礦工們投入的硬件設備、電力成本以及時間和精力，使得比特幣凝結了人類的抽象勞動，具備了一定的價值。從交換屬性上，數字貨幣在市場上能夠與其他商品和服務進行交換。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比特幣等數字貨幣已被部分商家接受，用于購買各類商品，如電子產品、服裝、食品等。在一些線上電商平臺，也出現了支持數字貨幣支付的商家，拓展了數字貨幣的應用場景。此外，數字貨幣還可以與法定貨幣進行兌換，在數字貨幣交易平臺上，用戶可以用法定貨幣購買數字貨幣，也可以將數字貨幣賣出兌換成法定貨幣，這種兌換活動體現了數字貨幣作為一種商品在市場上的流通性和交換價值。我國將比特幣定義為虛擬商品，體現了商品說在實踐中的應用。2013年，中國人民銀行等五部委發布的《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明確指出，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這一定性，既認可了比特幣具有一定的價值和交換屬性，又明確了其與法定貨幣的區別。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涉及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的案件，往往會依據其虛擬商品的屬性進行處理。例如，在一些民事糾紛案件中，法院將比特幣視為一種虛擬財產，按照相關法律規定對其歸屬和交易糾紛進行裁決，保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也維護了市場秩序。3.2.2數據說從技術層面來看，數字貨幣本質上是一種電子數據，以二進制代碼的形式存儲在區塊鏈網絡的節點中。這些數據記錄了數字貨幣的交易信息、所有權歸屬以及交易歷史等關鍵內容。例如，比特幣的交易數據通過區塊鏈技術被打包成一個個區塊，每個區塊包含了一定時間內的多筆交易記錄，這些區塊按照時間順序依次相連，形成了不可篡改的交易賬本。在存儲方面，數字貨幣的數據存儲在分布式的區塊鏈網絡中，與傳統數據存儲在中心化服務器上不同，區塊鏈的分布式存儲使得數據更加安全可靠，難以被篡改和刪除。每個節點都保存了完整的賬本數據，即使部分節點出現故障，也不會影響整個系統的正常運行。在傳輸過程中，數字貨幣的數據通過加密算法進行加密傳輸，確保了數據的安全性和隱私性。以以太坊為例，其智能合約的執行和數字貨幣的交易數據在傳輸過程中都經過了嚴格的加密處理，只有擁有正確私鑰的用戶才能解密和讀取數據。這種加密傳輸方式，有效防止了數據在傳輸過程中被竊取或篡改，保障了用戶的交易安全。數字貨幣的數據具有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的特點，這也是其與傳統數據的重要區別之一。在區塊鏈技術的支持下，數字貨幣的每一筆交易都被記錄在區塊鏈上，并且可以通過區塊鏈瀏覽器進行查詢和追溯。一旦交易數據被記錄在區塊鏈上，就無法被篡改，確保了交易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這種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的特性，使得數字貨幣在金融交易、供應鏈管理等領域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例如，在供應鏈金融中，通過使用數字貨幣和區塊鏈技術，可以實現對貨物運輸和資金流轉的全程追溯，提高供應鏈的透明度和效率，降低交易風險。3.2.3證券說證券說認為，數字貨幣在某些方面與證券具有相似性。從融資角度來看，許多數字貨幣項目通過首次代幣發行（ICO）的方式進行融資，類似于證券市場中的首次公開發行（IPO）。在ICO過程中，項目方發行代幣，投資者購買代幣，以支持項目的發展。例如，以太坊在2014年通過ICO籌集了約1800萬美元的資金，用于項目的開發和推廣。這些代幣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投資者對項目的權益，類似于股票代表了股東對公司的所有權。在交易特性上，數字貨幣在交易市場上的價格波動和交易活躍度與證券相似。以比特幣為例，其價格在過去幾年中經歷了大幅波動，受到市場供需關系、宏觀經濟環境、政策法規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投資者在數字貨幣交易平臺上進行買賣交易，追求價格差帶來的收益，這與證券市場中投資者的交易行為類似。此外，數字貨幣交易市場也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市場操縱等問題，需要加強監管以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然而，數字貨幣與證券也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證券通常受到嚴格的法律法規監管，發行和交易需要遵循一系列的監管要求，如信息披露、審批程序等。而數字貨幣的監管在全球范圍內尚不完善，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數字貨幣的監管態度和政策存在較大差異。在交易場所方面，證券交易主要在證券交易所進行，具有集中化、規范化的特點；而數字貨幣的交易則分散在眾多的交易平臺上，部分交易平臺的合規性和安全性存在隱患。從風險特征來看，數字貨幣市場的風險相對較高，價格波動更為劇烈，且由于其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的特點，容易被用于非法活動，如洗錢、走私等，給金融監管帶來了巨大挑戰。3.3各學說的局限性與爭議焦點貨幣說雖然強調了數字貨幣在交易媒介和價值儲存等方面的貨幣職能，但在面對國家貨幣理論時，其局限性也較為明顯。國家貨幣理論認為，貨幣是國家主權的體現，只有國家發行并賦予法償性的貨幣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貨幣。數字貨幣缺乏國家信用背書，沒有政府的強制力保證其在市場上的流通和接受，難以像法定貨幣那樣在全社會范圍內穩定地履行貨幣職能。在一些國家，由于數字貨幣的價格波動劇烈，其作為價值尺度的穩定性受到質疑，無法為經濟活動提供準確的計價標準，這也限制了其在更廣泛領域的應用。非貨幣財產學說中的商品說、數據說和證券說，雖然從不同角度對數字貨幣的屬性進行了分析，但都難以全面解釋數字貨幣的特性。商品說將數字貨幣視為虛擬商品，僅強調了其價值屬性和交換屬性，忽略了數字貨幣在金融領域的獨特功能和創新應用。在去中心化金融（DeFi）中，數字貨幣不僅僅是一種用于交換的商品，更是構建金融生態系統的基礎，承擔著價值傳遞、金融交易等重要角色。數據說側重于數字貨幣的技術層面，將其看作是一種電子數據，無法涵蓋數字貨幣所具有的經濟價值和財產屬性。雖然數字貨幣以數據形式存在，但它與普通數據不同，具有可交易性和價值儲存功能，能夠在市場上進行買賣和投資，其經濟價值不容忽視。在數字貨幣交易市場中，投資者買賣數字貨幣的目的是獲取經濟收益，這表明數字貨幣具有明顯的財產屬性，單純的數據說無法對此進行全面解釋。證券說雖然指出了數字貨幣在融資和交易特性上與證券的相似之處，但未能充分考慮到數字貨幣與證券的本質區別。數字貨幣的發行和交易缺乏嚴格的監管框架，信息披露不充分，投資者面臨的風險較高。而證券市場受到嚴格的法律法規監管，發行和交易過程有明確的規范和要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投資者的權益。此外，數字貨幣的去中心化特點與證券市場的中心化運作模式也存在較大差異，使得證券說難以準確界定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當前關于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數字貨幣是否應被賦予貨幣地位，這涉及到對貨幣定義和職能的重新審視，以及國家貨幣政策和金融穩定的考量。不同國家和地區基于自身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背景，對數字貨幣的貨幣屬性持有不同的態度，這也導致了全球范圍內對數字貨幣監管政策的差異。另一個焦點是數字貨幣作為非貨幣財產，如何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進行準確的定性和保護。在商品說、數據說和證券說等多種學說并存的情況下，如何確定一種統一、合理的法律定性，以解決數字貨幣在交易、監管和糾紛處理等方面的問題，成為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四、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司法實踐困境4.1數字貨幣扣押方式遇瓶頸在傳統刑事訴訟中，對于具有物理意義上的實體涉案財物，扣押是一種重要的偵查措施。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偵查機關對涉案財物擁有單方的強制力，可直接實施扣押行為，無需征得財物持有人的同意。例如，在盜竊案件中，偵查機關可以直接扣押犯罪嫌疑人竊取的實物財物，如現金、金銀首飾等，這種扣押方式具有直接性和強制性。然而，數字貨幣的扣押面臨著截然不同的挑戰。數字貨幣基于區塊鏈技術，以計算機數據信息的形式存在，其存儲和轉移依賴于特定的密鑰。如果犯罪嫌疑人不交出數字貨幣的密鑰，偵查機關就無法獲取和控制相應的數字貨幣，這使得數字貨幣的扣押從傳統的單方強制措施轉變為需要犯罪嫌疑人配合的雙方行為。在一些涉及數字貨幣盜竊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出密鑰，偵查機關即使掌握了犯罪線索和證據，也難以對被盜的數字貨幣進行有效扣押，導致案件偵查陷入僵局，被害人的財產權益無法得到及時保護。傳統的電子數據扣押方式也難以適用于數字貨幣。電子數據通常通過扣押U盤、光盤、電腦硬盤等實物載體來儲存并保全。但數字貨幣的存儲和交易記錄分布在區塊鏈網絡的眾多節點上，并非集中存儲在某個實體載體中。即使犯罪嫌疑人交出密鑰，由于其可能事先對私鑰進行了備份，仍然可以輕易地將數字貨幣轉移，使得以實體載體儲存電子數據的扣押方式在數字貨幣面前失效。在某起涉數字貨幣的非法集資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交出密鑰后，通過私鑰備份迅速將涉案數字貨幣轉移至境外交易平臺，導致偵查機關無法追蹤和扣押，給案件的偵破和追贓挽損工作帶來了極大困難。4.2數字貨幣移送流程難通暢對于具有物理意義上實體的涉案財物移送，是一種廣義上的財產保全措施實施后的法律措施。現階段對于實物財產的移送，通常實施的是指定保管場所、保管人員，在不同辦案機關進行流轉的方式。隨著涉案財物體量的逐漸擴大，傳統的實物移送方式面臨著諸多困難，逐漸發展為單據移送，實物在最初的偵查機關指定的保管場所不發生轉移，只是保管主體因為單據的移送發生變化。然而，數字貨幣的移送與實體財物有著本質區別。數字貨幣流動性極強，其流轉過程涉及眾多機關和人員。在一些跨境的數字貨幣詐騙案件中，涉案數字貨幣可能在短時間內經過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交易平臺，涉及不同國家的執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金融監管機構等，如何在這些復雜的主體之間進行移送，目前缺乏明確的規定和統一的標準。由于數字貨幣以數字代碼形式存在，其存儲和轉移依賴于密鑰和網絡，傳統的保管方式難以對其進行有效控制。司法機關若要保管數字貨幣，通常須由經辦人掌握私鑰，這無疑如同將現金交由經辦人保管一樣，嚴重違反了目前的涉案財物管理制度，存在極大的安全隱患和廉政風險。在某起涉及數字貨幣的經濟犯罪案件中，由于缺乏規范的移送和保管制度，在案件從偵查機關移送至檢察機關的過程中，出現了數字貨幣丟失的情況，給案件的后續處理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也損害了司法的權威性和公正性。4.3數字貨幣變現渠道引爭議為防范數字貨幣引發的金融風險，中國人民銀行等部委多次發文，嚴禁各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開展與比特幣相關的定價、結算等業務，國內數字貨幣交易平臺也陸續關閉。在此背景下，涉案數字貨幣的處置在司法實踐中引發了廣泛爭議。部分地區將數字貨幣等同于違禁品，主張直接沒收。然而，沒收后的具體處置方式卻存在分歧。一種觀點認為，既然是違禁品就應直接銷毀，不能變現為現金上繳國庫，因為數字貨幣的交易和流通被嚴格禁止，將其變現可能會間接助長數字貨幣交易的風氣，違反金融監管政策。但另一種觀點則指出，數字貨幣價值較高，直接銷毀過于浪費，可以通過拍賣或委托第三方機構出售。在某起涉數字貨幣非法集資案件中，涉案的比特幣價值高達數百萬美元，若直接銷毀，無疑會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但將數字貨幣認定為違禁品后，法院執行部門難以通過正常拍賣程序變現。傳統的拍賣程序需要有合法的交易平臺和市場作為支撐，而數字貨幣交易平臺已被關閉，缺乏合法的交易渠道，使得拍賣難以進行。委托第三方機構出售也困難重重。現階段第三方機構處置數字貨幣往往收取高額中介費用，加重了被害人或被害單位的損失。在一些案例中，第三方機構收取的中介費用甚至高達數字貨幣價值的30%-50%，這使得被害人能夠追回的損失大幅減少。第三方機構處置的合法性以及資金流向也存在疑問，容易出現官方無法合法處置，卻交由第三方機構非法處置的尷尬局面。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范和監管機制，第三方機構在處置數字貨幣時可能存在違規操作，如洗錢、轉移資產等，導致資金流向不明，損害了司法的權威性和公正性。五、基于典型案例的數字貨幣法律屬性分析5.1北京虛擬貨幣盜竊案北京曾發生一起備受矚目的虛擬貨幣盜竊案，涉案金額高達5000萬元，涉及泰達幣、以太幣、比特幣等多種虛擬貨幣。2019年年初，凌月生（化名）在廣東省云浮市云城區某暫住地無業，小學文化的他通過百度搜索學習如何破解網絡請求包和入侵計算機信息系統的方法，并將此方法告知同住的老鄉凌士山（化名）。此后，兩人一直嘗試入侵北京某信息技術公司服務維護的某數字資產交易平臺系統。2020年10月，凌士山發現該系統的劃轉漏洞，通過抓包軟件抓取數據并修改后發送至平臺，成功使自己在平臺的錢包賬戶內虛擬貨幣增加。僅在2020年10月16日凌晨2點到5點15分期間，兩人總計盜取泰達幣62萬個，以太幣12687.9956個、比特幣149.99627927個。凌月生將盜取的虛擬幣私鑰存放在金色蘋果手機中，置于其堂妹暫住地保險柜內，兩人還總計變現了約200萬元人民幣，用于購買寶馬車等支出。該案件在司法認定上存在較大爭議。被告人凌月生及其辯護人認為，涉案虛擬貨幣不屬于財產，涉案交易平臺系境外違規平臺，不應得到法律保護，且指控犯罪數額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故本案被告人的行為不構成盜竊罪，而應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定罪處罰。然而，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最終裁定被告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罰金20萬元，剝奪政治權利2年。法院作出這一判決的主要依據在于，根據央行等部委發布的《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等規定，雖然比特幣、泰達幣、以太坊等虛擬貨幣不具有法償性和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不屬于貨幣，但這些規定并未否定虛擬貨幣作為虛擬商品的財產屬性，且我國法律、行政法規亦并未禁止比特幣的持有和轉讓。《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中明確提到“從性質上看，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因此，虛擬貨幣具有財產屬性，為財產性利益，屬于盜竊罪所保護的法益。這一案例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它明確了虛擬貨幣在我國法律框架下具有財產屬性，即使其不具備貨幣的法定地位，也應受到法律的保護。這一判決對于類似案件的處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統一了司法實踐中對于盜竊虛擬貨幣行為的定性標準，強化了對虛擬貨幣財產權益的保護，維護了法律的公平正義。它也提醒了社會公眾，虛擬貨幣作為一種具有財產價值的資產，其合法權益受到法律的保護，任何侵犯他人虛擬貨幣財產權益的行為都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時也為數字貨幣的法律監管和司法實踐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推動了數字貨幣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發展。5.2上海比特幣返還案在上海曾發生一起涉及比特幣返還的典型案件。2020年10月10日，原告程一（化名）向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稱其將一個比特幣出借給被告施小東（化名），但到期后被告未予歸還，要求被告施小東返還一個比特幣。經審理，法院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民事判決，判令被告施小東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返還原告程一一個比特幣。然而，在執行過程中，卻遭遇了諸多難題。執行法院于2021年5月8日通過全國法院網絡執行查控系統對被執行人名下財產情況進行查詢，未能查詢到被執行人名下比特幣的情況。執行法院擬向被執行人開戶的比特幣交易平臺發出執行裁定書及協助執行通知，要求平臺協助執行，卻未查詢到該平臺在中國境內有效的通訊地址及聯系方式。進一步查明，被執行人名下比特幣已悉數轉給案外人，且案外人不知所蹤。被執行人于2020年8月27日向公安機關報案，并立案偵查。執行法院將情況告知申請執行人后，雙方當事人表示愿意協商。經協商，雙方一致同意被執行人以申請執行人出借時的購入價人民幣84000元折價賠償給申請執行人。上海高院在案例評析中指出，比特幣是基于區塊鏈技術形成的加密數字貨幣，審判實踐中，人民法院對比特幣的法律定位已形成統一意見，認定其為虛擬財產。比特幣具有價值性，其獲取需要投入硬件設備、電力等成本，且在市場上具有一定的交易價值；具備稀缺性，總量恒定為2100萬個，供應受到算法限制；同時具有可支配性，持有者可以對其進行占有、使用、收益及處分，符合虛擬財產的構成要件。這一案例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它明確了比特幣在司法實踐中被認定為虛擬財產，受財產權法律規范的調整。當涉及比特幣返還的執行難題時，法院可在尊重當事人意愿的基礎上，通過協商進行折價賠償，為解決類似案件的執行問題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和參考。在類似案件中，若被執行人無法返還比特幣，法院可組織雙方協商，根據比特幣出借時的價值或市場公允價值進行折價賠償，以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也體現了司法實踐在面對數字貨幣這一新興事物時，積極探索解決方案，平衡法律適用與現實執行困難的努力，推動了數字貨幣相關法律問題的解決和司法實踐的發展。5.3案例對比與啟示對比北京虛擬貨幣盜竊案和上海比特幣返還案，兩個案例在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認定上既有相似之處，也存在差異。在相似點方面，兩案都認可了數字貨幣具有財產屬性。北京虛擬貨幣盜竊案中，法院明確指出虛擬貨幣具有財產屬性，為財產性利益，屬于盜竊罪所保護的法益，這一認定體現了對數字貨幣財產價值的認可。上海比特幣返還案中，法院將比特幣認定為虛擬財產，認為其具有價值性、稀缺性和可支配性，符合虛擬財產的構成要件，同樣肯定了比特幣的財產屬性。在差異方面，北京虛擬貨幣盜竊案主要從刑法角度，對盜竊虛擬貨幣的行為進行定性，重點在于判斷虛擬貨幣是否屬于刑法意義上的財產，以及盜竊行為應如何定罪量刑。而上海比特幣返還案則從民法角度，解決比特幣返還的糾紛，關注的是比特幣在民事法律關系中的地位和權益保護問題。從司法實踐的發展趨勢來看，隨著數字貨幣的廣泛應用，涉及數字貨幣的案件數量不斷增加，司法機關對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認識也在逐漸深化。在早期，對于數字貨幣的法律屬性存在較大爭議，不同法院的判決結果也不盡相同。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法院傾向于將數字貨幣認定為具有財產屬性的虛擬財產，這一趨勢在多個案例中得到了體現。在涉及數字貨幣的交易、借貸、侵權等糾紛中，法院通常會根據數字貨幣的財產屬性，適用相關的財產權法律規范進行處理，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這些案例也為數字貨幣的法律規制和監管提供了重要的啟示。在法律規制方面，應盡快明確數字貨幣的法律地位和屬性，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為司法實踐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針對數字貨幣的交易、存儲、轉移等環節，制定具體的法律規則，規范數字貨幣的市場行為，減少法律糾紛的發生。在監管方面，要加強對數字貨幣市場的監管力度，建立健全監管體系。監管部門應加強對數字貨幣交易平臺的監管，規范平臺的運營行為，防范市場風險。要加強對數字貨幣交易的監測，及時發現和打擊利用數字貨幣進行的違法犯罪活動，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安全。六、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的國際比較與借鑒6.1美國的監管模式與法律認定美國對數字貨幣的監管采取了聯邦和州兩級監管的“雙層多頭”模式，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數字貨幣的復雜性和創新性，但也帶來了監管協調和統一的挑戰。在聯邦層面，多個機構都在數字貨幣監管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要負責對具有證券屬性的數字貨幣進行監管。根據美國1933年《證券法》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SEC將虛擬貨幣分為實用類代幣和證券性代幣。如果某虛擬貨幣被定性為證券性代幣，即滿足投入一定金錢、投資匯聚到同一項目或企業、投資者預期獲利潤且獲利完全依賴第三人努力等條件，就應受到SEC的監管，并需遵守相關證券法規。SEC主席GaryGensler曾表示，許多加密貨幣資產都具有證券屬性，但比特幣是他唯一愿意公開承認是商品的加密貨幣。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將虛擬貨幣視為“商品”并對其進行管理。由于美國《商品交易法》（CEA）對商品的定義較為寬泛，包括有形和無形商品，虛擬貨幣無論是被定義為“商品和物品”還是“權利和利益”，都會落入CFTC所定義的商品范疇。若某虛擬貨幣交易被定義為CEA項下的“期貨交易”，即交易對象為非“合格合約參與者”或“合格商事主體”（散戶），且以保證金或杠桿方式進行交易，或通過融資性安排完成交易，那么虛擬貨幣期貨交易平臺及從事虛擬貨幣交易的中介機構會受到CFTC的管轄，并受到CEA的規制。不過，若交易具有CEA規定的除外情形，如商品交易合約自簽署之日起28天內或CFTC規定的更長期限內發生合約標的商品的實際交付，則不被視為期貨交易。美國金融犯罪執法網絡（FINCEN）將虛擬貨幣看作貨幣的替代物并對其進行規范。2013年3月18日，FINCEN發布指導文件，明確銀行保密法（BSA）適用于創建、獲取、分發、交換、接受或傳播數字貨幣的人員或機構，將這些主體定義為用戶、管理機構和兌換機構。其中，用戶不受BSA注冊、報告、保存記錄等規則的約束，而虛擬貨幣的管理機構和兌換機構則要受到約束，尤其是貨幣兌換者，除非限制或免除其適用該定義，否則一定要受到BSA的約束。在州層面，各州對數字貨幣的監管態度和政策存在差異。紐約州于2015年8月8日在紐約州法典中增訂有關虛擬貨幣的立法，這是全世界第一部為虛擬貨幣制定的專門性法律，將虛擬貨幣獨立于其他支付工具之外，專門制定獨立規范。華盛頓州金融機構部于2018年6月18日發布的《虛擬貨幣條例》認為，加密貨幣是一種支付手段，組織交易的主體必須擁有政府頒發的許可證。這種州與聯邦監管并存的模式，使得美國在數字貨幣監管方面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一方面，聯邦層面的監管機構從宏觀角度對數字貨幣的證券、商品、反洗錢等方面進行監管，維護金融市場的整體穩定和投資者保護；另一方面，各州根據自身的經濟發展需求、金融生態環境等因素，制定適合本州的監管政策，為數字貨幣的創新和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間。然而，這種模式也可能導致監管重疊和沖突，增加監管成本和企業合規難度。例如，一家數字貨幣企業可能需要同時滿足聯邦和州的不同監管要求，這可能會導致企業在合規方面的資源投入增加，影響其發展效率。6.2日本的立法與實踐日本在數字貨幣立法方面采取了積極的舉措，將比特幣等數字貨幣視為合法的支付工具，這一立法背景與日本的金融創新理念和市場需求密切相關。2016年，日本通過修訂《資金結算法》，正式將比特幣等數字貨幣納入支付工具的范疇，使其在法律上獲得了與傳統支付方式同等的地位。這一舉措的出臺，源于日本對金融創新的開放態度以及對數字貨幣市場潛力的認可。隨著全球數字貨幣市場的興起，日本看到了數字貨幣在提高支付效率、促進金融創新等方面的巨大潛力，因此決定通過立法來規范和支持數字貨幣的發展。在實踐中，日本對數字貨幣交易平臺實行嚴格的牌照管理制度，以確保市場的規范和安全。截至2024年，日本金融廳（FSA）已向多家數字貨幣交易平臺頒發了牌照，如Bitflyer、Coincheck等。這些獲得牌照的交易平臺需要遵守一系列嚴格的監管要求，包括客戶資金的分離管理、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措施的實施、信息披露的完整性等。在客戶資金分離管理方面，交易平臺必須將客戶的數字貨幣和法定貨幣存放在獨立的賬戶中，與平臺自有資金嚴格區分，以防止資金挪用和混同風險。在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方面，交易平臺需要建立完善的客戶身份識別和交易監測機制，對異常交易進行及時報告和處理。日本的立法與實踐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從市場規模來看，日本成為了全球重要的數字貨幣交易中心之一。據統計，2023年日本數字貨幣交易市場的年交易額達到了數百億美元，交易活躍度持續攀升。眾多數字貨幣企業紛紛在日本設立業務，吸引了大量的投資和人才，推動了數字貨幣行業的繁榮發展。在金融創新方面，日本的數字貨幣市場催生了一系列創新應用。一些企業利用數字貨幣和區塊鏈技術，開發出了新型的跨境支付解決方案，實現了跨境支付的快速、低成本和安全。在供應鏈金融領域，數字貨幣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通過智能合約實現了供應鏈上的資金流與物流的高效協同，提高了供應鏈的透明度和效率。在消費者保護方面，日本的立法為數字貨幣消費者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當消費者在數字貨幣交易中遇到糾紛時，可以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尋求救濟。如果交易平臺存在欺詐、違規操作等行為，消費者可以向金融廳投訴或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使得消費者在參與數字貨幣交易時更加放心，增強了市場的信心。日本的立法與實踐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借鑒，展示了在合理監管下，數字貨幣市場能夠實現健康、有序的發展。6.3新加坡的分類監管新加坡在數字貨幣監管方面采取了分類監管的模式，根據數字貨幣的屬性和功能進行分類管理，這種模式具有獨特的特點和優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將數字貨幣分為證券型數字代幣、支付型代幣和實用型數字代幣三大類。對于證券型代幣，若其發行被視為資本市場產品，具有資本投資屬性，如可表示所有權、集資投資行為等，將根據《證券期貨法》（SFA）受到MAS的監管。在發行和交易過程中，必須符合《證券期貨法》和《財務顧問法》的相關要求，除非獲得免許，還需符合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的規范和要求。在支付型代幣方面，2019年通過的《支付服務法》（PSA）將數字支付代幣服務（DPTS）納入支付牌照監管范圍。在新加坡提供數字支付代幣服務，包含提供DPT買賣或交易服務，需要獲得MAS頒發的牌照，并遵守PSA關于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相關規定。2021年的修訂案進一步將數字支付代幣服務商擴展到提供DPT轉賬、DPT錢包托管、去中心化DPT交易的服務機構，加強了對數字支付服務的監管。對于實用型數字代幣，目前監管相對寬松，主要關注其是否涉及洗錢與恐怖主義融資等非法活動。這種分類監管模式充分考慮了不同類型數字貨幣的特點和風險，能夠實現精準監管，提高監管效率。對于風險較高的證券型代幣，實施嚴格的監管措施，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而對于風險相對較低的實用型代幣，給予一定的發展空間，鼓勵創新。新加坡還推出了“監管沙盒”制度，為金融企業創新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環境。參與的Fintech公司在事先報備的情況下，允許從事和目前法律法規有所沖突的業務，即使被官方終止相關業務，也不會被追究相關法律責任。若ICO發行的數字代幣可視作資本市場產品，即可申請進入MAS的“監管沙盒”以進行試驗性運營，獲批后MAS將提供適當政策支持，放松相關法律或監管要求。新加坡的分類監管模式對我國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在監管思路上，我國可以借鑒新加坡根據數字貨幣屬性進行分類監管的做法，改變以往“一刀切”的監管方式。對于具有不同功能和風險特征的數字貨幣，制定差異化的監管政策，實現精準監管。對于用于支付的數字貨幣，可加強對其支付安全性和穩定性的監管；對于具有投資屬性的數字貨幣，強化對投資者保護和市場風險的防控。在監管制度建設方面，我國應加快完善數字貨幣相關的法律法規，明確數字貨幣的法律地位和監管規則。新加坡通過《證券與期貨法》《支付服務法》等法律對數字貨幣進行規范，我國也應結合自身國情，制定相應的法律制度，為數字貨幣的監管提供堅實的法律依據。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與合作，避免出現監管空白和重疊。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數字貨幣監管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但也需要與其他相關部門密切配合，我國可借鑒這一經驗，建立健全跨部門的數字貨幣監管協調機制。七、完善我國數字貨幣法律屬性界定的建議7.1明確數字貨幣的法律定位在我國，目前數字貨幣的法律地位尚未明確，這給數字貨幣的監管和應用帶來了諸多不確定性。從我國的法律體系和金融監管需求出發，建議在法律層面明確數字貨幣為虛擬財產。我國《民法典》雖然規定了法律對數據、網絡虛擬財產的保護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但對于數字貨幣這種特殊的虛擬財產，還需要進一步細化和明確相關規定。從實踐來看，將數字貨幣認定為虛擬財產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大量涉及數字貨幣的司法案例中，如北京虛擬貨幣盜竊案和上海比特幣返還案，法院已傾向于將數字貨幣視為具有財產屬性的虛擬財產進行處理。這表明將數字貨幣認定為虛擬財產符合司法實踐的需求，能夠為解決數字貨幣相關糾紛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將數字貨幣認定為虛擬財產，需要明確其權利義務。數字貨幣的持有者對其擁有所有權，有權對數字貨幣進行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在交易過程中，數字貨幣的交易雙方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履行合同約定的義務。當數字貨幣的所有權受到侵害時，持有者有權依據相關法律規定，通過訴訟等方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監管原則方面，應堅持審慎監管和分類監管相結合。審慎監管要求監管部門充分認識數字貨幣的風險，采取謹慎的監管措施，防范金融風險，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分類監管則是根據數字貨幣的不同類型和用途，制定差異化的監管政策。對于具有支付功能的數字貨幣，應加強對其支付安全性和穩定性的監管；對于具有投資屬性的數字貨幣，應強化對投資者保護和市場風險的防控。在稅收政策方面，也需要根據數字貨幣的虛擬財產屬性進行明確和完善。應制定相應的稅收政策，明確數字貨幣交易的納稅義務和稅收征管方式。對于數字貨幣的買賣、轉讓等交易行為，應按照財產轉讓所得征收個人所得稅或企業所得稅；對于數字貨幣的挖礦行為，應根據其消耗的資源和產生的收益，合理確定稅收政策。通過明確稅收政策，既能規范數字貨幣市場的交易行為，又能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7.2構建數字貨幣監管體系構建完善的數字貨幣監管體系，是防范金融風險、保障數字貨幣市場健康發展的關鍵。在交易平臺監管方面，應建立嚴格的準入機制。要求數字貨幣交易平臺必須具備一定的技術實力、資金實力和風險管理能力，才能獲得運營許可。要對交易平臺的技術安全性進行嚴格審查，確保其具備抵御網絡攻擊、數據泄露等風險的能力。對交易平臺的資金實力進行評估，要求其具備充足的資金儲備，以應對可能出現的流動性風險。交易平臺應實施嚴格的用戶身份驗證和交易監控措施。采用多因素身份驗證技術，確保用戶身份的真實性和準確性，防止身份冒用和欺詐行為。建立實時交易監控系統，對交易行為進行實時監測和分析，及時發現異常交易和潛在的風險。當發現異常交易時，應立即采取措施，如暫停交易、凍結賬戶等，并及時向監管部門報告。資金流轉監管是數字貨幣監管的重要環節。加強對數字貨幣交易資金來源和去向的審查，防止非法資金流入數字貨幣市場。要求交易平臺建立資金托管機制，將用戶資金委托給專業的金融機構進行托管，確保資金的安全和獨立。通過與金融機構合作，實現對數字貨幣交易資金的實時監控和追蹤，確保資金的合法合規流轉。在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方面，監管部門應與金融機構、交易平臺等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共同防范洗錢和恐怖融資風險。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對數字貨幣交易數據進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及時發現可疑交易線索。一旦發現可疑交易，應迅速展開調查，并采取相應的措施，如凍結資金、追蹤交易鏈條等，打擊洗錢和恐怖融資行為。監管技術創新對于提升數字貨幣監管效能至關重要。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實現對數字貨幣市場的實時監測和風險預警。通過大數據分析，可以對數字貨幣市場的交易數據、價格走勢、用戶行為等進行全面分析，及時發現市場異常和潛在風險。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可以建立智能風險評估模型，對數字貨幣交易平臺和項目進行風險評估，提前預警風險。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應對數字貨幣帶來的全球性風險。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監管機構建立合作機制，分享監管經驗和信息，共同制定數字貨幣監管標準和規則。在跨境數字貨幣交易監管方面，加強國際間的協調與合作，共同打擊跨境數字貨幣犯罪，維護全球金融穩定。通過參與國際合作，提升我國在數字貨幣監管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推動全球數字貨幣監管體系的完善和發展。7.3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在數字貨幣監管規則制定方面，國際合作具有重要意義。數字貨幣的跨境特性使得其交易不受地域限制，單一國家的監管難以有效應對其帶來的風險和挑戰。因此，各國應加強在監管規則制定上的合作，共同商討并制定統一的國際標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等國際組織可以發揮主導作用，組織各國監管機構進行交流與合作，制定數字貨幣的監管框架和原則。在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監管規則制定上，各國應統一客戶身份識別標準、交易報告要求和可疑交易監測機制，防止數字貨幣被用于非法活動。通過制定統一的監管規則，能夠減少監管套利空間，提高全球數字貨幣監管的有效性和一致性。信息共享是加強國際合作的重要途徑。各國監管機構應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及時分享數字貨幣交易平臺的運營情況、交易數據、風險事件等信息。這有助于各國監管機構全面了解數字貨幣市場的動態，及時發現潛在的風險和問題。在跨境數字貨幣交易中，當一個國家的監管機構發現某一交易平臺存在異常交易或違規行為時，可通過信息共享機制，迅速將相關信息傳遞給其他國家的監管機構，以便共同采取措施進行監管和處置。利用大數據和區塊鏈技術，構建全球數字貨幣監管信息共享平臺，實現信息的實時共享和安全傳輸，提高監管效率。在打擊跨境數字貨幣犯罪方面，國際合作尤為關鍵。數字貨幣的匿名性和便捷性使其成為犯罪分子進行跨境洗錢、走私、恐怖融資等活動的工具。各國執法機構應加強協作，建立跨境執法合作機制，共同打擊數字貨幣犯罪。在案件調查中，各國執法機構可以相互協助，提供證據支持和調查線索，提高案件偵破的效率和成功率。通過國際刑警組織等國際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