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分析皮凱蒂理論與中國古代的抑兼并經濟思想比較一、引言及文獻綜述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法國經濟學家，長期致力于收入分配研究工作。其經典代表作《21世紀資本論》(英文版)于2014年出版發行，旋即引發全球熱議。不僅收獲了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等學者的溢美之詞和鼎力推薦，更被布蘭科·

米蘭諾維奇(BrankoMilanovic)高度評價為“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著作之一”。那么，這部反映時代精神的鴻篇巨制可以為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帶來什么啟示呢?本文試圖從皮凱蒂理論與古代中國抑兼并思想比較中，揭示兩者共同的整體主義方法論特點，以資借鑒。近三年來，國外學界對《21世紀資本論》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在理論層面，右翼學者認為皮凱蒂假定社會財富總量固定不變(ThomasH.Mayor，2015)，著力揭露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結構和發展規律(MilicMilovanovic，2015)，傾向國家介入分配環節，通過累進稅消除經濟不平等，其整體理論風格與馬克思理論傳統一致。左翼學者對此表示反對，認為皮凱蒂沒有從社會關系的角度解釋清楚矛盾的規律。確切來說，無論概念定義，還是理論建構，皮凱蒂完全不同于馬克思，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意欲創建新的分配理論，卻無法超脫新古典經濟學的困境。達龍·

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森(DaronAcemoglu&JamesA.Robinson，2015)則認為，從書名到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闡釋和批判方式，皮凱蒂都在模仿馬克思。但就理論建構而言，皮凱蒂糅合了馬克思經濟學和索洛增長模型于自身理論體系中。在數學模型層面，皮凱蒂使用的數學模型受到質疑。比如替代彈性、儲蓄率、增長率和資本收入比等理論假設前提并非總是成立。在數據層面，有學者指出皮凱蒂的數據選擇和技術處理方法導致皮凱蒂結論有夸大社會不平等程度之嫌。如稅前數據不能反映稅改對個人財富的影響，數據平均值“高度典型化”等。不過，皮特K.恩斯(PeterK.Ennsetc，2014)認為研究市場經濟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問題，的確應采納稅前數據。在政策層面，大部分學者如艾倫J.奧爾巴赫和凱文·哈塞特(AuerbachAJ&HassettK，2015)認為資本稅將直接對無風險投資收益征稅，會導致跨期扭曲，同時也放棄了向回報率中其他收益征稅的可能。然而，萊納·尼曼(RainerNiemann，2015)認為資本稅是否影響投資時機，取決于不同資本稅參數。只有少數學者認為資本稅有提高經濟效率的可能，至少比現行稅制扭曲經濟的程度更低。國內學界首先對皮凱蒂理論進行性質甄別，有學者從理論立場、中心問題、核心范疇和研究取向等原則性標準，判斷《21世紀資本論》不是《資本論》的續篇。也有學者認為，資本回報率高企與一般利潤率下降，兩種觀點表面沖突，實質上是統一的。而且，皮凱蒂限定的資本，具有執行價值分割的權力，財富與資本可以等而視之，沒有背離馬克思資本概念的內涵。需要注意的是，皮凱蒂顛覆了庫茲涅茨假說，揭示了西方普世價值的虛偽性，體現了《21世紀資本論》反擊自由主義思潮的價值所在。關于政策借鑒探討，有學者贊同在國內開征資本稅，大部分學者則持反對態度，認為政府事后處理的政策主張是一種福利方案，影響市場效率，也不能真正實現社會公平。綜上，國外學界對《21世紀資本論》的學術價值和資本稅政策主張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國內學界就其對我國經濟改革的理論與政策借鑒也尚未達成共識。實際上，僅立足于技術層面的分析，難以窺得全貌，有必要站在中外經濟思想史的層面進一步考察。因此，我們嘗試從經濟學方法論的視角，對皮凱蒂抑制資本集中思想和古代中國抑兼并思想進行比較分析，拓展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以全面評價《21世紀資本論》的經濟思想史意義，并從中獲得啟發。二、皮凱蒂理論與古代中國抑兼并思想比較皮凱蒂理論集中體現于《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主要是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近現代關于資本或者說財富演變歷史的總結和分析;主張通過資本稅抑制資本集中，以化解社會財富的不平等。而古代中國抑兼并思想是我國傳統收入分配思想中一個重要分支，早在西漢時期就產生思想萌芽，之后逐步演變，到北宋時期已經發展成為一套成熟的經濟思想體系。這一思想主張國家干預經濟，通過國家參與工商業活動和土地分配，以削減私人財富和維護社會公平。皮凱蒂理論與古代中國抑兼并思想各自產生的歷史環境雖然相去甚遠，在財富觀、公平觀、不平等形成原因等方面的看法都因時空差異有所區別。并且，這兩種思想在面臨相同的社會現實問題(即社會財富分配失衡的格局危及社會安定和國家統治)時，采用對策的具體內容亦有差異。盡管如此，將兩者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并非絕無可能，剝去表象探究內里，可以發現他們都把公共利益看得重于個體利益，不希望社會陷入動蕩乃至發生革命，并且偏好政府干預經濟，通過再分配機制的設計與運作，實現社會公平。這些思想特征與整體主義方法論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方式大致相符，展示出兩種思想在方法論整體主義層面上深刻的同質性。本文正是在鐘祥財已經充分論述過古代中國抑兼并思想反映出經濟學方法論整體主義的基礎上，擬從公私觀、國家市場觀、思想淵源三個方面展開比較分析。(一)公私觀比較：公共利益高于個體利益《21世紀資本論》明確表示公共利益應當超越私人利益，要將私人財富控制在一定限度內，以支持集體行動和人類的共同命運。對社會民主與人權平等的追求，是皮凱蒂的終極理想。在這種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只要是以集體利益為出發點和目標，控制資本集聚采取的相關措施都是無可非議的。資本稅的倡議正是這一思維邏輯的實踐應用，具體可分兩個層次。首先，在一國范圍內主張國家利益大于個人利益。皮凱蒂強調資本稅的目標是維護社會公平，并非劫富濟貧，更“不是為社會國家融資”。表面上用資本稅收入擴充財政，減輕公債負擔，增強中央銀行充當“最后貸款人”的角色，讓國家提供更多的、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然而，其思想實質是為了延續資本主義制度，以國家利益為最高宗旨。并且，把公債簡單看成社會財富在公私領域間的分配問題，也即個人財富歸屬于私人資本范疇，而私人領域是受管控對象，不能超越公共領域。另外，對于那些不能有效發揮資本再生產作用的人，還提出資本稅是強迫他們變賣資產的有效手段，也是個人價值貢獻的衡量指標。這不啻于表明個人行為只是國家預設集體行動的組成部分，個人選擇的權利明顯受到國家限制，個人自由的優先級次于公共利益，重點在于個人應對社會做出更多貢獻。其次，在全球范圍內國家利益服從于“世界”這個更大的集體組織。皮凱蒂指出，應對當前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資本稅是理想工具。這意味著在全球范圍內采取統一分配財富的整體行動，至少是在歐盟區域使用這種整齊劃一的方式。此刻的公共利益是防止資本逃逸，為實現這一共同目標，各個國家各自的權益可以不加考慮，國家間的差異服從全球整體利益這一道德準則。概而言之，皮凱蒂理論關于個體與整體關系的思想是：個人從屬于國家，國家從屬于“世界”，整體利益總是高于個體利益的，個體獨特性受到嚴格約束或抑制。而資本稅注重的正是公共政治和經濟利益，個體利益處于次要位置。古代中國思想家也主張為了國家利益，上至統治者，下至普通人，私人利益必須先放一邊。《管子·五輔》要求人君“中正而無私”，臣民“忠信而不黨”，均“竭能盡力而不尚得”。董仲舒“大一統”思想強調“天下之人同心歸之”。瑏瑠晁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瑏瑡王安石則以注釋典籍《老子》的方式，表明個人天下為公的道德素養追求。李覯宣稱“循公而滅私”是孩童都明白的道理。在崇公抑私思維方式的引導下，歷朝歷代的改革思想，從《管子》國家經營工商業、西漢桑弘羊鹽鐵官營，到北宋王安石變法，以及限田、占田等各種土地制度，終極目標在于國家財政稅收和社會穩定，都是維護宗法共同體。不同之處在于實施手段，儒家以“禮義”和宗法倫理為工具，法家則運用刑罰及行政手段。承上所述，皮凱蒂抑制資本思想與古代中國抑兼并思想家的思維方式非常接近，都表現出崇公抑私的思想特征。兩種思想都認為，首先，政府職能的良好運作需要財政收入強有力的支持;其次，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要求社會民眾貧富差距保持在適當的范圍。因此，他們的政策主張都以維護社會公平及政局穩定為出發點，以實現社會良性發展為目的，最終目標是維續統治階層的政治利益。他們的思想本質始終堅持公共利益是至高無上的原則，個體利益居于從屬地位，常處于被抑制狀態。唯一區別在于，皮凱蒂“集體”的概念不局限于“國家”，還延伸到“世界”這個更大的地域范圍，集體行動可以依靠各國的協作實現，古代中國思想家的“集體”僅限于“國家”。(二)國家市場觀比較：國家干預的目的是維護社會公平在公共利益超越個體利益的價值訴求下，《21世紀資本論》認為只有國家干預才能夠高效平衡社會公平與效率，不僅因為國家具備這樣的能力，而且國家有義務對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負責。首先，高額累進稅在歷史上的成功實施有力支撐了皮凱蒂國家能力學說。如兩次大戰后，稅收收入均為英、美、法、德四國迅速解決了因戰爭而產生的公債高筑問題，同時有效削減了私人財富并且實現了社會平等。在此前提下，皮凱蒂偏好國家職能過度擴張。主張“以普遍利益的名義重新控制資本主義”，實質就是國家集中控制社會財富，個人聽令于國家統一指揮，喪失選擇的自由，社會財富在集體籌劃安排下完成分配。強調“沒有稅收，社會就沒有共同命運，集體行動也就無從談起”。這些都表明國家在追求“公共利益”的過程中，以實現社會公平為判斷標準，從分配環節干預，短期內實現了分配公平。然而，這種整齊性、單一性糾偏行動往往忽視個體權益，進而導致個體經濟激勵缺失，生產創富活力漸衰，民眾生活水平得不到長期保障，所謂分配公平也就淪為空談。其次，《21世紀資本論》提出社會循環假說，希望統一規制社會成員的行為，使其極大程度上受到財政體系的約束，個人經濟與生活水平深受國家政策影響。以全球累進資本稅為例，通過國家財政政策直接削減頂層人群的資本，強迫民眾無條件服從資本稅的指令和要求，是國家對其成員的強權控制行為，個人經濟行為極大程度上受制于資本稅。作為投資者，個人投資的動機、時機以及投資規模都會受到資本稅政策的干擾，這極有可能減少社會投資活動和扭曲跨期消費，妨礙經濟發展;對于財富持有人而言，資產配置方式也將受到資本稅的約束而有所調整，但社會閑置資金實則很難按照制度預想在經濟活動中有效運作。因此，資本稅是一種固化的、整體性的財稅制度設計，社會成員創造財富、持有財富的個人選擇都將因此受到嚴格約束和深刻影響。這種集體行動從表象上看似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實則對經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有損民眾的經濟利益，并非真正符合公平、民主的意涵。承上所述，《21世紀資本論》過分強調國家能力，關注分配公平的價值判斷，漠視了生產創富需要個體鼓勵，其社會循環假說與資本稅提議實質上是重國家干預輕市場秩序的表現。然而，在國家職能過度擴張的過程中，社會成員的個人權益受到侵害。古代中國以農為本，土地對于社會生活、經濟發展與國家統治非常重要，故主流思想家把土地管控、保障生產與社會穩定看作是國家重要職能。然而，土地自由流轉后引起土地兼并，造成農民生活困窘離亂，社會秩序遭到破壞，與社會價值觀念不符，必定需要國家干預改善。國家抑兼并思想具體表現在國家通過賦稅、借貸、土地制度以及直接參與經營活動等方式防止貧富不齊和為國理財。史實記載顯示政策實施結果給社會成員生活造成了惡劣影響。古代中國統治集團將資本與國家權力結合時，政治權力的強制性使其在經濟活動中的優先級別高于個人，杜絕了個人行為自由，將之劃歸于國家全權控制生產資源、調節價格體系等集體行動中，嚴重影響了經濟活動的固有秩序。綜上可見，皮凱蒂理論與古代中國抑兼并思想都表現出明顯的國家干預特色。差別在于政府涉足的方式和渠道不同，前者國家干預的方式是通過財政體系控制資本分配，而后者不局限于土地資源的分配，還拓展到工商業等生產領域。(三)思想淵源比較：整體主義特色古代中國抑兼并思想的尚“公”抑“私”思維特色，與成為中國封建王朝正統的“大同理想”不無關系。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漢時期，“大同理想”從之前的多樣性轉變為單一性，這種固化的單一性、整體性思維方式在整個抑兼并思想的產生與發展中得到延續。《21世紀資本論》方法論特色與法國傳統文化思潮也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這種影響可從書中導言提及的《人權宣言》探明究竟。該書開篇即引用《人權宣言》，強調人權的重要性，這里的人權基礎其實可被解讀為一種理想———“為所有公民構建單一的、沒有差異的文化”——基于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建立“完全統一”國家的治國理念。這種同質化理想貫穿于整個19世紀，其思想遠祖可追溯到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作為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盧梭主張“公”高于“私”，個人權利服從集體權力。談及社會不平等問題時，盧梭明確指出社會契約應保證公共利益高于個人利益;追求個人自由與平等的同時，依然強調主權高于人權，認為主權者具有統一性，是公共的“大我”，公共利害大于個人利害的總和，公共福祉也是個人幸福的源泉。同時，社會成員受限于主權者的決定，反之，主權者不受任何形式的約束。這些都顯示出盧梭對國家主權的崇信，傾向公共利益凌駕于個人利益之上，公共“大我”優先于個人“小我”的觀念。在這種崇尚理性并對個人約束的情形下尋求平等，其實是在“集體”的大前提下談平等，恰如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riCléreldeTocqueville)口中18世紀和法國大革命生成的“第二股巨流”———歐洲大陸盛行的一種個人主義思潮，也是哈耶克(FriedrichAugustvonHayek)所批判的偽個人主義——擅長以形式契約的方式將個人特定意志與其他人的意志統合于一個社會中，并且相信社會只有在個人理性設計和控制下才能求得發展，這種典型工程師態度的思想流派有著演變為集體主義的趨向。此外，盧梭曾經號召的財產累進稅與皮凱蒂提出的全球累進資本稅如出一轍，都期望通過國家財稅政策統一削減過富群體的個人財產，以實現社會財富平衡。而累進稅制正是一種不考慮個體差異的整齊劃一式財稅政策，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