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的親和力及多元化近年來，中國電視紀錄片的創作呈現出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記錄手段，敘述觀念和表現手法和多樣性。紀實性特點、以真實為屬性的藝術形式，也使得紀錄片在選擇層面、選擇境域有了更廣闊的拓展空間,但吸引人的不僅僅是紀錄片的親和力也包括日益追求的多元化。在內蒙古草原上奔波了數年的電視人，對草原有著深厚的情感,在他們的紀錄片鏡頭里與初來乍到者相比對“草原天然色”有著更深的理解也總保持著一種敬畏。無論是錫林郭勒草原還是呼倫貝爾草原，牧民們早幾十年前就有了自己的定居點，但是在夏季時分，牧人們依然選擇已習慣的游牧生活，兒座蒙古包簇擁在一起，牧羊犬狂吠著追逐著到訪者的汽車，牧人們稱這里為“夏營盤”，醒目的是蒙古包群有了風力發電，氈房里電冰箱、彩電、微波爐一應俱全，放牧人穿著色彩豐富的蒙古族服裝，騎著摩托車驅趕著牛羊，生活方式在不經意間就同幾十年前劃開了一道線：過去與現在。在草原敘事系列片中，電視人的鏡頭沒有著力的渲染這些表象變化，而是把關注點集中在家庭人物與草原之間的復雜情感、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上。在保護草原和發展牧業經濟上牧民們有著更新的規劃。說件有趣兒的事：當幾個探訪草原的陌生人來到蒙古包歇腳時，一邊喝著奶茶一邊與男主人商議要買走一只羊，一番討價還價未果，時光已到正午，男主人竟麻利地宰殺了一只羊來款待這幾位客人。善良好客的傳統美德與現代經濟生活的商品意識形成了強烈的抵觸和反差，讓人啼笑皆非的背后,不免引起長久的思索。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中國紀錄片爭論最大的問題是：如何使中國紀錄片走向世界，這種觀點的核心是求新、求變。敘事結構的完整性、畫面語言和宣傳教化的模式性，均從美學精神的高度加以總結、重估與認同。涌現出大批執著追求人類生命本質、表現民族文化特色的紀錄片，其中洋溢著豐富的人文主義色彩的紀錄片也是最具有親和力的作品。額爾古納河地處祖國的東北邊疆，它是中國與俄羅斯的界河，歷史上山東、河北的淘金漢子來到這里，不少人娶了俄羅斯女子為妻，繁衍了幾代中俄混血兒，他們的生活習俗極富特色，中俄不同民族的飲食、禮儀、節日等文化習俗和諧共存，親兄弟姐妹也是膚色各異、相貌迥然。近年來全國不少電視同行，不斷來到這里用攝像機記錄著額爾古納河流域華俄后裔這樣一個特殊的群體。其中一些優秀的紀錄片沒有刻意追求那些獵奇的鏡頭，而是更細微地反映了這個特殊群體的不安和擔憂：偏僻封閉的山林中，交通閉塞與外界溝通不暢,小小村莊養牛戶運不出的牛奶也只好喂豬，年輕一代教育文化也相當落后，近親通婚所產生的人種退化的惡果也時有發生。自娛自樂祥和平靜的背后，有著那么多的隱憂，山林和大河作為特定的空間，在這里具有一種象征意義，意味深長地渴望著一種新生活的到來。電視紀錄片雖不是純藝術作品，但任何作品只是為了描寫生活而描寫生活,沒有任何發自時代的主導思想的強有力的主觀沖動，如果它不是苦難的哀歌和熱情的贊美，如果它不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那么，這樣的作品就是僵死的東西。一些紀錄片紀錄的可謂全面，剪接的鏡頭也很流暢，但怎么看也不知它要提出和回答什么問題，作品中的人物不論粗獷、奔放也好，沉默、抑郁也罷，其實都于他們常年生活的環境和經歷息息相關，看似流暢的剪接，其實剪掉了生活環境的持續性和人物性格的完整性。從而削弱了富有深刻思想內涵的主題，所謂可視性也就大打折扣了。紀實是記錄真實的手段，而真正體現紀錄片的“真實”是其內容的可信度，創作者不僅以藝術的形式展現紀錄片的真實，也使其內容更易于被人們接受，通常說的喜聞樂見、富有親和力，才是一部紀錄片制作成功的標準。真實，往往是創作者主動追求的一種境界，客觀現實的真實并不代表紀錄片的全部，紀錄片實際上是對生活的一種轉譯。是創作者把他對生活的解讀告訴觀眾。也是創作者和觀眾主觀感受的親密溝通。紀錄片雖然有著極大的隨機性，但絕不是客觀素材的堆積。要把大量的存在粗糙的客觀真實事件轉化成真實的藝術品，就需要用心去觸摸對象，用心去發現美，通過藝術形式去構建美。要給受眾以美的感受，以思想的啟迪。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里，“現代人”的意識也摧捉著紀錄片的審美追求和思維方式,不少人把民族的和現代的有機的結合在一起，不論是氣勢宏