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講稿專家版《中華民族共同體概論》大講堂之第八講供奉中國與中華民族內聚發展（遼宋夏金時期）遼宋夏金時期呈現出供奉中國的內聚型運動的歷史大勢，各個政權從自稱中國到共稱中國，甚至到他稱中國凝聚了對中國的認同。遼宋夏金時期堪稱今天中國中國人中國地認同的歷史強化期。大家好，我是來自中央民族大學的孔新峰，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內容是第八講，供奉中國與中華民族內聚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峙如宋、遼、夏金都被稱為桃花石，遼宋夏金時期，中華大地上政權并立，在此360余年中，政權之間的戰爭不絕，但中華民族的共同性卻繼續發展。在政治方面各政權競逐中國正統，政治理念和制度越爭斗越趨同。在經濟方面，各區域經濟沖破政權并立障礙，形成互補共構成政治整合的深層力量。在社會方面，各政權都推動所轄區域內的族群融合，局部性的交融，為后來的跨地區的深度交融奠定了基礎。普遍的社會禮俗和共同的心理基礎開始形成。在文化方面，更多的族群文化匯入到中華文化圈，多種思想文化匯通融合，三教匯通的文化共同體開始形成，中華文化發展到了新高度，并立政權相互依賴，共尊中華認同，共成中華之志，共筑中華版圖，始終無改大一統的政治追求和統一共識向內凝聚的運動，始終貫穿這個時期的歷史全程，邊疆和中原地區的一體化整合，有力推動多元一體格局的內涵豐富深化。元明清三代更高質量的大一統的基礎堅實奠定。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互相離不開中國各民族休戚與共，命運與共的血肉關系。在此一時期深度成型。下面我將重點講授三個問題，他們如何看待文化認同的新發展?第一個問題，如何看待宋代的文明高度?宋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代，20世紀以后有幾位史學家對宋代極為推崇，陳寅恪先生在鄧廣明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中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正。錢穆國史大綱雖認為宋朝積弱不振，積貧難療，但也承認宋朝是中國士大夫階層政治自覺的一個偉大時代，一次次推動了政治變革，孕育了學術思想的新世紀曙光。著有中國文化史的柳儀征，也同樣認為有宋一代武功不敬，而學術特經濟生活等層面來講，宋朝確實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頂點，是中華文明其實錢穆也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后乃為后代中國就宋代言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較之前代莫不有變，嚴復也曾指出，古人好，讀前四史，亦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正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易揪心。宋代是在社會經濟制度建設、科技文化等多方面領先世界的時期，同時也是外部面臨周邊政權擠壓，內政因循求穩的時期，是面臨著很多嚴峻挑戰的時期，戰略格局、政策應對都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問題。貧弱頌和風雅頌形象交織，舉凡人心正俗，文化盛衰，古今社會等，宋代都構成了關鍵的轉型期，其核心特點乃是走向平民化、世俗化和人咱們的課程而言，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宋代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統一王朝，在它的北邊始終有一些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權和它同時存在。可以說遼、宋、夏、金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南北朝時期，宋朝延續的是5代10國的格局，5代10國延續的是安史之亂之后，君頭坐地稱王的格局。唐朝中晚期一直到5代10國就是這么走過來的。在中國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格局下，很多問題并不是一個小共同體可以解決的。趙宋。結束5代10國的分治狀態，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趙匡胤在960年通過非常戲劇性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宋朝，黃袍加身不是標準意義上的軍事政變，而是一批武將擁戴一個政治強人讓他來做皇帝，取代無能的王朝。黃袍加身后，趙匡胤擔心哪一天再出現一次陳橋兵變，一定要防范類似的事情發生，他心心念念的就是如何解決中唐以來地方尾大不掉的問題，于是引出了杯酒釋兵權的故皇上您怎么不高興?趙匡胤說我怎么能高興?哪天你們當中哪個人稱帝了，我不就成階下囚了嗎?功臣們感到很恐懼，第二天紛紛稱病請辭，交出兵權，頤養天年。趙匡胤用和平的辦法把武將解職。從朝廷角度來說當然很安心，但導致了一個不良后果。那就是宋朝300年文質有余而武備不足，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因為大多數的朝代都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宋朝一方面以兵立國，另一方面自宋太宗開始建立了一種消極防御的戰略。12~13世紀是中國歷史上北方民族活躍的又一重要時期，周邊有很多民族政權崛起，此時的遼金元政權既有別于匈奴、突厥、漠北回紇等草原游牧汗國，又不同于鮮卑、北魏王朝、五代沙陀王朝，這樣長期居處漢地，最終放棄草原故土的北族王朝。他們大多自覺積極地學習中華文明，模仿中土政治，已成長為相當成熟的政權，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都能夠跟趙宋王朝長期抗衡。北宋名臣富弼曾提出所謂辛夷狄說，指出遼于西夏已非上古之夷狄，并對二國作出中肯的評價，得中國土地以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訪中國官署，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阿爾迪所咱們的教材引用到這里就戛然而止了。實際上復辟在接于中國等之后還接著說，而又晉兵驍將長于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起。在此情況之下，中原王朝所占據的核心作用和領頭地位便不再體現為統一大業的領導權，而是表現在政治制度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方面的輻射性影響。就此而言，兩宋的武功的確不足，但宋朝絕對不是一個積貧積弱的社會，宋朝重文輕武，文治獲得高度發展宋太祖，宋太宗都認為一定要提升知識分子的地位，讓他們在政治決策中充分表達意見，這是宋朝學術高峰不可或缺的外部條件。所謂宋學是一個比較開放的概念，宋代所有學術成就都可包括其中新儒學是宋學的主流，是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解釋，又因解釋方式不同而產生不同派別。最有影響力的是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劍圣的理學而理學又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理學既包括道學，也包括心學前者乃是程頤朱熹一派，后者則是陸九淵王陽明一派。那么宋朝的開明體現在哪些方面?就治國理政方針來講，值得注意的有立紀綱和昭和氣，兩端這兩端猶如車之兩軸相輔相成，紀綱就是歐陽修等人所說的綱紀是法治規矩的意思，這是宋代治國理政的異端。另外一端是和氣，當時人們認為天地之間有陰陽二氣，如果他們自然不受干擾的交互運行，就能夠感召和諧雍睦之氣。宋人通常把它與仁義仁政聯系在一起，比起唐代宋朝的知識人更具有政治和學術的雙重面向，更不理會皇帝，而且有時候以被處罰為榮耀，覺得自己總算在清史上留下了一筆蘇軾、歐陽修都是因為反對皇帝而被流放，他們的反不是造反，而是因為愛皇帝而反，就是不贊成皇帝的觀點和主張。皇帝對他們很惱火，但是既不能殺又不能抓，只能夠流放。被流放以后，這些人就在山水之間大玩行為藝術。在此狀態下，宋朝的言論空間被打開了，知識人可以自由地議論政治，也使后代的知識人覺得宋朝是一個蠻值得肯定的王朝。宋代的經濟發展有非常耀眼的著名的史學家伊茂可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有一本書，thepatternofChinese中國歷史上的發展模式主要從社會經濟角度來談中國歷史的發展模式，這本書指出中古時期的中國出現過所謂經濟革命，這個時段正處于宋代，國內也有不少經濟史家做過類似概括，有的將宋代傳統農業達于成熟，稱為綠色革命，有的將宋代面向大眾的商業網絡建設稱為商業革命，有的將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出現稱為貨幣革命，有的將都市面貌從封閉的里坊制向開放的街巷制的變化稱為城市革命。可能還有所謂的科技革命，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技術的完善傳播，基本是在宋代完成的。后世所講的白銀資本最初就是從宋朝全球貿易開始產生，境外的商人也來到中國進行貿易。泉州杭州在當時都是重要的貿易集散地，來自中亞西亞，甚至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和北非的商人，都或多或少在泉州留下了自己的印記。泉州能夠獲得世界文化遺產的美名，就是因為在宋元時期成為全球貿易極為重要的中心。大家如果去讀一讀東京夢華錄，就會發現其中描述的各行各業的繁榮程度和市民生活的舒適度，達到了此前中國歷史第二個問題是如何看待競分多國亦若一家，在舊式的中國歷史敘事譜系中，說完了唐代，接著就會說宋代所謂唐宋元明清是也但嚴格來說將唐元之間表述為遼、宋、夏、金更為合理，因為遼西、夏、金也都有強大的時空延續性，不僅具有中國領土的一半左右，遼代的建立時間甚至比宋代還要早40余年。宋遼、西夏、金并存的幾個世紀，實際上是在延續南北朝時期北部中國的發展，而且比五胡十六國發展的體量更大，規模更大，延伸距離更遠，而且更向心。這一時期的族群整合，比南北朝時期更為集聚更為明顯。原來很分散的族群都逐漸結宋朝自然與遼西、夏、金幾個政權相沖突，但并沒有稱這些政權為偽沒有看成法統意義上的正或者偽，只是一副看不慣我又干不掉我的樣子。元順帝時，朝廷以丞相脫脫帖木兒為主持，為遼、宋金三朝編修正史將三朝均視為正統，平息了是否獨尊宋統的爭論，各為正統，這是中國歷史學上一個創造性的解釋，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爭議，也更合乎歷史事實。遼宋夏金的分治結束后，在13世紀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元明清大一統3.0版。宋元之際的浙東讀書人王應麟，曾編寫在后世稱為重要蒙學讀物的三字經。作為一個亦不地元的南宋遺老。王應麟非常的克制和中性的寫道言，宋興受周善十八傳，南北混，盡管沒有對元代一統天下謳歌盛贊，但南北混三字已經極其傳神地勾勒出大一統3.0版的混一南北之功。三字經在問世后屢經增補，清道光年間的賀興思，將王應麟版本的12個字豐富為遼與金，皆稱帝元，滅金絕宋氏立中國兼戎狄，證實了遼宋金政權先后并立的史實，凸顯了這一時期為更高水準的大一統所做的鋪墊。遵循上述史觀，可以更為準確地把握這個時期的歷史特點。從時間上看，隋唐王朝到遼宋、夏金，乃是從高水平的一統走向高水平的并立，遼、宋、夏金到元統一，則是從高水平的并立走向更高水平的統一。從空間上看，遼、宋、夏、津呈現出晉分多國亦若一家的景觀，有過戰，但戰不是常態，存在分，但不會永遠分。從性質上看，遼宋夏金時期呈現出供奉中國的內聚型運動的歷史大勢。遼宋夏金各朝共成中國認同遼史事表認定遼之先出自炎帝，遼道宗時期的黃巢實錄認為遼為黃帝后裔先，衍大師墓碑則既有大遼、中國、西夏李元昊立國后，遣使向宋上表曰，臣祖宗本初帝胄，創后魏之初期，自稱自己的祖先，乃北魏的拓跋氏，而拓跋鮮卑自稱黃帝之子昌邑少子之后，金朝建國之初就昭告天下，要取代遼朝的正統地位，滅遼而具有中原后更自稱中國。海陵王指出天下一家，然后可以為正統金。世宗則說，我國家處遼宋主居天下之正，如西遼、于田、高昌、卡拉汗、大理等地方政權，也都自認中國或中國的一部。遼宋互稱南北朝。遼道宗說，雖竟分二國而益若一家。宋哲宗指出，兩朝百年和好有同一家突厥語大詞典用上秦、中、秦、夏、秦分別指宋契丹及卡拉汗王朝，表示三者同為中國卡拉汗王則自稱桃花石汗，即中國之汗。由于遼朝和西遼的中國認同和巨大影響，俄羅斯及中亞地區迄今仍以契丹之稱中國。總之各個政權從自稱中國到共稱中國，甚至到他稱中國凝聚了對中國的認同。遼宋夏金時期堪稱今天中國中國人中國地認同的歷史強化期。遼宋夏金時期，諸政權在經濟上經歷了從自身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互見識惑之至，到共享中國之力的歷程。各政權因地制宜，相互借鑒，綜合采用農牧等多元經濟制度，形成了以中原的錢貨流通為核心的經濟制度，以榷場為代表的經貿交往交流體系，為后世的一統奠定了經濟共同體基礎。遼宋夏金時期諸政權各自版的開拓相互之間的戰與和，都是在認同天下一體的語境之下展開的內聚性運動。戰是統一之戰和是君臣叔侄之和，始終處于天下一體的政治語境之中。這個時期的戰與和將諸政權所轄的中原、北方、東北、西北連在一起加以鞏固，共聚了中國版圖。遼宋夏金時期，北方的游牧漁獵和中原的農耕族群多向度進行遷徙，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群的分布格局，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新一輪的交往、交流、交融，為元明清大一統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遼宋夏金時期在認同中國共稱中國的政治語境之下，諸政權還共同的繼承和發展了隋唐5代以下中華傳統政治制度，也就是所謂的中國之治，突出的表現在禮制官制、行政科舉、律法等方面。這里要特別的提一下遼國一國兩制的二元體制。石敬瑭割讓了燕云十六州，于是契丹人建立的遼國跨越了中原和塞外的土地，為了安撫境內為數眾多的漢人，穩固對于原屬漢人的疆土的統治，遼太宗確立了因俗而治的統治方略，推行藩漢分治的基本國策，即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對于所占的漢人疆土的治理，在政治體制、典章禮儀、法律制度、選官機制等諸多方面一概遵循漢制，奉行一國兩制的二元體制。南方是郡縣制的州郡，不過在州郡之中也穿插了許多以北方胡人軍隊駐防的地區稱之為投下金庸的小說。天龍八部里的蕭峰即曾被封為南梁道宗曾說，物修文物彬彬不異于中華，實際上遼代的二元體制，即后來金代的所謂蒙安謀克制，在繼承中華文物禮制的同時，也為混一南北后的大規模跨體系政治共同體的治理體系構建提供了重要的靈感來源。我們還要準確的理解古典的戰爭，邊戰邊談視為常態，各族群最終的目標是生存，各自的訴求亮出來以后能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那就只能上疆場，彼此彎弓，打完之后再次嘗試妥協。理解這段歷史，不能站在華夏中心論的立場上。當時對趙宋王朝而言，遼金西夏的確是異族政權，但我們作為千年以后的講述者和閱讀者，我們今天需要關注的不能僅僅是沖突，而應更多地觀察各族群政權的交往、交流、交融。金庸先生的幾部經典作品，如天龍八部、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都涉及宋、遼、金、西夏、蒙古等族群的沖突和妥協。金庸先生和那些電視劇的編導們的歷史感是很正的，你很難感覺到這是一個嚴整的異族和華夏文明的沖突。趙宋王朝文化發達，但周邊族群同中原族群在文化上并沒有絕對的落差，各族群還是處于相互交流各自調整的狀態中，中原文明向4周輻射，4周進行吸納，在接納了先進族群的文明后，很可能后來居上，在某方面超過先進族群，也就更為深度地融入到一個內向凝聚的大中國。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文化認同的新發展?宋朝轉向內向，尤其是南宋士大夫產生了華夷之辨的思潮，闡釋并發展了傳統的正統論。歐陽修所著正統論，指出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一個都不能少。南宋由此可見，基于事實的大一統和基于道理的大居正，政治上的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在遼宋、夏金時期逐漸匯流，并衍生出治統與道統之明末清初的顧炎武便特別強調亡國亡天下之變，而到了清康熙帝那里，更是形成了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事至統之所系的清醒認知。遼西夏金乃至后世的元代莫不逐漸產生了堅定的以道統護持治統的文化認同意識。在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曲阜孔廟13碑亭的故事，告訴大家精美的石頭會唱歌的道理。大家可能都聽過周杰倫的歌曲愛在西元前，有句歌詞說祭司神殿征戰，弓箭是誰的?從前是誰的，從前是國家的從前。古代國家最重要的功能有二，一是祭祀，二是戰爭。正如左傳所載國之大事為嗣于榮，這也清晰表明了祭祀在中華文化傳統中極為重要的地位。在帝制中國祭孔制度作為國家試點，是古代中國政治權力和文化傳統最閃耀的焦點元。惠宗以漢祖至嗣，天下歸心，唐宋生嗣，永希音作用此道也來形容祭孔制度的不斷發展。祭孔制度已嵌入古代中國政治制度之中，成為帝制中國一項重要的政治儀式。曲阜是我的老家，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的誕生、講學、安葬和后人祭祀之地，是中華文化誕生與發軔的核心區域。鄒路舊邦儒教所起，坐落于孔子故里的闕里孔廟，兼具家廟與關廟雙重性格，可以說是儒家乃至中華文化的盛譽在古代中國的道統之源，確立孔廟樂，聞于時是祭孔四典的關鍵政治儀式，是古代中國國家象征能力建設的重要一環。十三碑亭是闕里孔廟的第六進院落院內現存金代碑亭兩座，元代碑亭2座，清代碑亭9座，高大的碑亭成兩行排列，布局為南八、北五。按照孔廟建筑的發展，清代的石碑和碑亭應該建在明代碑亭的前面，但是清代帝王為了顯示其政權的合法性，以及對儒家學說的推崇，硬是把他們的碑亭擠進了一個小小的院落之中。由于建筑的密集度在平面上侵占了東西方向的甬道的全局均衡感，在空間上碑亭的眼角也交叉擠壓成交錯互嵌第一十三，碑亭全部由華夷體系中作為異族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