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zl.當前文學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躍進教授講座10月23日晚，由市社科聯主辦，三峽學院社科聯承辦的“三峽大講壇﹒人文社科知識講座〞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文學遺產?副主編、中國古典文獻學領域著名專家躍進在三峽學院學術報告廳就當前文學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作了近2個小時的講座，有近400名師生聆聽了本場講座。躍進教授認為當前文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文學研究注重文學的時空研究；二是文學研究開場關注不同階層；三是文學研究注重作家的生存環境和物質環境；四是文學研究向傳統文獻學回歸；五是文學研究注重對經典著作的研究。當前，文學研究的導向出現了一些重大變化。教授指出，文學研究不再僅僅關注文學本身，而是開場關注與文學相關的所有問題。例如文學時空觀的形成、不同階層的文學創作、作家的生存環境、作品產生的物質環境等。當前文學研究越來越重視向傳統文獻學回歸，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也逐漸意識到，研究中國文化必須從研究原始文獻開場。文學研究需要有正確的方法。面對當前文學研究先分清文史哲研究方向，再補根底，讀經典的現狀，教授提出了四步走的研究方法。首先學好音韻學、文字學、目錄學、出版學等語言根底課程，其次掌握歷史學、地理學的根底課程，然后熟讀?詩?、?書?、?禮?、?老子?、?莊子?、?論語?等經典著作，最后才開場分門別類地進展文學、史學、哲學的研究。教授還指出，當前文學研究應該同時重視主流文學和非主流文學。文學研究中既要有“陽春白雪〞的精英文學，也要有“下里巴人〞的群眾文學，決不可偏其一端；當前的文學研究太過西化。許多學者照搬西方的文學理論，學術成果機械、生硬、偏激、脫離實際。文學研究應該回到中國化的道路上，這樣才能真正促進學術繁榮，效勞現實生活。文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會更取得更大進展。隨著科技的進步，國際文學交流的頻繁和經濟建立的快速推進。存儲量大，信息檢索方便的電子文獻，角度新穎，研究方法獨特的國外文獻，深埋地下，歷史價值巨大的出土文獻猛然劇增。這給當今的文學研究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有利條件，這些條件是前人所不敢想象的。教授認為，只要切實用足、用好這些優勢，在前人研究的根底上進展再深入，文學研究的深度、廣度都會取得突破性進展。“站在巨人的肩上，總會看得更遠，時代開展日新月異，文學研究也必將會推出新，繼往開來。〞整場講座幽默不失嚴謹，通俗不乏深度。教授旁征博引、深入淺出、儒雅博學。嚴肅、高深的學術問題第一次在學生心里變得輕松、生動。講座中表達出的深刻的人生智慧和哲理以及他務實嚴謹、燦爛高遠的科學精神等都給參加的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假設干熱點問題熱點之一：時值新世紀初葉，學術界對于剛剛過去的百年歷程充滿好奇，渴望探索。無論是對文學創作經歷的總結，還是對文學研究業績的梳理，都成為一時的研究熱點。對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開展歷程的回憶與總結，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開場。大學1994年出版的?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研究論著提要?草創于八十年代后期。該書收錄了1900年至1992年間1200多部研究論著，根本反映了這九十多年間中國文學研究的根本面貌。九十年代，由杜書瀛、錢競主編的?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文藝2001年版〕以煌煌四部的篇幅，試圖展現"文藝學的研究活動及其研究成果的歷史，或者說具體點是文藝理論、文藝批評和文學史學的研究活動和研究成果的歷史"〔杜書瀛總序〕。進入新世紀，這種學術史類的著述更是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或作家研究史、或專書研究史，或分體文學研究史、或斷代文學研究史、或學科研究史，或重要學者研究等。至于相關論文更是不勝枚舉。在這類著作中，?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經歷?〔匡漢主編，出版中心2006年版〕、?中國文學史學史?〔董乃斌、伯海、揚忠主編，教育2005年版〕及?中國古代文學通論?〔傅璇琮、寅主編，人民2005年版〕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經歷?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歷史性變化開展以及經歷教訓等作整體疏理思考、分析研究。?中國文學史學史?分三卷十編，從中國古代詩文評、目錄書、文苑傳、文學選本、筆記、評點、雜論等資料中鉤稽出具有文學史意味的材料。在此根底上，又按照時間線索和文體原那么，將百年來文學史的寫作分為通史和斷代兩種類型予以觀照，并就韻文類諸史，散文史、小說史、戲曲史、民間文學史、俗文學史和民族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區域文學史及其他專史等不同類別的文學史，條分縷析，論述其形成、開展及繁榮狀況。?中國古代文學通論?也具有文學史和學術史相結合的意義，涉及文學與社會政治、哲學思潮、、經學、史學、語言文字、學術文化、文人境遇、門閥世族、都市生活、民族關系、民族文化、藝術、審美文化、文學傳統、地域文化、交通、科舉制度、幕府制度、出版藏書、女性創作等二十多方面的專題。熱點之二：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經歷教訓，昭示著這樣一個根本領實：推動學術質變的關鍵因素是觀念的更新。新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向何處開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中國化成為當前關注的核心問題。從學術史的回憶中可以發現，百年文學經歷了三次重要的變化：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前半期，以進化論思潮為核心的西方文明強烈地沖擊著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中國文學研究走向了現代化的過程；二十世紀中期以后占據主流地位的馬克思主義思潮，又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世紀之交，中國文學研究汲取百年精華，從外來文明與傳統文明的交融中悄然開場了第三次意義深遠的歷史轉型。它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中國文學研究如何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開展道路，也就是如何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走向文學研究中國化的建立進程。1859年，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出版標志著現代生物進化理論的形成，并引發了近代最重要的一次科學革命。三十多年后的十九世紀末葉，嚴復將其重要思想引進中國。他在?天演論?的譯著中將進化論核心思想概括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八字，進而將大自然中不同物種之間弱肉強食的競爭法那么引進到社會生活領域，強烈地震撼了以儒家中庸思想為核心的傳統倫理準那么。以梁啟超、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二十世紀初葉的文化先驅者在"科學"與""精神的影響下，逐漸走出傳統，積極迎合現代西方文明，創新求變的意識日益強烈。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后，隨著馬列主義占據中國思想界主導地位之后，中國學術界又一次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馬列主義思想方法的核心容就是唯物史觀，注重聯系時代背景和社會生活，捕獲最能表達一定歷史時期的文學特征，從中探尋文學開展的過程和演變的規律。任何一種思想方法，哪怕是很有價值的思想方法，一旦固化，甚至獨尊，就會制約思想，走向反面。在中國文學研究界，庸俗社會學曾一度泛濫，有些研究與中國文學的實際相去甚遠，留下許多教訓。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文學研究界已經不再滿足于過去單一僵化的研究模式，開場探討自己的學術道路。后來的文學史觀和文學史宏觀研究大討論，正是這種時代思潮的必然結果。它反映了學術界的后來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強烈呼聲。從思想方法上說，一方面對于過去僵化的研究方式表示不滿，希望借用某種更加先進的思想來解決中國文學的研究方法問題。另一方面，這種選擇又在重復著過去的路徑，只不過變幻了假設干名詞而已。但不管怎樣，這種探索依然是有的意義的，至少，它在客觀上促使人們對于以往的學術研究觀念、研究課題、研究方法等作進一步的反思。新的世紀，學術轉型已經蓄勢待發。最明顯的三點變化表現在，第一，我們已經不滿足于對淺層次藝術感的簡單追求，而更加注重厚實的歷史感；第二，我們也已經不滿足于對某些現成理論的盲目套用，而更加注重文獻的積累。第三，努力尋求中國文學理論體系及中國文學研究格局的構建方法和途徑。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學者們普遍認為，盡早實現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中國化，從而有效地指導中國文學研究實踐，是新世紀文學研究中國化的歷史選擇。實現這個理想的目標，確實還面臨著很多困惑與挑戰，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二十世紀的業績之一就是試圖建立中國自己的比擬系統的文學理論。早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更好主導當時風起云涌的學術論爭活動，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同志曾提出在第二、第三個五年方案的十年文學研究所要完成七項任務，包括：研究我國當前文藝運動中的問題，經常發表評論，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資料。?文藝理論譯叢?、?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現代文藝理論譯叢?等三套叢書就是當時的重要成果，介紹了諸多重要的古典、現代外國文藝理論特別是美學方面的文章，為新中國文藝理論界提供了豐富而難得的參考資源，成為公認的不可缺少的資料庫〔三套叢書現已匯總編入?文學研究所學術匯刊?，知識產權2006年版〕。當前，如何規中國文學理論的嚴密邏輯體系，如何解決其中的文化性問題、學科性問題和現實性問題，依然任重而道遠。首先，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中國文學的偉大傳統，激活其中富有生命力的理論命題，使之轉化為現代中國文學理論的重要疇。其次，還要繼續像二十世紀初葉的先驅者那樣"睜開眼看世界"，要站在世界的舞臺上尋找自己的位置。2006年10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承辦，在香山飯店舉行了"馬克思主義美學與當代中國和諧社會建立"學術研討會，與會者普遍認為，和諧社會是十六大提出的重要戰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和諧社會就是美的社會，這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現實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是中國文學研究界理論意識的再一次強化和飛躍，是新世紀最值得關注的重要變化。熱點之三：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的進程中，學科意識的強化與學科確實立無疑是最重要的業績之一，實現了與國際學術界同步接軌的最初目標。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反思的問題。因此，新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固有學科的清理整合。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文學研究的總體框架及其二級學科確實立，應當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業績之一。在回憶學科建立的過程中，學術界圍繞著學科建立的根本問題曾進展過深入的探討，包括學科劃分的合理性問題，學科意識的淡化與強化問題，學科的邊界與拓展問題，等等。而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最初的機緣卻是從反思學科的危機開場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關于學科合理性問題開場凸現出來，并呈加速開展態勢。學科危機意識越來越強烈，在網絡上，甚至出現了所謂文學幾種死法這類危言聳聽的言論。這種狀況顯然不僅僅限于中國文學研究界，似乎成為全球性的問題。理論研究的極度困惑，專業隊伍的急劇分化，致使"文學研究者變成了業余的社會政治家、半吊子社會學家、不勝任的人類學家、平庸的哲學家以及武斷的文化史家"〔美國著名學者哈羅德·布魯姆著?西方正典?，江寧康譯，譯林2004年版〕。這種現象確實值得我們深思。在全球化語境中，中國文學理論學科建立首先面臨著空前的挑戰。消費時代所帶來的文學生存環境的改變，互聯網的高速開展，文學形態的巨大變化，給文學理論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難題。面對著如此紛繁復雜的變化，文學理論界似乎沒有做好足夠的思想準備。一時間，竟然出現了所謂文學理論即將或者干脆死亡的論調。"文學理論有明天嗎？"正是持著這樣一種復雜的心態，"許多原本職業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學者，開場關注政治、社會、歷史和哲學的話題"，正如2004年2月11日?中華讀書報?所刊一組文章所分析的那樣，文學理論學科從90年代起出現一個"反向"運動，好似"集體大逃亡。與此相關聯，面臨學科危機的文學理論界所關注的另外一個話題就是"文化轉向"問題和文學理論的重構問題。現有的文藝學研究似乎已經難以令人滿意地解釋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文藝活動新狀況，特別是消費主義時代群眾的日常生活與藝術生活，而新興的知識生產領域如文化研究、傳媒研究等卻可以很好地承當其這種闡釋任務。很自然地，對于當前種種文化現象的闡釋就逐漸從傳統文藝學轉向新型學科。結果，曾經是作為文學界指揮棒的文學理論逐漸失去其權威作用。與此有重要關聯的學科是民間文學和比擬文學，也面臨著學科定位和劃定邊界的諸多問題。民間文學的研究圍如何劃定？比擬文學的研究對象該是什么？似乎已經約定俗成，其實這種理性的辨析才剛剛開場。在文學史研究方面，以往的學科劃分，也受到空前質疑。古代文學學科雖然歷史悠久，但在其部也面臨著重新組合與劃分的問題。人們已經不滿足于簡單地以朝代劃分的傳統分期方法，而是希望從文學開展的在脈絡重新解讀文學史現象。按照約定俗成的看法，現代文學真正起始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194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研究那么由當代文學科學學科所承當。這樣，在古典和當代的夾擊中，現代文學研究的時間圍不過三十年，顯然受到制約。1985年黃子平、平原、錢理群就在?文學評論?第5期上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試圖打破現當代的界限，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文學自身發生開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在學術界，這種觀點曾產生了影響。面對現代文學的拓展，當代文學也在反思自己的學科地位問題。當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最大不同，就是不斷延伸的下限和強烈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特征。當然，在論爭中，兩門學科也有融合的一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2期就專門推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現代室組織的"20世紀40至70年代文學研究：問題與方法"筆談，將這一轉型時期的文學現象，包括"五四"新文學的走向、變異與國文學的發生、開展等問題，作了宏觀的考察。現、當代文學學科建立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即、文學和海外華文文學也納入研究者視野。文學研究所也不失時機地恢復了臺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并設立了院重大課題："文學史料編纂與研究"。這些都是學科建立方面的重要事件。從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到中國文學學科建立的幾個根本特點，第一，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中期，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的轉變，其重要的標志就是學科的重新布局，中國文學研究脫離了經史之學的束縛，而步入現代國際學術的軌道。第二，二十世紀后半葉，剛剛規劃完成的學科分布又受到強烈質疑，學者們在學科的固守與拓展之間常常面臨著困惑，面臨著挑戰。第三，現代科學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專業化色彩越發強烈，可是在中國文學研究實踐中又呈現著多學科相互融匯的傾向。熱點之四：在清理整合學科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對于過去專業劃分過細的弊端有所反思，強調綜合研究的重要，另一方面又有一種回歸傳統、回歸文學經典、強化個案研究的傾向。而最終的目標，是盡早步入文學研究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注重文學歷史的整體性，注重研究成果的歷史感，又不僅僅限于各個學科之間的融通，還表達在對文學史開展的時空把握，注意文學所反映的不同階層生活等方面，特別是文化研究方興未艾，尤其引人矚目。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必然對知識的綜合性有更高的要求。回歸原典，文學文獻學由此而得到復。一、文學史研究的時空視角恩格斯?反杜林論?說："一切存在的根本形式是時間和空間，時間以外的存在和空間以外的存在同樣是非常荒謬的事情。"正是這樣一種新的理念所推動，文學編年研究、文學地理研究成為新世紀的學術熱點。當然，目前所出版的假設干文學編年研究，都是傳統的紙質文本，缺乏立體感。在我看來，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編年研究，應當是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將中國歷朝歷代的作家生平、作品系年、文學流派、文學社團及相關評論等文獻資料和碑石拓片、善本書影、作家手稿及書法繪畫等方面的圖片數據，逐年編排起來，以多媒體的方式全景展現中國文學開展的歷史面貌。文學地理研究不僅僅局限于漢民族不同地區的文學，還應當在民族共同體的視野下，關注華夏多民族的文學發生、開展狀況。因此，這是兩個相關聯而又有區別的視野。二、文學反映的不同階層生活不同階層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學形態。譬如從東漢開場的中國文化思想界，經歷了一場空前的文化變革：儒學的衰微，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入，形成了三種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第一是外來文化〔如佛教〕與中原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第二是傳統文化與新興文化〔如道教〕的沖突與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沖突與融合。正是這三種文化的交融，極改變了東漢的文化風貌。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東漢文化所呈現出來的平民化與世俗化的特點。譬如"鴻都門學"中就有很多"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喜方俗閭里小事"〔?后漢書·蔡邕傳?語〕。這個時期有許多類似的通俗作品，譬如新近出土的?神烏賦?、田章簡牘、朋故事以及蔡邕?短人賦?等。這使我聯想到植的?蝙蝠賦?、?鷂雀賦?、?令禽惡鳥論?，它們也屬于這類"方俗閭里"的創作。如果脫離了植的家世背景，脫離了當時整個社會世俗化的風氣，我們就很難理解植的這些怪異舉止及其相關創作。由此來看，建安文學之所以引起我們的共鳴，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心雕龍?所概括的"風衰俗怨"四字。這"怨"就是"俗"的代名詞，與?詩品?中的"情兼雅怨"四字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實已經點出整個東漢后期到晉時期文風所發生的重大轉變，即由過去的傳統精英文化轉到了下層的市井文化。而晉文學，也就是司馬氏當政以后，實質上是精英文化在反彈，精英文化在試圖搶回話語權。所以文學史應當關注不同的文化階層，以及它們之間復雜的關系。文學史永遠就是那些掌握話語權的人寫的，他所關注的只是他認為值得關注的容。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史永遠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那段歷史。像"五四"運動前后，文壇主流是什么？文學史告訴我們是胡適、獨秀等文化精英們倡導的新文化運動。但是老百姓所關心的似乎還是鴛鴦蝴蝶派的東西，與主流文化始終保持著距離。對于下層文化的這種影響，受動面往往比主流文化還要大，但是后來撰寫文學史的人是不會把這些人寫進去的，就因為在他們看來不入流。但是歷史的經歷告訴我們，這種文化地位在一定條件下可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轉化。在中國文學史上，任何一種文體、學術思潮，大都源于民間。即便是一些外來文化，也往往是通過民間逐漸影響到上層社會。當代文化的變化又何嘗不是如此。隨著社會變革的加劇，社會階層的分化也呈加速態勢。與此相照應，思想界出現了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思潮。九十年代中后期，就有一批反映社會下層生存狀況的所謂"底層寫作"引起了文壇的關注。當然，"底層文學"概念是否恰當，現在還有論爭，但是，關注這一文學現象，并結合中國文學史的實際從理論上加以闡發，確實還有很多探討的空間。三、文化研究的傾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在中國文學界興起的文化研究熱潮，更多地關注的是宏觀的方面。而新的世紀，這種文化研究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即更加注重作家的具體生存環境及其對創作的影響。本來，物質生活對于作家精神生活的決定性影響，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早就論證過的一個根本常識。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有這樣一段名言："正象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開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開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開展階段，便構成為根底，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觀念，就是從這個根底上開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根底來解釋，而不是象過去那樣做得相反。"這個問題大家在過去研究中都是關注的，我們常說經濟根底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一個根本常識，也就是說一切出發點都是由經濟決定的。但是落實到具體作品研究時，我們往往忽略這一點。近幾年，這種狀況得到初步改變。2005年?文學評論?雜志社與財經大學合作舉辦"中國傳統經濟生活與文學研討會"，2006年?文學遺產?再次與該校合作舉辦"文學遺產與古代經濟生活"學術研討會。這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跡象。與文學的關系，也是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昌武先生?漢譯佛典翻譯文學選?〔南開大學2005年版〕大致按照佛傳、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因緣經、法句經等方面選擇了三十四部佛典，輯錄或者節錄，為我們提供了一部全面反映這類佛典概貌的根本選本。允吉主編?佛教文學研究論集?〔復旦大學2004年版〕收錄了三十四篇論文，廣泛地探討了漢譯佛典經、律、論三藏中與文學相關的論題。?中古漢譯佛教敘事文學研究?〔吳海勇著，學苑2004年版〕從佛教文學題材入手，進而提醒佛教文學的民間成分及其特性，闡釋了佛教翻譯對于中國古代文學敘事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影響。此外，?想象力的世界?〔吳光正、紅翠、胡元翎主編，人民2006年版〕收錄了二十世紀有關道教與文學關系的研究論文，益?六朝南方神仙道教與文學?〔古籍2006年版〕那么集中在神仙道教方面，上述兩部著作都有力地推動了道教文學研究的深入。文學與音樂，向來密不可分。從先時代的?詩經?到唐詩、宋詞、元曲等，音樂歌舞始終起著重要主導作用。最近幾年，這個問題重新引起了關注，涌現出一批成果。文學與學術史的密切關系，也是中國文學開展的一種重要現象。譬如漢代的藏書政策與修史制度就對文學產生重要影響。清代四庫館的開啟，與清代學術格局和文壇走向都有哪些關聯，也逐漸引起學者的關注。當然，文化研究在給中國文學研究帶來活力的同時，也不可防止地出現了假設干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對于文學本體的研究容易被無視。四、文學文獻學的復關注文學時間與空間的開展，關注作家物質生存環境的變化，首先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是，以往的教學體系未能提供必要的知識儲藏和理論武器。現在意識到問題的研究，又強調所謂"通才"教育，倡導"國學"復興，希望在幾年、十幾年，通過這種教育體制培養出大師，實際上這無異于畫餅充饑。因為這種教育理念不過是"拼盤教育"而已，并無新意。當然，這個問題比擬復雜，需要大家共同探索，至少應當關注一下傳統的理念。其實在中國，有幾千年的一個傳統，這個傳統不管你怎么漠視它，這個傳統直到今天依然發揮著不可或替的作用，這就是文獻學。研習文獻學的目的，就是應當隨時關注、跟蹤相關學科的進展。在研究過程中，如果涉及某方面的問題，可以知道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隨著時間的推移，現代文學研究對象離我們漸行漸遠。不僅如此，由于現代文學研究受到政治的影響比擬嚴重，很多作家多年退出研究者的視野；即使那些重要的作家，也因為種種原因存在著很多研究禁區或者錯誤的理解。新時期以來，很多資料逐漸解禁，史料問題逐漸凸現出來。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曾出版過"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甲乙丙三編、"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八種、"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研究資料叢書"六十余種、"中國現代文學書刊資料叢書"〔如?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中國現代文學作者筆名錄?等〕，很多學者也從理論上闡述了文學史料學的價值。在這個領域，我們不能不提到樊駿先生的學術奉獻。人民文學2006年推出的?中國現代文學論集?是樊先生的代表著，也是現代文學史料及學科建立的標志性成就。經過數代學者的努力，現代文學文獻的搶救搜集、研究整理，已經成為新世紀文學研究的重要方面。2003年12月，清華大學、大學、大學、中國現代文學館、魯迅博物館等五家單位共同發起"中國現代文學的文獻問題座談會"。2004年10月，大學、?文學評論?編輯部、師學院聯合舉辦的"史料的新發現與文學史的再審視--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問題學術研討會"在和召開，圍繞現代文學的史料文獻問題及其對文學史表達的影響等話題展開討論。當代文學史料的積累與整理還剛剛起步，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聯合全國30多家單位協作編輯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迄今已出版80多種，計2000多萬字。當代文學已經開展了五十多年，遠遠超過現代文學，而史料建立似乎還遠不能適用日益豐富的當代文學開展實際，這個問題已經引起重視。熱點之五：新世紀的研究呈現出轉型跡象，也提出了轉型時期假設干重要的問題，包括最根底的問題，譬如什么是文學？文學的職能是什么？以什么樣的尺度評判文學？以什么樣的方法研究文學？在此根底上，還有一些習以為常的問題也應給予重新審視。譬如，文學研究與現實的關系，文學研究與傳統的關系，文學研究與市場的關系，文學觀念與文學史料的關系，堅守文學與拓展領域的關系，文學研究的普及與提高的關系，等等。這就涉及到文學研究的思想原那么、學術方法和研究態度等方面，事實上也已經成為當前的熱點問題和焦點問題。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是一個復雜而又漫長的過程。過去的一百年，中國文學經歷了與西方文明由最初接觸到最終承受的"西方化"過程。新的世紀應當是中國文學與西方文明從相互融合到建立自身核心體系的"中國化"的時代。這是中國文學研究的又一次重要的轉型，所面臨的問題可能更加復雜、也更加深刻。但是一些根本問題依然值得我們關注。首先，文學與現實的關系，這是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生存的根底。文學扎根于現實的土壤，又通過藝術形象反映、影響現實生活。因此，一部文學作品是否及時正確地反映時代生活，就成為評價其文學價值的重要尺度。古代文學史上的屈原、白、杜甫、軾、雪芹，現代文學史上的魯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人所以獲得后人的廣泛尊重與愛戴，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們的作品真實地、深刻地反映了各自時代的風貌，反映了人民的理想與追求、時代的苦難與抗爭。貼近生活、貼近人民，中國文學家把自己一腔的理想和抱負與國家、人民嚴密地聯系在一起，就使得他們的人格得到升華與凈化，使得他們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現實感，這是一個歷久彌新的傳統。當今文學，隨著全球化和市場化時代的降臨，文壇格局和文壇生產方式都在發生著巨變。一方面，這種變化為新世紀文學的開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歷史語境，也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學的整體風貌，另一方面，文學走向也發生了值得注意的變化：改革之初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隨后的先鋒文學、痞子文學以至個人化寫作或者私人寫作，那么逐漸疏離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