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支持網絡與其自尊、交往積極性的關系

1社會支持的視角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移民和工人革命”的興起，中國農村地區形成了新的弱勢群體。“殘余孩子和青少年”。留守兒童或青少年就是指雙親或單親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里的18周歲及以下的兒童或青少年。根據父母外出的數量,留守兒童或青少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雙親外出(父母都外出打工)和單親外出(父母一方出去打工)。由于父母長期不在身邊,留守兒童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是:父母親情的相對缺失。在這種不利處境下,留守兒童青少年的健康發展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在人生的第二個十年,自我和人際能力的發展成為青少年心理發展的重要方面。作為個體自我系統的一部分,自尊是一種個人的價值判斷,表達了個體對自己所持的態度。隨著青少年期自我的解構、建構與鞏固,個體自尊發展面臨著人生中的重要挑戰。由于父母親情的相對缺失,留守青少年的自尊發展可能面臨更大的挑戰。在自我發展的同時,青少年逐漸從早期對父母的依賴,轉向了對外界社會關系(如同學、朋友)的依賴和對親密關系的追求。交往主動性,作為個體人際能力的重要指標,體現了青少年在家庭以外發起社會交往的程度。對于留守青少年,交往主動性有利于他們在父母外出后迅速建立外界的社會關系網絡,以最大限度地彌補父母親情缺失所造成的消極影響。因此,探討促進留守青少年自尊和交往主動性發展的因素,對于幫助他們在不利處境下進行良好的適應具有重要意義。當前,青少年的社會支持狀況與其自尊、交往主動性的關聯已經得到了一些研究的證實。研究發現,父親支持、母親支持、同伴支持或老師支持與青少年的自尊或交往主動性存在顯著正相關。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在兒童青少年發展中的相對重要性也成為近年來研究者關注的焦點。然而,上述這些研究都屬于變量中心(Variablecentered)的研究范式。這種研究有利于我們認識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與個體發展之間的關系。但是,由于其研究結論的得出主要基于樣本平均水平的數據,因此相對忽視了一些重要的個體差異,也不能較好地體現青少年社會支持跨情境的復雜性。近年來,在發展系統論觀點的影響下,一些研究者開始采用個體中心(person-centered)的范式來探討兒童青少年的社會支持與其發展間的關系。個體取向研究關注的主要目標是作為整體的個體所提供的信息。在社會支持研究領域,個體中心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分析: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在某些個體身上是如何組合的,這些組合模式與個體發展間存在什么關聯。變量中心和個體中心的研究雖然在其研究目標、策略和理論假設上存在差異,但是這兩種范式的分析策略可以相互補充,揭示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面。由于父母長期不在身邊,留守兒童青少年所知覺到的在外父母所提供的支持,以及從家庭外的社會關系中所獲得的支持,對于其自尊和交往主動性的發展似乎尤為重要。本研究將試圖同時運用個體中心和變量中心這兩種分析策略,以農村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所被試,對以下問題進行探討:(1)對于不同留守狀況的青少年,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在其自尊和交往主動性發展上的相對重要性如何?(2)在農村青少年中存在那些社會支持網絡?是否與青少年的留守狀況存在關聯?(3)青少年的自尊和交往主動性水平是否因社會支持網絡的不同而不同?2方法2.1兒童年齡的篩選從河南省某一鄉鎮的中小學選取了四年級到初二的共17個班級的400名青少年,年齡分布在11歲到16歲之間,平均年齡為14.09歲。篩選被試的標準如下:(1)父母沒有離異;(2)父母沒有任何一方去世;(3)個體自身沒有殘疾;(4)對問卷進行認真做答。根據兒童父母外出打工的情況,這些被試被分成了三個組:雙親外出(n=90)、單親外出(由于母親外出的較少,本研究只選擇了父親外出的被試)(n=128)和非留守青少年(n=182)。其中,女生162人,男生238人。2.2測量內容和研究工具2.2.1社會支持的來源ls采用鄒泓、趙霞和李文道修訂的社會關系網絡問卷測量了兒童知覺的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狀況。問卷共27個項目,在一個五點量尺上(1“從不”到5“幾乎總是”),讓青少年針對每個項目,對來自母親、父親、同學和老師的社會支持分別進行評定。該問卷曾被多次用于中小學生的社會支持研究中,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鑒于本研究的目的,我們把青少年在各項目上的累積得分作為各來源社會支持的指標。量表總分在27-235分之間,得分越高說明該來源的社會支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各來源社會支持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3-0.96。2.2.2自尊程度量表“完全不符合”標準采用Rosenberg(1965)編制的自尊量表對青少年的自尊進行測量。該量表由10個項目構成,由被試對每個項目進行五級評分(從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總分范圍在10-50分之間,分數越高,自尊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67。2.2.3動性量表測試采用Bachman,Johnston,&O’Malley(1993)發展的青少年交往主動性量表中的人際交往主動性分量表進行測量。該量表包含九個項目,采用五級評分(從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總分范圍在9-45分之間。分數越高,交往主動性越高。該量表曾被用于包含中國青少年在內的各國青少年群體之中,獲得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66。2.3施測及培訓本研究的主試均由具有施測經驗的發展心理學研究生擔任。在施測之前,對所有主試進行培訓。具體施測以班級為單位進行,當場收回問卷。采用SPSS10.0統計軟件包進行數據錄入與分析。3結果3.1青少年留守狀況與社會支持的相關分析結果不同留守狀況青少年的自尊、交往主動性以及社會支持各變量的平均數和標準差見表1。ANOVA分析表明,不同留守狀況的青少年在各變量得分上均不存在顯著差異(ps>0.05),表明青少年的留守狀況與各變量之間均不存在顯著關聯。相關分析發現(見表2),各來源的社會支持之間呈中高度相關;各來源的社會支持與青少年的自尊、交往主動性之間均存在顯著正相關。此外,對年齡與各變量的相關分析發現,雖然年齡與各來源的社會支持之間的相關顯著,但是與青少年的自尊和交往主動性之間的相關均不顯著。因此,本研究不再考察年齡效應。3.2不同社會支持變量的回歸分析變量中心的分析為了探討各來源的社會支持對青少年自尊和交往主動性水平的相對重要性,以來自母親、父親、同學和教師的支持為自變量,分別以青少年的自尊和交往主動性為因變量,運用Stepwise法進行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在總體上,老師支持和父親支持能夠顯著地預測青少年的自尊(β=0.18,p<0.001;β=0.16,p<0.01);老師支持能夠顯著地預測青少年的交往主動性(β=0.31,p<0.001),各回歸模型對兒童自尊和交往主動性變異的解釋率分別為8%和10%。其他社會支持變量的預測作用不顯著。運用同樣的方法分別在雙親外出兒童、單親外出兒童和非留守兒童三類群體中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只有老師支持能夠顯著地預測雙親外出(β=0.37,p<0.001)、單親外出(β=0.34,p<0.001)和非留守青少年(β=0.25,p<0.001)的交往主動性,解釋率分別為14%,12%和6%。對于自尊,雙親外出兒童的母親支持(β=0.25,p<0.05)、單親外出青少年的父親支持(β=0.26,p<0.01)和老師支持(β=0.21,p<0.05)、非留守兒童的老師支持(β=0.22,p<0.01),能夠顯著預測其自尊水平,各回歸模型對自尊變異的解釋率分別為6%,16%和6%。3.3社會支持網絡青少年的自尊和交往主動性的基本狀況分別以樣本總體知覺到的各來源支持的平均分為標準,依次把青少年分為高母親支持-低母親支持、高父親支持-低父親支持、高同學支持-低同學支持或高老師支持-低老師支持的類別。這樣,根據青少年獲得的各來源支持的高低狀況,可以形成18種社會支持網絡,每位青少年都可以歸入其中之一(見表3)。采用結構頻率分析的方法(configuralfrequencyanalyses,CFA),確定了社會支持網絡的典型類別(在one-wayχ2檢驗中,實際人數顯著高出期望值的社會支持網絡)和非典型類別(在one-wayχ2檢驗中,實際人數顯著低于期望值的社會支持網絡)。結果發現,本研究樣本中,66%的青少年處于以下四種典型的社會支持網絡之中:(1)高母親/高父親/高同學/高老師支持;(2)低母親/低父親/低同學/低老師支持;(3)高母親/高父親/低同學/低老師支持;(4)低母親/低父親/高同學/高老師支持。表3中的其他支持網絡則屬于非典型性類別。獨立性χ2檢驗發現,雙親外出、單親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在四種典型社會支持網絡上的人數分布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因此,個體中心的分析不再考慮留守狀況的影響。表4描述了不同支持網絡青少年的自尊和交往主動性得分。ANOVA分析表明,不同社會支持網絡的青少年在自尊(F(3,261)=7.39,p<0.001)和交往主動性(F(3,261)=9.43,p<0.001)上存在顯著差異。事后分析(Tukey)表明,處于高母親/高父親/高同學/高老師支持網絡中的青少年的自尊和交往主動性,顯著高于高母親/高父親/低同學/低老師支持(p<0.01)、低母親/低父親/低同學/低老師支持網絡(p<0.001)中的青少年,但是與低母親/低父親/高老師/高同學支持網絡中青少年的自尊和交往主動性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其他社會支持網絡中青少年的自尊和交往主動性水平也不存在顯著差異(p>0.05)。4教學支持與農村青少年自尊發展基于如何促進農村留守青少年的健康發展這一現實問題,本研究采用變量中心和個體中心的分析策略,探討了青少年社會支持網絡與其自尊和交往主動性的關系,得出了一些不同但相互補充的研究結論。本研究發現,雙親外出、單親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的自尊和交往主動性水平之間不存在顯著差異。社會支持網絡這一近環境變量為此提供了一定解釋:雙親外出、單親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知覺到的母親、父親、老師和同學所給予的支持不存在差異;三類群體在典型的社會支持網絡中的人數分布也不存在顯著差異。然而,各來源社會支持對留守和非留守青少年自尊和交往主動性發展的效用是否相同呢?對于青少年的自尊,本研究變量中心的分析表明,總體上,老師支持和父親支持能夠顯著地預測青少年的自尊。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已有的研究結論。然而,相對于其他來源的支持,母親支持是雙親外出青少年自尊發展的最為重要的預測變量;父親支持和老師支持是單親外出青少年自尊的重要預測變量;老師支持則是非留守青少年自尊的最重要的預測變量。根據Coopersmith的觀點,是否感到自己受到生活中重要人物的喜歡和贊賞,即重要性,是自尊的重要組成方面之一。對于雙親外出青少年,父母長期不在身邊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父母的重要性;中國“嚴父慈母”的傳統使母親的支持行為更容易表現出來。因此,母親支持對于雙親外出青少年的自尊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對于父母都在身邊的非留守青少年,老師可能更有權威性,因為老師是社會行為規范的直接體現者和傳遞者。在當前的中小學中,如果個體感知到了老師對自己的高度支持,這就意味著老師喜歡自己,這進而會提高個體的自尊水平。對于單親外出青少年(在本研究中為父親外出),由于母親在家,親子支持在總體自尊中的地位相比雙親外出青少年有所減弱,但老師支持對于其自尊發展仍具有重要作用;同時,由于在外打工的父親長期不在身邊及其所提供的支持(包括經濟、情感、信息等)凸顯了父親的重要性,從而使單親外出青少年的父親支持也能夠有效地預測其自尊水平。本研究變量中心的分析還發現,在多種支持資源的背景中,老師支持與農村青少年的交往主動性存在特定關聯,并且這種關聯不受個體留守狀況的影響。這種特定關聯的存在可能主要基于以下三種原因:第一,根據社會學習理論,兒童青少年會通過觀察學習,對榜樣的行為進行模仿。在日常生活中,老師很容易成為學生崇拜的對象或榜樣。這樣,教師對學生直接做出的一些支持性的行為(如微笑、談心、幫助等),很容易被青少年所模仿,并用于同伴或其他成人的交往之中。第二,學生所知覺到的教師的高支持可能會提高他們人際交往的自信心或在班級中的威信,這增加了個體與他人交往的主動性。第三,本研究發現,老師支持與同學支持存在高相關,這說明老師的支持可能會提高同學對青少年的支持。這種良好的同伴背景有利于強化青少年的社會交往。此外,個體中心的分析發現,在本研究的農村青少年樣本中存在四種典型的社會支持網絡。其中,分布在高母親/高父親/高同學/高老師支持、低母親/低父親/低同學/低老師支持網絡中的人數較多。同時,個體中心的分析也確定了有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