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產兒低出生體重影響因素分析

嬰兒和新生兒的生長發育是兒童生長發育的基礎。新生兒出生體重可反映新生兒成熟程度和營養狀況,并對兒童生長發育的影響延續到學齡前,甚至更長。為了解活產兒低出生體重相關因素,現對86982例活產兒低出生體重相關因素進行分析。1對象和方法1.1個別監測點的監測在全國31省(自治區、直轄市)范圍內。天津市、建甌市和鞏義市作為其中3個監測點,以區縣為單位,覆蓋其所轄街道及鄉鎮。監測對象為居住在監測地區的婦女(包括母親為非本地戶口)所分娩的胎齡滿20周(或體重達500g)的出生兒,包括活產、死胎和死產。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活產兒(不包括死產死胎)。1.2方法采用以人群為基礎的監測方法,收集新生兒的出生情況,包括新生兒體重、胎數、性別、出生時間、存活情況,母親年齡、民族、孕周、戶口。1.3定義低體重兒:出生體重<2500g的活產兒;足月兒:37周≤孕周<42周,早產兒:28周≤孕周<37周,過期兒:孕周≥42周。1.4影響因素的統計分析數據經Epidata3.0錄入,采用SPSS13.0進行統計分析。通過對可能影響活產兒低出生體重的因素進行單因素χ2檢驗;再進行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計算優勢比及95%可信區間,反映因素對低出生體重發生的影響。2結果2.1新生兒性別、年齡分布研究期間共收集3個地區90925份資料,其中2858例體重不詳,1085例死產死胎,以86982例活產兒作為研究對象。86982例活產兒中,男45847例(52.7%),女41052例(47.2%),性別數據缺失83例。活產兒平均出生體重為(3325.67±456.30)g,低出生體重兒2461例,低出生體重發生率為2.8%。母親平均年齡為(27.40±3.85)歲,85723例(98.6%)活產兒的母親是漢族;將受教育程度劃分為3組,小學組(≤6年),中學組(7~12年),大學組(≥13年),其中大學組為21288例(24.5%),中學組為58037例(66.7%);胎數中雙胎及以上共1328例(1.5%)。2.2單因素分析：影響出生體重的因素2.2.1低出生體重1.10男嬰低出生體重1181例(2.58%),女嬰低出生體重1271例(3.10)%,二者低出生體重率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1.37,P<0.01)。2.2.2胎數及出生體重率調查對象中多胎為1328例,低出生體重率為41.6%,單胎為85638例,低出生體重率為2.2%,胎數數據缺失16例。可以認為二者低出生體重率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397.82,P<0.001)。2.2.3新生兒孕周數據早產兒2605例,低出生體重率為41.80%,足月兒82444例,低出生體重率為1.49%,過期兒944例,低出生體重率為2.7%,孕周不滿28周的活產兒為113例,孕周數據缺失876例。三者低出生體重率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5591.06,P<0.001)。2.2.4失旋回采點時長將母親年齡劃分為<35歲和≥35歲兩個年齡組。年齡數據缺失677例。≥35歲組4485例,低出生體重率為4.7%,<35歲組81820例,低出生體重率為2.7%,兩者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2.55,P<0.001)。2.2.5文化程度數據缺失將母親受教育年限劃分為3組,小學組(≤6年),中學組(7~12年),大學組(≥13年)。文化程度數據缺失1215例。小學組6442例,低出生體重率為4.1%,中學組58037例,低出生體重率為2.8%,大學組21288例,低出生體重率為2.6%,三者低出生體重率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2.13,P<0.001)。2.2.6母親民族不同性別學生低出生體重率比較母親民族是少數民族1107例,低出生體重率為2.3%。母親民族是漢族的85723例,低出生體重率為2.8%,二者低出生體重率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32,P>0.05)。民族數據缺失152例。2.2.7農村低保與低出生體重率,在農村低保戶口是城市的活產兒40340例,低出生體重率為2.7%,農村46642例,低出生體重率為3.0%,可以認為二者的低出生體重率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53,P<0.05)。2.2.8新生兒出生時間春季有18495例活產兒出生,其中575例(3.1%)為低出生體重兒;夏季有22460例活產兒出生,其中626例(2.8%)為低出生體重兒;秋季有25092例活產兒出生,其中701例(2.8%)為低出生體重兒;冬季有20935例活產兒出生,其中559例(2.7%)為低出生體重兒;尚不能認為四季的低出生體重率不同(χ2=7.45,P>0.05)。2.3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將性別、孕周、年齡、民族、文化、胎數、戶口、季節8個因素進行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變量量化方法見表1。結果顯示,嬰兒的性別、胎數、孕周及母親的年齡、文化是低出生體重的影響因素。見表2。3新生兒和兒女兒低出生體重的多因素分析新生兒的平均體重與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新生兒體重是新生兒發育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社會穩定和物質豐富的指標,本研究活產兒的出生體重平均為3325.67g,高于中國低出生體重兒抽樣調查3228.2g。新生兒低出生體重是影響嬰兒死亡和兒童發育的一個重要原因,已經成為兒童疾病負擔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2年的報道,低出生體重作為慢性病的一種已經成為全球疾病負擔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對兒童而言,低出生體重也是構成兒童疾病負擔的一個重要的危險因素。世界各國低出生體重兒發生率在2%~33%范圍。如印度高達25%,而美國相對較低為7.6%。我國低出生體重的發生率為5.87%~11.8%。本次調查的86982例活產兒的低出生體重發生率為2.8%,高于2005年齊秀英等研究2000~2002年間天津低出生體重率2.56%,低于沈陽的水平3.6%,桂林的6.37%,本數據的低出生體重率偏低,也有可能是出生缺陷監測數據收集的局限性,導致的這一現象。活產兒的性別在單因素分析中和多元分析中都顯示與低出生體重有關系,女嬰發生低出生體重是男嬰的1.36倍,香港女嬰發生低出生體重是男嬰的1.19倍,這與云南、深圳、廣西等地研究一致。可能與男嬰發育較快有關。本研究表明早產是低出生體重的強影響因素,早產兒和正常兒相比,早產兒發生低出生體重的概率是正常兒的45.125倍,這與國外和國內的結果一致。過期兒與足月兒的低出生體重率尚不能認為有差別。目前對早產的預測方面有所進展,降低早產的關鍵在于預防為主,加強婚前檢查及優生優育知識的宣傳工作。加強健康教育,減少精神壓力,避免過早或是過晚的妊娠,加強營養,避免不良環境因素,減少人工流產。加強產前保健,及早診斷和治療妊娠合并證及并發證,及早診斷及治療產道感染,高危孕婦及早保胎治療。年齡在單因素分析中有統計學意義,這與黃梅等研究的結果一致,而在多因素分析中年齡都沒有統計學意義。研究證明年齡在專業上對胎兒的體重是有影響的,呂艷偉,張東峰等研究也得出高齡是低出生體重的影響因素,有可能是母親年齡與進入回歸方程的性別、孕周、胎數等其他因素都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母親年齡是一個混雜因素。有文獻報道,最佳生育年齡為25~29歲。提倡婦女在最佳年齡段生育,盡可能地減少低出生體重的發生。在文化程度上,小學組和中學組比大學組均更容易發生低出生體重,小學組是大學組的1.406倍,中學組是大學組的1.132倍,與黃梅和張東峰等結果一致。可能文化程度越高的母親,對于孕期保健知識的學習,胎兒體重的控制、產前檢查更加重視。雖然文化程度不容易改變,但是對于在懷孕初期的孕婦普及孕期知識,可以降低因為孕婦文化程度而影響的低出生體重。民族在單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中都沒有統計學意義,提示母親的民族與嬰兒低出生體重無關,也有可能是因為本研究少數民族1107例,占1.3%,比例較小,所以還沒有發現其中的差別。本研究顯示多胎發生低出生體重是單胎的20.405倍,多胎是低出生體重的危險因素。多胎是公認的引起宮內發育遲緩的因素,有資料顯示,多胎妊娠時,宮內發育遲緩的發生率為12%~34%,多胎妊娠需要較大的供血量,很容易引起貧血和營養不良,宮內發育遲緩,多胎妊娠時,孕婦并發證增高,胎兒生長受限,導致早產和低出生體重。預防多胎會進一步降低低出生體重兒的發生率。隨著輔助生育技術和排卵藥物的臨床應用,多胎率逐年增加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生育問題。農村和城市戶口的活產兒低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