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第4章帝國時代的文化大1統中國文化史第四章帝國時代的文化大一統（上）本章主要內容導言一、專制帝國的文化模式二、漢文化對秦、楚文化的繼承三、秦漢帝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四、經學與經今古文之爭導言文化整合的特點：過程性、整體性祈望四海一家、萬邦協和，是中國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種心理趨向。春秋：尊王攘夷。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復周”；墨子：“一同天下之義”；戰國：諸侯力政。孟子：“定于一”；荀子：“四海之內若一家”；《書·大禹謨》：“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國家統一，使多元文化整合的速度加強；而整合后的一統文化，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又反過來增進政治一統。秦漢四百余年間，這二者互相推助，形成互補機制。其效應是：統一被認為是合理的、正常的，分裂被認為是違理的、反常的。秦漢文化造成的這一定勢，惠及此后兩千年的中國歷史。秦漢四神瓦當。瓦當俗稱“筒瓦頭”或“瓦頭”，是我國古代宮室房屋檐端的蓋頭瓦，用以覆蓋椽頭，抵當風雨侵蝕。雕繪其上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與四極（東西南北）、四維（左右上下）、四季（春夏秋冬）和四色（青白赤黑）相對應。一專制帝國的文化模式“大一統”的詞源大一統帝國的建立中央集權的建立秦朝的文化統一政策秦朝的五德終始學說漢代的文化政策“大一統”的詞源所謂“大”，就是尊重、重視；所謂“一統”，即“萬物之本皆歸于一”，本指諸侯天下皆統一于周天子，后世經解也借以指普天之下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同化一致，全國實現“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混一”格局。公元前3世紀末葉，秦王嬴政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君主專制的集權國家。“六國畢，四海一”大一統帝國的建立秦始皇像。《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其形象多出于后人想象。秦始皇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史記·秦始皇本紀》大一統帝國的建立這樣，通過郡縣制將地方權力集中到朝廷，又通過三公九卿制將朝廷大權集中到皇帝手中，實現了韓非“要在中央”的政治構想。秦代陽陵虎符。兵符是調動軍隊的憑信，授兵者和掌兵者各據一半，左右相合方可調兵。該件兵符鑄為臥虎之狀，虎頸至胯間左右各有錯金篆書銘文兩行十二字：“甲兵之符，右才（在）皇帝，左才（在）陽陵”。虎符高3.14厘米，長8.9厘米，傳為山東省臨城出土，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秦朝的文化統一政策秦朝還進行一系列整齊劃一的文化變革，以改變東周以來“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文化分裂格局。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行同倫地同域；修秦律書同文秦將各國文字統一為小篆。車同軌：秦馳道示意圖《秦律十八種》竹簡。湖北云夢睡虎地11號秦墓出土，字體使用“秦隸”。可將其律文與漢墓出土的漢律進行對比研究。秦半兩度同制修秦律從文化史角度審視，秦朝統一文化的舉措，雖然以強化專制君主集權為目的，并且是通過政治暴力這一“惡”的杠桿得以實現的，但是它增進了秦帝國版圖內廣闊地域間人們社會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同一性，從而為中華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奠定堅實基礎。秦朝為確立大一統的帝國模式，即專制集權的國家制度和整齊劃一的文化形態，所作的種種努力，垂之久遠，為后世列朝所沿襲。法家思想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韓非子·亡征》徭役多則民苦《韓非子·備內》上以無厭責己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韓非子·安危》秦亡的原因李斯勸諫二世曰“關東群盜并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過秦論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后奸偽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借公侯之尊，奮臂于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

二漢文化對秦、楚文化的繼承

反秦復楚的斗爭與漢帝國的形成漢朝對楚文化的繼承漢朝對秦文化的繼承伏羲和女媧：南北文化的交融反秦復楚的斗爭與漢帝國的形成秦漢帝國是中國制度文化的定型期，這四百多年期間形成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和統治性意識形態，一方面是春秋戰國多元文化的一個總結，另一方面又為其后兩千年的傳統社會奠定基本模式。戰國晚年,楚國軍事力量雖已就衰,但在關東六國中還是最強大的。長平戰役之后,六國中與秦同大而足以難秦的,只有楚。秦滅楚,經過了較久的艱苦戰爭。楚被滅后,潛力還在。所以陳勝一呼而楚境震動,關東沸騰。亡秦必楚秦楚之爭,最后的勝利者是楚。勝利的楚以劉邦為代表,轉化為漢的皇權,這同時又是秦始皇已開其端的統一的回歸,帝業的勝利。……它昭示于后人的歷史結論,一是非張楚不能滅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漢。滅秦和承秦,相反而又相成,其間都有楚作為中介。漢朝之所以稱漢朝,是因為楚人項羽把楚人劉邦封在漢中和巴、蜀,稱之為漢王,劉邦即皇帝位后不改國號,如此而已,究其實,漢朝是楚人建立的。巨鹿之戰秦末大起義中，項羽率領數萬楚軍（后期各諸侯義軍也參戰），同秦軍主力在巨鹿（今河北平鄉）進行的一場重大決戰性戰役，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戰役之一。項羽破釜沉舟，以大無畏精神在各諸侯軍畏縮不進時率先猛攻秦軍，帶動諸侯義軍一起最終全殲王離軍，并于數月后迫使另二十萬章邯秦軍投降。從此項羽確立了在各路義軍中的領導地位。經此一戰，秦朝主力盡喪，名存實亡。項羽：勿以成敗論英雄驍勇善戰：項王嗔目而吒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重情義：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于心乎?”每一個英雄都有一個“阿喀琉斯之踵”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剛愎自用歷史評價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夏日絕句》李清照逐鹿心雖壯,乘騅勢已窮。終全蓋世氣,絕意走江東。《秋晚雜興》陸游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劉邦：為之奈何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吾翁即若翁。必欲烹爾翁,則幸分我一杯羹。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漢朝對楚文化的繼承考古學上的后楚文化人物御龍帛畫。出土于湖南長沙子彈庫1號戰國楚墓，它與后來長沙馬王堆漢墓所出的幾件西漢帛畫性質相同，一般認為是用于喪葬儀式的旌幡，可與《儀禮》中關于喪葬的記載相互印證，同時也說明楚文化與漢文化的繼承關系。劉邦政權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淵源，決定了漢代文化是對楚文化和秦文化的雙重繼承和雙重揚棄，易言之，漢代文化是對春秋戰國時期多元地方文化的一次新整合。漢朝對秦文化的繼承楚歌、楚樂。“東皇太一”等宗教宗拜。從楚辭到漢賦。伏羲和女媧：南北文化的交融伏羲是北方中原文化的歷史符號，女媧形象是南方楚文化的歷史符號，二者的交融演繹，和盤古一起，成為了漢民族的創世之神。伏羲女媧圖此圖出自新疆吐魯番哈拉和卓古冢中，為唐初遺物。伏羲、女媧分別呈男女形象側身相對，各揚舉一手，伏羲執矩，女媧執規，另一手各抱對方腰部，下半身作蛇形交繞。畫面上部繪日，中有三足鳥，下部繪月，中有玉兔、桂樹、蟾蜍。滿幅大小不一的圓點代表天宇星宿。三秦漢帝國的國家意識形態

“大一統”的意識形態焚書坑儒與專制意識形態黃老思想與漢初的“休養生息”儒家的崛起李斯和董仲舒改革的實質“大一統”的意識形態秦漢帝國實行文化大一統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采取一系列具體措施，確立權威的思想意識，以保證人們從心理上認同、從精神上歸附其萬世一系的統治。尋求一統思想的努力，早在戰國中后期便已開始。荀子、韓非子、呂不韋等人便是綜合百家、鑄造一統思想的代表人物。成書于秦即將完成統一大業之際的《呂氏春秋》明確提出：“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秦始皇的思想轉變：統一前夕：用“雜家”面貌統治天下統一初期：獨尊法家，并將六國文籍收蓄咸陽，集中文學博士清理之，“欲以興太平”統一中后期：因儒生非議時政，主分封而反郡縣，終于導致“焚書坑儒”的發生焚書坑儒與專制意識形態李斯上奏，建議──……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以吏為師。（《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黃老思想與漢初的“休養生息”漢朝為鞏固君主專制，繼續尋覓統治思想。漢初，社會需要休養生息，主張自然無為的黃老思想提供了“與民休息”政策的理論基礎，在社會上深有影響；在統治集團內，“無為而無不為”的黃老之術能夠“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又兼采陰陽儒墨名法之要，自然應用廣泛。

黃老之術完全存乎一心，用乎一念，“其辭難知”，而且它“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對強化中央集權助力不顯。因此，經漢初蕭何、曹參、陳平、蓋公，以及景帝之母竇太后等人的一番勵行之后，它與專制集權的大一統帝國不相適應的地方漸漸顯露出來。高祖呂皇后玉璽。西漢高祖長陵陵園出土，上刻“皇后之璽”四個篆字。帝、后、諸侯王用印，都稱璽。儒家的崛起儒家思想顯示出特別的適應性。此時的儒家學說，汲納了法家思想，并兼攝陰陽五行、神仙方術，歷經數變，已與孔子以來的原始儒學略有不同，更接近于為專制政權贊劃籌謀的帝王之術。賈誼在《過秦論》中指責秦始皇：“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總結秦朝速亡的教訓在于“仁義不施”，主張以汲納多種成分的儒家學說，作為大一統帝國的統治思想。武帝即位之初，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建議以經過他改造的儒學作為專制帝國的統治思想──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焚書坑儒李斯：以暴力消滅異端，倡言“以吏為師”。董仲舒：反對濫施強暴，“崇儒更化”，找到與地主制經濟、宗法專制政體最相契合的文化形態──包容陰陽家及法家的新儒學。但二者思路卻如出一轍：都力主禁絕異端、維護帝王一統意志。都是在專制一統帝國建立后設計“大一統”思想體系，整合文化形態的謀士智囊。夏曾佑：尊天子，抑臣下，制禮樂，齊律度，同文字，攘夷狄，重珍符，壹是衷于孔教。……蓋自此以前，孔學為私家，儒分為八，未為害也；自此以后，孔學為國教，是非之準，主術之原，悉由于此，不能不定于一尊。東漢儒學講經圖。漢武帝以后，儒學（經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士人普遍誦習，帝王也常常親臨講筵，并對經學各派的爭論“臨制稱決”，加以裁斷。四經學與今古文經之爭

儒學的經學化儒家典籍地位的確立何謂今文經和古文經今文經和古文經的差別今古文經學的發展及趨勢今古文經學之爭的影響儒學的經學化先秦時期，“經”并非某一學派的專用名詞，諸子百家的典籍也稱“經”，墨家有“墨經”，道家有“道經”，法家有“法經”等，漢武帝時期，實行“罷黜百家，儒術獨尊”的思想文化政策，儒家的典籍被尊稱為“經”，“經”隨之成了社會道德的準則。儒家典籍地位的確立漢文帝設置“經博士”。漢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設立“五經博士”。其他外于此五經傳授統序以及兼治別家諸子的學者，盡遭罷黜。從此，由孔子及其后學所傳授的儒家典籍，正式成為大一統帝國的法定經典。漢代立《詩》《書》《禮》《易》《春秋》于學官，定位五經。東漢，通行的是七經，加《論語》《孝經》唐文宗，十二經，《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宋代，十三經，加《孟子》十三經的結集過程十三經注疏傳、注、說、記、疏、箋、證、正義等一整套闡釋儒經的學術體例。“注不駁經，疏不駁注；不取異義，專宗一家；曲徇注文，未足為病”等一系列嚴密的學術規范。可與西方文化中的《圣經》學術史相匹。宋刻本鄭玄注《禮記》。何謂今文經和古文經今文經：西漢初年，重修文治，開始發掘整理古籍，然秦火使先秦典籍遭到一大浩劫，已無舊本，只是戰國秦代以來的老儒憑記憶背誦，口耳相授，由弟子們以當時流行的隸書文字抄寫，整理而成，這部分儒家經典稱為“今文經”，學官博士們所教授的五經都是今文經。古文經：惠帝四年（前191），除“挾書律”，武帝時敕令丞相公孫弘開獻書之路，民間陸續有“秦火之余”的舊籍原本出現。景、武之際河間獻王劉德搜求到的“先秦舊書”，就有《周官》《尚書》《禮》《禮記》等；武帝末年，魯恭王劉馀拆除孔子后代住宅，從墻壁內發現《尚書》、《禮記》、《論語》、《孝經》，凡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